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我笑了，大任说，韩石山（他称呼我这样的学弟，从来是连名带姓，不给一点亲切之感）不定又在怎样编排我哩。我说，我正在恭恭敬敬地等着你来讲张先生的盟书研究，怎么会编排你呢。
张先生知道我们之间的关系，笑着说，石山这次真没有编排你，只是等得着急了些。虽是精明的学者，毕竟还是老实之人，大任立马庄重地说，那就开谈吧。
韩：你参加了《侯马盟书》的增订，还写了洋洋万言的“研究综述”，就请说说张先生盟书研究的意义。这个我是真不懂。
降：这是很明显的嘛，可说彰彰在人之目。张先生的《侯马盟书》，与一般的考古发掘报告不同，不仅是盟书资料的集大成，也是盟书研究中，考古学、古文字学与历史学三者相结合的学术专着。可以这么说，这本书，全面展示了侯马盟书出土的资料、内容和收获，论证了盟书的性质、内容及各方面的意义和科学价值，是春秋乃至先秦史研究的必读书之一。书中极为准确地考定出，侯马出土的盟书，是公元前四九五年晋国赵鞅，就是赵简子，索要“卫贡五百家”时的产物，澄清了相差约二百年的诸种断代说法的出入，这一点在书中《历朔考》里说得最为清楚。
大任说着，将书桌上文物出版社的《侯马盟书》往跟前移移，翻开目录部分，一边指点着，一边说了起来：
先看这个初版本，包括九部分：一、《侯马盟书和春秋末期晋国的阶级斗争》；二、《盟书及其发掘与整理》；三、《盟书类例释注》，分宗盟类、委质类、纳室类、诅咒类、卜筮类、其它类，共六类。四、《盟书人名表》。五、《盟书丛考》六篇，包括《“子赵孟”考》《“宗盟”考》《“委质”考》《“内室”考》《历朔考》《诅辞探解》。六、图版。七、盟书摹本。附录则有：《盟书字表》、《遗址出土的其他文物》、《遗址竖坑情况表》、《有关盟书的历史文献摘编》。其中《盟书字表》的体例，在古文字学与考古学专着中尚属首例，给读者以很大的便利。第三部分叫《盟书类例释注》，这名字起得多好，多严谨，类、例、释、注，四项全有了。这就叫创造。
这本书出版于“文革”后期，从撰写时起，就受到多种干扰，有些人宣扬什么要“突出儒法斗争”，乱施影响，企图把盟誓的立盟人树立为“法家”形象，要拿盟书证明所谓“晋国已彻底解放了奴隶”。对这些胡言妄语，张先生没有采纳，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使全书内容基本上做到了完整、精确，形成严密的体例和系统。尽管当时书上不能署着者姓名，有时发表文章也不得不用单位名或笔名，出书后也没有稿酬，张先生觉得能无愧于学术界，无愧于自己，心中足以自慰。故此书一出版，便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与赞扬。后来张先生又写《侯马盟书丛考续》一文，作了补充。再看这本！
说着将山西古籍出版社的《侯马盟书》翻开。接着说下去：前面说了，“文化大革命”中不能署名，这次有了，三个人，分别是张颔、陶正刚、张守中。同是着者，三个人的作用是不同的。张先生是主要的研究者，也是全书的总其成者，其他两人各有专司，具体说来，遗址的发掘和出土器物的描述出于陶正刚先生之手，标本文字的临写和两个字表的编纂以及插图的绘制，皆出于张守中先生之手。应当说三人齐心协力，各尽其责，方有此书的大功告成。
内文有什么增订呢？前面加了张先生跟我联合署名的《前言》，我署名的《侯马盟书研究综述》。正文几乎没有改动，这是最难得的，几十年了，张先生对内文几乎没有作什么修订，可见当初的考证功夫多么严谨。改动的是第一题，原为“侯马盟书和春秋末期晋国的阶级斗争”，现在改为“侯马盟书和春秋后期晋国的社会背景”，也就是说，用“社会背景”代替了“阶级斗争”。
增加了什么呢？增加了张先生后来写的《“侯马盟书”丛考续》，分五个部分：一是《赵尼考》，二是《“丕显晋公”》，三是《“晋邦之中”试解》，四是《侯马盟书与沁阳盟书的关系》，五是《侯马盟书文字体例》。附录部分原是四篇，现在增加到八篇，其中两篇是张先生原就写下，碍于当时的形势没有印入，现在政治清明了，也就一并收入，分别是《〈春秋左传〉盟誓表》和《春秋晋国赵氏世系表》。另外两篇是《侯马盟书字表单字合文检字》和《侯马盟书论文论着索引》。这两个附录的作用，一目了然，给使用者以便利，免除盲目翻检之苦。
