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琦美除继承其父用贤藏书刻书的遗风外，生平损衣削食，借书缮写，朱黄雠校，并欲见诸实用，筑脉望馆作为藏书所。脉望是传说中蠹鱼所化之物，赵琦美引此自喻为书蠹所化，得书即贮其中。赵琦美既承家藏，而生性又“欲网罗古今载记，甲乙诠次”，藏书益富。清初学者钱谦益为撰墓表，称颂其求书、读书的精神说：“穷老尽气，好之之笃挚与读之之专勤，近古所未有也。”
脉望馆的藏书量，据其自编的《脉望馆书目》着录，共有近五千种、两万多册。其藏书质量相当高，有些书是经过一二十年搜求，配补钞绘，始成完整善本的，如《洛阳伽蓝记》、《营造法式》等。有的书是经过赵琦美手抄、手校的佳本，如元、明两代的《古今杂剧》二百四十二种，均经赵琦美亲手钞校，并写有题跋，成为研究我国戏剧史的一大宝库。赵琦美卒后，藏书归钱谦益绛云楼。传说书去之日，常熟武康山中，白日鬼哭。虽事涉无稽，但也反映常熟民众对脉望馆藏书的眷恋。
《脉望馆书目》是赵琦美于明万历年间为其脉望馆藏书所编订的一部排架目录。它是一部仿《文渊阁书目》不依四分法顺序的私藏目录。他将家藏图书所标号码，结合千字文自天至吕，排为三十号。分经史子集、不全宋元版书、旧版书、佛经、墨刻、书画、古玩杂物、碑帖等类。末附万历四十六年（1618）的《续增书目》。这部目录除登录不少文学艺术书外，还在“暑”字号“子类”八下设有“泰西人着述小类”，登录了《几何原本》、《泰西水法》等七种西方传教士译着的书籍。这在当时是值得注意的着录内容。这部书目的子目设置较详，有将近二百多个子目。如史类三即设有编年、史评、传记、伪史、霸史等，颇便检索。书目还注明藏书地点，如“佛经下”注：“在后书房西间朝东厨，甚便取用。”《脉望馆书目》有涵芬楼秘籍本及玉简斋丛书本。
倦圃
倦圃是明清之际藏书家曹溶就宋岳珂废园重建的藏书之所。曹溶字洁躬，又字秋岳，号倦圃，晚年自号锄菜翁。秀水（今浙江嘉兴）人。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生，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卒。明崇祯十年（1637）进士，官监察御史。入清后，官至户部侍郎。晚年辞官退隐，筑室于范蠡湖，题名倦圃，取岳珂字倦翁以自寄。曹溶素好搜聚宋元人文集，据其所撰《静惕堂书目》所载有宋刘开等一百八十家，元耶律楚材等一百一十五家，共二百九十五家宋元明刻文集，珍藏不可谓不富。《静惕堂书目》是我国较早以文集为专题的善本目录，对后世专题目录的发展有重要影响。从这一目录所收可以看到倦圃藏书的价值。曹溶别撰有《流通古书约》一卷，提倡古书流通，反对秘藏，主张藏书家公布书目，并互通有无，为流通古书创一良法。
池北书库
池北书库是清初学者诗人王士祯的藏书所。王士祯原名士禛，雍正时因避胤禛讳，改为士正。乾隆时，又诏命改为士祯。字子祯，亦字贻上，号阮亭，别号渔洋山人。山东新城人。明崇祯七年（1634）生，清康熙五十年（1711）卒。顺治十五年（1658）进士，官至刑部尚书。
