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内新军发动起义，辛亥革命爆发，腐朽的满清政权土崩瓦解。两湖和山西、陕西等省纷纷宣布独立。正在吉林的廖仲恺鉴于吉林反革命势力较为强大，只好只身南下，赶回广东参加如火如荼的革命。
在廖仲恺抵达广东以后不久，鉴于他专攻经济，因此任命他为广东军政府枢密处参议、财政司（部）副、正司长等职，由此开始了廖仲恺一生为革命理财和从事革命活动的生涯。
在广东独立的最初的4个月内，廖仲恺一直做财政司司长李煜堂的助手，为副司长，他全面协助李司长致力于恢复广东财政，使之走向正轨。
对于一个新生的政权而言，财政是至关重要的。而当时的广东革命政权，财政方面的问题尤其困窘，面临着三大问题：一是府库空空如洗；二是财政收入来源匮乏，收入锐减；三是百废待兴，财政支出极为浩大。为解决这种窘困，廖仲恺积极出谋划策，做了大量的实际工作，筹措革命政权所急需的军政费用的款项，来解除财政上困窘的局面。
廖仲恺所采取的措施主要有这三个方面：一是劝募各层民众和海外侨胞捐款助军；二是成立了筹饷局，发行债券借款；三是大量启用和发行纸币，使之流通于市面之上。
由于措施得力，方法对头，保证了军政两方面的款项支出，很快稳定了广东的政局。
1912年5月24日，年仅35岁的廖仲恺出任了财政司长。他克尽职守，廉洁奉公。当时在他手下工作的一些职员在后来的回忆中提到：“供职财政司10余年，所见长官不少，然无一能及廖之精勤廉洁者！”尤其令人信服的是廖仲恺用人唯才，绝无徇私废公的举动，深受时人的敬服。
廖仲恺担任财政司司长不久，在孙中山的支持下，开始推行“地价税契法案”。这是一项极为重要的经济改革措施，这实际上是孙中山所倡导的“平均地权”的单税社会主义纲领的具体的实施方案。
在当时全国独立的各个省中，广东是唯一提出了实施同盟会“平均地权”具体法案的省份。廖仲恺想通过这个抽地价税的法案，在改善广东财政收入的同时，将广东建成全国实施同盟会纲领的模范省。在孙中山和广东都督府的支持下，廖仲恺为争取这个法案的通过与实施，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和坚决的斗争。
1912年6～7月间，廖仲恺几次出席广东临时省议会，解答议员对于“地价税契法案”提出的各种问题。虽然，廖仲恺的工作做得十分地细致认真，但由于省议会中有相当一部分的绅商和旧官僚分子，这个“地价税契法案”触及了这些议员自身利益，因而遭到了许多的非难和阻挠。其中，争论最大的主要是税率和地价以什么为准的问题。到了7月底，“地价税契法案”在省议会勉强通过，但已经被改得面目全非了，尤其是重新核定地价的条款给取消了。由此可以看出这些议员对于“平均地权”实在是缺乏积极性，这无形中为“地价税契法案”的实际推行增添了不少的阻力。
廖仲恺全然不顾这些阻力，大力推行修正过的“地价税契法案”。在推行过程当中，鉴于离城较远的乡镇换契不方便，又制定了“乡村换契简便办法六条”，并从严追究营私舞弊者。
现在看来，廖仲恺所推行的“地价税契法案”其直接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广东政府财政困窘的境况，筹集大量的现款，以解济当时军政开支的燃眉之急；但不可否认其中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为了实现孙中山提出的“平均地权”的伟大的纲领，议定比较合理的征税制度，以求消除社会上的不合理的贫富不均的社会弊病。可以说，在当时的人中，廖仲恺是少数的几个真正极力推行孙中山纲领的人之一，而且是实施“平均地权”纲领的第一人。
比较切实地讲，“地价税契法案”即使真正地实施，也并不能解决贫富不均这个社会弊病；但这个法案若能真正地执行，却可以发展农村的资本主义，消灭封建剥削。这也就是这个法案在广东这个当时最为先进的省份推行，也困难重重的症结所在。广东尚且如此，全国更不用说了。
到了后来，“地价税契法案”的推行困难重重，不久，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上海车站被暗杀，“地价税契法案”也由此失去了一个有力的支持者。而国事的变化更是难如人意，最后，“地价税契法案”的推行被迫中止了。
在廖仲恺担任广东财政司司长的这段期间内，他还以很大的精力整顿财政金融，稳定金融市场，来维护和巩固新生的民主革命政权。
在廖仲恺最初上任的时候，广东财政面临的是严重的财政赤字和金融市场的激烈动荡，1913年度出现了严重的入不敷出的困窘局面。在如此困境下，廖仲恺竭尽全力，终于在短短的1年多的时间内取得了极大的成效。到了8月的时候，省库中已经存有现洋700余万，纸币数百万，这是中华民国成立以来财政当局从未见过，甚至可以说是未敢想过的事情。
在辛亥革命趋于失败的最为困难的逆境中才接手广东财政的廖仲恺，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一露头角，就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绩，令周围的同志们都惊叹不已。
可以说，廖仲恺在广东民主革命政府理财期间，既是廖仲恺职业革命生涯的初始阶段，也是他为新生的革命政权奠定基石做出了巨大贡献的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