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每入城，好友彭令陶常为之设榻。一年，彭氏请谢为其书写堂屋联额。谢左手持杯，右手执笔，带醉挥毫，联曰：“处世无奇，但存心不愧天地；治家有道，唯忠厚以遗子孙。”匾题四字：“湘碧河黄。”书成，有客问道：“君之湘碧河黄出何经典？其意何在？”谢更进一杯，高声答曰：“我本湖湘人，君等黄河人；湖湘山水清碧，黄河山水雄浑。吾今欲以湖乡之清秀结合黄河之雄浑，亦可谓二美兼具，人杰地灵，是我中华崛起之时矣。”众皆鼓掌大笑。
中卫旧鼓楼上建有大殿与斋房。大殿中央塑有关公像，两旁斋房，常为地方士绅饮宴处。此楼宏阔，但无匾额。一次，邑人宴集，有善书者数人，各预书一额，以备选用。席间，忽一书家讥道：“公虽善书，然不善写有‘掠’、‘磔’之字，书法如不走‘捺’、放‘撇’，便失去飘洒风度了。”谢闻言不答，饮酒三杯，略作思考，直书三字“大丈夫”。这三个字的结构，字字走“捺”、字字放“撇”。谢所书，笔法遒劲，气势流走，有鸿飞兽骇之状，具龙舞蛇惊之形，众皆赞服。
中卫城东南角有文昌阁。阁三层，挺拔直立，气势昂扬，历来为文人登高之处。一年重九，谢与诸友人共同登临，开怀畅饮，当众赋诗云：“苦坐愁城万念荒，聊登文阁度重阳。中天日月光为淡，朔塞河山气尚苍。应理（为元置州名，即今之中卫）服言循理法，鸣沙耕牧且徜徉。最豪黄酒醉归去，篱菊家家喷晚香。”
“柳仙”张晟
王富强
张晟，字晓堂，宁夏中卫县人。为清朝末年当地秀才中的佼佼者。他深通经学，长于诗文，但累试不第，乃慨叹道：“人生当劳其心志，苦其体肤，自食其力，何必仰人鼻息而食嗟来之食哉！”遂绝仕进之念，以授徒为乐。
民初，张晟受本邑柔远乡农民之聘，设帐于乡之文宫无量殿。教读有方，声誉大著。殿前有大柳树一株，枝干盘曲，作虬爪龙鳞之状。张晟爱其苍劲有致，遂效五柳先生之意，自号“柳仙”，并题诗木板，挂于树干之上。诗曰：“老千古树曲曲盘，问谁手植不知年。形如松柏虬龙状，无量殿前一柳仙。”
清末宁夏知府谢威风，罢官后居于中卫，恃才傲物，友朋寂寥。一日偶游文宫，见张晟挂树间诗，为之倾倒，即进塾拜访，两人接谈甚洽，谈诗论文，终日不倦。谢既出，语村人曰：“张晟乃中卫高士，余至中卫得此良友交游足矣。”
张晟家居仅一小院，有陋室三间。一年春节，张晟于院门书一联云：“一升粟米辞旧岁；半斤豆腐迎新年。”房门书联云：“简斋陋室得清福；粗米淡饭是平安。”邑绅刘佩黻闻之，乃往县府道其清贫，县令命衙役在县库历年积存财物项下，取铜钱20串送至张晟家。张晟问钱所从来，答为出之府库。张晟谢曰：“不义之财，吾不当用；贪泉之水，吾不当饮。汝速去，幸勿污吾耳。”役无奈，负钱而去。邑人闻之皆叹其高洁。
马元章掩护于右任
马辰
马元章系回族伊斯兰教哲赫林耶教派第七代教主。他学兼经汉，识见超群。自清同治年间西北回民反清起义失败后，在逆境中传播伊斯兰教于甘肃、宁夏等地，深孚众望，成为西北地区伊斯兰教界名流。
清宣统二年（1910年）孙中山派革命党人于右任、田昆山（甘肃人）由天水到兰州和郭南浦（回民士绅）接洽。于右任又以到甘肃静宁探亲为名（于母为静宁人），来到沙沟（今宁夏西吉县沙沟乡），与马元章相见于沙沟道堂。于右任代表孙中山赠送马元章邹容著《革命军》一书百余本，并希望马元章响应革命，号召回民起义，共同推翻清廷，建立民国。马元章对于右任的到来热情欢迎，奉为上宾，并表示愿意动员广大回民，同心协力赞助革命。于、马二人从此相交甚笃。