王士祯是清初自成流派的着名诗人，影响甚大。他生平喜好搜藏图书，名其藏书处曰池北书库。与他并有诗文盛名的朱彝尊在所撰《池北书库记》中称赞王士祯的求书精神是：“先生自始仕迄今，目耕肘书，借观辄录其副。每以月之朔望玩慈仁寺日中集，俸钱所入，悉以购书。”有些好书因一时筹款不及而为他人所购去，曾因此而得病，可见池北书库的庋藏确实来之不易。
池北书库的藏书不是成批或有某一藏书家的败落而一次性收购来的，而是王士祯亲自从旧书摊店中采购和从友朋处借抄而来。这就形成了池北书库的藏书是为阅读治学而非单纯为珍藏古秘的特点。王士祯摆脱了当时一般学者佞宋的玩赏习惯，他认为宋版书亦有讹误，不能一概视为珍善，同时他并不排斥宋版古籍，而是以书的内容定去取，所以池北书库的藏书，既有宋元善刻，也有明清佳本。
王士祯对所藏图籍多加研究校订，撰写书跋，记其着者、版本、价值与流传等内容，更以其所具深厚的文学素养，使题跋文字清新喜人，流畅可读。光绪四年（1878）上海葛元煦曾辑王之题跋一百一十五篇为《渔洋书跋》，一九五八年陈乃乾又有重辑渔洋书跋共收二百三十篇，适为葛编的一倍。这些题跋对中国藏书史的研究和对池北书库藏书的了解均有裨益。
王士祯对池北书库的藏书曾自编《池北书库藏书目》，但所载仅四百九十六种，显然不是池北书库的全部藏书目。清代学者刘喜海认为，这部藏书目如果不是王氏随身携带的备读书目，便是一部不全的书目。近人从当时与王士祯并称盛一时的朱彝尊的藏书推测，朱氏曝书亭藏书有七八万卷，则王氏池北书库藏书亦当在七八万卷之谱。
池北书库的藏书在王士祯卒后不久即因鼠蠹积霖、不肖攫窃而残损散佚。民国初年，藏书家叶德辉的观古堂曾收藏到池北书库的旧藏。可惜抗战时期随着观古堂藏书的外流，而使池北书库一些残余旧藏也多流向日本！
乐善堂
乐善堂是清代藏书家弘晓藏书处名。
弘晓，清圣祖第十三子允祥之第七子。雍正八年（1730）袭封怡亲王。乾隆四十三年（1778）卒，谥僖。自号冰玉道人。弘晓性嗜图籍，自建藏书楼九楹，积书充栋，题名乐善堂。
明清之际的宋元善本，多为毛晋汲古阁及钱曾述古堂所藏。迨毛钱两家藏书散出，半数为徐乾学、季振宜所得。及徐、季两家藏书复散，遂经何焯介绍，尽归弘晓乐善堂所藏。《四库全书》开馆，各地藏书家均奉旨献书，独弘晓以天潢贵胄，未进藏书，故乐善堂藏书颇多世所罕见者。乐善堂藏书保存长达百余年，至同治末年，始逐渐散落民间，为山东杨绍和、常熟翁同龢、吴县潘祖荫及杭州朱学勤等藏书家所收藏，大多为精本善刻。乐善堂藏书均钤有“怡府世宝”、“安乐堂藏书记”和“明善堂览书记”等藏章。编有《怡府书目》一册，收书四千五百余种，不分卷分类，仅记书名、册名，间及版刻。善本与通行本并在一册目，为一图书登录簿册。
漱六楼
漱六楼是清代乾嘉时期藏书家周锡瓒的藏书楼。周锡瓒字仲涟，号漪塘，又号书岩居士。江苏吴县人。清乾隆元年（1736）生，嘉庆二十四年（1819）卒。性喜藏书，所藏钤以漱六楼朱文方印。每得一书，时往其他相知藏书家处借所藏秘本相证，以求藏书之精善，遂使周锡瓒与黄丕烈、袁廷梼、顾之逵并称乾嘉四大藏书家。当时着名学者钱大昕、段玉裁等也曾借阅周氏藏书。晚年家道中落，身后藏书多入上海藏书家郁松年之宜稼堂。
慈云楼
