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父亲没照母亲说的做，他看看一落地就没了气的胖乎乎的我，心里有了几分爱意。父亲到底是小学教员，教学之余爱看个医书，多少懂得一点医道。当时他就仿照医书上所说，倒提着我的两条腿，照我胖嘟嘟的屁股使劲拍了几下，就这几下，让世界上多了个不受欢迎的我。当我终于“哇”地一声哭起来的时候，父亲松了口气，母亲却叹了口气，心里有些失落，一个小生命的失而复得，意味着她又一轮艰苦哺婴路的开始，又是在那么个年月。
按母亲的说法，我带给家中的第三次灾难就是土地改革了。
照理说，土地改革革不到我家。因为我家自老太爷从山东逃荒到东北，直到我父亲这一代，辈辈是流民，房无一间，地无一垄。父亲在长期的教学生涯中不断地从一个地方调迁到另一个地方，老打游击战，置房置地反倒成了累赘。另外父亲对房屋土地这些固定产业态度一向淡漠，他有了钱就攒起来，准备供儿女们读书用。按他的愿望，儿女们只要能读书，读到哪供到哪，最好能出国留学，所以他对日本殖民者不准哥哥们上大学一直耿耿于怀。由于父亲思想的前卫，土改查封我家财产时就很简单，除了几件家具和一些蜜蜂蜂蜜，再就是一坛子准备供儿女们读书用的已经作废于动乱时期的纸币。
然而，土地改革时我们家又是首当其冲的斗争对象，我们家第一个被查封；父亲第一个被关进村公所；又第一个被列为处死的对象。但父亲当时对自己的严峻处境并不清楚，还直安慰去送饭的母亲说：不怕，我这辈子站得直走得正，两袖清风，一步两脚窝……
父亲的品格的确如他所说，一辈子做事认真公正，光明磊落，对人对己没有半点坏心眼。但他忽略了几个重要因素：一是当时的土改政策极左，土改的流血斗争极其残酷，个别地方甚至以在土改中打死多少多少人来标榜自己的工作成绩。
二是日伪投降，国民党来接收地盘时，父亲加入了国民党。
在日本长达四十年的统治中，在日本人严密的控制和封锁下，辽南地区不光是没有文化的老百姓对国共两党一无所知，即便像父亲这样的小知识分子，对国共两党的概念也非常模糊，所以日本一投降，谁先来接收地盘，他就视谁为失散多年的亲人。
不幸的是国民党部队先来了，一来就寻找当地有点声望的人替他们做事，他们找到了父亲，还向他推荐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父亲如饥似渴地读完那本小册子，就义无返顾地加入了那个党，并担任了区分部执行委员。他觉得活了半辈子都是瞎活了，这回子可找到了亲人，真正当家做主了，当他在这个岗位上热心地积极地干了一些自认为不是为别人效力，是真正的当家做主的工作时，共产党的部队来了，两党部队在这一方展开你死我活的争夺战，在血与火的激战中，父亲迷惘了，不知所措了。
粉碎四人帮后，我从有关东北解放战争回忆录中得知，当时，东北地区的老百姓大都有正统思想，认为国民党军队是政府的军队，是政府派来的，我想这可能与张学良1928年的东北易帜有关，另外，辽南地区地偏一隅，与红色根据地苏区，与革命圣地延安离得太远，所以身处封闭地区的父亲对共产党对红军了解甚少，一见到国民党就如同见到失散了多年的亲人应该不会错。可就因为历史造就的这一段阴差阳错，铸就了父亲整个后半生的悲剧。
三是父亲得罪了一些人，私事上为儿女婚事，公事上为他在双塔地区修建的那所学校。再有，大概就是他的无神论观点。父亲一生没读过多少书，充其量就是个生活在闭塞空间的小师范生，但不知怎么却修炼成一个地地道道的唯物主义者，从来不相信这个世界会有鬼有神，所以一碰上有人说鬼道神就跟人家争执辩论，惹得那些虔诚的“鬼神论者”不高兴。
