这封信最后转到我手里,因为他们认为,刘阳一向与我来往密切,猜测我俩有所谓的恋爱关系。他们愤愤不平的向我表示了对白晓强的不满,对我的同情。建议我将信毁掉,马上和刘阳公开明确“关系”,以彻底断绝白晓强的非份之想。
我说,我不能这么做,说这句话的时候,我的心割裂一般的痛苦。我仿佛听见血在滴落的声音,虽然我表面上装作若无其事的平静。可他们仍然看出了我的阴郁。他们激动地说,难道你就看着你的女朋友被这个伪君子夺走吗?我立刻声明,刘阳不是我的女朋友。她只是我老师的女儿。他们不相信,开始哄笑我,笑我是“傻冒”。我没有辩白,也没有看信,把信还给了他们,并希望把信还是转给刘阳。我提醒他们说。私拆别人信件是违法的。他们谁也不接信。并且说,白晓强在村里也曾拆过他们的信,进行政冶审查。
我说,既然你们不送,我去送。他们再一次嘲笑我,说我是一个彻彻底底的“书呆子”,一个无可挽救地“浑蛋”。他们扔下我,扔下这封信,嘻嘻哈哈地走了。
我从炕头慢慢拾起这封信,就像拿起一枚随时可能爆炸的地雷,我手颤抖着想抽出信,可刚抽出一半,我又烫手似的塞了进去。我不想看,我知道,我也许会经受不住。我从锅里舀出一碗米汤,轻轻将信封封住。知青们平日出于好奇或无聊,经常互拆信件取乐,所以他们很会拆信,将信口一封,便天衣无缝地看不出拆信的痕迹。
吃过午饭,我去了刘阳所在的村子,这一路,是我走过最漫长的一段路。三里路,我足足走了三个小时。有几次,我从怀里抽出信,想按照知青们的话,将它毁掉,可我最终还是小心翼冀地把它塞进了怀里。
我怀揣着这灼烫的使我的心剧痛的信,一步一晃着来到刘阳居住的村上。刘阳正巧在家。我把信递给她,便要出门。刘阳拦住了我,面带愠色地说,你跑了这么远,难道连一碗水也不喝么。我只好坐下。她给我倒了一碗水,还加了糖,放在我身边,这才拿起信。我紧张地注视着她的表情,我发观她的脸色骤热变白,她把信扔给我,说,我不要。我的心情莫名其妙的一阵轻松。我努力地笑了一下说,既然是写给你的,你为什么不看呢。她赌气地把信拿起,“嘶拉”一声将信封扯开,抽出信来递给我说,要看你看。我推开了,说,我已经知道信的内容了。她大惊失色,疑惑而有些责备地看着我。我马上将中午的事情告诉了她。
刘阳顿时眼里盈满了泪水。她一边抹着泪一边哽咽着说,我怎么出去见人呢?要是我爸知道了,他一定会骂我的。他不允许我在插队期间谈恋爱的。我说,你并没有谈恋爱呀。她幽幽地扫了我一眼说,谁能相信你真没谈呢,我爸一直希望我好好干,早一点回矿上呢。我说,白晓强也许有办法帮你回去。她摇了摇头。
我们默默地坐着,谁也不知道往下说些什么了。我把水喝完,站起来说,我回去了。刘阳突然神经质的跳了起来,说,我还有话要和你说呢。我惊疑地望着她。她却低下了头,好久才颤抖着声音说,明晚你能来一趟吗?我的心猛地跳了起来,说,你有什么事?她抬头哀怜地看了我一眼,半天才迟迟地说,我今天碰见了公社的杨主任了,他说他明天晚上让我等着他,他有事和我说,我,我挺害怕的,杨主任他……我马上明白了。这个靠造反起家的杨主任是有名的色鬼,全公社的人都知道他欺男罢女的丑闻。
我点点头,说,我一定来。
第二天傍晚,我赶到刘阳所在的院里时,杨主任已先我一步来了。我还没有进门,就听见杨主任那特有的公鸭般的笑声,他的笑声我们都很熟,他经常煞有介事地对我们知青表示关怀,而且十分爱找女知青单独谈话。全公社的女知青都很怕他,但又不敢得罪他,因为他掌握着每一个知青的命运,能不能推荐上大学,推荐返城当工人,全在他的一句活。已经有很多传闻,说他奸污其它知青点的女知青,所以,天生丽质的刘阳显然察觉到他谈话的目的。