当时，清地方政府搜捕革命党人风声很紧，为了保障于右任的安全，在于右任离开沙沟时，马元章让他戴上礼拜帽，穿上黑坎肩，把他扮为回民，还送他一匹坐骑，派了几个机警的回民小伙子，一直把他护送到平凉，去西安，出了甘肃界。
1917年，民国政府曾授予马元章“一等嘉禾章”、“二等宝光嘉禾章”，以示对他当年赞助革命、掩护革命党人的褒奖。
中卫县长吴福申
苏复涛
吴福申，河南柘城县人，1927年随国民军入甘，任中卫县长。吴出行不带随从，经常出没于民间，调查民情民怨，群众多不知其为县长。
吴就任后，首先改革县政体制，撤销了旧县衙的“三班”、“十房”，撤换了有贪污行为和民愤的吏役，选用了军政学校毕业的知识分子为行政幕僚。还革除了旧官僚出行乘马坐轿、前呼后拥等陈规陋习，政风一新。一时人心折服，社会秩序井然，民众乐道。
吴来自军旅，但擅长书法，有儒风。1927年到职后，就到应理高级小学视察。他为校院前庭制木楹联，亲笔题赠：“君皆云路中人，时势造英雄，淬砺龙泉酬党国；我是风尘俗吏，弦歌闻应理，勾留鸿爪证因缘。”又为门柱题：“浩然养胸中，山川出云，得志为霖雨；黄河落天下，楼台近水，问谁挽狂澜。”笔力遒劲，形态潇洒，其人品书艺，跃然联中字里行间。
l928年初，吴看到中卫高小毕业学生增多，去银川、兰州升学，要长途跋涉，十分不便，有碍才智的提高和教育的发展。他听说，中卫县东大街原协将公署（今中卫一中校址），于1%922年被比利时神甫葛天民以银洋2800元买去，拟建天主堂。在通衢大街，不建学校，而兴洋教堂，他认为是“洋权”时代的文化侵略。他据中卫教育界人士的呼吁，提出与葛天民交涉，拟用现款赎回，以筹办中学。葛推辞，称“业经甘肃省府批准”。吴遂向甘肃省府呈报，详陈由地方筹款，赎回公署，发展教育的建议。很快得到甘肃省政府的批准，于是年5月1%2日将其赎回，并组织了“中卫中学筹建委员会”。惜1929年中原大战爆发，宁夏政局混乱，吴又卸任，中卫中学的筹建工作便被搁置。
“朱乱子”
陈永中
“朱乱子”，本名朱邦科，宁夏金积堡人，性尚武，有豪气。初为宁夏灵州（今灵武）地区哥老会头目之一，在辛亥革命灵州起义中，他是金积堡的首义者。以诨名行于世，是清末民初金灵地区家喻户晓的人物。其所以诨称“朱乱子”，乃和“庚子事变”中的一桩历史事件有关。
“庚子事变”时，朱邦科正在驻北京的甘军董福祥部下从军。1900年6月11日，日本驻华使馆的书记生杉山彬出城与侵略联军联络，途中为甘军抓获，押至永定门处死。为此，日本政府和列强不断向清政府施加压力，清廷部分文武大员也上书慈禧，要求严办董福祥。清政府在内外压力下，一方面对外表示杉山彬的被杀“实深惋惜”；另一方面对内严斥董福祥，令其“勒紧严拿，务获要犯”。但直至“辛丑和约”董福祥被革职，要犯也未拿获。原来，董福样已查知杀死杉山彬是其部下朱邦科所为，但他基于对日本等列强侵略我国的义愤，无意交出朱邦科。对清廷推诿说，凶手查找不到，恐是乱军所为；在暗中却把朱邦科找去，给足路费，让他连夜逃离北京，匿迹家乡。
直至清室鼎革，朱才道出事情真相。因他杀死杉山彬给清廷惹了祸，由此人们给起了个诨名“朱乱子”，而本名则渐渐鲜为人知了。
于镕治渠轶事
李景牧
于镕，字文卿，清代贡生，宁夏永宁王太堡人，生前曾任汉延渠水利局长多年，因治渠有方，而被时人称颂。汉延渠由于河道左右摆动频繁，引水渠口多次变迁，时而上延，时而下移。1914年，二道河子引水口进水不畅，于镕进行踏勘后，决定在宁朔县（今青铜峡市）大坝堡九道沟另开新口，引水乃足，渠口稳定，水无愆期，农田灌溉，适时适量。于是，士绅民众赠送“泽及桑梓”等匾额多幅，以颂于的治渠政绩。
