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老师骑着他的破自行车亲自来到我的大队协商，这一次他准备耐心说服大队领导，让大队领导能顾全大局，同意放我去教育口，让我从事我最适合的教学工作。富有戏剧性的是赵老师这次不光指名要我，还指名要了贺延杰。
我自结婚后再没有见过贺延杰，他在1969年离开公社去了大连的某公司，因他二胡拉得出色，而且能演能唱，能写词谱曲，所以去了就进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里他又拉又写又唱，很是风光了一阵。
也许是他不走运，好多村里青年跟他同时被招工，人家去了个并不重要并不显赫的单位，但后来都转了正，端上了铁饭碗，他在宣传队里干了几年却在大精简中被精简回来了，回来后公社已没有了他的位置，只能呆在家中。赵老师可能也是冲他的才气选中了他。
知道贺延杰也要去进修，我心里感慨万千，我想时光也真能捉弄人，两个趣味相投的人因不同的政治背景分道扬镳了十多年，（我相信十多年来谁也没有忘记谁）现在又不期走到一起。这可真是山不转水转，水不转人转，转来转去都还在这个小圈子里，难怪有人说世界很大，有时也很小。
真的两个人一块去进修，天天生活学习在一起，还能重复昨天的故事吗？我想不会了，不知贺延杰现在是什么情况，就我而言，经过十多年的沧桑，以前那颗满是激情满是活力的心早已疲惫不堪，没有心情也玩不动那些毫无用途的风花雪月了，现在去进修，对贺延杰来说，可能就是为了生存，而我，更大程度是为了心中那份没有泯灭，多少年来一直在头脑里作祟的梦想和追求。
事情结果很快就出来了，赵老师又白费了心机，大队不光不放我，连贺延杰也不放。大队立即把贺延杰调到大队当了农业技术员。大队第一书记还极不满意地说：公社教研组是怎么搞的，怎么三天两头来要人？一个公社十来个大队他不去，单单盯上咱这破大队，他们说梁素适合教学，我看梁素更适合她目前的工作。现在是重视知识重视人才的时候，各单位都在搜罗人才，咱们大队就这么两个人才能白白放了？
哈，在那个时刻，我成了人才。
那一阵子，各级单位网罗人才似乎成为一种时髦，能否留住人才成了领导们标榜自己素质和水平的尺度标准。就拿贺延杰说吧，大队留下他完全没有必要，在贺延杰到大队之前，大队就有农业技术员，大队只是为了留住贺延杰才给他安排了那么个无关紧要的角色。贺延杰在大队干了一年，见自己并不被重用，再干下去没什么意思，就找关系去了一家乡办企业。而那时，“人才”风已经过劲，所以对他的走，大队再没有强留，而我，已经把当教师的机会错过了。
应该说当年大队的领导人在起用我时，思想颇为先锋，颇为大胆。他们敢于用毛泽东的名言击败当时盛行到登峰造极的唯成分论，而现在，他们又成了我选择自己前途的最大绊脚石。他们的话看来冠冕堂皇，无可指责，其实狭隘心理昭然若揭。他们知道，当了民办教师，就有机会转正，转了正，就是国家干部，在大队，转正的机会你就永远别想，尤其是妇女，在大队干几年也就拉倒了。
我们做不到的事你也别想做，我们达不到的目的你也别想达到。这可能就是他们的心态。
又一次努力失败后，赵老师只好偃旗息鼓，他感叹地对我说：梁素，过去是阶级路线限制了你，让我爱莫能助，现在又是某些人的微妙心理阻碍了你，让我同样无能为力。看来在公社这个圈子内谁也别想调动你，公社听大队的，我得听公社的，你要想大有作为就自己努力往外冲吧，跳出这个圈子就好了。
