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邻居老太太警告我：你再不能这样没晌没夜地上山了，后屯那个彪子（精神病人）经常来咱街上乱串，金水家的大公羊说跑出来就跑出来了，那头羊爱顶人，冬冬在街上又怕彪子，又怕大公羊，一天能吓哭好几次，你把孩子扔在家里吓坏了怎么办？孩子让牲口顶了踩了怎么办？没见过像你这样粗心的妈。
挨了邻居老太太一顿训，我才知道冬冬一人在家受了多大的委屈，可冬冬跟我一声都没吭。
也有人跟我夸冬冬：你闺女真行，长得还没个豆大，却成精了，能跟半大孩子一起玩，玩热了自己把褂子脱下来，就那么提拎着褂子跟那些孩子满街跑，跑哪也不会把衣裳扔了。
也许有自小这番磨练，冬冬在六七岁时胆子就大得惊人。冬冬小时不爱看电影，而我和余福江都是电影迷，一次公社放映队来村里放朝鲜影片《卖花姑娘》，早就听说这部影片剧情特悲，特别感人，我和余福江盼这部影片已盼了很久，终于盼来了，都想去看，偏偏冬冬不想去，怎么办？留谁在家陪冬冬？我和余福江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不想留下。这时冬冬说话了：你俩都去吧，我一人在家。
你不害怕？开始我还不相信。
我不害怕，我有老鼠做伴。冬冬说着就自管自玩去了。
老鼠做伴？天哪，我最担心大人走后满屋乱蹿的老鼠会吓着她，可她居然把老鼠当成伴了，多新鲜的事，多奇特的想法，这种想法也许只有六七岁的天不怕地不怕的孩子才能想得出来，初生牛犊不畏虎，说得真有道理啊！冬冬转头见我在发愣，倒催开我了：怎还不走？去晚了占不上好地方。
由于看电影心切，后来我和余福江还真都去了，等我们鼻涕一把眼泪一把看完电影，才想起冬冬还一个人留在家，立即匆匆往家赶，紧张得心都要跳出来。待回家开了门，见冬冬抱着个枕头缩在炕角睡得正香。
从小学到大学，冬冬一直是班干部，班级里不管男生女生，不管比她大还是比她小，都视她为大姐。谁崴了脚啦，谁让刀割破手啦。谁打了暖水瓶啦……都要向冬冬求救，冬冬在不经意中成了大家的主心骨。冬冬有时就半开玩笑半无奈地说：我这是怎么啦？我想做个清纯可爱的女孩都不行，家里家外都不给我个撒娇的机会。
冬冬上大学时参加军训，部队的教官都问冬冬有几个弟弟妹妹，当知道冬冬在家里是独头大蒜时都惊讶不已，说从冬冬身上看不出一点独生子女的娇气，还说你妈真伟大，能把独生子女教育得如此坚强能干。冬冬把教官们这一高度评价告诉我时，弄得我啼笑皆非：这不又是一歪打正着吗？
冬冬一上学就显示出她少有的聪明，从小学到初中，每年能拿两个第一。跟我一样，小学考初中考了个全乡第一，跟我一样，还在小学一二年级就看开长篇小说。跟我不一样的是冬冬求学路上一帆风顺，小学中学到大学，学士硕士到博士，她好象刻意要把我失去的一切都弥补上，把我失去的岁月都找回来。
我并不想让冬冬将来学文，父亲当年就反对三哥学文，父亲说生活在穷乡僻壤的孩子，想往文学方面发展谈何容易，凡在文学方面有造诣的，都是从小就生活在浓郁的文化氛围中，要不，清朝以前，状元怎么都出在南方，而且常常一个地方出一个状元就能带出几个，影响很重要啊，生活在苏轼欧阳修身边能跟生活在大字不识一个的庄稼佬身边一样吗？凭咱们这种环境和氛围，造就不了出色的文人。所以父亲建议儿子们最好都学理工。父亲还常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也不怕。
奇怪的是我的几个哥哥都喜欢文学，父亲怎么反对也不行。我受哥哥们影响也喜欢上了文，但我不希望冬冬也受我的影响。这也是我从来不教她诗词，从来也不给她讲故事的原因之一。可冬冬还是喜欢上了文学，她不知在什么时候把我看过的书都偷偷看了，包括那些儿童不宜的书。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是中国文学最繁荣时期，那时期，能轰动全国引起亿万人注意的作家和作品比比皆是。还是十多岁的冬冬知道和熟悉这些作家和作品一点也不比我少，这为她后来在大学的课堂上为莘莘学子讲授现当代文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我到山西应聘时冬冬刚上初二，上的是我和她爸爸当年上初中时的那所中学，每天带着饭盒跑十五里地。所差的是当年我们是徒步走，是饿着肚皮，冬冬骑自行车，饭盒里经常装有好的饭菜，比起我们当年的条件，冬冬还是幸运多了。
人哪，就是矛盾，冲出家门，做个正儿八经的职业妇女尽管是我一生的追求，可真要远离家乡漂泊异地，我的心又空茫一片，且不说这次应聘任务之艰巨——既要解决个人及全家的农转非，解决个人的农转干，解决全家人的户口进城问题——就说教学吧，我已经延误了二十年，现在突然要去一个人地两生的地方当中学教师，拿惯了镢头锄头和镰刀，长满厚厚老茧的两只手，现在突然要改行拿教鞭和粉笔，就像消化惯了糠糠菜菜的胃口，仍不丁要它去消化大鱼大肉，消化高蛋白，能适应吗？
