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漫话古籍的保护与研究
一 古籍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根本立足点
中国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如据浙江省跨湖桥古独木舟的发现则为八千年。随着历史车轮的滚动,中华文化日益丰富多彩,经过先民的口耳相传,结绳契刻,到文字的产生。从周秦以来(一说从商,但尚无实物可证)中华传统文化就有了以竹木为材料的特定载体,形成中国的最早图书——简书,为中华文化提供了根本立足点。以后又逐渐发展为帛书、纸书,在装订形式上亦从卷轴、方册、鱼鳞、蝴蝶、包背到线装,构成中国藏量极大的书群,这就是古籍。
中国古籍数量之多,已难确切估计,只能用汗牛充栋和浩如烟海等词语来形容。而珍惜古籍又缘起甚早,公元前二六年十月,刘邦入咸阳,首先从萧何之建议收集图书。惠帝时,又“大收篇籍”,使散失的图书得到适时的收集和典藏。到武帝时,已是“书积如丘山”,成帝时为检查图书的存佚,就在刘向父子主持下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整理编目,将国家藏书分为六类,编成《别录》与《七略》。当时统计,国家藏书已有一万三千二百一十九卷。历代由于天灾人祸,图书有聚有散。东晋李充以西晋荀勖《中经新簿》校存书,不过三千零一十四卷,唐初撰《隋书·经籍志》,已着录达八万九千六百六十六卷。下垂清乾隆时,《四库全书》着录之书为三千四百六十一种七万九千三百零九卷,存目收录之书为六千七百九十三种九万三千五百五十一卷,两共收书一万零二百五十四种十七万两千八百六十卷,几乎涵盖了清乾隆以前,尤其是元代以前的各种主要着作,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古籍藏量。
这些古籍从《七略》六分以来,经过魏晋以甲乙丙丁为序的四分和南北朝的七分、五分,而《隋书·经籍志》则明标经史子集的四分。古籍分类,至此底定,而相沿至今未变。这经过不断制作、搜求、典藏、整理的大量古籍中,包容着自然和人文两大内容。古今中外,各门学术,无不纳其中。是以中国古籍可称中华传统文化之总汇,也即时尚所谓国学之所在。质言之,今所谓国学,即经史子集之学而已。君若不信,试举国学任何一种着述,能越经史子集之范围者几稀!
二 保护古籍 珍惜遗产
中国古籍如此浩繁,从竹木简书到宋元善本,以至一般古籍,都是先人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作为中华子孙有继承与保护的责任,不能坐视其被损坏与弃置。但现实生活中由于缺乏保护理念与应有的修复措施,以致造成某些蠹食鼠啮的惨状,令人心痛。当前的重任就是保护好古籍。保护古籍主要有三条渠道。
其一是原生性保护。古籍随着岁月的流逝,或因自然的不可避免的损伤,或因人为的摧残,容易造成残缺破损。因此原有的古籍就需要加以保护,主要是改善庋藏条件和修补残损。中国对藏书,历来注重保护,特别是私人藏书,更为藏家所珍视。从汉代开始,就用竹制小箱子——箧,分类置放图书。东汉以后,进入纸书时代,用黄檗染纸防蠹。魏晋时,曹曾筑石窟藏书。隋炀帝虽多为后世訾议,但他分三类钞存副本,保存大量古籍的完整。明人范钦筑天一阁为藏书所,亦为人所熟知。他更制定许多防火、防蠹、防潮、防散失等保护措施。时至今日,随着科技发展,若干防护设备,日臻完善。