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至1920年这两年期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影响到了中国，作为时代的先行者，俄国成功的经验深深吸引了孙中山和廖仲恺。在孙中山要积极宣扬新思想的指示下，廖仲恺竭力辅佐孙中山创办新的理论宣传刊物，诸如《星期评论》、《建设》等，来加强党思想理论的建设；与此同时，廖仲恺更潜心研究探索三民主义并加以积极的宣传。而何香凝为了自己的丈夫有更充裕的时间来研究理论，担负起了操持家务和教育子女的工作。
廖仲恺在深刻反省过去理论指导上的得失的同时，积极协助孙中山扶植援闽粤军以壮大革命势力。
所谓援闽粤军，是当时孙中山手中掌握的唯一的一支武装力量。早在护法斗争中，孙中山深感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凡事都力不从心，尤其是当时广东的桂、滇军阀根本不听从他的指挥。因此，孙中山与当时的广东省长朱庆澜、李耀汉等多次交涉，反复努力，才从朱省长直辖的警卫军中调出20个营，改编而成为援闽粤军，任命陈炯明为总司令、邓铿为参谋长、许崇智为第二支队司令。廖仲恺对于这唯一的一支护法军队，也是孙中山寄于厚望的队伍，予以了特殊的支持，特别是财力方面的支持。在援闽粤军军饷给养不继的时候，总是多方设法筹款来接济他们。孙中山在上海的房子，就因为专门为援闽粤军筹款而抵押过至少两次，都是由廖仲恺经手办理的。
1919年10月，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组成为中国国民党，指派廖仲恺为本党党务、总务和财政三个部中的财政部长。
1920年，在孙中山、廖仲恺的督促之下，陈炯明率领援闽粤军利用直、皖系军阀即将火并而矛盾重重的有利时机，从基地闽南漳州发起讨伐桂系军阀之战，至10月底，返回了广东。廖仲恺接受了孙中山的委派，出任了广东财政厅长。11月底，孙中山返回了广州，重组军政府。1921年5月5日，孙中山正式宣誓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正式组成了中华民国政府。廖仲恺在新政府中被任命为财政次长代理部长之职，挑起了为中华民国政府筹措军政经费、整顿广东金融财政的重担。
面对被桂系军阀大肆搜刮后千疮百孔、濒于崩溃的广东经济，廖仲恺深感自己肩上的担子之重。他锐意整顿各项税收制度，力争扩大省库的收入，以应付和保障中华民国新政府各项军政支出的费用；同时，廖仲恺积极整理扩充广东省银行，统一广东纸币，来维护纸币金融；还发行各种应急的公债和借一些外债，以应付一些特殊的紧急所需。
在廖仲恺的经营下，广东的财政金融有了很大的改观。广州《英文时报》的记者曾这样评价廖仲恺的工作：“广东财政厅长廖仲恺君，本精治计学，又以公正洁白之诚整理粤局，故虽在创巨痛深之后，而广东财政前途仍大可乐观。”正是廖仲恺的积极而富有成效的工作，为广东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可能，为孙中山再次进行护法奠定了比较雄厚的物质基础。
孙中山领导的广东革命政府再次举起了护法的旗帜，6月27日，正式发布了讨伐桂系陆荣廷的命令，粤军西进讨贼。廖仲恺积极为粤军筹措军饷，同时出任“两广兵灾救济会”副会长，募集捐款，用于战争中的救难与抚恤伤员。而何香凝则积极投身到支前慰劳等工作，积极协助宋庆龄组织了“女界出征军人慰劳会”，并出任总干事，积极组织劝捐、演剧与卖物等活动，并去前线慰劳出征的军人。何香凝在日本学习期间专攻绘画，而这期间她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抽暇作了一些画送到“卖物部”，为前线筹款。
粤军将士在广东全体人民的大力支持下，一鼓作气攻下了广西首府南宁及其它城市，消灭了桂系军阀，将广西全境划入了中华民国政府的势力范围之中，统一了两广。在此基础上，孙中山又积极部署发起北伐。廖仲恺积极支持北伐的决策，尽全力去筹措粮款，以求北伐尽早成行。但当时身居要职的陈炯明虽然一身四职，即中华民国军政部长、内务部长、粤军总司令及广东省长，却反对孙中山的北伐计划。
1922年2月3日，孙中山下达了北伐令，命各部军向湘、赣进发，但坐镇广州的陈炯明抗命不遵，按兵不动，且拒绝接济北伐军的粮饷，致使北伐军被迫班师回粤，准备改道由江西北伐。陈炯明得知北伐军主力即将回师的消息之后，以为其矛头是针对自己，准备集结部队对抗。在孙中山与陈炯明的矛盾激化，关系濒于破裂的危急情况下，廖仲恺在双方之间往来斡旋，以图稳定大局。一方面请求孙中山慎重处理陈炯明的问题，以免激得他狗急跳墙，酿成意外的事变；另一方面，廖仲恺又积极敦促陈炯明面见孙中山商量一切。但心怀鬼胎的陈炯明不敢到梧州去见孙中山，反而向孙中山请求辞职，以探虚实；但孙中山径直批准了他的辞呈。虽然，廖仲恺在其中极力回旋，想使孙中山收回成命，以免激变陈炯明，但孙中山拒绝收回成命，只是要陈炯明到梧州来面商。陈炯明得知此讯后，愤然离开广州，潜回惠州老巢。
