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郦道元生活的时代，当时的欧洲历史正是所谓“黑暗时代”，全欧洲在地理学界都找不出一个杰出的学者。郦道元在世界地理学发展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郦道元的思想
郦道元出身于世代官宦家族，这种家庭环境使他从小就开始接受儒家的正统教育。《水经注》中经常引用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注文中也表现了他对尧舜等古代圣王和孔孟等儒家大师的崇拜。儒家思想是希望国家统一长治久安的，所以郦道元的思想也是以此为基准。长期的国家分裂，使他希望国家重新统一的愿望更加强烈。他的青年时代正是北魏政权励精图治，国势蒸蒸日上之时，而南朝则显得朝政腐败，毫无生气。他的家族又受到重用，拓跋氏的“取夏变夷”的改革，都促使他产生了由北魏统一中国的思想。道元入仕不久就成为元宏北巡的随员之一，这说明他的才干已得到朝廷的赏识。
元宏的改革，使他坚信长期分裂局面将会在元宏的统治下结束，秦汉的大一统国家又将出现。孝文帝的英年早逝对道元的打击很大。北魏国势从此江河日下。他看到统一无望，于是开始潜心于《水经注》的撰写，通过写作以寄托对祖国山河的热爱和对统一祖国的渴望。
《水经》是三国时魏国人的作品，对道元来说，它算不得什么稀见的古籍。道元选择为它作注，主要是考虑到《水经》的涉及范围很广（当然还有地理学原因），正可以借为它作注的机会歌颂祖国的大好河山，可以更好地表达自己的爱国主义思想。许多学者的研究证明，《水经注》的撰写在郦道元生活的后期，这时的北魏政权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道元看到已不可挽回，于是把全部爱国主义情感都倾注在《水经注》这部巨着之中。
《水经注》虽以为《水经》作注为形式，但并不受《水经》原有体系的限制。《水经注》的着述范围是以西汉王朝的版图为基础的。这是他祖国统一思想的反映。而且有时《水经》范围并不包罗西汉版图。如现今海南岛，西汉曾一度设了两个郡，但不久就废弃了，但郦道元并未放过，把它们附在《温水注》之后，进行了详细的描写。
由于北魏后期的衰败，道元已对北魏统一没有希望了，在《水经注》中，就没有这样的政治倾向。尽管他终生服官于北魏，但在《水经注》中却看不到对南朝政权的敌视，不以南北为鸿沟，甚至多次出现南朝政权的年号。全书在卷五注中第一次出现了南朝年号，“宋元嘉二十七年，以王玄漠为宁朔将军，前锋入河，平碻隞（地名）守之。”元嘉是南朝中宋政权第三个皇帝宋文帝的年号，元嘉二十七年（公元450年）与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是同一年。也就是这一年，拓跋焘曾大举南下，而郦道元意在这一年中另一场南北战争中使用南朝“敌国”的年号，如果我们联系到道元一家在北魏政权中所受的重用，就会为道元的这一笔法所折服。由于长期分裂南北朝互为“敌国”，互相诬蔑的例子举不胜举，前面提到的魏收的《魏书》就是其中之一，而早于《魏书》的《水经注》能用平和的笔调来叙述南北战争就更显得难能可贵了。
在《水经注》40卷的篇幅中，卷五的例子并非少见，卷二十八以后更是多次使用南朝年号。有学者认为一句是道元在完成全稿后加上的，正表明了道元后期对南北朝观点的变化。如前所述，道元晚年对北魏已不抱希望，南朝同样不能成大器。故道元承认了南北对立的客观现实，而回避南朝不仅没有必要，而且与他向往祖国统一的愿望不相符。为此，他更应南北兼顾，不忘南方的半壁河山，于是他采取了这种方法。道元在晚年已经改变了原来尊北卑南的写作基础，这也是他政治思想转变的一个标志。
人生活在大自然之中，无时无刻不在受到大自然的恩惠。热爱祖国、热爱生活的郦道元也是一个热爱自然的学者。明代的旅行家、地理学家徐霞客的事迹不少人都有所了解，其实他在许多方面是继承了郦道元，对于祖国山河的热爱是郦道元爱国主义思想的另一个组成部分。
凡郦道元足迹所到之处，无不细心考察，对古代名胜古迹，自然风景大多收入注文之中。对家乡郦亭的描写，抒发了他对故土的热爱。对青州的描写，也是对各地风光赞颂的成功一例。如果是那些他不能亲自到远的山水胜地，他必搜集大量材料，细心选取，然后进行加工整理。由于他有实践基础和严谨的态度，再加上高超的写作手法，《水经注》中描写山川的锦绣文章可以说是俯首皆是，其中有两篇历来为人们传诵，成为千古杰作。近代以来还常常被选为中学甚至大学的课文。
