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为什么屡屡不听王阁下的，似乎原因很明显，曾国藩和肃顺看法一样，王阁下这个人是个狂妄之徒，说话没谱。听了这样人的话，岂不是自寻死路？但曾国藩又与肃顺不同，他不听，就从一而终。
或许还有一个原因，他当初当了曾国藩的逃兵，一向标榜礼义廉耻的曾国藩当然看不贯这样的人了。
不过，这并不影响王阁下的未来。14年后，四川总督丁宝桢又向他伸出了友谊之手。丁宝桢是贵州人，咸丰进士，曾在湖南岳州、长沙做过知府，还当过山东按察使、山东巡抚之职，1876年升为四川总督，请王阁下出山那年是1878年，正是丁总督在四川活力充沛的一年。
丁宝桢任山东巡抚时认识了王恺运，此后，两人友谊深厚，并结为儿女亲家（王恺运的女儿王莪嫁给丁宝桢的第八子丁体晋）。
1878年时，王阁下已经不是从前的王恺运了。14年时间，他博览群书，把从前没有读懂的书全部读懂，而且也不如从前那样敢想敢冲，想象力大为减退。所以，丁宝桢曾几次邀请他，都被他婉言谢绝。后再三催促，王阁下才出山。
1882年，也就是中法战争爆发前一年，英俄两国窥视西藏。丁宝桢对此非常重视，力主加强边防。王阁下一眼就看透英国的目的是想将西藏从中国分割出去，与毗邻西藏的印度、缅甸，一起纳入其殖民体系之中。于是，他给丁总督做了一份报告，中心就是：“经营西藏，通印度、取缅甸，以遏英、俄、法之窥伺，且自请出使以觇夷情。”
但这份计划后来并没有实行，因为丁宝桢老了，再过一年，身体非常不好，精力有限。王恺运在给好友的信中也谈到这个问题：“稚公折节不交，非为兴学，豫知英人必窥西藏，欲储幕府材耳。今国有谬议萌芽，养兵待用，而此公衰病日增，恺运又丧去长妾，明春议起，恐俱不待矣。天意难回，诚可三叹。但世事梦幻，就令真成事业，收场时亦复何有？有此一段愿力，便隐然有鞭笞鳞介之形，虽一无成，不足恨也。后世当有知者，况见在尚未遽散乎？”
1886年，丁宝桢病逝。王恺运神情平静，只说了一句话：“丁之殁，吾志之不行也！”自此后，谁也没有听到他关于西藏的经营之语。
这一次，王恺运没有当逃兵，而是默默地走出四川，回湖南教书去了。
最终，他仍旧是一个怀揣“帝王师”假证的第五名举子。
有人推测王恺运官运不通是因为他被肃顺之党而受牵连，或以为他不喜为官。
事实上，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
狂妄的现代解释
“肃门四学士”中有个叫郭嵩焘的后来在讨平太平天国的战事中得到升迁，虽然只是六部堂官，但至少证明了老佛爷给肃顺一党贴标签的事情并不可靠。
所以，王恺运的官运不通是因为他被肃顺之党而受牵连的说法就不攻自破了。
王阁下最终没有得到功名，就是因为他的狂妄，这种狂妄早被肃顺看在眼里。当时的恭亲王奕訢也有过这样的认识，王阁下没有考中在北京的那段日子，恭亲王奕訢听人说起这个人才，就去拜访他。两人谈起国事，王阁下大出狂言道：“国家强盛，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依我看，李鸿章搞洋务太差，大学士络宝韵这样的人，居然让他管行政，想要图强，想都别想。”
恭亲王出了门就冷笑道：“此处士之徒为大言也”，从这以后，再也没有见过这位好大言之徒。
对政治人物讥评，对文化人物，王阁下简直就是漫骂了，他曾评价当时之经师陈澧云道：“谭叔玉欲假归读书，可谓有志；而欲事陈兰甫，则未为得师也。”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居然称叶德辉为“叶麻”，称皮锡瑞为“皮经师”。要知道，这两人可都是当世高才。
讥评别人的同时，他常自炫己才，经常对人说：“余殆所谓有圣人之学，而无圣人之材者。以外观之，余才胜人十倍，正以多才乃无才也。”
中国古代不乏狂人，单就“狂”来解，有两种。一种如孔圣人所谓“狂者进取”，是褒奖；一种则是丧心病狂，是病症。
但中国人一旦得知狂的人是一个读书人，就肯定用第一种解释来为其开脱。
王恺运之狂自然属于第一种解释，但又高于第一种，他狂在想作“帝王师”。论级别，皇帝的老师在官阶中算最高一级，属于“三公”之列，称“太师”。但是，终其一生，王阁下连进士身份都不是，一般的座师、房师——进士出身、派任科举考官的人，被其录取的举人、进士尊其为师——他都做不了，他竟要作太师！看来，他确实有够狂。
这是一种什么狂呢？不自量力，未尽然。
我们还得从各个方面来分析他的狂。
王阁下家境贫寒，父亲又早死，母亲辛苦将其养大。他饱受艰辛，就连读一本课外书都要去借别人的。这当然要怪湖南，因为那个地方一直就是个穷地方。所以，读书人多，大家都想走出这个穷山恶水之地。在清代，其他地区的人出去是为了做一番事业，惟独湖南人是为了生计。
穷人是可怕的，穷人的孩子更可怕。因为他们饱受富人的冷眼，所以，湖南的穷人一不留神就造反，没有能力造反的就揣着一颗强烈的自卑心闯世界。而王恺运属于后一种。