这样一部书，可说是当代考古学界、古文字学界的一部杰作，经典之作。难怪出版后一直受到学界极大的推崇。书中最让人折服的是《侯马盟书丛考》中的文字，一是《“子赵孟”考》，一是《历朔考》。
韩：能不能把这两篇考证文字讲一讲。
降：《“子赵孟”考》太复杂，就不说了，我给你说说《历朔考》。这篇文章，主要是考订“宗盟类”盟书中一条盟辞：“十又一月甲寅朏，乙丑敢用□告于丕显晋公。”究竟是公元纪年的哪一年。
这条盟辞意思是，在十一月甲寅这一天，见到新月，又在乙丑这一天，用牛牲向晋公亡灵祝告。张颔指出，古籍律历文献中“朏”往往假借为霸或魄，指每月初三。这一说法是概言之，并不精确。晚清王韬《春秋历学三种》，是一部重要的历学着作，据其中《春秋朔闰表》记述，鲁定公十三年至鲁哀公六年（公元前四九七年至公元前四八九年）这八年中的月朔情况，惟有鲁定公十五年（公元前四九五年）正月癸丑朔日最为相当。而此年正月初二即甲寅之日，与盟书所载“甲寅朏”适相吻合。张先生注意到了春秋时历法比较混乱的史实，根据当时晋国奉行夏历的传统（启以夏政），与鲁国所奉周历相较，即夏历十一月为周历（即鲁历）正月，而盟书所云“十又一月甲寅朏”，在鲁历则正是“正月甲寅朏”。这与王韬《春秋朔闰表》所载时间序列完全一致。由此可推定这件盟辞记录的时间，为晋定公十六年（公元前四九六年）十一月十三日。而证以史籍，这一时段正是赵鞅与范、中行氏激烈斗争的时期。此外，文章中还说明了盟书以“朏”纪月相，与古籍用“朔”不同的可能性，分析了此中的原因。这篇文章涉及了古历法的知识，非专家不易知。文章极重要，对考订盟书产生的历史年代，对确认当时的历史事实具有重要作用。
说到这里，大任得意地扬了扬他那不大的脑袋，双眼微眯，似乎为自己的好记性、好口才而陶醉了。
我暗暗惊异，大任真是不负才子之名。在山西大学历史系上学时，大任就是全系乃至全校公认的才子。离校三十多年，一直在文化界工作，当过出版社的编辑，后来调到山西社会科学院，不几年时间，就成为该院首席文化学专家。平日交往，我最佩服的是他的口才，可谓辩才无碍。最大的特点是，文章像口语一样酣畅，口语又像文章一样严谨，若据此以为他是“学生腔”那可就全错了——随时会蹦出一句太原腔的粗口。
此番在张先生府上，说的又是《侯马盟书》，自然满口全是学术词汇，不时还有点小幽默。对大任的学问与口才，张先生也是很欣赏的。记得多年前，张先生写过一首诗叫《二堆骨相·酬降大》，其中说“二堆骨相世无奇，降大诙谐我滑稽”。可见两人平日相谈的欢悦。
前面说了这么多，我知道，不过是引子，正经的谈论还在后头。大任重又点燃一支烟。他是唯一一个可以在张先生房间吸烟的客人。
让我略略失望的是，这次大任没有侃侃而谈，而是移过《侯马盟书》增订版，翻到他写的《侯马盟书研究综述》部分，颇带几分自负地说：我总结的这几条，就很实在嘛。下面的谈论，一会儿是他的发挥，一会儿是照读原文，好在他口才极佳，在我这样对盟书毫无研究的人听来，仍可说左右逢源，头头是道：
张先生的研究，不是单学科奇兵突进，而是考古学、古文字学与历史学相结合，融为一体，多学科的相互参证。韩石山你该知道，王国维先生倡导的“二重证据法”，就是史学研究应以地下出土新材料与纸上材料互相印证，给史学研究打开了一个新局面。二重证据法是近世以来，史学界公认的正确原则。张先生的盟书研究，严格地遵循了这一原则。跟一般历史学家不同的是，他不仅有亲事考古发掘的经验，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还运用“标型学”对出土的每个玉片石片，详细观察记录，对出土坑位、方向、深高及种种随葬品了然于心，而且博引文献，对照历史典籍上的材料分析比较，使考古学与历史学研究相互发明，相得益彰。
