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月明
1979年10月6日，我作为一名新生踏进了太谷师范的校门，分在98班，班主任就是常学斌。
仅仅两个月后，我就因转学而离开了太师，离开了我刚刚熟悉的师生。短暂的两个月，发生在我周围的师生情、同学谊却一直铭记在我心中。多少年了，未曾忘怀，时不时打开记忆的闸门，犹如打开一坛陈年老酒，那么香甜醇绵，那么清新甘洌，令人回味无穷，过得愈久，愈发香甜。
第一堂语文课，贺老师就布置了作文题《当我踏进太师校门的时候》。我这样写道：我是太谷人，不知踏进过多少次太师校门，但当我真正从心里感觉到这次与以往任何一次都不同，却是在我这次作为一名新生踏进太师校门的时候。因为我从现在起就步入了教书育人的预备队，两年后我将成为百万教师队伍中的一员，这是决定我今后道路的一个起点。因此，我心中不能没有感慨。
当时的太师，没有教学楼，没有学生楼，没有饭厅，有的仅是低矮的平房，那便是教室和学生宿舍。校园鲜见树木、更没有鲜花草坪，整个一片灰色调，这也是上世纪70年代末全国基层师范的校貌。我所在的宿舍是一溜通铺，十二个人便挨挨挤挤地睡在一条长长的“大床”上，一盏昏暗的灯泡，还是全校统一开关。进门一个砖砌的灶台，每日定量供煤取暖。同学们大多来自农村，我离开学校时才发现裤子里生了许多虱子。
班主任常学斌那时还是一个刚刚结婚不久的年轻人，英俊而潇洒，精明而洒脱，还担任着学校领导的职务。尽管学校里有很多事情，他还是竭尽全力在学习、生活上关心我们。有几天连续下雨，宿舍漏水，他想办法弄大塑料布把屋顶盖上。一天晚上，宿舍已熄灯，我躺在被子里打着手电看书，突然门被推开，我还未及反应，常老师就走到我床前，摸着我的头，悄声说：“月明，熄灯了，明天还要早操，不要影响同学们，啊？”语调婉转带着关切，我忙熄灯，常老师才慢慢出去继续巡查。
音乐老师吴安信，胖胖的身材，戴着眼镜，整日里笑眯眯的，文温儒雅，教学上很认真。有几次我没交作业，他在活动时间来到教室，特地找到我。把我叫到校园一角说：“咱们出去谈谈心？”他从音乐的起源、发展谈到在历史上的作用，谈到师范学生不能不懂音乐，让我热爱音乐，热爱教师这个职业。我明白，吴老师是一个认真负责的老师，我在离校及毕业后曾数次看过他。
上世纪70年代末，粮食还是按比例供应，学校当时的伙食是供给制，每人一份，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一个十六七岁的孩子肯定吃不饱。学习委员杜毓秀是一个文静而秀气的姑娘，她每星期回家。一次，她把星期日的饭卡给我，让我去打饭吃，可我竟腼腆到不会说句感谢话，直到今天，我仍有一种负疚感深深地印在心里，每每想起，总觉得愧怍。平遥的史淑仙对我转学表示的贺语“祝你在新的学校，好好学习，成绩优异”至今萦绕在耳边。
那时，师范绝大部分学生来自农村，他们淳朴、率直，没有城里人惯有的那种傲慢与偏见，生活十分俭朴。介休的孟蓬庆就说，因为考上了师范，家里才特地给他做了两条新裤子。我们宿舍里也只有两个人有手表，就是像我这样的城里人也是因为上了师范才穿上了尼龙袜子。我当时头上戴着军帽，手上戴副白手套，身上披着件蓝棉大衣，就是在今天看来如此简陋的“装备”，在当时也令同学们羡慕不已，温天宝就曾赞叹我的这个穿戴“真雄伟”。
虽然在师范学习生活仅两个月，而且以后绝大部分同学都不知音讯，但留在我心中的印记都很深，很多同学的音容笑貌依然留在我脑海中：文静而秀气的杜毓秀，能歌善舞的李玲爱，当过会计的阎良富，能拉二胡的王东光，能写会画的张学文，舞台指挥的王喜梅，与我同桌的王兆生，和我挨着睡的温天宝……还有很多很多同学，由于篇幅所限，不能尽列，尽管相处时间很短，以后也一别而未曾谋面，但我依然记得他们，记得他们！
近三十年了，时光飞逝，我们已进入中年，每每想及师范，总是不自觉地放慢速度，总想多看几眼，尽管眼前已不见了昔日的师生，没有了低矮破旧的平房，踏遍校园也难觅昔日的踪影，但我总是惦着她，想着她，总想对她诉说些什么。
呵，太师，我心中永远的太师……
郭月明 1979年在太谷师范98班学习，两个月后转学至山西省中药材学校，1981年毕业分配于山西中药厂，现在太谷职工医院第一诊所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