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宗即位时刚满十岁，还是一个不知事的孩子，一举一动都受皇太后和内阁首辅张居正的约束，不敢大肆挥霍。那时，张居正励精图治，改革内政，成效显著，享有很高的威望。神宗随着年龄的增长，对约束也渐感不满。张居正去世那年，神宗将近20岁了。太后见他长大成人，对他的所作所为不便多加干涉，神宗就肆无忌惮起来。
神宗后宫的美女数以千计，日夜宴饮纵乐，喝醉了酒就疯疯癫癫，稍不顺心就要寻衅杀人。他大兴土木，建造豪华的宫室；动用大量库银，花了六年时间，为自己修建陵墓。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有个叫洛于仁的官员写了一篇题名《酒色财气四箴》的文章，劝他自我约束，不要沉迷酒色财气。神宗看了大怒，将他重打四十大板，削职为民。
怠于政事，是神宗的又一特点。他深居简出，长期不问朝政。还在万历十四年时，就常常借故免朝。到了后来，怠政的现象更加严重。群臣的奏疏，凡不合心意的就弃置一边，不批不发。他在位48年，其间有20多年不召朝臣商讨国事。为历代帝王视为重中之重的祖庙祭祀活动，他都懒得亲自主持。各级官吏的任免、考核、升降，基本上处于停顿状态。在职的官吏不能正常升迁，空缺的职位又得不到及时的递补。按照明朝旧制，政府设给事中五十余员，御史一百余职，但这时六科给事中只有四人，十三道御史只有五人，就连内阁也常常只有方从哲一人供职。原来，神宗有一个想法，认为承平时期，四海无事，官员越少越好，不必依例配齐。因为官吏多了，无事可做，只好经常上书议论朝政。
神宗对财货的追求却一点儿也不放松，甚至成了癖好。这是从他生母李太后那里承袭下来的，在他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便已经时有显现。早在他没有大婚、太后还在乾清宫和他同住之时，他已由一些小太监引诱，在宫外搜寻珍奇玩物填充自己的小私库。那时他感到，自己虽然贵为天子，被说成是富有四海，可是实在手中无钱。小太监们很会出些点子，教他如何捞点外快来用。大婚之后，他要花钱的地方更多，更感缺钱。毕竟登位已久，很晓得些门道了，便将太仓储银自行取用过几次。《明史》上说“所有爱财的皇帝没有一个人能和他相比”。有的朝臣在奏章中公开说他患了重病，病根子就是贪财，以金钱珠宝为命。他看了也毫不在乎。
神宗还不择手段，榨取人民的钱财。只要听说哪里有金矿银矿，他就向哪里派宦官监采；哪里交通发达，商业兴盛，他就派亲信内侍去监税。史载：他向全国13个省总共派出了28个矿监和税使。他们“奉旨办事”，依仗皇帝的权势，作威作福，高踞于地方官员之上。矿监、税使任用的属官、参随等人，都是纳贿投靠的奸民、地痞和亡命之徒。一旦权柄在手，他们便采用各种手段，大肆掠夺商民的钱财，闹得民不聊生，鸡犬不宁。
对于这种明目张胆的掠夺政策，不少地方官吏和朝廷大臣上疏谏止，遭到神宗的训斥、削职，甚至逮捕下狱。
到万历三十一年，被免职的内外官员不计其数，仅关押在狱中的就有130多人。
凤阳巡抚李三才敢说直话，他在奏章中公开指责神宗大派矿监税使是不关心群众疾苦，抢夺百姓的衣食。他诘问神宗：“人心都是一样，你疼爱自己的妻儿，把搜刮来的金银堆积得比山还高，让他们永世受用不尽，为什么不让百姓有一朝一夕的温饱呢？”
神宗还多次下令爪牙加紧搜刮，不得怠慢。哪个办得最好，掠夺的金银最多，就给予奖赏；反之，就要受到处罚。爪牙们为了邀赏，想出了许多敛财的方法。如：监督百姓开矿，坐地分赃。更多的是“包矿”，即不管该地是否有矿，或者是否开采，按照神宗的旨意，各地都要交纳一定数额的矿银。税使各地都有。商品在运转途中，每经过一道税使设立的关卡，就要征收一次关税，因而重复收税的现象非常突出。有的货物，一天才运出几十里地，就要经过五六个税卡，交五六次关税。
税使还擅自增加征税的对象和名目。政府曾明令规定：在穷乡僻壤，米、盐、鸡、猪等农副产品免予征税，现在又重新开征。
顺天府所属各州、县还增加了“过路”、“落地”两种名目的税银。只要老百姓走在路上，或站在天底下，都要交税。真是荒唐已极。
矿监税使还可以随意勒索、敲诈百姓的钱财。只要矿监抬手一指，说是某层地底有矿，主人如不馈赠厚礼，这幢房屋就会捣毁；只要税使认定某人偷漏税收，若不缴纳巨额罚金，便会家破人亡。即使是世家大族，也逃不出他们的手心。至于栽赃陷害，更是矿监税使的拿手好戏。更有甚者，神宗还指使他们挖掘古墓，把盗来的殉葬品全部呈献。
矿监税使每年向内库（皇帝的私人金库）进奉白银171万两，黄金数以千计，这还不包括各种珍玩、名马、彩缎、珠宝等物品。统计资料表明，从万历二十五年至万历三十四年的十年中，进入内库的钱财，仅白银一项，就高达1700多万两；加上矿监税使及其爪牙从中贪污截留的数字，就更是大得惊人。
皇帝大发横财，人民深受其害。苛重的捐税、野蛮的掠夺，严重妨碍了商业、手工业的发展，使刚刚萌发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受到沉重的打击，直接损害了商人、手工业者以及工场主和其他各阶层人民的利益，迫使他们奋起反抗。在全国范围内，接二连三地掀起了反抗矿监税使掠夺的民变和兵变。
天津税监马堂兼管临清税使，每次出门敛财，随从的流氓打手、亡命之徒常达数百人。他们不遵守“杂粮十石以下，小本经营不予征税”的规定，只要见到肩挑背负，或“妇女负斗粟尺布”进入市场的，都一律强征，稍有不满，就加以惩罚。致使远近罢市，商旅不敢进城。商贩王朝佐于万历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四月一天的凌晨，受托求见马堂，百姓欢呼随行者一万余人。马堂不敢出面答话，竟令爪牙放箭驱散群众，死伤多人，激起公愤。在王朝佐的率领下，群众一拥而入，纵火焚烧了临清的衙署。
马堂被守备王炀救走。王朝佐不愿连累乡亲，挺身而出，到官府自首，独自承担责任，引颈受戮，壮烈牺牲。
湖广、苏州、江西、辽东、云南、福建等地，也爆发了反对矿监税使的民变和兵变，其中尤以苏州织工葛成领导的驱逐宦官孙隆的斗争，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给税监们的打击也最沉重。
就全国而言，参加反对矿监税使斗争的阶层非常广泛，其中工商业者起了重要的作用，这是与当时的商品经济发展的状况相适应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