尤其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古籍修复技术,代代相传,技艺日精,许多残破古籍经过修补、垫衬、描画,妙手回春,恢复原貌。这对古籍无疑是进行生命的抢救。大部分读书人对原生性保护尤为注意,北齐颜之推在《家训》中曾说:“借人典籍,皆需爱护,先有缺坏,就为补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或有狼藉几案,分散部帙,多为童稚婢妾之所点污,风雨虫鼠之所毁伤,实为累德。”近年来,国家图书馆定期在各地举办全国范围的修补培训班,有意识地培养古籍修补专业人才,实为延续古籍生命的善举。
其二是再生性保护。再生性保护的手段,历史上是传抄、刻印,而当代则是再造。在雕版印刷发明以前,主要靠书手受雇传抄。雕版时代为阅读方便,配补不足,或恢复散失,也有单册抄写的。如西晋文学家左思的《三都赋》成,“豪贵之家竞相抄写,洛阳为之纸贵”。一九二四年在新疆鄯善出土晋人手钞的《三国志》残卷,上有《虞翻传》和《张温传》,共八十行一千零九十字,惜原卷已流入日本。正因钞书日渐普遍,社会上出现佣书的专门行业。有些藏书家在所藏毁损后,又大量钞存,形成大规模的再生行为,如元初王应麟家,藏书万卷,毁于兵火,其子王世昌重加钞纂,终得恢复原貌。而更值得注意的是有些藏书家参与和推行刻书活动,不仅刻自己的着作,更多的是刻印重要古籍。有的藏书家更提出刻印珍本秘籍,明末清初的藏书家曹溶所撰《流通古书约》中就希望有财力的藏书家将未刊布的古人着作,“寿之枣梨,始小本,讫巨编,渐次恢廓四方,必有闻风接响,以表彰散佚为身任者”。晚清的张之洞在《书目答问》后专附《劝刻书说》一文说:“且刻书者,传先哲之精蕴,启后学之困蒙,亦利济之先务,积善之雅谈也。”清代学者的大量刻书为中国古籍的再造、增量起了重要作用。当前国家图书馆的古籍再造工程,则是在更精细完美的情况下,对古籍进行再生性扩量保护,对充实馆藏,普及传统文化,产生极大影响。
其三是加强流通,开拓流通。流通是书籍的重要功能之一。文字载体如无流通,则失去传播和传递的历史作用。古籍的流通,历来靠两种途径,一是读书人通过借钞交换,有无相通。明末藏书家李如一就持“天下好书,当与天下读书人共之”的观点,所以他“每得一秘书遗册,必贻书相闻,有所求借,则朝发而夕至”。许多大藏书家都愿接待学者进楼钞书,明末黄宗羲在天一阁大量钞书而自名其藏书楼为“钞书堂”。《流通古书约》中还提出了在流通中保存古书的主张,他主张藏书家“各就观目录,标其所缺者”,“视其所属门类同,时代先后同,卷帙多寡同,约定有无相易”,也可以将已有人无之书“精工善写,校对无误,一二月间,各赍所钞互换”。另一途径是通过市场。古籍进入市场始于汉,着名哲学家王充家贫,就靠在书肆读书而成大学者。图书市场到明清时代已基本形成,如明代在北京、苏州、杭州等地,都有专门的书市,有一定的行市及价格标准。胡应麟的《少室山房笔丛》称:“本视其钞刻,钞视其讹正,刻视其精粗,纸视其美恶,装视其工拙,印视其初终,缓急视其用,远近视其代,又视其方。合此七者,参伍而错综之书之直之等定矣。”清代的慈恩寺、琉璃厂都是北京的书市,许多学者为便于求书,多僦居附近。琉璃厂书市,至今不废。这种流通使图书得以流传,广泛应用,实质上等于为古籍扩量和保护。近年旧书业顺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让古籍走上拍卖市场,使古籍成为商品,客观上对古籍有保护作用。而我国若干大馆,馆藏古籍复本较多,如《史记》有一二十套,《四库全书》有数套,若能通过市场调剂,则各缺藏馆得以充实而知所珍惜,大馆也可以调剂书款,增补所缺。两赢之势,何乐不为?
