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岩石到泥土，我们的祖先经历了第一次物质的大更换。就像以后的从泥土改换成金属，改换成木材，改换成化学材料一样。每一次的物质改换都使人类一方面感觉着对新的材质的兴奋，而另一方面又感觉着对旧的难以割舍的情感。
形状的辨别、利用和创造
在动物界，已经存在着对物质特性与形状的辨认。鸟类的衔草筑巢，不能不说是一种对物质特性的认识和利用。人类也是从这种生物的最低起点上，开始了他对物质特性的辨别和利用。这个起点最重要的关键恐怕就在于上肢的进化了。当最初的人类，摇摇摆摆，费力地用后肢直立起来，他的不再负责行走的“前肢”──手，便准备着拉开“文明”的序幕。人类的手，从动物的蹄、爪演变而来，这一部“手”的演进史，几乎也就是一部人类文明的演进史。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原始人类化石是距今170万年前的“元谋猿人”（云南元谋大那乌发现）。他的时代相似于西方考古学家利基（Louis S. B. Leakey）在1960到1964年于东非坦桑尼亚发现的原始人类化石遗骸。他们共同的特点是：一、直立行走；二、使用粗糙的工具。直立行走是上肢分化演进的重要表征。使用粗糙工具便使这上肢演进的“手”，开始有了更为敏锐的对物质的辨别与利用能力。旧石器时代的“猿人”阶段，他们“大部分的工具都是取自天然物体：大动物的骨头、树枝、破裂或略予切割的大石块等”。 同样属于“猿人”阶段的中国原始人类，目前发现的还有距今五六十万年前的“蓝田猿人”（陕西蓝田陈家窝和公王岭）和距今四五十万年前的“北京猿人”（北京周口店）。在动物界，虽然有对物质的辨认和利用，但是改变物质形状和特性的利用，却几乎没有。中国各时代的“猿人”，留下了各种砍砸器。到了旧石器时代中期，距今十万年左右的“马坝人”（广西曲江马坝狮子山）、“长阳人”（湖北长阳赵家堰）、“丁村人”（山西襄汾丁村）、“桐梓人”（贵州桐梓），已经有了更复杂的石器类型，用石锤直接打击石器，制造需要的工具。在生存竞争中，“人类”辨别和利用物质的欲求越来越强烈。自然工具的利用已经不能满足。他从自然中认识的“尖锐”“锋利”等等形状概念越来越确定，这种概念的累积，和手制物质的熟悉，长期互为因果，交替刺激，终于“创造”了工具。在自然生长万物之外，人类变成了唯一具备“创造能力”的力量。《中庸》第二十二章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如果我们把“至诚”二字解释为一种生存的意志，这种生存的意志的专一和锲而不舍，正是一切生命演进发展的动力，使每一种生命的“潜能”尽量地发挥。生物界演进的极致（尽其性），产生了人类。人类潜能的开发，到了极致，是去发现和发展每一种“物质之性”。把泥土的特性发挥到极致，产生了砖瓦陶瓷；把木材的特性发展到极致，产生了梁栋舟船。这种“尽物之性”，即是“创造”，是“天地之化育”以外，唯一可以与天地动力并列的第三种创造力。原始人类利用摔砸、碰砸，在产生碎裂的石片中选择适用的石器，到用石锤击打石器，修整改变器物的造型，是辨别造型的能力和手的技术一起进步的，而它们的动力则同样来源于“至诚”的生存意志。人类利用泥土制陶，利用金属制作铜器，都不过是最近一万年的事。但是，人类从刚刚开始直立行走，用他的前肢──手──笨拙地去抓拿“东西”的时候，这“东西”——大部分是自然界中的树枝、动物的骨头、角和石块──竟然和人类相处了170万年之久。如果，以人类利用的物质来划分人类的文明史，“石器时代”几乎是不成比例的漫长，而陶土和青铜，比较起来，真是年轻的后起之秀呢！第一个举起石块向侵袭而来的猛兽击出的人类，他已经体会了物质“重量”的利用。第一个抓起碎裂开来的石尖向猛兽戳刺的人，他已经体会了某种“形状”的利用。“尖”“刺”和“动物的死亡”联系在一起，逐渐形成了对“尖”的形状的认识。