从心理学上来分析，王恺运的狂妄在性格类型上可以看成是高自卑型性格。自卑是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是指人对自我概念的评价，实质是人是否喜欢他本人所认为的自己。高自卑的人倾向于较高地评价自我，但同时又贬低别人。他们贯用的一种手段就是，以自己的短处去攻击别人。比如他的眼睛有问题，他就经常攻击别人是瞎子。
王恺运的自卑心开始恐怕没有那么强烈，因为他在外地所遇到的大都是他们湖南的穷人。但是，他的这些同乡都有个功名，而他只是个举人。这一比较，他的自卑心就更强了。四十岁那年，他一见试卷就傻了眼，因而他自我安慰道“举人乃人材之薮”，如此可笑的议论正说明了他内心的热衷与自卑。
所以后来，他一直攻击孟子和荀子学说是狗屁，《论语》有十弊。但若仔细看他的论断，就是一种疯狗似的叫骂。如论《论语》中“《武》未尽善”为一蔽，说“其言悖”，全不解这是孔子在听《韶》乐和《武》乐后的艺术审美判断。后来在评价其《论语集解训》一书中就说，“标新立异，使君子怒，小人喜，愚人怒，求胜于往哲，一味自欺欺人”，可谓一语中的。
这个世界上有一种自卑的人，遇到挫折后，不会把自己锁在深屋里哭泣，相反，他们会有言行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引起人们的注意。可用主流言行，又不是他们所擅长。于是，他们就剑走偏锋，做出了被后人认为是狂或者是怪异的事情。
王恺运后来收徒，居然收了一个铁匠张正阳就是例证。这件事非常有趣：“县人张正阳者，本锻工也，耽吟咏而为人佣，一夕，睹白桃花盛开，而月色绮映，忽得句曰：‘无上清高月，知无好色心。夭桃今献媚，流盼情何深！’姜畲陈鼎见之大惊曰：‘子诗何似孟郊？然非王先生不能成子名。’会大雪，戴笠著屐，单衣磬踔，造门投卷。阍者见其面垢衣敝，拒不为通，则大呼曰：‘我以诗谒王先生，乃却我耶？’阍者不得已为进。方设筵宴邑令。邑缙绅先生咸在，恺运即席开卷读，顾曰：‘邑中有此诗人耶！’延之上座，座客愕然。正阳泥淖满身，而貂狐裘丽，嫌为所污，莫敢酬对。恺运则殷勤问讯，遂使受学而补诸生。”
但这种事做多了，就没有意思了。读书人想要引起别人的注意，自然要在见解上下功夫，于是，王阁下在八国联军入北京，国人纷纷要求爱国保国时，他就发了这样一段思想：“彼入京师而不能灭我，更何有瓜分之可言？即令瓜分，去无道而就有道，有何不可？”
他的意思是说，八国联军如果真把中国给瓜分了，那就是中国之福，因为满清政府是无道，瓜分后，八国肯定要实行有道之政。
够惊世骇俗了吧！
这种“无耻”话语居然被后人记录下来，还分析其爱国的进步性，认为中国应摆脱爱国（“狭义的国家主义”即狭义的民族主义）而去爱制度。也就是说，大家要在“民主”与“民族”的排序中，要以民主优先，民主比民族更重要。
等于说，英国在国外建立的许多殖民地，由于实行了好的制度，那么，这些殖民地的人倘若反抗，就是不知好歹，该天诛地灭。
仅凭这种言论，王阁下就该被中国人诛十族！
不过，毕竟是胡说八道，王阁下虽然有惊人之语。但总有失语之时。王阁下曾对西洋人发明的轮船就大发“狂语”：“火轮者，至拙之船也。洋船者，至蠢之器也。船以轻捷为能，械以巧便为利。今夷船煤火未发，则莫能使行；炮须人运，则重不可举。若敢决之士，奄忽临之，骤无所恃，束手待毙而已。”
这话的确糊弄住了当时许多愚蠢的国人，不过后来西方人用这种“至拙之船”和“至蠢之器”打开了中国的国门后，王恺运却死鸭子——嘴硬，仍然坚持自己的判断没有错，以为西人的“‘奇技淫巧’原无足道者”。
据说，王阁下的这种狂言险些没有要了一个英国水兵的命。当时，这位英国水兵在甲板听到了王恺运有关轮船的“高论”后，笑得差点没有上来气。
钱钟书父亲的曾说，王恺运无论是当时还是后来，八个字足以概括其生平，就是，名满天下，谤满天下。
无可否认，王恺运在一些事情的处理上很有见地，不然，他不会充当别人的参谋长达10年之久。他在文化上的成就也可圈可点，但绝不至于被后人吹捧的那么厉害。而且，他的言语思想其来源不纯，目的也不纯，自然毋庸多说。
王恺运的故事告诉我们，自卑不要紧，只要你肯努力（他后来躲到山里教、读了十四年书），并有“让世人注意你”的雄心壮志，你终会留下名字，无论是美名，还是谤名。
可以看作是名士
一直提王恺运的“谤满天下”，的确对他太不公平了。现在，我们可以说说关于他作为名士的那一面了。
光绪32年（1906年），在湘绮楼讲学的王恺运被巡抚岑春萱推荐给清政府，清政府终于授他翰林院检讨的官职，辛亥革命前，又加封他为翰林院侍讲。民国二年，袁世凯聘他为国史馆任馆长，编修国史。兼任参议院参政，后来，逊清遗老们与伪装的袁世凯搞复辟，王恺运见不是路，就辞职了。
1916年，83岁高龄的王恺运在家乡无疾而终，他给自己写的挽联终于把自己定义为名士：“春秋表未成，幸有佳儿述诗礼；纵横计不就，空余高咏满江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