于是我决定往外冲，跳出大队的圈子。
从1977年高考计划流产，我就开始构思一篇小说。从报纸和各种宣传渠道看，国家文艺界要复苏了，文艺要复兴了，要摆脱全国八亿人口八个戏的凋零局面了。
当时我的野心还蛮大，我想不写则罢，要写就大胆写一篇能冲击“四人帮”禁区的小说，以引起文艺界的注意，也借此改变自己的命运。我的目的很简单：既然考大学行不通，民办教师也当不成，我就通过写小说为自己开创一个新天地，打开一个新的局面吧。
小说的社会背景是“文化大革命”，题材是“四人帮”横行期间一对男女青年的爱情悲剧，内容大致是这样的：一对回乡知青因志同道合而相爱，只因有一方出身不好，迫于各方面的压力，二人最后不得不含悲分手。
小说内容在今天看来是俗而又俗，但在中国十几年不谈爱情的文学领域，全国八亿人口当了十几年清教徒后，这样的内容无疑很大胆，很新潮。年底，我打好了小说的腹稿，这年春节三哥回来看母亲，住了些日子。三哥走后，我开始动笔，写了两个月，写好了一篇两万字左右的短篇小说，拟定题目是《最后的一封信》。
1978年4月，我把小说修改誊清后邮给《人民文学》，我对这篇小说满怀信心，潜意识里认为它一定能打动《人民文学》的编辑。一定会给我的生活带来新的契机。但邮稿子时地址没弄清楚，邮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过了几天人民文学出版社把稿子退了回来，并附信告诉我具体地址。我就又把稿子修改一番，5月份再次邮走。
这一年中，构思，写，几次修改几次誊，稿子邮走后长时间的苦苦期盼，苦苦等待，再加上两次当教师不成的懊恼失意，使本来就不生龙活虎的我，越发变得表情淡泊，精神恍惚，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多陪陪母亲，跟她多说会儿话，多听她唠唠女人们最感兴趣的东家长西家短。
母亲一生最大的嗜好就是说话，母亲跟父亲在文化上差异很大，但我发现他们之间极有共同语言，他们之间总有说不完道不尽的话题，尤其父亲赋闲在家跟外界缺少交往之后。
从父亲退居二线，母亲出头露面的机会多了，接触和知道的事情也就比父亲多得多，母亲还喜欢和左邻右舍的女人交往，喜欢跟她们唠叨妇女之间永远也唠叨不完的婆婆妈妈琐事，也能从她们口中知道一些外边的新鲜事。母亲回到家后，再把从外边听到的那些新鲜事连同婆婆妈妈琐事一股脑儿说给父亲听……父亲在长期的孤独和压抑中还亏得有母亲这样一个能言善道的伴侣，为他排解了无数寂寞。
每每哥哥们回来，母亲就要把家里家外、街坊邻里之间发生的大事小事，好事坏事跟他们说个够。童年时期，我很喜欢听母亲向父亲传播外边新闻，喜欢听母亲跟哥哥们说东道西，母亲记忆力惊人，语言表达能力极强，而且思维敏捷，善于联想，善于想像。记得有一次放暑假回来的四哥上供销社买煤，挑了一担煤往回走时碰见一个他多年不见的小学同学，四哥高兴地放下煤挑子就和那个同学握手，慌忙中把后边一筐煤放到了路边的沟里了，结果筐保住了，但一筐煤全撒到了沟里，四哥只好把另一筐煤分成两份挑回了家，回家说起这件事，母亲就笑四哥，母亲说你这不成了谁谁家的老婆，中午正往锅里烀饼子，一眼看见离家多日的男人回来了，竟把饼子烀到了门上。母亲敏捷的思维和恰如其分的类比把一家人逗得好一顿笑，引得正为丢了一筐煤而沮丧不已的四哥也笑起来。