三 了解和研究古籍是古籍发展的前景
无论是原生性,还是再生性的保护,都应属维护行为而非创意行为。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保护古籍不受损伤的阶段。我们应对古籍基本情况有所了解,进而全面研究,使古籍能更完美,更便于使用。历来除官方的整理研究外,藏书家和学者都在妥善保护古籍的基础上,对古籍的内涵和外延各方面有所研究,如宋代的宋绶、宋敏求父子,对于搜求典藏的古籍,“日夕校勘”,以聚子孙雠对经籍为乐事。他们研究完善古籍的成就:一是着意校书,家多善本;二是收集散失,编选书籍;三是着书立说,再创新籍;四是总评得失,建言整理,对古籍的完善作了重要贡献。清代学者对此有更显着而巨大的贡献,可以说几乎所有的清代学者都对古籍进行过丰富完美等创意性工程。他们在研究古籍的过程中,逐渐形成校勘、版本、目录、考证等专学。这四学构成清学的四大支柱,为乾嘉朴学奠定坚实的基础,提高了古籍的质与量,至今文史学者犹受其惠。在完善内涵之外,他们又作了大量的外延工作,对多种古籍撰写了注、补、表、谱、考证等新着,如一些知名学者为二十四史增补了史志目录,使中国自汉至明连缀成贯通的图书目录,这是图书文化中的罕见之举。因此清人着作成为了解和研究古籍的门径。清末张之洞与诸生讨论读书不必畏难之事说:
读书一事,古难今易,无论何门学问,国朝先正皆有极精之书。前人是者,证明之;误者,辨析之;难考者,考出之(参校、旁证);不可见之书,采集之。一分真伪而古书去其半,一分瑕瑜而列朝书去其十之八九矣。且诸公最好着为后人省精力之书,一搜补(或从群书中搜出,或补完,或缀缉),一校订(讹脱同异),一考证(据本书、据注、据他书),一谱录(提要及纪元、地理各种表谱)。此皆积毕生之精力,踵曩代之成书而后成者。故同此一书,古人十年方通者,今人三年可矣。(《鞧轩语·语学》)
这对我们进而了解、研究古籍是很好的启发。当前,我们从事古籍工作的同行,有不少朋友已经登堂入室,结有丰硕成果。我曾读过他们有关古籍的着作,不仅对古籍领域的研究做出贡献,扩大了藏书量,也是对古籍行业从业人员的一种示范和激励。因此,我提出两点建议,与同行们商榷:
一是古籍从业人员不能停留在单纯保护上,而应进一步了解古籍,研究古籍,不仅保护好古籍,而且发掘其蕴藏,为传统文化提供研究依据和创造古籍新着,为古籍扩量尽力。
二是清人校读整理古书和创作古籍新着,可以说是空前的,他们的成果为后人大大地减负。所以我认为,把“读古书当读清人有关着作”,把清人的研究成果作为我们进修的阶梯,是十分必要的。
(二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在天津古籍年会开幕式上的发言)
(原载《文史知识》,二九年第三期)
2、明清藏书楼随录
绿雨楼
绿雨楼是明代学者陆深的府第,位于北京的正阳、玄武两门之间。这座府第分为三个部分:东为素轩,北为澹堂,中为无名书窟,所以这个府第名也成为他藏书处的名称。
陆深初名荣,字子渊,号俨山。上海人。明成化十三年(1477)生,嘉靖二十六年(1547)卒。举明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历官至詹事府詹事,卒赠礼部右侍郎,谥文裕。陆深以文章知名于世,善书法。家富藏书,但聚集惟艰。少壮时限于财力,未能广泛收书,只能廉价采购一些残本不售的书籍。对残缺少者,亲自钞补,使成完帙;对残缺多者,只能留待日后遇机补配而已。是其藏书确属来之不易。
陆深为了避免藏书散失,特自编《江东藏书目》以备查核。分十三类着录即:经、性理、史、古史、诸子、文集、诗集、类书、杂史、诸志、韵书、小学、医艺、杂流等。这些类目虽然不尽合理,但确是在相沿的四分法外独辟蹊径,而且透过这一目录,也可看到绿雨楼藏书的插架次序和藏书概貌。
万卷楼