1927年，崔桐选任宁夏水利专员。崔以于镕熟悉渠务，富有水利工程经验，故不时向其咨询，切磋水利兴革事宜，商讨决策，倚为得力助手，上报委于任水利助理员。时唐徕渠平罗县高荣堡西甲汪家湾子，因风沙入渠阻水，崔采纳于的建议，裁弯取顺，渠水畅通，惠及渠梢民众。
崔、于相处日久，终因政见之异而生罅隙。此间，崔曾先后枪决唐徕渠局长蔡乐善、汉延渠局长蔡之弼和豪绅黄厚坤等。于镕对此颇有异议，遂即有人乘机向崔进谗言，以于镕任汉延渠局长期间有贪污情事，崔将于镣押，罚款4000元，取保释放。从此，于即脱离宁夏水利界，赋闲居家，1937年病卒。
苏盛华从容应诉
道连聪
苏盛华，字实如，同心县韦州回民。他幼读阿文，长习经书，巧言辩，曾先后任磴口（今属内蒙古）、中宁县长，勤政爱民，不畏权贵。
1927年，苏盛华奉命筹办镇戎县（今同心县）党务并兼该县教育局长。不久，因所谓乐易堡（今预旺城）白满寿“据报通匪”一案牵连，被县长蒋犁以“鼓动学潮，扰乱治安，阻挠军需，暴哮公堂”等罪状，押送甘肃省府（兰州）受审。
是年6月5日，省军法机关提审此案。苏盛华被带上大堂，只见3位法官端坐正中，各种刑具一应俱有，设于堂前。主审官拿出该县学生赵思敬在县府的供词说：“我们局长（即苏盛华）从蔡和（韦州人，时在县城读书）家里出来便对我们说：‘你们去打县长和他手下的人，什么事儿都由我当’……”遂后，主审官质问道：“你身为一县之教育局长，鼓动学潮，扰乱治安，还有何说？”苏盛华听此不实之词，从容回辩说：“蔡和是韦州人，他家距县城40里路，如果我真从蔡和家里出来，那我就在韦州了，哪能再指使40里外的县城学生闹事呢？如果我指使县城的学生，那我又怎能从40里外的韦州蔡和的家里出来呢？岂不是矛盾的可笑吗？赵思敬是在县城里长大的，他岂不知道蔡和在县城里没有家的吗？”主审官又问道：“如果蔡和在县城里有家，该怎么说呢？”苏回答道：“如果查实蔡和在县城里有一根椽子的话，我全家愿受处斩！”
这时，主审官狠拍着蒋犁捏造的讼状，气愤地说：“这县长真可恶！所呈罪状均无证据，唯有这煽动学潮一条证据，还捏造得如此矛盾！”说着，便命令退堂，另听再审。此后，这桩案子不了了之。
苏盛华与鸽子窝
道连聪
1929年，宁夏建省伊始，苏盛华奉调灵武办学。期间，他见当地回族教民多居干旱僻壤，且系盐碱之区，教民生活苦不堪言。当时，有人发现鸽子粪能改良土壤，抑制盐碱，比其他肥料效果显著。加之畜鸽既多，又可宰食，可谓一举两得。因此，当地教民纷纷争先恐后地造窝畜鸽，越养越多了。
然而，当地个别人却以“鸽害田禾，挖根断苗”为由，再三向官府控诉，要求勒令拆毁鸽房，断绝鸽种。为此，官府一度下令并布告全省禁止畜鸽，以保田禾。
苏盛华闻此，遂呈文省府道：“老鸹、麻雀、鸽皆被本省农人认之为三害鸟。然老鸹嘴长过寸，能掘谷种于地下；麻雀身轻，可喙禾穗于茎上；而鸽嘴长不及老鸹，身轻不及麻雀。是鸽即不能危害地下之谷种，又不易损伤茎上之禾穗，其所食者仅田地之遗粒，谷头之孑遗而已，何害之有。而其益农处，则能产美满之肥料，可供贫人之肉食。即令与老鸹、麻雀同其为害于农，则除鸽固可拆其鸽窝，而除老鸹则必尽伐人树（老鸹栖树上），除雀亦必伐人屋（雀穴居屋墙），是又为事实之断不可能者也。”
省主席马鸿逵阅此呈文，遂收回成命，畜鸽因此危而复安。
洪寿林与“爱民如天”锦幛
周宪星