就说盟书年代的断定吧，过去史学界有几种说法，代表人物有郭沫若、唐兰、陈梦家诸位，均堪称一时大家。史学界对此，亦莫衷一是，张先生的结论一出，少有不折服的。着名古文字学家于省吾先生，在给张先生的信中曾说：“《侯马盟书》等文章，早已盥读过。但当时不知道哪篇是您所手写的。其结论和郭、唐、陈之迥然不同，饶有发明，至为倾佩。”如果说当年只是倾佩的话，现在可说是河宴海清，定于一尊了。
精辟，精辟！我连连赞叹。同时也知道，大任论学，多是这样斩钉截铁，不容辩驳，是优长也是毛病。若能允执其中，当是另一境界，只是那样一来，也就不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大任先生了。
大任的兴致更高了，朗声言道：张先生做学问的独到之处，是立字当头，以立为主。以往学术研究倡导“破字当头，立在其中”，想法是好的，想提倡创新，但运用稍有不当，常是破之有馀，立而不稳，甚至只破不立，适得其反。张先生的研究则反是，立字当头，以立为主。只有致力于立，为立而破，才是治学的正途。因此上，张先生平日做研究，决不纠缠与不同观点的枝节纷争，而是专注于自己的探讨与印证。证据确凿，逻辑严密，结论自然可以取信于人，谬误与不妥的观点也就必然相形见绌，不攻自破。可惜这些年来，这种大得乾嘉朴学精髓的学风，越来越后继乏人了，奈何，奈何！
不光是精辟，简直是警醒。我真诚地说。不料大任先生说，韩石山，你算了吧，自己不细细琢磨，认真考辨，总想让我多说些，好吃现成饭。将来书出版了，给不给我分点稿费？还有几点，我的文章里写得明明白白，你自个看吧。
一定，一定。我也觉得，让老学长这样掰碎了给我解说，有些对人不起。见我如此恭敬，大任似乎于心不忍，又训诫道：韩石山，你将来写张先生时，万不可一味地褒扬，该说不足时一定要说不足。该说借鉴他人的地方，也一定要说到。谁治学，也不能闭门造车，孤芳自赏，都要吸收先贤与同行专家的有价值的成果，择善而从。张先生对此有自知之明，他在自己的研究中就虚心采纳好的见解，如“盟书”称谓的确定取自郭沫若，对“赵尼”人名的考证认同唐兰，对“麻夷非是”一语的理解最终首肯裘锡圭，对摹写文字则称赞张守中，等等。不拒细流，黄河乃成其大，不弃壤土，泰山乃成其高，张先生正是这样完成这部心血之作的。
说到这里，大任对张先生说：记得你整理过一本“信件集”，让韩石山看看松丸道雄的信。张先生说，就在那边桌子上放着，石山你自己看吧。
我起身，在靠东墙的条几上翻翻，很快便找见一册《张颔先生学术交往信件（部分）》复印本。前面两页，就是日本东京大学名誉教授、着名学者松丸道雄写给张先生，庆贺他八十岁寿诞的信。时间是一九九九年一月七日，信中对张先生的治学业绩称誉备至。全文毛笔竖写，字迹流畅苍劲：
张颔先生台鉴：
欣闻先生今次迎接“从事文物考古工作五十年暨八十华诞”之喜，衷心为您庆贺。由于一九七八年日中两国恢复国交，中国学术界的消息渐渐流传到我国。先生的令名立刻就以代表中国古文字学界的研究者闻名于我国，受到日本古文字学者的注目，普遍着称于我国学术界。其研究范围以商周青铜器铭文为主，涉及到钱币文字、玺印、镜铭、朱文盟书等许多方面，可谓充分掌握了古文字资料全领域，环视斯学，几乎无人能完成如此全面的研究。而且先生的贡献不限于学问，在书法篆刻等与古文字关系甚深的艺术方面，先生精妙入神，这一点亦是现代学者所未能企及也。隔海遥贺，贵体日益康泰！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松丸道雄顿首。
己卯年正月初七日
见我看完了，大任说：日本的汉学家傲得很。可你看他怎么说张先生的，环视斯学，几乎无人能完成这样的研究，这评价真是够高的了。
我很惊奇，大任多少年前看过这封信，竟能记得信中最关键的句子。
博闻强记，如数家珍，是大任的拿手好戏，别说我了，连张先生都时常赞赏。
我当即表示：感谢大任学长今天对张先生做这样全面而又深中肯綮的阐述，日后一定带一条好烟赠送。
大任说：韩石山就会卖嘴，什么时候也不会吸上你的好烟。
我不由嘿嘿一笑。天色已晚，与大任一起离开张府。
回来的路上，我告诫自己，最近要抓紧采访，前段时间，耽搁得太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