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机出在一九五六年。这年秋天，上海博物馆的马承源先生来山西参观，我参与了接待。马先生当时正在做殷商青铜器研究，后来出版了编着的《中国青铜器》一书，他来山西就是收集青铜器资料的。看了陈喜壶，很感兴趣，他走后省博就将陈喜壶的照片和铭文拓片寄赠。一九六一年第二期《文物》上，他发表了《陈喜壶》一文，文中直指铭文中的“陈”即为陈僖子田乞。能在青铜器中发现一个史籍中着录的历史人物的名字，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下子就引起全国史学界的重视。《文物》编辑部趁势展开讨论，好多学者都写了文章，集中发在一九六一年《文物》第十期上，计有于省吾、陈邦怀、黄盛璋、石志廉等人。于省吾的文章名字我记得就叫《陈喜壶铭文考释》。这些文章，虽然在铭文考释方面互有出入，但一致认为此器是田乞之器无疑，黄盛璋先生更认为该器对于春秋器断代颇关重要，至少给齐国铜器增加了一件标准器。
大约一九六二年春天，中科院考古所的安志敏先生来太原，看了陈喜壶，带回图片资料研究，有不同的看法。在同年《文物》第六期上发表了《陈喜壶商榷》一文。于省吾他们的文章出来后，我就有自己的看法，当时觉得还不成熟，也是有些胆怯，就没有写文章；安志敏的文章一出来，我又对自己过去的看法作了慎重思考，觉得自己还是有道理的，就写了这篇《陈喜壶辨》，在一九六四年第九期《文物》上发表了。我的文章发表后，考古界和文博界的朋友见了，都说考证严谨，不落他人窠臼。
针对安志敏先生指出铭文有可能是镶补上去的说法，我的看法是：
壶颈内部，铭文的四周与颈内壁间，确有显着的高低不平的痕迹，但是，如细致地观察，便会发现它实为铸造的痕迹而不是镶嵌的痕迹，过去有许多铜器，采用分范合铸的办法。侯马所出土的铸铜陶范可以作为参证，例如编钟上的每个枚都是用小块零范单独雕制，制成后再嵌于钟的外范上合铸。如此就可以想见，用单独一块母范刻制成正面阴文的铭文，再翻为反面阳文的正式铭文范，然后再把它嵌入壶的内范中合铸之。侯马出土的陶范中，就发现了单独的铭文陶范。正因为采取嵌铸法，所以在范与范接合处如果修整不细的话，自然会出现高低不平的痕迹。至于陈喜壶的铭文部分与壶颈内壁的色泽，原是一致的，我们为了观察铭文，几次使用酸物起锈，故而铭文部分呈现淡红色。
陈喜壶的双耳和环，也不能认为是后人拼凑上去的。的确，它的双耳是压在器身纹饰之上的。但这种现象在一些铜器中是习见的，比如侯马上马村墓葬出土的铜壶上，在耳部脱落之处，便可以看到原来被耳所掩的花纹。再比如侯马陶范中，也发现了一部分专门铸造壶耳和鉴耳的范。证明这零件分铸的办法，在当时已被熟练地应用，甚至于某些器物是先铸其环，再把环套插于镈首的范中而铸镈首，镈首衔环铸成后，再把它接于器身的外范上浇铸。或者是等器身铸成后，把另外铸成的零件焊接上去，上马村墓葬出土的簠耳就是焊上去的，焊迹流铜，斑斑可见。正因采取零件分铸的关系，所以某些铜器的耳容易脱落，在脱落的耳足内常发现一些未能取出的内范。这些资料表明，陈喜壶的耳部叠压在器身纹饰之上的现象是可以理解的；它的耳部一旦脱落，经过后人焊接或是一些古董商人的粘接，而存在一些粘焊痕迹，也是可以理解的。
陈喜壶的壶耳和壶身，在格局和造型上也没有什么可以非议之处。安志敏先生文章中认为陈喜壶的耳，和壶身很不相称，其形制不同于一般的壶耳，相反的却和簋耳有某些相似之处，因而便认为是“后配”，这是值得商榷的问题。从许多壶、簋的耳部情况来看，除了少数特殊例子而外，一般的簋耳和壶之间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别。普通簋耳，带耳垂者差别极大不能相比，凡饰有兽首者，其兽吻均在耳的上半部；普通壶耳，凡饰有兽首者，其兽吻则延伸在耳的下半部。簋耳兽的耳部，比较圆浑，而壶耳兽的耳部则比较锋棱显着。从我在文章中附的一个壶耳对比表上，可以看出，陈喜壶的耳确为壶耳而非簋耳割下来移到这儿的。