我站在门外听了一会,听见杨主任在向刘阳许愿,说刘阳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同别的知青一样,有入党、招工、参军的机会。然后,我就听见刘阳惊慌的尖叫声。我立刻冲了进去,见杨主任已经抓住刘阳的手。刘阳躲闪着,已退到火灶旁。我的推门声并没有使杨主任松开手,他回过头来,恶狠狠地盯住我。我也恶狠狠地盯住他。杨主任到底心虚,随即抽回手来,“嘿嘿嘿”地笑了几声,搪塞说,刘阳同志不舒服哩、我仍然冷冷地注视着他的眼睛,他终于低下了头,又坐回到炕上。
刘阳感激地看着我,我看见她眼角闪动着泪花,杨主任摸出烟,慢慢地抽了几,口气又变得严厉起来,他对我说,你不在村里好好劳动,跑到塬上做什么。我说,我找刘阳有事。杨主任斜着眼看了我一眼,说,那你说吧。我说,我不着急。便也坐到了炕上。杨主任显然想让我走,他又说道,邵合作,我听很多贫下中农反映,你思想十分消极,很落后哩,常常讲一些非常错误的话。不客气的说,你对现实是有点不满。我马上质问说,是那些人说的?他吭哧了半天,才说,有好多同志向我反映过,包括知青同学。白晓强同志在的时候,就向我反映过你的问题。我断然道,那都是对我的诬蔑。杨主任火了,他大声道,我看你就是有问题,我也提高了声音说,我邵合作没问题。杨主任终于克制不住,脸涨得通红,他拍着炕沿厉声说,你竟敢这么和领导说话。你先回去,过两天你到公社来一趟。
我没理他。他又气哼哼地说,你回枣树坪吧,好好反省一下你的近来表现,我说,我还没有和刘阳说事呢。他已经看出我要和他对峙下去了,充满杀气地瞪了我两眼,跳下炕来甩门出去了。
杨主任一走,刘阳就疾步走到我身边,她悲伤而忧虑的看着我说,都是因为我,让你得罪了杨主任。我摇摇头,也就这一霎那,我决定了思索了很久的计划。
刘阳见我很长时间不说话,以为我被杨主任的凶神恶气给吓坏了,立刻哽咽起来,一边擦泪一边自责的说,我不该让你来,是我连累了你。我摇了摇头,安抚她说,不,我应该来,是我来得晚了一点。刘阳哭得更厉害了,她肩膀颤抖着。不停地自责着,巳是泣不成声。我说,以后你要好自为之。刘阳猛地抬起头,怔怔地看着我,继而目光又变得哀怨和无助。我不忍心看着她凄惶的脸色,侧过身去。长叹一口气说,我刚才想了,我今后不能再来了。不是我怕你连累我,而是怕我要连累你。刘阳不明白似地凝视着我,嚅嚅喃喃地说,你,你是要……我低头沉思了一会,说,我们这个社会是不正常的,我不想再这么浑浑噩噩地沉默下去了。你记得鲁讯那句话么,不在沉默中死亡,便在沉默中爆发。如果时代需要我献身,我毫不吝啬自己的这七尺身躯。刘阳惊恐地倒退了一步,她已经理解了我话里的意思。她摇着头,大声地说,不,不,你不要去冒这个险,我不同意。我苦笑一声说,如果我们谁都懦怯地保持沉默,杨主任之流不是还要继续为所欲为吗。刘阳还是摇摇头,恐慌地说,不,你不要这么做,国家会变的。我说,我不能再等下去了,否则,我会神经失常的。我又说,你好自为之吧。说完,我拉开了门,快步冲了出去。
外面已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在前面走着,刘阳在后面追着。刘阳不停地喊着我的名字,我没有停下自己的脚步,直到把刘阳远远地甩在黑暗之中。