土改时我的大哥二哥都已长大成人，有文化且都相貌堂堂，一表人才。土改前夕，有人登门给大哥二哥提亲，女方都是土改中掌权人家的女儿，都是大字不识一个的农家女孩。媒人直截了当地说：我知道，我提的闺女配不上你们的儿子，如果不赶在这个时期这个年月，他们攀不上你们这样的人家，我呢，也不敢做这个媒。
媒人的言外之意就是傻瓜也能听明白，可父亲就是不明白，不是听不明白，而是明白也作不明白。父亲想不到自己家会有什么大难，当然，即使有大难，当时的父亲也决不会拿儿子的婚姻去做交易，在父亲的心目中，没有什么比孩子一生的前程和幸福更重要。所以父亲对媒人的开导连考虑也不考虑就一口回绝。媒人见开导不成，只好进一步挑明：梁先生，你怎么这么不进盐酱，别说人家闺女还不错，就是差点，结了这两门亲你家就保险了，不值吗？
父亲当时正趴在桌子上写什么，听媒人如此说，就抬起头，盯着媒人正色地说：你这话就差了，婚姻是儿女的终身大事，我不能为了保全自己就不管儿子的终身。再说，儿子还在求学，三五年不能完婚，我答应下来，不是误人家闺女青春了吗？
为此，父亲得罪了农会里主宰他及一家命运的村干部。这些村干部在不久的土改斗争中，在父亲的问题上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幸亏后来，上边下来政策，纠正土改中的极左路线，父亲才保住了一条命。
在我们那个地方有句俗语，叫“要饭吃也得有个创棍的地方。”意在强调房子对穷人的重要。父亲出身于穷苦人家，对穷人总结出来的这一真理却没有什么深刻体会，他从不在意自家有没有房子，他教学期间经常调转，每调一处，随便租处房子住下，更多的精力则是修校舍盖学堂。倒是土改期间，村农会给我们家分了所住房，原房主成分是中农，不久搞土改纠偏，中农财产不动，房主就又把分给我家的房产权要了回去，没了房产权农会没再给我家分有房产权的房子，父母暂时有房子住竟也不知道再要。由于父母对房子问题的疏忽，也可以说他们在过农村日子方面的缺心眼，造成他们的后半生净溜人家屋檐，不光阶级斗争的压力，就为房子也遭尽了心，伤透了脑筋。因为自己没有房子，弟弟长到十七岁时不得不去给我的小姨当儿子，这是后话。
父亲为公事可就细心多了，他三十岁那年调双塔地区任堂长（校长），再没挪地方，在以后的三十多年，他由一个果断干练的小学堂长变成东山坡上黄土一堆，而他亲自设计亲自督建的双塔学堂，依然那么威然，那么壮观，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岁岁年年也不知道吞进吐出了多少学子，为国家社会输送了多少人才。
当年，父亲到双塔地区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上日本的衙门要经费盖学堂，双塔地区原来的校舍是几间破旧的土坯房，父亲说这样危险的教室不能再用了，继续用下去等于拿学生的生命开玩笑。
当时，日本人对他们统治了多年的南满，采取的是怀柔拉拢政策，当然对儿童进行的也是奴化教育。父亲不管它是什么教育，只懂得利用这种关系能要出钱来，能盖起学堂。父亲在盖学堂上很有超前意识，为了把学校盖得体面，盖得多少年后都不会落伍，父亲一次次进出衙门，为要钱和日本人闹翻了脸，学堂盖起，人已整整瘦去了一圈。所以母亲说父亲一辈子单会发“外阔”，外路精神，如果他把办公事的精神用一半在家，我们家早成了财主。
