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烧汉奸
王富强
中卫旧俗，每逢春节必在通衢以泥塑一判官，旁塑秦桧夫妇跪像，均空其胸腹，通其七窍，置炉炭于腹中而焚烧之，则火焰从七窍吐出。据云：“火烧判官，为扬其威严；火烧秦桧夫妇，则为彰其奸恶。”
抗战期间，中卫曾建有一“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立于大街之申明亭前。是年春节，例塑判官，忽一抗日伤员大呼曰：“何不塑汉奸汪精卫夫妇之像跪于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前？”即塑二人像，男跪左，额上刻“汪精卫”，面敷白色，以表其奸；女跪右，额上刻“陈璧君”，面施脂粉以状其贱。燃火腹中，通夜烧之，如秦桧夫妇然。众人或批其颊，或唾其面。
邑绅刘佩黻过而见之，大笑曰：“此诚社会教育之佳剧也。”乃索纸笔为书一联：“奸夫心肝太冷，内燃炉炭方能热；贱妾脸皮过厚，外抹脂粉更显丑。”刘喜作讽刺联语，此联音韵对仗虽未全佳，却合民心，舒民气。闻杭州岳庙有联云：“正邪自古同冰炭；毁誉于今见真伪。”由大众观之，秦桧陷害忠良，而汪精卫出卖祖国，汪之罪大于秦，宜乎更为人所唾弃矣。
讨汪锄奸大会
胡迅雷
1938年12月，以国民党副总裁、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亲日派公开投降日本，现身媚敌，充当汉奸，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并于1940年3月在南京成立了汪伪政府。
1940年，宁夏省政府自奉到国民政府中央历次揭示声讨汪逆宣传要点后，即令各机关及民众团体，发动社会各界人士广为宣传，一致声讨汪伪政权卖国投敌罪行。
遵照国民政府中央指示，宁夏省政府于1940年5月1日，在省垣（今银川市）南门外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前，举行“五一”劳动节纪念及讨汪锄奸大会，并发动工人团体在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前面，竖立汪精卫、陈璧君夫妇像基，以泥塑汪逆夫妇跪像。当时，参加大会者一万余人，声讨国家之败类，人民之公敌，气氛极为热烈。
“宁做战场鬼，不当亡国奴”
苏忠深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张子华以八路军总部代表的身份到银川与马鸿逵谈判联合抗日事宜。当他得知当年念书时的小学校长、表哥张自箴时任国民党马鸿宾部二○八团三营少校营长在海原县干沟驻防时，马上雇了一辆马车星夜启程赶到干沟。
表兄弟相见，格外高兴。张自箴立即停止一切公务，和张子华促膝相谈。他俩讨论抗战的形势，分析抗战的前途。当张自箴了解到日寇的侵略行径，越听越气愤，抗日的决心也越来越足。这一夜，营部的灯火亮到天明。
第二天，张自箴带副官步行一里多路为张子华送行，又派三人护送出宁夏“二马”的势力范围。回来以后，张自箴即命副官在宁平公路边竖起一块高大木牌，上书“宁做战场鬼，不当亡国奴”十个大字，以激励过往军民。
1938年5月，马鸿宾部开赴绥西抗日前线，张自箴率领全营官兵，在内蒙五原县乌布浪口与日军浴血奋战数月。
1940年9月，张自箴病逝。临终前他要求戎装入殓，以示抗战到底的信念。
喊句口号看电影
叶光彩
1938年4月，江苏新安旅行团一行数十人，长途跋涉宣传抗日，经绥远到宁夏，又由银川、吴忠、彰恩、恩和到了中宁县城，住在宁安学校。
