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看来，二哥的做法是科学的，现在已经得到广泛的推广，但在困难时期刚刚过去的1960年代，在农民饱尝瞎折腾造成的灾难后又重新回到老一套的耕作习惯，二哥的这种做法就颇为超前甚至不合事宜了，何况按二哥的要求去做，捻种的人既辛苦又费劲，苞米大豆种子小，手指缝稍一放松，十颗八颗种子就下去了，以往种地，谁不是马马乎乎顺顺便便捻下去了事，现在来了个老右，多少年的捻种习惯硬被他改了，非叫精打细算数着种子量着距离干活，捻一天种子累得头昏眼花筋疲力尽，谁受得了？
二哥当馆长时，他们单位盖大楼，（那时还没时兴包工包料）为了让大楼早日完成，二哥自己搭上了全部精力不算，也把手下人支使得团团转，决不允许有一点窝工浪费现象。比喻大楼里的水磨石地面，二哥为了省工省时也好看，不让用机器搅拌水泥和石子，非让单位的女工坐着小板凳用手往水泥面上摆石子，摆好后打磨起来省时省工花色又均匀好看。其他人更不让闲着了，都要人尽其力人尽其才，结果图书馆大楼提前半年完工，为国家节省了数万元的资金，可二哥自己为这座大楼脱了一层皮，人能少活好几年，而他属下的人员，也都累得够戗。
从二哥帮我种花生那件事上，我充分体会到二哥使用人的厉害，种花生那天，从挑水、扎眼、浇窝、插种、封窝，二哥把每个环节都安排得统筹合理，简直不给你一丝喘息时间，连我十岁的女儿都被调动得没有一刻的空闲。同样人数放在生产队两天也干不完的活，在二哥的统筹指挥下，仅用了一上午就顺利完成。
像二哥这样的工作作风，放在私人私活上无所谓，而且还会相当受欢迎，既能节约成本还能收获大大的好事谁不高兴，不就累一点吗？但放在集体经济中就不一样了，要求太严就难免得罪人，出力不讨好了，一旦碰上特殊的政治气候，他的果断干练的拼命三郎精神就发酵成灾难，尽管干什么什么成功做什么什么出色，但随之而来的却是精神到肉体的伤害，当年被打成右派如此，那次无缘无故被折磨几个月也如此。
但那次运动对二哥促动不大，文化革命革到那时，一般群众的神经都被革麻木了，特别是那些常常受触动的“牛鬼蛇神”，都学得比阿Q还阿Q，他们学会了对比，拿自己跟那些饿死在劳改队里的难友比，跟一国首脑刘少奇比，跟被红卫兵扭着胳膊坐“喷气式”的大大小小干部比，比来比去心里就平衡了，就觉得自己所受的委屈，遭受的折磨比起他们来，实在不算什么，那些大干部功劳多大？还都被整得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咱一介草民。任他再怎么折腾，也要比那些功高盖世却又死得不明不白的人强，毕竟还留得一条命在，是不？
二哥晚年的生活很幸福，二哥能熬过艰辛一步步走到今天，与二哥有一个稳固的家庭有很大关系。相比之下，夏家小队另一个历史反革命分子，就没有二哥那么幸运了，这个历史反革命从监狱里刑满释放后回到家里，妻和儿子怕受牵连，和他划清界限，不肯接纳他。老头无处可去，还是那个颇有点人情味的生产队的队长硬把老头塞到妻子和儿子身边。
一个夜晚，生产队长听见自家的门被什么人踢得咚咚响，问是谁，是一阵含糊不清的呜呜声，队长猛猛胆子打开门，一看原来是那个老反革命，双手被反绑，嘴里塞着破布，躺在地上用脚踹门。
队长大吃一惊，忙给老头松了绑，掏出嘴里的破布问是怎么回事，才知道老头是被自己的妻子和儿子绑起来，堵上嘴后塞在锅洞里，准备半夜干掉他。老头趁老婆和儿子吃饭时，用肩膀拨开门栓逃了出来。
队长一听，气得破口大骂，说天下还有这样的老婆孩子吗？你的老婆儿子还是人揍的吗？队长气冲冲跑到老头的家想好好教训教训老头的老婆和儿子，给老头讨个说法，却被老头的老婆和儿子问得哑口无言。老头的老婆儿子一口同声地质问队长：我们和反革命分子划清界限有什么不对？你在替谁说话，你的阶级立场哪里去了？
队长看老头这次是有家难回了，只好把老头安置在生产队一间破屋里让老头一个人过，老头原来是个文化人，有深厚的古代文学功底，屯里一个富农出身的高中毕业生晚上无事，常上老头的单人住屋，向老头讨教学问，同是天涯沦落人，在孤单和寂寞中，老头和青年结成了忘年之交。
有一天，有人在村里捡到一份攻击中国政局的“反动材料”，大队和公社革委会如临大敌，立即立案追查，追查到最后认定是那个富农出身的高中毕业生写的，把高中生抓了起来，并让他招认村里那个反革命老头是他的后台……老头得知这一消息，知道自己在劫难逃，在革委会没来抓他之前跳了井。