孙中山回到了广州之后，继续争取让陈炯明留任陆军部长，同时积极部署北伐各项事宜。5月4日，孙中山以大元帅的名义发布了北伐令。廖仲恺在新省长伍廷芳的支持下，旬日之间就筹集了北伐军费国币300万元，使各军都能及时地集结在韶关待命，孙中山亲赴韶关督师。廖仲恺除了积极筹募粮款外，还积极与陈炯明联系，期望他迷途知返。而陈炯明却狡滑地利用了廖仲恺这种挽救革命同志的努力，煞有介事地声称愿意留任陆军部长，而且还要派所属的熊略部准时赴韶关参加北伐。廖仲恺对此深信不疑。
5月8日，熊略部到达了广州，同时陈炯明的其他所属的部队也到达了广州，无形中形成了对广州的占据。在陈炯明的唆使下，其部属叶举部公然向孙中山提出恢复陈炯明一切职务，罢免胡汉民所兼各职等无理要求。孙中山为了顾全大局，任命陈炯明为“督办两广军务职”，并由廖仲恺支付了陈部饷械现金90万。但陈炯明得寸进尺，又授意属部进占各机关。廖仲恺在此情势之下，密电孙中山：“叶举部屯集省城恐有异动，请大元帅回省城以收镇慑之效”。孙中山收到电报之后，考虑到安定前方的军心和稳定后方之需，不顾胡汉民等的反对，立刻返回了广州。
6月中旬，陈炯明密谋叛乱，在其所罗列的黑名单上，首当其冲的就是廖仲恺。他们认为：抓住了廖仲恺就断了孙中山北伐的财源，锁住了“孙大炮的荷包”。15日下午，陈炯明的部属钟景棠以商量要事为由，诱捕了廖仲恺，押送到石龙钟景棠的司令部，后又转往惠州。陈炯明回到广州之后，又将廖仲恺羁困在石龙。
在拘捕廖仲恺的次日，叶举等部奉陈炯明之命在广州发动了叛乱。炮击观音山总统府。孙中山与宋庆龄在卫士的护送下，从间道出走。孙中山旋即登上了永丰舰，指挥平叛。
在孙中山与廖仲恺同时蒙难遭劫之际，何香凝四出奔走，打听孙中山与宋庆龄的下落。在找到宋庆龄之后，又先后三次冒着危险往返于永丰舰，为孙中山送衣服、传递消息和信函。在孙中山和宋庆龄的安全有了着落之后，方设法营救廖仲恺。
当时的情况非常的窘困，有道是“祸不单行”，廖仲恺蒙难，而何香凝染上了红白痢疾，每天打针吃药，为了能四处活动，她就像一个婴孩一样，在裤子里捆上尿布，忍受着身体、精神上的巨大痛苦与折磨，设法营救廖仲恺。在廖仲恺被捕10天以后，何香凝终于见到了廖仲恺。此时的廖仲恺已经浑身污秽，不成样子，还被三道铁链锁在一张铁床上。在回广州的船上，何香凝想起丈夫的惨状以及孙中山亡命孤舰的凄凉，嗟叹革命前途之渺茫，一度心灰意冷，甚至想一死了之。但想起革命所走过的风风雨雨，想起见到廖仲恺时，他那“临难不苟免”，“沉毅坚决的表情”，何香凝又下定了决心，坚决地活下去，与敌人斗到底，设法把廖仲恺营救出来。
一段时间，何香凝终于挺不住了，住进了医院。但她时刻注意着有关廖仲恺的消息。就在此时，陈炯明的族弟陈达生在香港遭人暗杀，有人露出口风是报复陈炯明囚禁了廖仲恺。陈炯明迁怒于廖仲恺，准备杀害廖仲恺。何香凝在医院听到这个传闻，不顾身体的虚弱，立即又四处奔走营救廖仲恺。
廖仲恺在狱中，自觉已无生还的希望，写下了10余首诀命诗，追忆了自己一生的奋斗历程，抒发了自己的内心感受。喊出了“死生如一我何哀”“生无足羡死奚悲”等气壮山河、以身殉国的豪言壮语。在何香凝来探视时，不顾卫士的阻拦，将自己写好的诗稿交给了何香凝，要她带出狱中。
何香凝见到这些诗稿，知道丈夫已决心以身殉国，心如刀绞，暗下决心一定要直接找上陈炯明，作最后的努力。
8月8日，孙中山因北伐军回师平叛失败，乘英炮舰“摩汉号”离开了广州。几天后，何香凝听说陈炯明在白云山召集会议，就冒雨赶上白云山，当面质问陈炯明为何囚禁廖仲恺？陈炯明理屈词穷，推说是部下干的，又假意写了一张条子，说要将廖仲恺转移到白云山来。
何香凝识破了陈炯明的诡计，将条子掷还给陈炯明，大义凛然地叱责道：“我今天就没有打算活着回去，我就要你一个明确的答复，是放人还是杀人。要放你就让廖仲恺和我一起回家，你所说的押上白云山是明放暗杀。做事要痛快磊落！”陈炯明考虑到公开杀廖仲恺于己不利，只好写了手令释放廖仲恺。当晚，廖仲恺总算结束囹圄生活，和妻女团聚。
刚刚回到家中的廖仲恺想到的第一件事情不是个人的安危，而是要料理被陈炯明部烧毁的朱执信学校的事宜。何香凝想到陈炯明勉强放廖仲恺的情形，提醒丈夫说：“陈炯明放你只是一时迫于形势，是出于一时的良心的冲动，很可能要变卦！”廖仲恺听从了妻子的劝告，离开了广州。果不其然，在廖仲恺与何香凝离开的当天，陈炯明又派兵来抓廖仲恺，结果扑了一个空。
廖仲恺没有在香港逗留，而是转道去上海，会见了孙中山，又开始了新的革命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