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永杰
1983年9月，我怀里揣着高中录取通知书，从乡下赶到县城，在同心中学报到上学。我们开学不到一周，学校迎来了一批从首都北京来的支教老师。他们是王涌海、卓彬、刘琴生、马润章和吴志文，还有跟他们一同从北京来的吴明荣、张文哲、李梦麒、朱龙华（女）等4位老师，被安排到同心回中任教。
听说从北京来的老师要给我们高一新生上课，同学们喜形于色，奔走相告，胆大一点的城里学生，帮老师打扫宿舍，抢搬行李，大家用这种最淳朴的方式欢迎北京老师的到来。特别是我们这些从乡下来的学生，觉得北京老师能给自己教书上课，大家都感到无比的激动和自豪，读书的信心更足了。
当时，同心中学的条件还相当差。学校没有教学楼，教室和师生宿舍全都是土坯房，校园雨天一个泥河滩，太阳一晒红胶泥土连镢头都难扎进去。特别是一到冬天，晚上冻得睡不倒，次日早晨发现洗脸盆里的水都结成了冰。师生们喝的是从黄河里引来的窖水，黄米黏饭里的沙子有时能崩掉人的牙，蔬菜也只有洋芋和大白菜。北京老师虽然开“小灶”，但生活也很艰苦。他们没有因环境艰苦而怨天尤人，看到一幕幕求知若渴的生动画面，很快就投入到了新的学习和工作当中。他们以校为家，以教为乐。卓彬老师老伴儿已经去世了，他为了能安心在同心中学教书，把自己在北京四中上高中的儿子卓宏也带到了同心，跟我们成了同班同学。
在同心中学就读的3年间，有4位北京老师给我上过课，王涌海、卓彬、刘琴生3位老师给我上过语文课，马润章老师上过物理课。他们的教学都特别的勤奋严谨。为了上好每一堂课，老师们不管冬夏，都坚持晚上在教研室集体备课、写教案。有时停电后，他们仍在蜡烛下继续翻阅资料，钻研教材。几位语文老师讲课都很耐心细致，条理清晰，常常先从课文的时代背景讲起，依次对主题思想、段落大意、写作特点进行剖析，甚至把课文里的有些字词句都给学生一一讲解清楚，从不敷衍了事。特别是要求学生背诵的段落，老师也能背。
记得卓彬老师给我们讲解茅盾的《白杨礼赞》一文时，不仅讲得声情并茂，而且自己把“它没有婆娑的姿态，没有屈曲盘旋的虬枝，也许你要说它不美，如果美是专指‘婆娑’或‘旁逸斜出’之类而言，那么，白杨树算不得树中的好女子；但是它伟岸，正直，朴质，严肃，也不缺乏温和，更不用提它的坚强不屈与挺拔，它是树中的伟丈夫……”这段背诵如流，和蔼干练的小老头模样至今还让人记忆犹新。
给我教过语文的3位北京老师都曾做过报社的编辑、记者，较长时间从事文字工作。他们给学生指导阅读方法、训练写作技巧非常新颖实用。我因为偏理科，语文时常考不及格，作文更不要提了。记得寒假期间，我把奶奶掌灯让我学习的情景写了一篇作文，开学后壮着胆子把这篇《心灯》作文投到学校广播室。没过几天，学校广播室广播了我的这篇作文，王涌海老师在课堂上就我平时作文差，却为什么这篇作文能被学校广播室选播还讲评了好一阵。受到王老师的莫大鼓励后，我开始注意上语文课了，对阅读写作也产生了兴趣。王老师给我们介绍精读与泛读的技巧，还把他在部队做记者发表过的文章剪贴本拿来，让我们翻一翻。王老师传授给我们的这些阅读写作方式方法，对我以后从事文字工作帮助特别大。教物理的马润章老师略显土气，却蕴藏着一种阳刚潇洒的秀气。他讲的普通话铿锵有力，讲起课来滔滔不绝，特别是做教学实验认真负责，同学们都非常爱学他带的物理课。几位北京老师为了激发我们的学习兴趣，还跟回中的北京老师搞教学交流，鼓励我们跟回中学生开展各类学习竞赛活动。