万卷楼是明代藏书家丰坊的藏书楼。丰坊字存礼,又字人翁,后更名道生,号南禺外史。浙江鄞县人。生卒年月不详。明嘉靖二年(1523)进士,官礼部主事,缘事谪官。丰氏自南宋以来即为鄞县四大姓之一,历代仕宦,藏书甚富。丰坊尤喜藏书,并擅书画,曾尽售近郊良田千余亩,购藏图书碑帖,藏书达数万卷,皆贮于万卷楼中。丰坊自谪官后,心神恍惚,婴有癫疾,以故家道日衰,而好书不倦,遂有“书淫”、“墨癖”之称。但因病无力管理图书,以致所藏宋椠及抄本等善本佳刻,半为门人所窃,后又遭天火,藏书损失颇巨。所余图籍,悉归范氏天一阁,为天一阁藏书的重要来源,而丰坊终以贫病而殁。清初学者全祖望所撰《天一阁藏书记》及黄宗羲所撰《丰南禺别传》中均记及丰坊家世及其生平行事。
妙赏楼
妙赏楼是明代藏书家、戏剧家高濂的藏书楼。高濂字深甫,号瑞南,浙江钱塘人。约生于嘉靖,而万历时尚在世。高濂雅好藏书,所藏古今图书甚富,自称“每见新异之典,不论价值贵贱,以必得为期”。所藏珍善图书,颇为后世藏家所重。高濂藏书以获取知识为主旨,是为了从书中“得古人一言一论之秘,以广心胸”,所以反对那种不乐诵读只求精美观赏的所谓藏书家。他以不学无术为耻而求开卷有益,其识见确实超越一般仅藏不用者。高濂也很重视图书的版本,他赞赏宋本之善,又极力抨击明代伪刻宋本之恶行。高濂在所着《遵生八笺》卷十四、十五的《燕闲清赏笺》中有《论藏书》一文,论述宋元版本的区别及明人作伪的手法等,有裨整理古籍之参考。妙赏楼的藏书,都钤有“妙赏楼藏书”、“高氏鉴定宋刻板书”及“武林高深甫妙赏楼藏书”等藏章,可备鉴定古籍版本之助。
得月楼
得月楼是明代藏书家李鹗翀的藏书楼。李字如一,后以字行,又字贯之。江苏江阴人。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生,崇祯三年(1630)卒。家世务农,比较富裕,一生未通仕途,而酷好读书、聚书。数十年间他以经营农业之余赀,搜秘本,访佚典,甚至不惜典屋卖田来搜购佳本善刻,逐渐聚集起来的珍稀图书如《南唐录临安志》和《苏州图经》等就庋藏在得月楼中。
李氏得月楼的藏书,不是单纯为了收藏,李如一首先是要通过阅读图书来获取知识。所以一旦得书,他总要亲加校雠、研读。清初学者钱谦益曾赞誉李如一是一位“聚之勤、读之力而守之固”的藏书家和学者。这一赞誉正说明得月楼的藏书是不断搜求而得,经过努力研读和整理,并认真加以管理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得月楼已超越当时其他藏书楼,不以狭隘的典藏为宗旨,而是使其所藏为学人所共享。李如一曾说:“天下好书,当与天下人共之。”他为便于流通,对藏书采取了“阙必正,讹必正,同异必校勘”的方针,虽在病中仍坚持不辍,对于相知友朋更是“未尝不倒庋相付也”。这一精神使得月楼成为具有藏用结合特点的藏书楼,其社会效能,远远超出了当时其他藏书楼只藏不用或少用的状况。可惜所藏毁于清初。
李如一为了更有效地利用得月楼藏书,还仿照宋代藏书家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和尤袤《遂初堂书目》的体例,自为诠次发凡起例编成《得月楼书目》一卷,亦称《江阴李氏得月楼书目》。其目久佚,在《江阴丛书》、《粟香室丛书》和《常州先哲遗书》(第一集)等丛书中收有《江阴李氏得月楼书目摘录》一卷。从李如一遵循晁、尤遗规来看,这应是一部按四部分类、着录版本状况的提要目录。
脉望馆
脉望馆是明代藏书家赵琦美的藏书楼。赵琦美原名开美,字仲郎,一字如白,号玄度,自号清常道人。江苏常熟人。藏书家赵用贤之子。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生,天启五年(1625)卒。以父荫官刑部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