记得童年上小学时，我们双塔学校学生最大的骄傲就是拥有一所让其他学校学生眼气的校舍，他们的校舍，简直无法跟我们的校舍相提并论。双塔小学地处偏远，每逢什么庆典，抑或一年一次的唐家乡小学生运动会，双塔小学的学生就要到唐家乡中心小学集中，这个时候中心小学的学生就瞧不起我们，骂我们是山沟旮旯里钻出来的土鳖，后来干脆叫我们是“双塔鳖”。“双塔鳖”们并不示弱，不示弱的坚强后盾就是我们拥有一所又阔气又漂亮的大学校。我们以学校为武器向他们反攻：你们不是鳖，你们的学校有我们的大吗？你们教室带走廊吗？我们校园有养鱼池，你们有吗？我们上厕所，冬天风吹不着，夏天雨淋不着，你们能？我们校园有井，一压就出水，你们学校井在哪儿？我们的操场……
交战的结果，不是鳖的成了“鳖”，在“鳖”们的连珠炮下哑了火，自卑而又惭愧地败下阵去，“双塔鳖”们就一齐拍手，既傲慢又开心。
啊！童年时代的双塔小学，为幼稚而又好胜的我们，赢得了多少尊严和自信，而为它倾注了一腔心血和半生精力的父亲又丧失了多少尊严和自信啊！
当年，父亲被关在村公所，每夜都有人来拷打审问，用皮鞭抽他，用烟头烧他的腋窝……
说，你跟日本人是什么关系？日本人怎么肯拨款给你盖学堂？说话的是一个农会干部，就是那个要把闺女嫁给大哥的人。
姓梁的，快把克扣俺的工钱呕出来，不呕打死你！喊叫的是盖学校的几个木工，因偷工减料被父亲罚了款……
在盖学校的日日夜夜里，父亲一直亲自监工，生怕工人糊弄，发现有谁糊弄或者偷工减料，父亲是绝对不客气地处罚，决不怕得罪人。一个晚上他去工地检查，发现准备做天棚支架的松木料少了几根，断定是木工在捣鬼，找来木工一盘查，果然是他们几个互通作弊，从成堆的松木料里偷出几根准备自家盖房用。父亲查清了事情真相，追回了木料还准备打发他们，因木工们苦苦央求才放了他们一马，但为警告其他工匠，父亲罚了那几个偷木料工人的工钱，几个木工当时表示心悦诚服，土改时却来算帐了。
如今，全国各地豆腐渣工程比比皆是，浪费国家上亿资产，造成许多无辜生命罹难，那些工程主管人如果像父亲当年那样无私敬业，悲剧和损失可能会减少许多。可惜可惜，父亲不是生在今天而是生在日本人统治的殖民地地区，他的认真敬业在那时成了忠实于日本人的一大罪状，出于国仇私仇，他受辱挨打都在所难免。
小时候，我曾听哥哥们说不知该怎样评判日伪时期的父亲，因为在他身上体现了那么多的矛盾，一方面，他爱国，他仇恨日本，为自己的亡国奴身份常常痛心疾首；可另一方面，他在日本人手下做事，却又做得兢兢业业，客观上又起到了为日本人效劳的作用。
长大后，我想明白了，父亲的矛盾，全因他的性格所致，父亲爱国，仇恨日本，是因为他有点头脑，有点思想，有民族的自尊，从内心讲他不甘心为日本人效劳，也不想做忠实的亡国奴，但他那一生追求完美，干什么都认真，干什么都想干得最好的性格又恰恰让他适得其反，他调到双塔地区，日本人并没有要求他立马盖学校，他盖了，日本人为省钱，没要求他把学校盖得那么漂亮那么体面，他却盖成了全地区第一。
父亲的这种性格，不管在谁的手下，都不会改变。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1963年，我们那个大队把靠近西大河的一部分平川地改成了水田，利用西大河的水源种起水稻，我家所住的叫下洼子的小队守着西大河，水田最多。有一次生产队长老丁派父亲一人夜间去稻田放水，要他把所有畦子里的水都要留到第二天追化肥正合适为好。那时的父亲早已成为四类分子，是明牌的阶级敌人，上级一再强调，凡是重要的活一律不能交给“类”们单独去干，严防阶级敌人搞破坏。但一向务实的老丁才不听呢，而且他也最清楚，像给稻田放水这种责任活，派谁也不如派父亲，父亲去保证能比谁完成得都好。