慈云楼是清代中期藏书家李筠嘉的藏书楼。李筠嘉字修林，号笋香，松江上海人。约生于乾隆末年，卒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贡生，候选光录寺典簿。家富藏书，精于校勘。与鄞县范氏天一阁、歙县汪氏开万楼、杭州吴氏瓶花斋、杭州鲍氏知不足斋诸家藏书，后先辉映。李氏藏书四千七百余种，数万余卷，并撰有《论议胪注》近四十万言，乃自建慈云楼以藏之。李氏为所藏图籍编《慈云楼藏书志》八卷，一以《四库提要》为宗法。嘉庆二十五年（1820）龚自珍为此志作序，对李氏倍加推崇：“我知他日谈本朝目录之学者，以曰四库七阁既为《七略》以来未有之盛，而在野诸家，如上海李氏，亦足以备上都之副墨而资考镜者也。”其后，李氏复延目录学家周中复主持其藏书编目。周氏在原有藏书志基础上，为李氏代撰《上海李氏藏书志》，道光六年（1826）龚自珍复为《上海李氏藏书志》撰序，与《慈云楼藏书志序》内容大体相类，惟前序繁而后序简。龚氏于后序中更称：“顾异日数本朝目录，必不遗李氏。”可惜，李氏身后，慈云楼藏书尽散，可慨也夫！
蒲编堂
蒲编堂是清代藏书家路慎庄的藏书所。
路慎庄字子瑞，号小洲。陕西周至人。生卒年不详。道光十六年（1836）举进士，入翰林院，后官淮阳道。父路德自京师载图书百余种归，入龙门峡，舟覆书尽，郁郁以殁。慎庄雅好古学，立志广求图书，先后搜集图书六万余卷，多宋元雕本，藏于蒲编堂，并编有《蒲编堂书目》八十卷。道咸时诗人鲍康在参观蒲编堂藏书后，曾作五言诗赞称：“忆向都门去，欣窥邺架全，甲乙排鳞次，纵横讶绣联，帙搜秦汉上，椠及宋元前，秘书曾补缀，写本更端研。”对路氏藏书作概括性的高度评价。
路氏尝慨叹魏晋以前书多存书名而佚篇章，于是博采群书，将各书所征引者，分别辑出，俾还旧观，已成书者达四十余种。路氏后人有仕于淮上者，于光绪十一年（1885）秋，将藏书运至苏州求售。叶昌炽曾得旧刻数种，如明正统本《两汉书》。另有被陈鳣叹为最佳本的一些旧刻为丁泳之所得。
3、还我皕宋
二七年是晚清四大藏书楼之一的皕宋楼藏书被日本捆载东去的百年纪念，十一月间，皕宋楼的故乡——湖州的文化界名流王绍仁、王增清和复旦大学学者葛剑雄、吴格等发起并举办有关皕宋楼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有中外学者近百人，盛况空前。有多篇论文都围绕“皕宋楼事件”责任者是谁这个老问题。历来对此多将首要罪责加于陆氏后人陆树藩身上，直到近十来年，浙江顾志兴先生方以曲谅态度论其事。他根据史料，认为陆树藩的售书是因救灾负债、被逼无奈的行为，不能承担主要罪责。我认为这一评论是客观而实事求是的，并写过《关于“皕宋楼事件”罪责之我见》一文，在此次大会宣读。
会上还有两位中年学者持不同意见。一种认为首要罪责在清政府的腐败。固然，这次流失藏书，清廷应负一定责任，但非首要。因为清政府自庚子大变乱之后，惊魂未定，巨额赔款的重压和国势的日趋衰弱，使其于保护古籍、兴办公共图书馆以收藏私人捐赠等重要先进文化事业所知甚少，而对涉外事务尤有所讳避，所以陆树藩售书前的种种呼吁，皆未能引起注意和支持。国宝外流，清政府应负不作为的政府行政责任。