一篇是记述黄河孟门（即现在的壶口）瀑布，一篇是描写三峡的。孟门离北魏的首都平城、洛阳都不很远，道元很可能去过多次，注文虽只有一百多字，却把那里壮观的景色形象生动地摆在读者眼前。道元写道：“（孟门）其中水流交冲，素气云浮，往来遥观者，常若雾露沾人，窥深悸魄。其水尚崩浪万寻，悬流千丈，浑洪怒，鼓若山腾，浚波颓迭，迄于下口。”读到这，仿佛黄河水的飞沫已经溅到我们的身上，虽未到其地，孟门瀑布的宏伟气势却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瀑布两侧山势紧逼使黄河河道在这里紧缩到30~50米，好像壶口倒悬，如壶水外倒，所以现在称为壶口。水流从约30米的高处泻下，形成了注文中描述的奇景。
《水经注》中描写长江三峡的篇幅有很多，其中最着名的一段在卷三十四的注文中：“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天，略无阙处，重岩迭峰，隐天蔽日，自非停午夜分不见曦月，至于夏水襄陵，沿溯（同沂）阻绝，或王命急宣，有时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春冬之时，则素湍绿潭，回清倒影，绝（山峰）多生怪柏，悬泉瀑布，飞漱其间，清荣峻茂，良多趣味。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
郦道元的治学
郦道元的思想境界是高尚的，由此，在特定的封建时代，他能成为一个“好官”，同时他还是一名学者，在治学上，他同样有一套严谨成熟的方法。
史书称道元“好学，历览奇书”，还记载了他曾撰有《水经注》40卷、《本志》13篇、《七聘》和其他文章。但现在我们只能看到《水经注》，其他着作都散失了。我们还只能从《水经注》中来分析了解郦道元的治学方法。
《水经》原来并不长，但道元所作注文却达30多万字。同时《水经注》
还是一部牵涉面极广的巨着。地理范围涉及当时不少境外地区，包括今朝鲜半岛、中南半岛和印度的部分地区。时间范围从先秦到魏晋南北朝，达两千多年。时空差距如此之大，内容也非常丰富多采。全书包括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山川名胜，历史沿革、风土民情、人物掌故等许多方面。为了写好这部书，郦道元的首要工作，也是基础工作就是最广泛地搜集资料、占有资料。
说来容易，在现代化的今天，我们查某种资料可以去图书馆，还可利用许多现代化手段。而在郦道元的时代，只有着作者一人之力去努力完成这一艰巨的工作。封建国家的图书馆只对高官和史官开放，而且管理很严。道元到皇家图书馆查书也不可能很方便。那么他只有依靠原来家藏的图书，另外就是利用到各地任官时机，搜集地方的图书。为了撰写《水经注》，道元到底搜集了多少种资料现在已难以查清。各代学者经过统计，大约《水经注》
列名引用的文献就有480种之多（当然没有列出书名或者搜集到而没有用上的文献就更多了）。此外，《水经注》所引用的碑铭也有350种。在《水经注》所引文献所占比例最大的首推地理类文献，道元对这方面文献的搜集是付出了极大的心血的。从根本上说，《水经注》是一部地理书，那么它的资料来源就要求科学性和真实性，要严谨可靠，这种要求在那个时代是不容易达到的，一方面文字书籍的传播很困难。我们知道，唐代才出现雕版印刷，在这以前，一切文献资料的取得只有通过抄书这一个途径。在今人看来，这是不可想象的，而在科学技术不发达的古代，这是唯一可行的办法。没有坚定的信念去搜求文献进行抄写保存，《水经注》是不可能写出来的。由于受到印刷技术尚未发明的限制，从一个地区看到另一个地区的书籍就很困难，对于搜集地理书籍更是如此。地理类书籍大致可为两类，一类是像《禹贡》、《山海经》等全国地理总论性质的文献，这种书名气大，流传时间久，人们比较重视，获得还比较容易。而另一类是区域地理分论性质的文献。这类文献多由本地区的知识分子或任职于当地的文人撰写，且多为魏晋南北朝这个“地理大交流”时期的作品。这些新着分散各地，抄本十分有限，获得更为困难。但是这些书的内容大多比较真实可信，而且是当时人所写，郦道元是很重视对这种书的搜集的。在《水经注》中关于关中（今陕西省中部）的地理书有5种，中原地区的有8种、山西、河北的有4种，西北地区的有7种，山东江苏北部的有3种，东南地区的有13种，湖南、湖北的有9种，四川地区的有5种，岭南地区的有5种，以上九个区域的地理书达59种，在《水经注》所引地理类109种文献中占一半以上。