我知道刘阳第二天会来找我。我不想让她的眼泪融化我的决心,所以吃过午饭,我就很快离开了家,当我从安平生的坟地出来,站在山顶向远处眺望时,我看见了刘阳踽踽独行的背影。她在返回塬上。那一刻我真想喊她一声,可我知道,一旦我喊出来,我的决心便会像决堤一样顷刻倒塌。我的心在流血。
当天晚上,我便在油灯下写了那篇使我罹狱六年的文章。我一直写到天明,鸡叫时分,我在文章的后面工工整整地写下我的名字:邵合作。我不准备匿名。我准备承受恶运的降临。为了不致被时间改变我的决定,消融我拼死一搏的勇气,一吃早饭,我便跑到公社,将这篇朋题名为《这是一场应该马上结束的革命》的稿件放到邮筒里。邮电所的人认出我是个知青,笑着问我,投稿呢?我说是的,给我挂号吧。走吧。走出邮电所,我的腿不由地发软。我知道,现在后悔还来得及。为了不使自己犹豫,我快步离开公社,我拖着疲惫的双腿回到枣树坪。刚一到家,安平生的妹妹就告诉我,刘阳来找过我。我苦笑一声,对她说,她即使来了,也晚了。安平生的妹妹不理解地望着我,问我什么晚了。我没有回答他。
一躺在充满汁溲和潮湿气味的炕上,我便顿时感到浑身像抽筋似的瘫软。我知道这是一种可耻的怯懦,可我一时却无法抵御像潮水漫过来的惶恐,我本能地想起我的娘,我的爹,想起我生活近二十年的那个家。我想我应该回去一趟,也许,我将永远不可能迈进那个熟悉而亲切的门槛了。我迅速地爬起,开始整理和销毁我的东西。那一箱书,我实在舍不得烧掉,我便一本本清理,然后堆放在炕头,准备留给安平生的妹妹。其余的东西我也全部归放整齐,到最后一天好作交待。然后我就到队部请假,回矿上去。
刚刚看到我家的窑洞,我的眼泪就一下子流了出来,爹娘把我拉扯大,原希望我养老送终,我却可能早走一步,想到这里,我的心就忍不住一阵阵割裂般的痛苦。在家里这三天,我竭力装得很平静。并且平生第一次为娘和爹打了洗脚水。离矿前的那个上午,我笑着对娘说,我不在了,还有跃进,还有建国、四清,她们能伺养你们。娘开始还以为我随便嘱托什么,很快她发现我说活的声调不大对劲,就对我说,合作,你这是啥意思?我一惊,忙说,我在农村插队,难得回来一次。娘这才释然。但我从她狐疑的目光里仍能看出她对我的担忧。
我是怀着决别的心情离开矿上的。在火车拐弯,煤矿就要从我眼里消失的时候,我的眼里溢满了泪水。在我对面坐着一个小姑娘,她悄俏地告诉她的妈妈,这位爷爷哭了。我听见了她的话,我的第一个感觉是,我在她的眼里大概十分苍老,我才二十三岁,已经是一个爷爷。
回到枣树坪,我的心情又变得十分平静。我在等待,平静地等待恶运的脚步,我似乎已听见那脚步在渐渐临近,我甚至期待它早一点跨入这窄狭悲凉的小院。我不准备逃匿,也不准备辨解,我亢奋地等待着与什么较量一番。甚至可以这么说,我已经准备像俄罗斯的十二月党人一样,在法庭上骄傲而激昂地陈述自己的思想。
在一个阴晦的下午,我看到远处的土路上驶过一辆吉甫,我非常平静地扛着锄头,走进了院子,换上准备好的衣服。我系好最后一个纽扣。透过那早己破碎的玻璃,我看见了满脸杀气的杨主任,还有几个穿公安制服,带着手枪的陌生人,他们如临大敌的样子,十分滑稽,我忍不住笑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