另有一种意见认为“皕宋楼事件”纯是一种商业行为，你卖我买，公平合理。但问题在于这次商业行为是否公平合理，是否合乎商业规则，答案是“不”。这是一次蓄谋已久的掠夺阴谋。日本从甲午战争幸获胜利后，举国上下普遍加强了对中国的“关注”，而日本学人不断地到中国访书和购书，也是这种“关注”的重要文化现象。有位专门研究日人来华访书问题的钱婉约女士曾深刻地指明，这是日本“关注”中国，渗透中国，殖民中国的社会思潮在文化学术领域中的折射，是近代中日两国从合作到战争的社会政治的一个缩影。日本学人之觊觎皕宋之藏，实非一日。日人岛田翰于光绪三十一、三十二年（1905、1906）曾数次登楼，见皕宋楼管理不善，而所藏又极合日本需要，顿萌掠取之心，岛田翰曾自我供认说：“顾使此书在我邦，其补益文献非鲜少。遂怂恿其（陆心源）子纯伯观察树藩，必欲致之于我邦。”其贪婪垂涎之态昭然。于是岛田翰一面借清廷尚处于慌乱，乃乘树藩呼救无门之危，对书价一压再压，已失公平交易正轨。一面又积极奔走于日本军阀、政客、财团之间，力促其成。而一旦成交，复以小船偷渡，转装于沪上日轮，扬帆东去，使国人猝不及防。此等行径直若穿窬者流，其卑劣无耻可见。皕宋楼藏书外流之罪责，岛田翰无疑当为魁首。
至于陆氏后人即售书经手人陆树藩的责任，则有留存下来的两种具体资料——《京津救济善会图说》和《救济日记》可证。当时陆树藩面对的社会现状是，京津地区因遭八国联军的侵扰烧杀而出现严重灾情，亟待救援。他毅然挺身，各方筹款，不惜借贷，身入险境，其事可敬。事后负债累累，各方逼债日甚，于是先后处理家藏古玩珍宝，厂店亦相继破产。最后在呼救无门的无奈情况下，为日人岛田翰所诱骗，出售藏书，其情亦可悯。如将藏书外流的首罪加之，则未免不公。当然，陆树藩终有配合岛田翰行为的过错，于藏书外流一事，实难辞其咎。而社会各方之谴责，亦使其心有愧悔，辛亥之际，陆树藩终归佛门，并自题小照说：“佞佛不持斋，何必守三戒，世态本炎凉，人情尤险恶，穰富以济贫，此心无愧作，魂魄若反真，坦然对天日。”其自赎前愆之至意，已昭然于世。后人论史当以知人论世之心，谅其过错，不能置其为首罪。
由此观之，“皕宋楼事件”之主次罪责，当如泾渭之分明：日人对我皕宋楼藏书，久怀觊觎之心，时思以我之宝藏补彼邦之不足。岛田翰贯以日本夺他人之所藏，盈一已库存之国策，处心积虑，以求一逞。凭借庚子奇变之后，清廷心有余悸的背景，乘陆树藩经营失败，救灾负债之危，使用诱骗诡秘之卑劣手段，掠我珍籍，舶载东去，赢得其国人之赞誉，而置陆树藩于千夫所指之窘境，谓岛田翰为首罪，谁曰不宜？时经百年，“皕宋楼事件”似当以友好公道行事。凡熟知甲午以来备受屈辱之历史，历经“一二八”、“七七”之苦难者，无不有还历史以公正之想。前者湖州王绍仁、王增清及张建智三位先生曾东渡日本，亲访静嘉堂，以至诚之心，商谈历史旧事，惜无圆满结果，令人怅然。鄙意双方应正式会商，确定保留比例，各有所藏，以示友好相处，共享资源之意。退而求其次，亦当请日方以再造善本方式，制作复本，还我皕宋，既可修复伤痕而免已新建之皕宋无所收藏，空有其名；更用以增强中日文化之交流，稍慰中华学人“还我皕宋”之愿望！
（原载《中华读书报》，二七年二月十三日）
4、海源阁沧桑
二四年初夏，我应山东聊城大学之邀，参加傅斯年先生学术讨论会。在会议结束的那天下午，东道主安排与会者参观海源阁。这对我是久已向往的事，但到海源阁时，却令人大失所望，庭院宽敞明净，而藏书空无一物。文献记载海源阁曾经多次劫难，但万难想到是这种荡然无遗的情状。我痴痴地站在海源阁的庭院中，眼前似乎展现了一幅海源阁沧桑变幻的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