到宁安学校的当天，就不顾疲劳贴出海报，当晚为群众放电影。当时，看电影非常新鲜。太阳还没下山，人流就涌向宁安学校。我那时才是一年级的小学生，到了校门口，就往里钻。“小朋友，买个票！”把在门口的两位哥哥拦住了我。我身上没钱，呆呆地站在门口。后面来的人，一个接着一个，掏出铜板，买上票进去了。
两位哥哥看出我的窘相，主动和我说：“唱支抗日歌曲，我们就放你进去。”我不会唱歌，咧咧嘴一笑，还是呆呆地站着。“你知道日本帝国主义吗？”一位哥哥又问。我点点头说：“知道！”“日本帝国主义好不好？”我答：“它侵略中国，让我们当亡国奴，它是帝国主义！”“那你就喊句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喊口号，我会。于是我右手攥紧拳头，向上一举，高声喊道：“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一位哥哥向着门内一指：“进去吧！”我高兴地跑了进去。
一毛钱捐款
叶光彩
1939年的时候，我在中宁县宁安小学上三年级。一天上午，全校师生在操场上集合，校长向大家讲话，大意是奉上峰指示，全民抗战，全民动员，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最后归结为一句话：请大家慷慨解囊，为抗日战争的胜利而踊跃捐献。
从第二天起，就有同学陆续向家长要钱来学校交给老师。我家里穷，第一次要，父亲说没有钱；过一天，第二次要，父亲没有说话；再过一天，第三次要，父亲从口袋里掏出一毛钱给了我。我高兴极了，赶忙吃完了午饭，到学校把钱交给老师。老师在册子上写上我的名字和钱数，摸摸我的头，让我走了。
全班同学捐了多少钱，我不知道；全校同学捐了多少钱，我更不知道；可是到现在我还记得，我捐了一毛钱，代表了一个孩子的一颗爱国之心。
赠给抗日军官的一曲挽歌
苏忠深
1940年，曾经担任初创恩和高级小学堂校长的张自箴从绥西抗日前线回家养病。他身体虚弱，本来就是带病率领一个团在前线作战。在家养病期间，念念不忘前线的战友，又要求死后着戎装入殓。他的精神激励着前来探望的将士，鼓舞着乡亲好友和恩和高小师生。
9月间，张自箴逝世。校长王耀先决定全校师生给张自箴送葬，又亲自谱写一曲挽歌在全校教唱。送葬的那一天，恩和高小的号队奏哀乐作前导，师生们反复唱着挽歌，以悲痛的旋律感动在场的军民。这次葬礼及这首挽歌突出了抗日精神，体现了英灵的遗愿，一改当地传统的习俗，寓进步创新意义。在宁夏各界，尤其是处于抗日前线的国民党八十一军将士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歌词全文如下：
山川重孝，箴公生平赫耀。办教育，建学校，层楼高。诲人善诱，人才吾桑梓造就，社会赞许已久，功德不朽。平倭奴，抗日寇，精神昭。投笔起，从戎走，效班侯，杀敌套后。不幸间，逝名流，童叟哀愁。
日伪战俘在宁夏
胡迅雷
1940年4月13日下午，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傅作义部从绥西前线送来了9个日伪军战俘，经宁夏转送西安。
其中，7个日军战俘，两人伪军战俘。7个日军战俘为福田爱三郎、望乃增萍、杉遣、中山文雄、夏们子市、西田倍秋、和岸泽。两个伪军战俘，一为蒙军师长李根卓，52岁；一为伪蒙军校官李服英，25岁。当时，驻宁《扫荡简报》记者闻讯，分别前往关押这些战俘的地点，对他们进行了讯问。
记者在问讯了被关押的伪军军官李根卓和李服英后，“他们很羞愧，他们过去做了违背良心的事。但是现在他们觉悟了，他们希望国人原谅，说：‘我们是有良心的人，不过在敌人逼迫之下……’他们还希望政府给他们自新，让他们参加抗战，将功赎罪”。
记者来到关押日军战俘的房间，看到：“因为旅途劳顿，他们大都躺在炕上。管理的人送过开水和香烟过来，他们喝着水，吸着烟，虽然疲乏，但较快乐，空气很轻松。”记者对其中懂得华语的西田倍秋进行了简短的问讯。