因为经常在母亲身边作旁听者，一件事我常常能听母亲讲述好几遍，听得我都记得滚瓜烂熟。我发现母亲在叙述事情的过程中，常常对一些经过和细节进行了艺术加工，进行了再创造，渐渐地就把一件很平淡的事演义成了很受听的故事，就像作家写小说一样，最初启发灵感的可能只是一件简单的小事，或者只是一句耐人寻味的话，但经过作者的想象和联想，经过反复的加工修改，最终会成为一篇内容丰富，思想深邃的小说一样。
记得小时候，有一次家住百里之外的小姨来我们家串亲戚，小姨给母亲讲了这样一件事，说某地有一对老夫妻，图财害命，把从部队复员回来的女婿杀了，结果老头老婆双双被打了眼（枪毙）。
1950年代初期，民间像这样的传说很多，有的可能是真有其事，有的就是以讹传讹。就像小姨说的这件事情，很可能是那个年月有些人羡慕复员军人有笔数目很可观的安家费而编撰出来的，而且事件发生在哪里，杀人和被杀的姓甚名谁，那对年迈的老头老婆何以能杀了年轻力壮的女婿，案子又是怎么破的，小姨则一概讲不出。
这件事尽管疑点和漏洞太多，留给母亲的印象却很深，后来母亲把这件她很感兴趣的事又讲给屯中来家里串门的女人听，母亲大概觉得原来的故事过于抽象过于笼统，就在讲述中给添加了好多的分析和想象，丰富了好多细节。母亲的讲述是：某地方有个青年，娶了媳妇后当兵走了，一走好几年，等国家仗打完了，这个青年就从部队复员了，复员时部队给了他五百元复员安家费，复员军人背着行李怀里揣着五百元钱兴冲冲往家赶，赶到丈人门口时天黑了，决定在丈人家住一晚。老丈人在端茶倒水招待女婿的时候听说女婿复员国家还给了五百元钱揣在腰里，当下就起了歹心，他一边吩咐家中另两个闺女一个杀鸡准备晚饭，一个去屯里小铺子打酒，一边偷偷和老婆子商量，商量怎么在晚饭时把女婿灌醉，等夜深人静再把人杀了，这样五百元钱就落到自己手里。老婆子是后老婆，嫁出去的闺女不是她养的，可老婆子还是觉得这样做对不住闺女，再说万一叫人知道了呢？可老头子一劲说不怕，说女婿进门时谁也没看见，偷偷要了他的命谁会知道？闺女是我养的，我都不管你个后妈管那些干什么？咱有了这些钱日子立马就好了，咱可以用这钱盖几间好房，买头好牛，再买几箱蜂子（母亲在创作中没有忘记蜜蜂，可见创造来源于生活）我抽空养着，要不咱这穷日子哪年能翻身？就这样三说两说把老婆子也说活心了，晚上老头老婆一齐劝酒，直到把女婿灌醉，醉得什么也不知道了，老头就下了手，用杀猪刀把女婿杀了。
老头老婆连夜把女婿埋了，钱也拿到了手，只想事情做得万无一失，没有谁会知道。哪知人命是该（辽南话欠的意思）不下的，那天晚上老头的大闺女在家就做了个梦，梦见自己男人一身一脸的血，说我死得冤啊，你要给我报仇啊！大闺女吓醒了，心直跳，越想越觉得这梦做得蹊跷，第二天一早起来就往娘家赶，想让娘家爹妈帮着分析分析这梦是怎么回事。大闺女走了十几里路赶回娘家，见家里爹妈都不在，只有两个妹妹在炕上数钱，正为你分多了我分少了吵个不休。姐姐问她们哪来的钱，妹妹说是爹给的。姐姐一听觉得奇怪，穷了一辈子的爹怎么突然大方了？又哪来的钱？姐姐问妹妹爹去哪了，妹妹说爹一大早赶集去了，问妈上哪了，说妈上河洗衣裳了。爹妈都不在，大闺女就一人屋里屋外转悠开了，转悠中，大闺女发现屋里屋外都有没擦干净的血迹，顿时起了疑心，进屋开始翻箱倒柜，一翻就翻出了丈夫的衣裳和行李，大闺女二话没说，拿起丈夫的衣裳就跑到区里报了案……
一件很笼统的人命案传说，经母亲这么一加工，故事就变得有头有尾，情节发展也合情合理了。母亲把她加工后的故事再讲给周围的妇女听，谁听了都确信无疑，都义愤填膺地大骂那对财迷心窍的老家伙死有余辜，还说只给他们个枪子实在便宜了他们，就应该零刀割了才解恨。
