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二十五日星期四
今天去张府，不光心里装着问题，包里还带着一些材料。我想谈一个过去没有接触过的问题，就是从平日与年轻人的书信交往，看其人品学问。所以产生这个念头，是不久前得到的一封信给了我启发。访谈的好处是亲切，缺憾是容易流于空疏，书信一类资料的引用，不失为一种救赎的办法。
信是从太原师范学院姚国瑾先生那儿得到的。国瑾是我的朋友，一次去他那儿闲谈，看到张先生给他的一封信，得到同意复印了。这封信透露的信息甚多，使我急于见张先生一询究竟。信是这样写的——
国瑾同志坐次：
大函敬悉。关于你对海南出版的《古史考》第九册读后感受，甚好。
窃以为钱玄同、顾颉刚诸先辈皆为一代通儒，在我国史学上创疑古一派，有其光辉的一面，功不可没，但对古籍文献先设疑伪而作为前提，或有偏颇之失。至于当今某公，亦确为后起英俊，学识赡博，有逼薄先贤之势，唯似暗于守盈持满之道，过于自信，驰骋突出，欲创新径自立门户。但循名责实，实有难副事宜，遂惹起学界二三人士烦言啧啧，致伤嘉誉。憾焉！
关于断代工程，所下之结论，尚欠扎实，但自信颇足，追求迎合满足于政治任务，沸沸扬扬，喧嚣于世，以招中外学者的指摘，亦必然之果。
清人龚定庵读《易》终篇《未济》后写诗曰：“未济终焉心缥缈，百事翻从阙陷好。吟到夕阳山外山，古今谁免余情绕？”古人云：“立异标新，炫才扬己，君子所戒。”信然。不知国瑾以为如何？
顺致
嘉安
张颔二〇〇五年十一月十二日
钢笔竖写。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稿纸，用背面，整两页。
见面后，几句闲话说过，我将给国瑾的信呈上，先生粗粗一看，说这事还记得，国瑾是奠中先生和林鹏先生的弟子，有时也来这儿坐坐，谈谈学问。有次来，说起买下一套《古史考》，我问可有顾颉刚先生的文章，说有，在第九册上，我说想看看，过几天送来了，同时附一信，谈对疑古派的看法。
韩：国瑾对疑古学派是什么看法？
张：他是从征信上着眼的。对顾氏“层累地构成古史”的说法，认为有其合理的一面，但不能说古史全是如此。那些故事性强的多半是，还有些朴拙的事例，就不是这样了。恐怕正因其为信史才这样简略朴拙。“层累”说，对某些史实的勾稽还原是有用的，一概而论，怕就难说公允了。第九册上，还有钱玄同先生的的文章，此人乃疑古学派的大将，曾给自己起名为“疑古玄同”。看了两人的文章，我觉得他们研究历史的方法是有偏颇的，对古籍文献，怎么能先设疑伪，作为前提，再加以论证。你是学历史的，对夏商周断代工程有何看法？
韩：前些年启动的这一工程，以举国之力攻克一学术难题，这种做法本身就值得商榷。这一做法的前提是，夏商周断代这一学术课题本身并不难，先前所以没有解决，是因为学者贫穷，谁也无法以一己之力攻下这一难关，适值盛世，国力充裕，有足够的资金供研究之用，自然可以一举拿下。事实上不是这么回事。对于三代之史实与年份，从清代到现在，几百年间一直有人在研究，焚膏油以继昝，恒兀兀以穷年，不能说没有成果，只是难以得到学界的确认。这本来是很正常的。现在我们的一个副总理，去了一趟国外，觉得埃及、巴比伦的上古史都有确切的年份，而我们这样一个古老的国家，虽有夏商周这样的古史朝代，每一朝代却没有确切的年份起止，觉得是很丢面子的事。回来上报中央，批下款子，就启动了这个断代工程，经过两三年的攻坚，现在成果出来了，跟以前学界的说法差不了多少，仍然处于疑信之间，这怎么能让人宾服。
张：做学术上的事，总比胡花了强，还是要从好的一面看。
韩：那倒也是的。还可以退一步说，让学者胡花了，总比让贪官胡花了强。你引用的龚诗，可说任何一个历史研究者应当秉持不移的原则。
张：龚诗的胸襟，也正是我多少年来，在文物考古上所持的一种态度。简略地说，就是孔夫子的那句话：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按说《易》这部书，记述史实，也推测未来，可它的终篇竟是《未济》，不是很有意味吗？天下事，以为已济者，实则尚处于未济之中。那种别人做不成，只要我去做准能成的想法，本身就是狂悖的。如果当初不是那样大张旗鼓地动员，信誓旦旦地预言，也就不会闹到如今这种地步，遗笑世人，致伤嘉誉。学问上的事，一定要老老实实。