首先，记者解释说：“你们远来，我们很欢迎，中国对俘虏素来是优待的。”
西田倍秋用笨拙的华语回答说：“那里，那里。不敢，不敢。”
记者问：“请问俘虏的地点、时间和你们的职务、原有职业？”
西田倍秋回答说：“3月21日，地点是五原附近，我们的职务都是指挥官，从前我们都是警察。”
记者又问：“请问你们感想如何？”
西田倍秋回答说：“没有感想，你们待我们太好了。”
因为天色已晚，加之日战俘太疲乏了，记者便告辞出来。
一副抗日春联
杨应林
1940年春，国民党八十一军从绥西后撤休整，军部也从绥远临河移驻宁夏惠农县吴家园子。
1942年春节，军部中校参谋主任谢兆藩拟写一副对联贴在大门上，上联是“饮酒名古屋”，下联是“立马富士山”，横额为“抗战必胜”。字迹深厚有力，一派颜体风格。
不久，由徐永昌率领的国防部校阅团到来。徐永昌进门时仔细观看了这副对联，对对联的内容和书法大加赞许，并面见了谢兆藩，给予口头表扬。这副对联也受到了军内官兵的一致好评，认为表达了他们对抗日的信心和决心。
“三六”血债一周年檄文
胡迅雷
1939年3月6日，日本飞机12架对宁夏省城（今银川市）进行轰炸，全城共死伤300余人，财产损失无法统计。
1940年3月6日，署名“心者”撰写了《去年的今天——“三六”血债的一周年》檄文，号召民众勿忘“去年的今天，和侵略者来清算这笔血债”。
文章曰：“今天的日子，我们是永远不会忘记的呢？尤其是下午3点钟的当儿，敌机首次轰炸省垣。在那恐慌的当儿，不知有多少无辜者牺牲了，盲目的死去，到现在大约还不知道是为什么？我们假使他们有灵的话。
“今天岁到周年时，多少黄塚边在焚纸钱，在哭泣着，父兄在伤心子弟，妻女在痛苦丈夫。这伤心、悲痛是敌人给我们的，同时必须要我们自己来清算。
“死者让他们安息去吧！现在的我们是在想如何去清算这笔血债。敌人没有征服了我们，相反的更增加了我们抗战的情绪。看城内何处有被炸的遗迹，新的建筑在原处更矗立了起来。在警报声中，两分钟内便可将市面收拾起来疏散了，更敏捷而沉着了……这些是敌人给我们的。
“在今天，我们更应该认识与去年的不同。去年的慌乱与颓废，现在的敏捷与精干，这正是抗战中的新力量。这力量我们要发挥，要不断的成长，和侵略者来清算这笔血债！投我以炸弹，报之以铁拳！匪报也，永以为叹也。”
黄辛滩上的苏联轰炸机
叶光彩
1939年秋末的一天傍晚，中宁县上空忽然响起雷鸣般的吼声。接着，两架飞机由东向西掠过，拐了一个大弯，又由西向东滑落在黄河南岸的黄辛滩上。
黄辛滩初叫黄新滩，本是黄河故道。清朝乾隆十八年（1753年）以后，黄河河道北移，这里逐渐形成一片冲积平原。黄新滩，就是由黄河故道淤出的新滩。后来人们在这里辛勤垦殖，便名之为黄辛滩。当时，这里人家稀疏，树木寥落，所以被这两架飞机的驾驶员选做紧急降落的地点。降落时一架在北，紧靠黄河，毫无障碍，平安着陆；另一架在南，着陆后右翼碰在一棵柳树上，机身向右急转，头朝南栽在坑里，机头和机翼碰坏，驾驶员幸而无恙。
那时正是抗日战争时期，老百姓忽然看见两架飞机自天而降，不知是友是敌，十分紧张。恰巧附近驻有马鸿宾部八十一军三十五师一个牧马班，班长姓张，带着他的几个兵，端着步枪，老百姓举着锄头铁锹，一起围了上来。围到跟前，驾驶员急了，用手指着自己，高声喊道：“斯大林！斯大林！”张班长见此情状，明白了他的意思，转身向大家说：“这是帮助我国抗战的苏联飞机。”
大家一听是苏联飞机，紧张的心情顿时平静下来，上去围着飞机，摸摸这，瞅瞅那，有的围着驾驶员想问什么，可是驾驶员不会汉语，叽里咕噜，谁也听不懂说些什么。
夜幕降临了，凉风习习，月色溶溶，张班长带领驾驶员到了李茂堂家。李茂堂是当地富户，家道殷实，住房宽绰。李茂堂赶忙让老伴给驾驶员做饭吃。虽说是富户，毕竟是乡下人，有什么好吃的呢？不过是烫面馍、白米饭；菠菜、豆腐、山芋、鸡蛋。但在当时当地，这就算上等的了。