洪寿林（1852%~1937），回族，字海如，经名舍力夫·冯迪尼，祖籍甘肃景泰路塘洪家庄。清同治年间，因避战乱，随父落户于宁夏同心县下流水乡石圈村。在教众的扶助下，洪寿林为求“尔林”（知识），辗转于化平（今泾源县）、固原、陕西等地有名寺坊求学，终成为甘宁青地区博通伊斯兰教经典的大“阿林”（学者）和颇有影响的大阿訇，在近代西北回族伊斯兰教界中闻名遐迩。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继为青海梁州庄虎夫耶门宦教主，归真后，被奉为虎夫耶洪门门宦的“道祖”。
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挥戈西征，攻克下马关，解放预旺县（今同心县）全境。红军保护清真寺，十分尊重回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宣传帮助建立回民自治政府。洪寿林获悉后，感到由衷的高兴。
为团结宗教上层人士，多方发动群众，红十五军团政治部派员与洪寿林联系。洪不顾马鸿逵特务的威胁监视，热情地接待了红军联络人员。为保证安全，洪寿林将红军联络人员安藏在绝对禁地——自己办道修身的“静房”里。他听取了共产党团结抗日的主张和民族宗教政策，深表赞同和支持，并向教民宣传，拥护红军。从此，他与红军不断地保持着联系，曾向到他家中的红军指战员每人赠送银洋两块，并说：“你们是顺乎民心的部队，好好去干，将来有你们的江山。”
红十五军团政治部为了表彰洪大教主爱护人民，拥护红军的高尚行为，由敌工部长唐天际、秘书程宗受二人署名，赠送洪寿林一幅丈余长的红缎大锦幛，题曰：寿林回族大教主法正
爱民如天
汉族同胞程宗受唐天际敬赠
1937年7月24日洪寿林临终前，再三叮嘱老伴和儿子洪清国：“家中匾幛很多，唯独红军送的幛是无价之宝，你们要妥为保存，将来必有用场。”洪清国遵照父命，将锦幛用腊纸包缠，藏在父亲“静房”炕洞内，直到1949年解放后他才取出，作为珍贵的革命文物献给了政府。
洪寿林对红军的“三送”
叶光彩
洪寿林接受了红十五军团赠送给他的“爱民如天”的锦幛之后，非常感动，也想回赠一面旌旗给红军，表示自己衷心拥护红军的心意。
他思考琢磨了7天，叫老伴和儿媳用一块绿色的杭缎做成一面旌旗，送给红十五军团。旌旗上面的字，除上下款外，中间的旌文是八个大字：“太阳之光，普照大地。”坚信共产党的和它领导的红军，一定能够解放全中国。
他本来想面见徐海东军团长和程子华政委，亲手把这面旌旗献给他们，以表心中的感激之情。无奈他已84岁，行路不便，只好派自己信得过的周生斋和田凤海代劳，替自己把这面旌旗送给徐、程二位首长。和旌旗一起送去的，还有两箱蜡烛。临行时，他郑重地嘱咐周生斋和田凤海：“你们告诉徐海东军团长和程子华政委，我给他们送两箱蜡烛是含有深意的。”
1936年10月28日，红十五军团东撤。不久，马鸿逵的军队重新占领了同心城和喊叫水。马鸿逵根据洪寿林给红军送粮、送旌旗、送蜡烛的“三送”行为，给洪寿林定了三个“通共罪行”。
正当马鸿逵准备对洪寿林严加追究的时候，蒋介石一纸命令，把西海固和同心一带划为马鸿宾三十五师的防区。马鸿宾要在这里驻防，他当然希望这里安定，不愿意因为惩办洪寿林而引起地方骚乱，于是出面向马鸿逵说情。马鸿逵扭不过乃兄的面子，于是洪寿林免了囹圄之灾，得以善终。
洪清国有个汉民干儿子
周宪星
1929年，西北遭受有史以来的大旱灾，老百姓叫“跌了大年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