这些区域地理着作绝大多数都是魏晋以后成书的，代表了当时地理学的新成果。道元能及时利用这些文献无疑为《水经注》的写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除了这些文献，道元还十分注意对地图的搜集，在写作《水经注》时他常常与地图进行核对。此外，道元还收集了一些难得的书信资料。书信资料大多均为真人真事，对地方景物的描写的可信程度是极高的。至于他所引用的碑铭其价值自不待言，碑铭文字的本身能保存下来就是一种功德无量的事。总之，道元尽其所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广泛收集资料，为这部巨着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们知道，道元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官场之中，决定了他不能有大块时间来专门从事资料收集整理工作，这就更需要有坚韧不拔的精神和严谨踏实的态度。
进行学术研究时认真收集占有大量材料，是任何一位学者在从事研究前所要从事的一项重要工作。道元的资料占有可以使我们再次体会到这一点。
不仅学者如此，其他人在做一件事之前不是也要经过一番掂量吗？从郦道元的资料搜集工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学术事业是一丝不苟的，他的成功，也就不是偶然了。
经过广泛搜求，道元占有了大量资料，这是做学问的第一步。仅有这一步是不行的，接下来就是对数量庞大的各种材料进行分析、鉴别，去伪存真。
上文也说过，道元所引的文献只是占有材料中很少的一部分，有数量更多的材料在经过他的审查后都没有写到注文中去。
《水经注》是以《水经》这部书为基本内容，在此基础上广征博引，详加注释。但由于《水经》内容十分简略，在字义理解上很容易出错误，于是道元首先就对《水经》原文下了一番考证功夫。结果，他在《水经注》中明确指出了《水经》原文中的30多处错误，从中亦可见道元治学之严谨。有时他并不直接指出《水经》的错误，而是在注中进行改正。比如说，《水经》
原文讲一条叫原公水的河流注入汾河（在今山西省），道元则在注文中说，原公水注入文湖，不流入汾河，这样的注文实际上改正了《水经》原文的错误。
《水经》说水东流入海，称水是在今朝鲜半岛上的河流。道元没有轻信原文。为了取得实际证据，他访问高句丽（当时朝鲜半岛上的一个国家）到北魏来的使者，纠正了原文中的错误。关于这条河的流向，许多古书都说成是东流。其实在朝鲜半岛由于地势的关系，许多河流都是西流入海的，一些学者不了解实情，生套我国河流多东流的定式，所以出了这个错误，《水经注》纠正了《水经》原文的错误，也是对其他古书中这个错误的纠正。以上是他纠正《水经》的失误，在分析资料时，道元对不少地理书中的错误也进行了纠正。
在《水经注》中可以看到道元分析古资料的细节，他常用和第一人称来表达他分析资料的过程，常用的话如，“余考诸地说”，“余按群书”等等。“余”就指道元自己。
由于《水经注》所涉范围太广，材料又多，对有的问题虽经分析但一时仍得不出肯定的结论，这时道元就把各种材料都摆出来，写清原因，不作结论，也不轻易否定他人的说法。这种谦逊的治学态度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现代地理学家把研究工作分为两大部分：室内、野外两部分。以上讲郦道元的资料收集，资料分析实际上都是室内工作。作为地理学家必须要进行野外考察，这也是道元在《水经注》序中提到的。野外考察是郦道元治学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水经注》能获得巨大成功的重要原因。“地理大交流”以前的地理着作多缺少野外考察的基础，以至书中虚构成分较多。“地理大交流”时代的许多地理学者已经注意到这一问题，但是像《水经注》
这样能大量运用野外工作成果，取得重大成功的着作还很少见。道元从事野外工作的方法和成果，标志着我国古代地理学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也受到后代地理学者的推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