也许，某一个部族就在漫长的生存竞争中保有偶然从大自然中得来的一个“尖状石”，成为猎获物特别丰富的部族吧！这个“尖”的形状不断重复使用，形状累积成“尖”的观念；那时，人类就不只可以在大自然中“辨认”形状、利用形状，而且，必要的时候，他可以找一个接近“尖”的石头，用自己的手，慢慢打、砸、磨，“复制”出另一个“尖状石”；这时，人类的“创造力”便大大开发了。在艺术史上的第一章，常常要接触到人类学或考古学，而大部分的造型美术也都从旧石器时代的“石斧”“石刀”开始。这些看来粗糙而笨重的工具，躺在尊贵的美术馆、博物馆中，作为人类辨认造型、思考造型、创造造型的最初的纪念。这些简单的“方”“圆”“三角”，的确比以后任何复杂的造型更难产生，因为它花费了百万年的时间才孕育成功。塞尚（Paul Cézanne）以后，那样急切地要找回更原始也更简单的“圆”“方”“三角”，是人类再次去估量石器时代初民所创造的造型意义。这些“圆”“方”“三角”，我们可称之为“造型之因”，此后一部繁复的造型美术都是她衍生出的嫡裔吧。
石器时代的感官经验
在人类漫长的石器时代中，辨别和利用石器，主要开发了人的两种感官，一种是触觉，一种是视觉。基本上，在人类求生存的过程中，五种感官——听觉、味觉、嗅觉、视觉、触觉，是一起活动的。在动物界，嗅觉和听觉，十分灵敏，是被高度开发的两种感官。许多动物，能够依靠听觉与嗅觉，辨认十分遥远的环境四周的变化。我们假设，人类仍然生存在蛮荒之中，没有工具可以依恃，他的感官中，嗅觉与听觉也一定更为敏锐。因为这两种感官所能达到的范围要比其他三种感官大得多。但是，一旦人类的手开始进步以后，手与物质的接触，对物质的重量、质地的检查，在拿起石块来摔砸侵袭的野兽，在用树枝或尖削的石片戳割野兽的同时，他的触觉被高度开发了出来。许多触觉上的经验，经由手的无数试练以后，逐渐累积成一种视觉辨别的能力，人类可以单纯依凭视觉对形状的辨别，来判断某一种形状适合于刺，某一种形状适合于切割，某一种形状适合于砸在人类今天的五种感官中，嗅觉和味觉几乎没有发展成“艺术”。触觉隐藏在艺术创造之中，但是本身也并没有单独发展成可以独立存在的“艺术”。目前，视觉和听觉是艺术发展上最主要的两大感官。我们注意一下，造型和音乐这两种艺术，几乎都是来源于“手”对“物质”的“辨别”。经由手对物质的接触和利用，把这种经验交给了视觉，成为造型艺术；经由手对物质的质地特性的经验，把这种经验 交给了听觉，成为我们今天所谓的音乐。所谓的“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尚书·尧典》），“击石拊石”，便是实用的生产工具在听觉上造成的经验遗留吧！旧石器时代晚期“新人”阶段的中国原始人类，最具代表性的是距今五万年左右的北京周口店发现的“山顶洞人”。山顶洞人的遗物中，除了更精致的石器之外，发现的有角骨器、钻孔石器、圆形石珠、穿孔的兽牙、涂红的石块，在一根鹿角的短棒上有早期文字出现，据推测为甲骨文中的“族”字。对圆形的认识，钻孔的技术，对红色色彩的辨认，更重要的是，对抽象符号的创造，揭开了人类文明新的一页。
泥土与手——物质、技术、观念
从旧石器时代过渡到距今一万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中国人的手，从对岩石的认识转变到了泥土。新石器时代，石器制作的特点是除了旧石器的碰、砸、锤、击之外，懂得了磨光的技术。经过磨制的石器，产生了更准确的造型。而几乎，就在那更细致的辨认过程、更缓慢的制造过程中，在人类的手与视觉共同亲近石器造型的漫长时间中，除了实用的、生存竞争的努力之外，忽然产生了“情感”。一件粗糙的石器，也许经过好几万年，在一代一代的抚摸下，变得细致如玉，发出了莹润的光泽。中国人说“美石为玉”，中国人爱玉，仿佛是对那久远而茫昧的石器时代的记忆，不但是在视觉上看它们的形制，更是用手、用脸颊去亲近这玉石的质地。仿佛那冰冷而无感的石块，经过几百万年人类的亲近，也被赋予了美丽的生命。