只有一直旁听的我才知道，母亲在讲述这个故事时经过了几次加工才逐步完善，逐步形成一个完整的故事。也就从那时我才知道，原来一些事情是可以编的，可以在原来的基础上添枝加叶，把简单的事编得有鼻子有眼，变成好听的故事，后来我能编小说，发表小说，我想除了幼年受哥哥们的影响，跟母亲的启蒙教育也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一直认为母亲有艺术细胞，有创作天赋，是被环境和条件埋没了的冰心丁玲。
现在哥哥姐姐很少回来，父亲又去世，家里的听众只剩下我和冬冬了，可我成天忧忧惚惚，光想着自己的事，顾不上去听母亲说话，晚上在屋外乘凉，我为了想自己的心事，常常躲开母亲坐到一边去，把八岁的冬冬留给她姥姥充当忠实的听众，冬冬那时经常听她姥姥用富于文学性的语言讲述以前的好多事，还真受益匪浅，冬冬说她后来写散文，有好多语言来自姥姥口中，这我完全相信，我写的小说里何尝没有母亲的语言呢？
好在那一时期母亲还有她的天地，有她的一帮老太太一起互播新闻，互传小道消息，日子还不算寂寞。但母亲对我这一年的所作所为很不理解。母亲去世后，平时跟母亲不错的一个老太太问我：闺女，今年你怎么了？你妈对你挺不满，说你天天像掉了魂，也不跟她说个什么，你妈说你是不是嫌弃她了。
啊！母亲误会我了。
是啊，母亲怎能知道我的心事呢？在她的心里，我一个农村妇女，上有老下有小，在大队还有一份不错的收入，应该知足了，应该守家在地安安分分过日子，还今天要干这明天要干那地折腾啥？
想想母亲也真够懊糟，生了一群儿女却没有理想的地方可去，只好在我这个不理想的地方马马乎乎凑合，偏偏我又是这么个性情，假如我是姐姐的性格，母亲会少生多少气啊？
这一年的8月份，在我苦苦等待《人民文学》的消息时，母亲突然去世。母亲去世的病因和婆婆一样，也是心力衰竭，只是母亲来得更突然，是急性发作。
父亲和母亲都没得恋床之病，为当儿女的尤其是我，减轻了不少负担，他们都没留下一句遗言，都没让儿女们多照顾几日，所以他们的突然离世也使儿女们的悲痛伤心格外加剧。
母亲去世的前几天，天气干旱炎热，母亲说她那几天心里格外憋闷，但母亲和我都没在意。因母亲长期气管哮喘，不吃喘可宁、安茶碱，气就不够用，那几天格外憋闷只以为是天气炎热之过。
母亲去世那天天气突然凉爽了，我想母亲那天的精神一定特别好，早晨我去了大队后，她先吩咐冬冬去后园看鸡，园里秋菜刚长出来，鸡一叨就完了。她自己在家洗了头，并用洗过头的碱水泡了一盆衣服等我中午回来洗；又用早晨吃剩的苞米粥和好了面等中午烀饼子，烀饼子的面提前和好烀出的饼子暄腾好吃。炕上摊着已剪裁过的布料，母亲想给自己做件棉背心，布料旁边放着个吃了一半的桃子……母亲似乎刻意留下种种迹象，让活着的人悲痛欲绝。
也不知母亲是心里烦燥还是别的什么，布料剪裁好了并没有做，又到屋后去打烟杈。母亲晚年吸烟，每年自己家都要栽些烟。
据后来大队赤脚医生的分析，母亲可能在打烟杈时闻了烟杈的气味引起过敏性哮喘，看见的人告诉我：母亲喘了几分钟就窒息了，邻居们把她扶到家里，有人跑到后街找了个靠打肾上腺素过日子的老太太来给母亲打了肾上腺素，也没把母亲抢救过来。
母亲走了，带走了她的心事，也带走了母女之间的误解和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