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把40岁称为“不惑”之年，其实，正是到了这个年纪，人，才往往产生出一处惶惑不安的情绪：为昨日的慵懒疏散，青春在不意间的流逝；为明日的憧憬与追求，路迢迢而所剩岁月屈指可数……
又到了岁月交接之际。窗外风雪迷茫。我将旧年历摘下，悬挂上1986年的新年历。举目端详间，心中猝然涌上一缕淡淡的惆怅——
新的挂历上印的是画家王西京的国画人物选，构图豪放洒脱，笔墨酣畅遒劲，人物造型生动传神，显示了作者浑厚精深的艺术造诣。
我和王西京同在一个单位供职，记忆中，我好像还长他一岁。然而，若论建树，我与他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儿子问我：“爸，你有什么代表作？”
我顿时愕然了。因为我确实没有什么可称得上代表作的作品。“踏雪鸿踪，印成趾爪；落花水面，留住文章”，仅此而已。
伫立在新的一页年历前，我在深深地反省自己。
是天资愚钝么？不。虽然，在处理纷琐繁杂的生活课题和微妙诡秘的人事纠葛上，我常常“冒傻气”，愚得可怜，又拗得可叹，但在我所醉心的艺术上，我的自我感觉还算可以。
那么，我究竟缺少点什么？
今年是牛年……我想起了牛的精神——
你看，在浑厚的黄土地上，它肩负着粗壮的绊绳，拽着深锲进泥土的犁头，迈开凝重而庄严的步履默默地向前，向前。在它汗血洒落的土地上，沃土翻卷，种子杳然入土……
这就是牛的精神，不逐浮云，不恋奢华；不吝汗血，志在耕耘；不事喧嚣，但求殷实。
在这即将离去的一年里，我曾以一个新闻记者的身份走访过不少正处在改革大潮中的工厂，结识了几位厂长。他们中，多数是比我大不了几岁的中年人，但他们的事迹却让我怦然心动。
西北第一印染厂厂长朱恒耀，在接到任命书的当天就让收拾好简单的行装赶赴任上，临出门时他对妻子说：“从今后家里这一摊子就全交给你了。我年岁不小了，要干，就得干出点名堂来，就得连身躺。”
西安电线总厂厂长王建新，在结束采访时动情地说：“我已经是四十九岁的人了，即使连任两届厂长，也不过只有四五年的干头。如果不豁出去，把厂子搞出个样儿来，我该向后人怎么交代呢？”
这就是中国的中年知识分子，一代不甘沉沦、不甘虚度年华的开拓者。他们，不正是拽着闪光的犁铧，在大地上洒汗躬耕的牛么？
而我所缺少的正是这种牛的精神，牛的气质，牛的韧性么。
生活，是严峻的；艺术，也是严峻的。不倾汗血以事耕耘，便没有收获；不倾汗血以事跋涉，便没有抵达彼岸的希望。
我在小窗前，以一个中年人的惶惑和紧迫感，望飞雪而沉思……
即将来临的，是虎年。
风雪中，我隐隐听到了虎的长吟。
哦，一个虎势腾腾的岁月正乘着纷纷扬扬的瑞雪呼啸而来！
走出低矮的斗室，我匆匆地、匆匆地走进扑面而来的风雪中……
后记：1986年新年伊始，西安仅有的三家报纸：《陕西日报》《西安晚报》《陕西工人报》同时发了我三篇文章（本篇发在陕报）。西安人民广播电台的迎春诗会上也有我的新诗播出。大年初十，我就被送进了监狱。有朋友说我这是“最后的疯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