第二天，由乡政府、县政府报到省政府。宁夏省政府派一位俄文秘书前来联系。人们这才知道，这两架苏联轰炸机和它们的同伴，前一日奉命由兰州基地出发，到山西运城去轰炸日本侵略军的军事目标。完成任务后，返航时飞临宁夏上空，气候突变，无法回兰，与银川机场又联络不上，眼看油已耗尽，不得已采取紧急措施，有的降落在银川附近，这两架飞到了中宁。
后来，兰州空军基地派机械师乘小型轻便飞机来黄辛滩进行检修。修了一个多月，群众又帮助修了简易跑道，飞机才飞回到兰州基地。
欢送青年军
贾祝九
1945年，我在国民党贺兰市党部任书记长。当时，中国抗日战争时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国民政府在各处重要路口标牌上，写着“十万青年十万军，一寸河山一寸血”的标语口号，并号召组建全国性的志愿青年军。
志愿青年军多是学生和各机关、学校、团体的青年工作者，市党部3个工作人员中，就有一位录事贾瑞图志愿报名了。宁夏的志愿青年军都在银川集中，由5辆汽车分送天水和汉中接受军事训练。
欢送工作由省党部主持，各机关、学校、团体、市民列队在南门外欢送。省党部选派执委王仙槎护送，市党部赠给每一位志愿青年军战士一本纪念册。汽车马达响起的时候，志愿青年军战士举起了纪念册，向欢送的人群挥摇致意，依依惜别。
抗日“胜利炮”放过之后
刘德元
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宁夏省城顿时沸腾，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万民欢呼。次日，在东教场举行盛况空前的提灯大会，游行庆祝，爆竹声中夹杂着清脆的枪声，笔者乘兴拔出左轮手枪对空鸣了两枪。这一年，人称放“胜利炮”年。
日本天皇宣布投降当日，马鸿逵正在贺兰山小滚钟口“慈云别墅”避暑，闻听日本投降，在山上召集军政要员“训话”，哀叹：“胜利的太早了，各事都没有准备好。中国不亡于日本，将亡于共产党！”就在马鸿逵发此感慨不久，飞涨的物价猛然下跌，尤其百货和黄金全都大幅度暴跌。
当时，任马鸿逵驻西安办事处处长的徐某，素来利用领取并递解军饷的机会从中渔利。每月5日，徐从国民党中央指定的西安银行提取宁夏巨款军饷，转手存入西安德丰隆银号，25日取出归返宁夏，在银行存期20天的利息，徐窃为己有。“胜利炮”一响，银号受损，无力支付徐的存款，徐焦急万状，延误军饷，定遭马鸿逵杀头，徐急奔兰州求援，绝望后投黄河自尽。
地方名流
谢威凤其人
王富强
清末宁夏知府谢威凤，字葆灵，别号沩山，湖南宁乡人。辛亥革命后，谢闲居中卫，不作回乡打算。问其故，答曰：“西北好，塞上江南宁夏更好。”
谢喜田园生活，尤爱中卫山水。曾在中卫鸣沙州（今中宁鸣沙乡）购地筑寨建宅，以为子孙家居耕读之乡。宅屋建成，地方人士携榼备酒为他贺喜。席间，众亲友请他做诗以纪之。谢随即口占一绝：“大将（指左宗棠）西征为安邦，湖湘子弟满边疆；安家就业何处好？塞上江南鱼米乡。”
谢能诗文，善书法，尤长于写擘窠大字。为此，他曾以沙漠中所产之芨芨草自制各种大笔，并以北山所产红土代墨。他每次出游，各处访友，必带文具袋，总以临池挥毫为乐。某日，他与诸友人同赴高庙游览，见吕祖祠前求签问卜者很多。他问侍者：“香火如此，何故不为吕祖悬挂匾联？”侍者答：“准备请书法家谢威凤书写，因久未遇到，故空白至今。”谢闻言而喜，当即书匾额一面，曰：“鹤度崆峒”；又书一联曰：“三醉岳阳楼，八百湖光荡胸水月；一倚崆峒剑，大千世界变态风云。”书成，庙主备斋饭，谢不食，拱手辞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