“美”产生了。“美”是几万年，几十万年，在辛苦而沉重的生存竞争中完成的一个典型。当人类向新的物质过渡时，那种对陪伴了自己几十万年的旧的物质的依恋，便完成了人类最初的“美”的情感。不再发生实际作用的石斧，被供奉起来，作为对人类过去文明的纪念。石斧的作用和造型在第一代供奉人的心中，都能引起共鸣，是实际操作的经验。逐渐地，石斧的作用淡薄了，剩下的便只是单纯的造型，这造型在人们心中产生唤起远古经验的象征意义。于是，石斧变成了玉斧，人们用更美好的质地、用更精细的手工来纪念它。“艺术”与“实用”分开了，玉斧又变成了玉圭，代表了社会上或政治上的地位，“艺术”与“伦理”结合，原始的作用与 美的欣赏一并对人发生影响。然后，伦理的因素也淡薄了，玉圭成为单纯的“美”的欣赏。在视觉和触觉上依然仿佛呼唤着远古的记忆，但是确实的记忆太模糊茫昧了，只留下一团解释不清的情感，那便是我们至今无法说明的所谓“美”吧。从岩石到泥土，我们的祖先经历了第一次物质的大更换。就像以后的从泥土改换成金属，改换成木材，改换成化学材料一样。每一次的物质改换都使人类一方面感觉着对新的材质的兴奋，而另一方面又感觉着对旧的难以割舍的情感。新石器时代最大的特征是农业的产生与陶器的制作，这两样文明都说明着人类对“泥土”这种物质特性的发现。泥土特性的认识经过要比岩石复杂。岩石的认识是直接在它的质地与形状上去辨别，用击打、摩擦的方法，改变它的造型。但是，对泥土的认识，是经过了它渗水溶化的特性、被捏塑的特性，到晒干或烘焙以后形制固定的特性，其中认识的过程需要有更复杂的记忆累积。我们知道，最初的猿人，还是像今天看到的狗和牛马一样，口渴的时候，伏下身去，就近河面来饮水。不知道要经过多少年代手的进步，这个在制作器物中逐渐被开发出来的“手”，才具备了新的能力。当他在砍砸石器、磨制石器中，逐渐使得手更灵活、更敏捷了。终于，他可以不伏下身就河，而是用手捧起水来喝。这时，这合拢的双手形成的一个半圆凹曲的形状，便在他的脑中形成了一个造型的概念。这也许是人类文明中的第一个“碗”吧。映现在波光粼粼、永不停息的大河上，这凝视着自己双手的人，似乎想起了什么。他要努力把这双手形成的形状，和什么相同的东西联系在一起。也许，是那雨天时被他踩过一脚的泥坑，当天气晴了以后，水分逐渐蒸发，形成了一个固定的脚印形状的凹洞，等到再下雨时，那凹洞便聚满了水。他也许联想到更为复杂的经验，我们不知道。我们感兴趣的，是在于这个在河边凝视着自己双手的人，如何把双手合拢可以捧水的这个“观念”和某种“物质”联系在一起。《易·系辞》中所说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便是“观念”与“物质”的并重。当一个造型的观念和某一种物质一旦联系在一起，几乎就是生物界精子与卵子的结合，一个受精卵已经完成，剩下的只是等待它成长而已。如同一个“观念”和“物质”结合了，剩下的只是等待手努力在“技术”上去完成它。 这个把双手合拢盛水的“观念”与泥土这种“物质”联系在一起的人，已经完成了一个“碗”，他剩下的工作只是努力使自己手工的试验实现这个“碗”的出现。这个捏塑、晒干、烘焙的经过，一定也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也许当他第一次用湿润的泥土捏出了这个形状，便兴奋地跑到河边，用它去盛水，不想这“碗”便溃散溶化了。于是，他又必须把这湿润的泥土形成的“碗”与晒干、与烘焙等等泥土变硬固定的认识联系在一起。人类是在这样的一步一步认识的过程中完成了文明的创造。是生存的意志使手进步了，手的进步又促成了许多认识能力的开发和物质特性的了解。手再回过头来，要求物质屈服于“技术”，为这个“观念”服务。是“手”与“物质”、“观念”与“技术”互动的结果产生了我们的造型美术。中国，和其他各个民族一样，从岩石和泥土开始了他们美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