韩：过去人说，学问与人品是一致的，有人不信，说不老实的人也许更聪明，更适合做学问，更容易出成果。说学问与人品一致，不过是教人为善。不能说没有这层意思，但主要的意思，还是说诚实正直的品行，更适宜于在学问上探求，也更容易做出成绩来。别说为人奸诈、品行不端之辈，就是心性飘浮的人，要在学问上获得大发展，也是很难的。我离开大学后，没有从事过历史研究，但一直关心史学界的事。有些人本来能成为一代大家的，就差那么一个台阶，总也迈不上去，不能不让人惋惜。说到底，还是智不及此。我不是说具体哪个人，是说我对史学界的一点看法。
张：不管是谁，在这些重大学术疑难问题面前，若能退一步，取“百事翻从阙陷好”的态度就好了，不是说学问马上就大了，而是说，不会有“失街亭”这样的憾事。几百年都解决不了的学术难题，总是有大的难度。
韩：好些学人，一旦领了上方宝剑，就觉得建不世功业，直如探囊取物。有了失误，马上又做出一副英烈模样，似乎自己是为国家牺牲了，理应得到旌节表彰。看那架势，似乎失败了更好，能得到更大的荣誉，这不是荒谬嘛。一码归一码，就不想想，树个英烈，用得着花那么多钱吗？造个金人也造下了。扯远了，我想问你，手头还有跟年轻人的通信没有？
张：我这儿有个张守中搞的一个本子，你没见过？
韩：好像听你说过，是给你生日的寿礼。
张：你翻翻，有个复印的本子在那个柜子底下，前几天做什么我还查过。就是那一格。
在旁边柜子底下的一格里，很快就取出一册复印本子，能想象出原物定然是古色古香。题笺上的几个字，勉强能辨认出是“甘公书简印本”，那个“甘”字，我怎么看都像个“回”字。问张先生，说是侯马盟书的写法。一翻内文，大喜过望。全是张先生的手书。前面有守中先生一段序文，毛笔小楷，一字一格，漂亮极了：
甘公八十寿辰，守中拜贺。回顾盟书之役，结深厚情谊，动乱之后，分手两地，而书信不绝。公来书，关心冷暖，亦训作人之道。中于学业，每有疑难，公更详尽解答。廿年间，积公之华翰五十又八，每开卷览阅，受益良多。公训要作时间之主，中不敢有怠。编之后，续有数编，今郭店简编又将杀青，中述及此，念公能得忻慰。晋国铸铜陶范遗址出土陶范，见有安宁寿久之句，今借此铭向公祝福。己卯立冬张守中于石家庄。
内中信札，全系复印。除了几封较长外，大都不长，不一会儿就看完了。
韩：从这本信札集里，能看出你与守中先生之间的那种亦师亦友的情感，它是基于学术的，但却不是学术所能涵盖的。是一份责任，也是一份情感，更是一种境界。
张：我这人在与人交往上少“心机”，对谁都是诚心相待，你苛待我一次我领会不了，三次五次还是能心领神会的。往后也不会怎么你，总能躲着你，这也是有人说我“冷不叽叽”的原因。跟我交往多的不会这样认为，守中就是这样一个朋友，相识时候起，就相处得很好。他的书法是很有根底，曾跟上商承祚先生学过古文字，又到南京，跟上邓散木先生学书法，当时邓先生年纪很高了，让他先学小楷。不多久，解放了，不兴这一套了，就回到北京参加了工作，三转两转，转到侯马文物工作站。他是大家出身，祖父张人骏，做过清朝最后一任两江总督。这个人品行好，工作中从不挑挑拣拣，钻研业务，很有悟性。整理盟书时，所有的字，全是他临摹的。“文革”后回到石家庄，已是独当一面的古文字专家了。
韩：从这些信里，能看出守中先生的品格，也能看出你对他的感情。说到这儿，我翻开《书简印本》，指指上面的一封信，递到张先生面前。
来信悉。知你工作与生活皆安定下来，虽忙亦慰。希能对时间争取主动权，趁未老抓紧工作，将来一定会有更大的成就。我已迟暮，时间不能挽回，但也必须主动争取时间，做一些有用于后世的工作。
近来又患脑血管痉挛病，目前脱离机关和宿舍，排除大气干扰，专门整理先秦货币字编。自从去年筹备古文字研究会年会以来，一直没有动笔，浪费了不少时间。现在才算抽出空来。
你临的九成宫格很好，功力甚佳。图章一般，印泥特好。
时间是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一看就知道，是张守中先生刚由太原调到石家庄后写的。其时张先生刚开完古文字学会的年会，正躲在一个寺院里整理《先秦货币文字编》。后来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改名为《古币文编》。又翻到另一封，张先生看着看着，不知想起了什么，像是动了感情，眼睛有点湿润了，掏出手绢揩揩，看着看着又笑了。
来信收到。前信尚未复，甚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