我这次千里迢迢到异地他乡应聘，在家乡又一次造成轰动，我听见不少人在议论，说不管什么世道，最终爹是爹，儿还是儿。这话的意思就是有本事的人终归有本事，跟“金子埋在土里还是金子”的意思差不多。农村人不会说那些文绉绉的书生话语，可从他们嘴里蹦出的往往比文绉绉的书生话语更生动，更有鲜活力。
乡里的众说纷纭，无疑给我施加了千斤压力，压得我只能破釜沉舟，背水一战了。可背水打仗也不能光靠决心，还需要具备打仗的武器和能打赢这一仗的本领，这两样我有吗？我真的像乡亲们说的那样是个有本事的人吗？不错，以前我从没认为自己是个只能当烧火棍的料，也常用“天生我才必有用”来给自己打气，还一直感觉自己最适合的工作就是教学。可现在真要临阵了，我发现我有点“叶公好龙”了，想得更多的是活了快半辈子还没教过学，这次舍家撇业跑那么远当教师，教的又是中学，一旦上不了课或者上课不受学生欢迎被人家炒了鱿鱼怎么办？岂不辜负了老少乡亲眼睛里的“本事”？怎么有脸回来见江东父老？“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我不知怎么突然想起两千多年前那名壮士的两句悲壮的千古绝唱，明知自己的所做所行跟那位视死如归的壮士毫不沾边，但心中就是悲怆，真有点“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了的味道。
冬冬见我心情忧郁，就说：妈，你放心去吧，家里有我和爸，我能管好我自己。妈，你知道不？我们同学可羡慕我呢，都说我有个了不起的妈妈，三四十岁了还能重新出去教学，重新开拓新路。我听了骄傲得不得了，我要以你为榜样。
冬冬的话为我打了一支强心剂，同时也让我为自己的忧郁脆弱而脸红，看来这次我只能进不能退了，为做女儿的榜样，我也只有义无返顾地前往，即便是铤而走险。
几个月后，全家顺利迁到长治，冬冬才笑着告诉我；妈，你走时我说的那些话是看你心情不愉快鼓励你的，其实我不舍得你走。
这时我才发现冬冬长大了。
火车于第二天下午到达北京，下车后签字，再转乘开往长治的火车，这趟车要经过河北河南绕半个圈才能到达长治。
火车隆隆南下，火车途经的沿线，成熟的庄稼，五彩斑斓的果园，缀满橙黄果实的柿子树随处可见。车窗外，时时能看到收割庄稼的，或收割过庄稼正在耙地准备种冬小麦的人群。这一切对我是那么熟悉，现在真要跟它们告别，还真有些留恋。
为了更好地看清车窗外的景物，我从包里翻出眼镜戴上。
这副眼镜还是1964年我上高二时去鞍山，大哥大嫂亲自领我去配的。大嫂特意挑了副茶色眼镜框，配上亮晶晶的眼镜片，架在鼻梁上漂亮无比。我戴上这副眼镜，谁都说帅，说像一个标准的中学生。可又说好看是好看，可惜把两只漂亮的眼睛遮了，长这样的眼睛戴一副眼镜实在可惜。
从小，我的眼睛就经常被大人夸奖，说它们又大又亮，像两汪水儿；也被女孩们羡慕，女孩们在羡慕之后又骂我是牛眼珠，还说眼太大了也不好，眼大漏神。我知道她们是狐狸吃葡萄，所以她们越骂我越高兴。
我也常为自己这双眼睛骄傲，它弥补了牙齿的缺欠。为我的形象增添了不少光彩。一颗多余的小牙让我在人多的场合不敢开心一笑，一双漂亮的眼睛又让我树立了信心，不管跟谁说话都敢直面对方。
让我沮丧的是还在小学四年级，我的眼睛就近视了，两眼的视力都在0.4到0.5之间，看到一起上学的同学不管眼大眼小，谁都看得比我远看的比我清楚，心里真是苦恼无比。三哥四哥的眼睛也都近视了，可人家近视时都二十好几了，哪有像我这样才十多岁就要戴眼镜的？我硬挺着不配眼镜，我看到那些长时间戴眼镜的人，仍不丁把眼镜摘下来，都是眼窝深陷，眼球黯淡无光。难道我这双引以自豪的眼睛将来也要变得那么可怕？
意想不到的是上了初中后我的眼睛竟好起来，中考时检查身体，左眼视力1.2，右眼竟达到1.5。这真让我喜出望外，是什么原因让我的视力又恢复了呢？可能与我初中三年净为吃而奋斗，没看多少书，没怎么正儿八经学习有关。另外每天走在上下学的山路上，经常极目远眺，空间无限扩大，慢慢地就把视力矫正过来了。
上了高中后，我重新埋头书本，眼睛很快又近视了，上高二时坐在前边第二排看黑板都吃力，看看实在挺不过去了，只好去鞍山找大哥配上了眼镜，原想不管我愿不愿意接受，这副眼镜都将跟我一辈子，都将成为我终生的伴侣。
然而，这副眼镜跟我的缘分竟是这样的浅，断断续续只戴了二年就完成了它的使命。随着大学梦的破灭，这副眼镜也被打入冷宫，放在抽屉里闲置了二十年，整整二十年啊！现在，它又要参与我的生活了吗？
几度风雨几度春秋，一双眼睛和一幅眼镜的几度反复，折射了我大半个人生的沧桑反复，也折射了一个时代的沧桑反复。
列车过了焦作以后开始隆隆北上，长治市越来越近，越来越近，我的心情也越来越激动，越来越振奋，我把头伸出窗外，见长龙般的巨大车身鸣着汽笛风驰电掣般前行，那飞一般的车速以至高昂的鸣笛，都让我产生从未有过的强烈的震撼，感受到一股巨大的力量，这股力量驱逐了我几天以来所有的胆怯、犹豫和彷徨，增强了去挑战新生活的信心和勇气。
新的生活就要开始了，她尽管迟了二十年，但终究还是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