再就是，我详细地测量并计算了，陈喜壶的耳环直径等于其壶身高度的五分之一。我从有关图录照片中选择了与陈喜壶时代差不多的几个壶作了对照，这些环的直径与壶身高度的比例，大致也是这个数。我有很具体的数字，就不必说了。耳环上的纹饰也不能认为很晚，上村岭出土的铜罐腹部就有这样的花纹。
总之，陈喜壶确实不是一件东拼西凑、移花接木的东西，作为一件田齐的真实器物是无疑义的。但是它在断代上的作用，正如安志敏先生所提出的，有再研究的必要。
韩：这才是最要紧的。于省吾、马承源、黄盛璋、石志廉这些人，可不是等闲之辈啊，你可倒好，要推翻他们的成说！
张：我心里还是有谱的。于老是前辈，其他几位，别看年龄大都在我之下，但在学术上都是早就有名望的人，反驳他们的观点，没有八分把握我是不敢下手的。学术上没有十分的事，有八分就不容易了。这就涉及到问题的核心，一个最重要的问题，首先是铭文中的“陈喜”这个人是不是“陈僖子田乞”，现在还难以遽下结论。铭文中的字，仅仅是左半边作“喜”，还缺右半边半个字未弄清楚。马承源先生说是“似有笔画”，而判断右边的半个字可能是“欠”字，故省“欠”而作“喜”。于省吾先生说，喜字右侧从篆文的“亻”，隐约可辨，故认为是“僖”字。可是我们在金文字例中还没有发现过“僖”字，不只反面传形的僖字没有见过，就是正面的僖字也没有见过。相反的，在其它一些金文字例中，左旁书作喜字的则时常见到，如“壴”、“菫”二字，再如沇儿钟铭文中“永保鼓之”的“鼓”字。毛公鼎、齐叔夷钟，铭文中都有同样的例子。所以我们既不能遽然断定它为“鼓”字或是“艰”字，也不能贸然断为“僖”字，其道理是一样的。
从齐国铜器铭文校之，凡言“立事岁”者均书人名而不书懿美号。正如“国差”铭文中不书“国武子”或“国武”而直书“国差”（国佐）。“陈纯釜”立事者书“陈犹”，“陈骍壶”立事者书“陈得”。从这些例子来看，他们都是人名而非美号。如果“陈喜壶”立事者是“陈僖子田乞”的话，应该直书“陈乞”而不应书作“陈僖”。
再从一般金文习例校之，凡书作“喜”字者，皆为形容其欢乐而言，如许多钟铭中的“用宴以喜”的“喜”字。在一些有关文献中，也可以证明“喜”字有的作为人名，而不是美号，《尔雅·释诂》中说：“……喜……乐也。”《诗·小雅·彤弓》中说：“我有嘉宾，中心喜之。”《左传》昭公二十年：“卫侯赐北宫喜谥曰贞子。”而在铜器铭文中凡懿美称“僖”之处均书作“厘”字，如罕鼎的“文考厘叔”，康鼎的“文考厘伯”，芮伯壶的“作厘公僔彝”等等。特别是田齐本身的铜器如陈簋铭文中亦书作“厘叔”，而这个“厘叔”，郭沫若先生则认为他即是陈僖子田乞。退一步想，陈喜壶铭文中也可能偶然书其美号的话，那么田乞当书作“厘叔”而不应书作“陈僖”。
我认为“陈壶”之名，我们现在还不能称其为“陈僖壶”或“陈喜壶”，它只不过是半喜而已。至于铭文中立事岁者究竟是谁，那可能和陈犹、陈得他们一样，就不一定见于经传了。
说到这里，张先生微微一笑。这个人是从不开怀大笑的。这微微一笑，足可以表明他心里是如何的得意了。他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推翻了那么多高明的对手的成说。
韩：张先生，你这一番话中，你知道我最喜欢的是那一句吗？
张：你说！
韩：“不能称其为陈僖壶或陈喜壶，它只不过是半喜而已。”半喜！在这么严肃的考证文章中，你还没有忘了幽一下默。不光这个字是半喜，他们的考证也不过是半喜而已。
张：只有你们当作家的，才会注意到这幽默，在我看来，不过是说了个简单的事实而已。光驳了人家的不行，还得有立，有自己的看法。这就要在他们说的“陈”字上做文章了。据我的考证，这个陈喜壶，其主人先就不姓陈。详细的材料与推理，文章里都写了。也就是说，学术界吵吵了一两年的“陈喜壶”先就不姓陈，眼下能确定的名字应当是“□壶”，中间那个□可考的只有半个喜字。
韩：总得有个名字吧，就叫“半喜壶”如何？这一仗你是打胜了。
张：可惜刚开了头，正要大干一场，准备了好些题目要写，“四清”开始了，把我抽调到工作队去了。接下来又是“文化大革命”！
韩：这就是命，你的修持还不够，还要经历一番磨难才会委以大任。
张：前头的路是黑的，谁也不知道，知道了就不是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