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二十四日星期二
前些日子，张先生住了院。不是得了什么病，是他这样的干部的例行检查。入院是何日，我不知道，知道后的第二天去医院看望，病房里空荡荡的，没有花篮也没有礼品。我也只带了些寻常水果。值班护士告诉我，老先生的身体没有大毛病。再没有比这样的评价，更让人宽慰的了。大概住了十天的样子。
今天是出院后，我第一次去府上拜访。心里想的是，能谈就谈谈，不能谈就聊会儿天。去了才发现，是可以谈的。面色红润，精神健旺。桌上摊着书，旁边搁着放大镜。见我来了，推开书，呼唤保姆上茶。
说了几句闲话，张先生说还是谈正经的吧。
我说，那就谈谈你的李峪梦吧！
张先生没听清，疑惑地说：梦，你知道我昨天晚上做了个梦？问做的什么梦，说昨晚真的做了个梦，梦见有人让他看一篇学术文章，题名为《渰没运城大嵋镇水势研究》，还没看就醒了。名字记得清清楚楚。这个渰字不认识，就是这么写。真是怪了，梦里都是看学术文章，自己写不成了，给别人看。
韩：别人是钱迷心窍，你这是学问迷了心窍。说明你精神还好，还能看文章，还想写文章。
张：运城我没多去过，有没有个大嵋镇？
韩：有个嵋阳镇，就在我老家临晋镇东边二十里的样子，那儿是峨嵋岭的边缘地带，没有河，再大的雨也不会叫水“渰没”了。渰没是什么意思？
张：我也不明白，梦是胡思乱想，哪里会是真的。奇怪，怎么会做这么个梦。这几天耳鸣，心焦，一鸣起来就跟有个电钻在脑子里钻，轰隆隆响，什么事也不能做。今天稍微好些。
韩：有意思。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这些年没有写学术论文，心里焦急，晚上就做起梦来。我问你的梦，是你以前说过，总想有个像浑源李峪铜器那样的重大发现。这不是个梦吗？
张先生笑了：说到两岔了。我是这样说的吗？唉，山西考古人士都会有这样的梦。这是一个谜，到现在还没有解开。恐怕再也不会有人有这个福气了。说山西考古的历史，绕不开浑源铜器的发现。
韩：山西是文物大省，出土文物主要集中在晋南一带，怎么会在浑源发现那么多铜器呢。
张：《论语·子罕》里，颜渊说孔子：“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考古发现这个事，也像圣人的遗教一样，看着在这里，忽儿又在那里。谁也不会想到浑源那样的地方，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出了那么一大批精美的铜器。
这几年，一说起倒贩文物，就说陕西、河南、山西，好像这三个省在考古上也该是一个水准线上。不是这么回事。陕西，是西周、秦、汉建都的地方，河南是东周、东汉建都的地方，历史文化深厚，地下文物丰富，在情理之中。山西除晋南一带，虽不时有地下文物发掘出来，在过去，无论质上还是量上，都不能跟陕西、河南二省相比。主要是考古上没有重大器物的发现。这几年还有些，除了侯马盟书，还有晋侯大墓礼器的发现，隋虞弘墓的发掘，但在山西考古所刚刚组建的六十年代，真正让人惊喜的挖掘几乎没有。所以朋友们嘲笑我这个所长是孔子的第七十三个贤人（闲人），不是没有道理。
在我没来考古所之前，就知道浑源铜器，当时不知道具体的村子，后来才知道，是浑源县李峪村出土的。当年真是震惊了全国，乃至世界。奇怪的是，此后几十年，沉寂无闻，浑源再也没有发现过类似的铜器。浑源铜器，正规的说法应当是浑源彝器。习惯了，我们还是叫铜器吧。
韩：说说具体的发现经过。