20世纪80年代初，同心还是相当的贫穷落后，信息十分闭塞。我们虽然上了高中，有的还没坐过火车，更没见过飞机。几位北京老师教学富有启发性，讲课既旁征博引，又新鲜不烦。他们讲外面的世界，讲北京，介绍书本上没有的东西，谈天说地。
记得王涌海老师给我们上了第一堂语文课后，我才第一次听说宁夏是“枸杞之乡”，第一次知道同心“半个城”南有座古老的清真大寺。特别是他绘声绘色地给我们描述同心未来的“一河两城”蓝图时，把我们带到了一个梦幻般的同心城。二十几年过后，王老师的这个同心梦想变成了现实。当我今天捧读王老师的《沙枣树赞》时，才真正地感悟到了他对“同心精神”的高度凝练——
谁说岁月侵蚀记忆？流光无法使我淡忘——那沙枣树花的浅黄，那沙枣果的淡香，那沙枣树形的倔犟，那沙枣树性的顽强。连同那——课堂上，凝神专注的雕像，红旗下，报国誓言的铿锵，拂晓中，晃动着送别的身影。那是镌刻我心中最壮美的图画，那是我一生中最有价值的珍藏，那是我焕发青春的沙枣理念，那是我后半生的活人篇章……
别看几位北京老师是从大都市来的，在和同学们的相处上，又极为融洽，从不耍大城市人的派头，和蔼可亲热心肠。他们经常把学生叫到自己的办公室辅导功课，有时还把他们从北京带来的糖果分发给班里的同学们吃。一次，我们班的一位同学因家庭困难辍了学，几位北京老师骑着自行车赶了30多公里山路，来到家徒四壁的同学家一看，几位老师流下了同情怜悯的泪水，他们不但把身上带的钱全部掏给了家长，还主动承担了这位同学的全部学费。这位同学高中毕业考上了大学，成了他们乡里走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
北京老师不仅给学校带来了好的教风学风，也让学校集体活动清新多彩了起来。当时，在几位北京老师的倡导下，学校创办起了广播室。学校广播室虽说是一个小范围的宣传窗口，但内容丰富，形式活泼，深受师生们的欢迎。广播内容的安排，稿件的审改，都是由王涌海老师一手操持的。他对播音员的普通话朗诵要求特别严，一字一音地纠正。后来成为同心“金嗓子”播音员的毛航嘉和马红，就是王涌海老师当时的得意门生。学校每逢重大节日，都要举办各种文娱活动，北京老师也都积极参加，他们往往会填词谱曲创作歌曲，编写相声小品，教我们唱歌，辅导有艺术专长的同学说相声、演小品，我们自编自演的节目有时还拉到全县的大舞台上露露脸。
从北京来的老师，3年后都离开了同心。在这3年里，他们的辛勤劳动是有成果的，同心县的高考生首次跨进了全国20所重点大学的门槛，培养出了同心土生土长的第一个理工类北大清华生。我们同心中学八六级高三（2）班的60名毕业生，上线58人，全县高考理科状元李培宏以589分的高分被北大录取。
20多年过去了，听说几位北京老师都先后来过几趟同心，但自己都没有机会拜望到老师，深感愧疚。直到2007年同心中学50周年校庆会上，有幸拜读了卓彬老师《我爱同心，更爱同心中学》的献礼文章和王涌海老师的《沙枣树赞》诗文。从两位老师情真意切的抒怀文章里能感受到，他们依然对同心这块热土眷恋着，对我们这些学生还牵挂着。
为了感念这些来同支教的北京老师，借同心政协征集《同心情结》文稿之机，特撰此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