后来事情真相大白，“写反动材料”者竟是一个大队干部，这个大队干部晚上从收音机里偷听敌台广播，并把听到的内容随手记到一张纸上，后来他外出时不慎把这张纸弄掉了，才惹来这场横祸，让一个被家庭和社会都抛弃了的“历史反革命”，在深深的井水里结束了生涯。
二哥经受那次触动不到三年，就传出右派问题要改正的消息。1978年的秋天，在母亲去世，《人民文学》来改稿后的不多日子，我在公社开会时听见管宣传的郭助理说右派问题可能会平反。记得当时我听到这个消息竟感到头一阵发晕，竟比我听到《人民文学》要用我的稿子时还要激动，惊喜。又过了几个月，小道消息终于变成事实，二哥又重返他原来的工作岗位，不久全家都回了城。只可惜，就差那么几天母亲去世了，母亲若再多活些日子，知道二哥又重返工作岗位，再不会在农村过穷苦日子，再不用她为二哥担心，她一定会含笑走的。
现在，二哥在送我时，一再嘱咐：小素，去了山西好好干，现在咱家就剩下你这份心事了，所以你一定要珍惜这次机遇。
二哥还说，兄弟姐妹中，除了他，就数我和弟弟受的苦多，有人说苦难是人生的一笔财富，那要怎么看，如果你最后混出样儿了，战胜了苦难，你的苦难才是财富，如果你没混出样儿来，像弟弟，那么苦难就永远是苦难，是永远也忘不了的伤痛。
为了被弟弟带走了的那份苦难，为了让苦难变成财富，我必须成功。
9月15日傍晚6点整，我乘上了大连开往北京的火车，火车徐徐开动时，余福江和女儿跟着火车奔跑，女儿一边跑还一边喊：妈妈，妈妈，祝你成功！一刹那，我的眼泪溢出眼眶。
女儿冬冬是我的骄傲。冬冬出生时是臀位，屁股先出来，在没有先进的接生方法时，这种胎位的孩子一般保不住命，而且连累大人的命也危在旦夕。我还好，惊吓了一场最后大人孩子都平安无事。村里和我一起干活的妇女就说：坐生（臀位）娘娘立生（足位）官，你闺女将来是娘娘命，你等着享福吧。我开玩笑说：我差点送了命能换来女儿一个娘娘命，倒也值了。
冬冬小时长得像个洋娃娃，脸儿圆圆，眼睛大大，一头卷毛，于是又有人说：毛发卷，不缺钱。意思是长卷毛头发的人有福。
可“小卷毛”小时候并没看出有多大的福气，虽然她一生下来就有她姥爷姥姥百般疼爱呵护，但生在农村，投胎于贫寒之家，又碰上那么个什么都缺惟有人口不缺的年月，摊上我这么个粗心大意的妈。她的幼年只能在物质匮乏中度过了，冬冬小时很少能吃到鱼肉饼干之类，至于像现在孩子都吃腻了的巧克力什么的，她连见都没有见过。记得她两岁那年的冬天，生产队冻死两头猪，家里分了几斤肉，我把肉挂在房檐下冻着，留着过节吃。可肚子里缺少营养的冬冬等不及了，天天小猫似的盯着房檐挂肉的地方眼巴巴地瞅，每到我要做饭了，她就小嘴巴巴地喊：妈，炒肉吃吧，你怎么还不炒肉？
放到现在，两岁大的孩子谁还会对吃肉关心呢？
在精神方面冬冬也不像现在的孩子，自小就接受各种专门训练，琴棋书画唱歌跳舞样样玩个遍。自小到大，我没教过她一个字，没教过她一首儿歌，没教她背过一首诗词，更不用说学钢琴学美术学唱歌学舞蹈了。
冬冬两周岁时她姥爷去世，接着她姥姥也随我姐去了辽中，她姥姥走后不久就到了秋天。农村的秋天，家里家外有干不完的活，余福江成天被捆在学校腾不出身，我除了要应付生产队分配给老娘们的活如扒苞米，扦谷子，选苞米穗子等，还得去山上搂茅草搂树叶，准备一年的烧柴；得抢拾生产队收过后遗留在地里的大豆、花生、地瓜，苞米之类，补充一年粮食的欠缺。只要生产队声明哪块哪块地可以放人了，你看吧，大人小孩背筐扛耙疯了一般往那儿跑，就像前方地里不是遗漏了廖廖无几的大豆地瓜花生或者苞米穗，而是遍地金元宝。
在这个时候，我得和大家一起跑，一起抢，秋天，是粮草进家的时候，是庄稼人一年的指望，人们到了秋天都恨不能爹娘给多生两条腿，多长两双眼……在这个时候，我哪还顾得上冬冬。两岁多的冬冬，似乎已懂得农村日子的艰难，从不阻拦我上山下地，不像一些孩子那样哭着叫着纠缠大人，不让大人出门，她自作主张地去找那些大一点的，被父母安排在家看护弟妹的孩子一起玩，一玩就是一上午一下午。
冬冬不妨碍我，我也就常常在忙碌中忘了她，常常在山上劳做到掌灯了，地里看不见人的时候才回家，回家后才想起冬冬还在外边没回，就满街大喊：冬冬，冬冬，你在哪？这时就有人应：冬冬在俺家哩。
一丁点大的冬冬，在人人都为生存而奔波时，也无师自通地寻到了一套自己的生存办法，她只要看到天黑了父母还没回来，就注意街上过往的大人，看见谁的面孔和善，就小狗一样地跟在谁的后边，一直跟到人家家里。去了也不要吃喝，乖乖坐着，倒是人家不过意，抱她上炕，给她盛上饭……在冬冬身上，我欠了乡邻们太多太多的人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