张：我去过浑源，实地调查过。有关资料，差不多全看过。一九二三年浑源李峪村农民高凤章，在该村庙坡这个地方掘土，看到一条雨水冲刷而成的黄土沟里，部分铜器露了出来。高凤章开挖之后，地方人士闻风而至，争相掘挖，前后得到铜器几十件，均为战国样式，有特殊形式及价值。着名考古学家裴文中先生，事后曾去考察过，在他的《浑源县李峪村庙坡之彩陶文化遗址》报告中说，“据云，铜器在地下排列于一堆，曾有粗大之木梁拱卫。究竟为一墓葬或储藏之地，已不可知，将来亦无法开掘，只好存疑而已！”时伯齐先生在《浑源出土古铜器群图考》书前的序里，曾假定这批铜器的掩埋为“用以祭祀北岳”者，或根据浑源中学教员李君所谈，“为后魏名将某氏之冢墓，其生平雅好藏蓄古器物，后营墓于李峪堡，古器物尽殉焉……”总之，对李峪铜器地下埋藏之原因，谁也没有正式结论。
这批铜器的命运，真让人唏嘘不已。当时由于外国古董商，勾结地方官僚豪绅重金收买，很快有三十多件盗运到国外，分布在英、德、法、日、瑞典等国家的博物馆或私人手中，国内仅余十八件，虽说盗运出国未逞，也下落不明。全国解放后，仅上海博物馆搜集到几件精品。
韩：太可惜了。
张：铜器不见了，图录还是保存下来了。一九二九年山西省政府，对全省各县名胜古迹做调查时，未见原物，只依据照片“大略而命名”。一九三一年编印成的《山西省各县名胜古物调查表》中，着录浑源铜器十七件，缺陷是定名多不实，有叫“四足圆瓯”的，有叫“小圆筒带盆”的，一听就不是出于专业人士之手。地方上的绅士，也立了功。一九三五年浑源县的绅士麻国华先生编印《浑源出土古物图说》一册，石印行世，其中刊载铜器照片十八帧，除过法国人涅克盗运出国的，当时存在国内的，全印上了。这部分铜器，抗战前归“一山西军人所有，转押于北京一钱庄”，后来就下落不明了。说是一军人，实则是阎锡山手下的高级军官。那个钱庄，经我们那次调查，是北京打磨厂大德通钱庄。麻着中介绍的器物共十九宗，正副三十六件。所谓三十六件，包括器盖、器耳环、车辖等件。还有个日本人，也写了这方面的着作，叫什么记不清了。
韩：你的文章里有记载。日本人编的书有两种，一是一九三三年日人梅原末治所着《支那古铜器精华》中，着录浑源李峪铜器照片九件。二是一九三五年日本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出版的《战国式铜器之研究》一书中，刊载浑源李峪铜器较完整者三十余件，其中注有“在山西太原府某所”者十七件之照片，系麻书所载照片同底板洗印。集大成者是一九三六年商承祚先生编印行世的《浑源彝器图》。
张：你一说我想起来了。关于商先生这本书，还是有故事的。一九三二年的时候，太原并州大学有个教授叫时伯齐，得到麻国华所赠李峪铜器照片十八帧及尺度、重量的记述，就是后来麻书所刊载的内容。在麻书《浑源出土古物图说》石印出版的前一年，于一九三四年编成《山西浑源出土古铜器群图考》稿。他是教育界的人，路子总要宽一些，由一个叫于元甫的朋友介绍，送到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印行，当时编者是商承祚先生，除了采用时伯齐稿中的十八帧照片外，还加上日人梅原末治《支那古铜器精华》中的九帧，于一九三六年编为《浑源彝器图》问世。时伯齐先生的序言，因送稿较迟未能刊入该书，在金陵大学校刊发表。时先生总是心有不平吧，又将原稿连同他与麻国华、商承祚来往函札编为《时氏守拙园稿》第五集。时氏原非专门研究铜器者，故原稿中对铜器的命名和花纹的描述，远不及商承祚先生《浑源彝器图》精确有据。
韩：一看这种关系，就知道时伯齐先生的书稿，与商承祚先生的书稿，是什么关系了。商先生不光善于做学问，还善于编书。
张：后来容庚先生在所着《商周彝器通考》等书中，对李峪铜器也有着录和论述。有这些中外出版物，你就可以想见李峪铜器当年在古文物界，产生了多大的影响。从此以后，人们对山西出土文物都企盼甚殷，然而几十年间，再也没有这样轰动中外的考古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