父亲去了，打着手电把所有畦子都留够了水，再把进水的畦子口一一堵上。谁知待他把全部畦子堵好，天空突然雷电交加，一场特大的雷阵雨倾泻而下，在电闪雷鸣，暴雨扑面的情况下，毫无防雨准备的父亲想的不是去躲雨，而是怕雨太大，下满了畦子，淹了稻秧，于是就在雷电暴雨中，在泥鳅一样滑溜的稻田畦埂上滚跌滚爬地去重新挑开畦子往外放水，所有的畦子口都挑开，他仍然不敢回家躲雨，他怕雨不知什么时候停了，而水又都放跑，误了明天的追肥。于是父亲就拄着铁锹站在稻田区站在暴雨中耐心地等，直等到后半夜，雨完全停了，畦子里的水往外排得差不多了，他才又按追化肥要求的水量再把畦子一一堵上。
那天晚上，如果换了别人去放水，恐怕没有谁会把活儿干得那么复杂，会在倾盆大雨中再一一去挑开已经堵好了畦子口，然后等雨停了等畦子里的水放得差不多了再去堵。可临到父亲，一个年快六十岁的人，他就能找一副沉重的十字架扛在自己的肩上，把很简单的一件事干得那么辛苦那么累，整整忙活了一宿，早上回家，人累得就剩下一口气，浑身上下泥污得像刚从烂泥塘里爬出来。
父亲身上那股认真执著被好多人认为是傻。土改过后，一个姓何的木工曾当面说父亲：梁先生你在土改中挨打净是自己找的，就说罚木匠工款那件事吧，那么一大堆木料少几根就少几根呗，你睁只眼闭只眼不就过去了？你偏要追查，追查回来也算，你还要罚款，拿那得罪人不当回事，今天怎么样，尝到滋味了吧？我说你那脑袋简直就是石葫芦，没一点缝。
父亲的石葫芦脑袋不光体现在他一丝不苟的盖学堂上，还体现在他一丝不苟地守护这所学堂上。日本刚投降，国共双方还都没来接收时，地方上一些人想乘乱抢了这所远近知名的学堂。不说别的，光天棚上那些上等松木料，就够盖十几所民宅。还有桌椅板凳、讲台黑板、门窗玻璃、井头井管……在贫穷的乡村，那是一批很可观的财富。
在那兵荒马乱的日日夜夜里，学校其他教员都作鸟兽散，父亲就只好率领爷爷和几个哥哥，手拿扎枪日夜守护着学校。单枪匹马来的，父子兵就拿枪把贼吓跑，成群结队来的，父亲就磕头作揖苦苦哀求：老少爷们，咱双塔村七个自然屯，就这一所学校，拆了它以后叫孩子上哪儿念书啊？
以后？以后还不知是谁的天下。
谁的天下孩子也得念书啊！我是一校之长，你们把学校搬走，叫我以后怎么向官方交代？
父亲的真诚终于打动了想抢学校的人，学校好歹保住了。
一天晚上，父亲太疲劳，睡着了，早上醒来见身边不知是谁拉了一滩屎，起来一检查，见一间教室的门丢了。母亲早上来送饭，看见这滩屎差点吓晕过去，她说那偷门的还算手下留情，只拉滩屎警告你，要给你黑的吃一刀捅死你，你打得官司还是告得状？
父亲不理会母亲的唠叨，他蹲在那儿仔细研究地上的屎，研究半天居然根据屎里的排泄物找到了偷门贼，是村里一个游手好闲的无赖，父亲找到那个无赖，好说歹说，要回了那扇门。
土改时，那个无赖也找上门算帐了，那个无赖拿着棒子气势汹汹地质问父亲：姓梁的，大学堂是你家的吗？你凭什么把守着不让大家动？留着好往你家弄啊！没想到今天你也能落到我的手里，我现在还不要那扇门了，农会分给我的东西比那扇门值钱多了，我今天打你就是要出出憋在心里的这口恶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