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是公元1987年4月22日。我终于接到了期待已久的裁定书。
接裁定是在市局五处看守所,上午10时许,我和我的同案们被带到了前面的一间没有关犯人的小房子,9个人分两排靠墙而立(鬼知道我怎么成了这伙诈骗犯的同案)。两名法官分别坐在两张桌子后面。年长的那位已是满头华发,我想肯定是此案的主审法官了;另一位年轻的不会超过30岁,应当是书记员,面前摆着一叠裁定书。
主审法官开始宣读省高院的终审裁定。
结果是早在我意料之中的,全部是: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我摇摇头,轻轻地笑了一声。
不是所有的人都料到了这个结果,有人抽抽搭搭地哭了起来。
主审法官开始逐个询问被告:
“王健康,刚才宣读的裁定你听清了么?”
案头王健康回答:“听清了。”
“市中院原来给你咋判的?”
“无期嘛。”
“我们给你咋判的?”
“还是无期嘛。”
“你在送达通知上签字吧。”
王健康走到书记员的桌子前,俯身在送达通知上签了字,领了一份裁定书便站到一边去了。
后边的人依次照办,经过询问后,都领到了裁定书。该轮到我时,审判长却站起来,说:“你们回去吧!”
我又一次笑了,心想:这里还有一个大活人没问呢,怎么就要散场了?
我慢慢地走到法官面前,双手撑在桌面上,身子微微前倾,轻轻地问道:
“审判长,我呢?你怎么不问我呀?”
我既没有愤怒,也没有伤感,只是觉得有点可笑:这分明是一道法律程序,怎么到我这就免了呢?我在问话时有一种顽童似的调侃。
华发苍颜的审判长抬头望了望我,眼中闪过一种很奇怪的神色,“你嘛……嗯……”老汉举起右手搭到头上,开始低头挠那一头黑白相间的短发,挠了一阵,又用手在眼睑上来回摩擦,嘴里断断续续地说:“你嘛……啊……你的事……唉……”这样挠着哼着,足足有两分钟,这才仰起脸来,说道:“你的事就这样了,反正你也快出去了。出去再说吧,啊,出去再说吧!出去后你再申诉嘛……”
这账我能算来,我的刑期是一年又六个月,8月17日到期,今天是4月22日,离期满还有115天,是不远了。我从老法官挠头的动作中再次悟出:这案子让法官有难言之隐,那就不要再难为人家了。这法官,看来是位善良的老头。
我不急不躁地对老法官说:“我理解你们的难处,现在还没有进入法治时代,你们得听长官的……”
老法官没有反驳我,只顾低头整理桌上的东西。
号子里,能接到终审裁定是件值得庆幸的事。总算有了结果,就是杀头,也算结果嘛!常年蹲在号子里,不杀不放,一颗心无着无落,那滋味谁受得了?
中午,死囚号里为我举行了庆祝会,以水代酒,祝贺我尘埃落定。几名案情遥遥无期的难兄难弟给我写下家里的地址,求我出去后代他们看看老爹老娘,还有人让我去安慰安慰他老婆。
我问:“你老婆漂亮不?”
“嘿,漂亮得让你头晕,道北一枝花!”
“那你不怕我……啊……哈哈……”号子里开这种玩笑是常事。
“我巴不得哩!有你老哥招呼着,我就放心了。”
“怕是轮不到我吧?早就叫娃他二叔招呼上了!”
号子里一阵浪声大笑……
下午两点多,号门打开,管理员站在门口冲着我说:“快,收拾行李!”
我有些奇怪:我知道一旦终审下来,犯人就要收拾行李,甩到劳改场去服刑,可我的刑期只剩一百多天了,哪个劳改场要我啊?
我离开了蹲了三个多月的死囚牢,三个月期间,我先后送走了十几名被判了死刑又走上刑场的死刑犯。而在此之前我在另外一个死囚号里蹲了九个月,送走了多少死刑犯,连我自己也记不清了……
我拎着行李走在监所的风道,却见一辆封闭的囚车停在风道上。这种囚车我坐过,去年3月20号,我就是坐这种车到政法学院接受“人民公审”的。这是辆中型吉普,驾驶室与车厢之间隔着个铁网。车上有两名佩着手枪的警察和一名看守。上车后我发现,车厢里还坐着两个三十来岁的人,其中一个矮个子戴着手铐。
囚车驶出看守所,沿着繁华的街市向北驶去。
车上,通过断断续续的交谈我明白了我的去向和任务。
那个戴铐子的年轻人名叫王强,曾经是市公安局交通派出所的民警,全省公安系统有名的反扒能手。1983年的那次大逮捕中,他一个人抓的小偷就占了看守所所关小偷的半数,他也因此被评为省上的“新长征突击手”。后来,被他抓住的小偷开导他:“王哥,你这是何苦呢?你把兄弟送进号子里,对你有啥好处?先进劳模能当饭吃还是能当酒喝?你放兄弟一马,兄弟得了捶(偷钱到手),咱们二一添作五,保你一年就是万元户!”
王强最终还是被说动了……今年年初,王强被市局政治部叫去谈话,说准备将他调出公安队伍。王强虽然极力抗辩,但已感到了事情不妙:怕是走漏风声了。当天晚上,他约了4名窃贼,皆是扒窃高手,一同进京。王强身着警服为窃贼“保驾护航”,4名“高手”在京城疯狂行窃。最终栽在了北京警察手里,连王强本人也被关进功德林监狱。西安警方从北京“引渡”回了王强,在五处看守所关了一个晚上,便引起了号房大乱。号子里的小偷没有人不认识这位“反扒英雄”的,凤凰落架,虎落平阳,少不了一顿殴打与凌辱。于是,看守所迅速采取措施,在北郊红庙坡的省公安八处借了间号子,将王强转到那里关押。这也叫和尚不亲帽亲,咋说王强也是公安的人嘛!
另一位和我同行的人犯叫张祥,是一个单位的劳司经理。我俩的任务就是到八处当陪号,看管王强。
八处是原来的省监狱,过去是关******的。这些年,******这个名词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这个监狱就成了一座“空城”。
我们三个人被安排在第一排的一间空号子里。每人一张床,再也不用像五处那样挤通铺了。号子的门白天是开着的,我们可以坐在院里晒太阳。号子前面就是监狱的高墙,墙上有岗楼,岗楼上有哨兵,哨兵端着枪来回踱步。大概是因为守着这么一座空监,闲得无聊,站岗的哨兵经常哼些流行歌曲,唱到高兴处,还扭扭答答的,让我等忍俊不禁。见到我们笑,哨兵便不扭不唱了,好像还有点害羞。他们还都是些孩子,才十八九岁。
这里的伙食比五处强多了,当天下午是肉丝菠菜面,次日清晨是大米稀饭、白面蒸馍、榨菜丝,中午是红烧排骨,下午是炸酱面。不吃杂粮,顿顿有肉。我对张祥说:“咱们这是住进高干疗养院了。”
监所的二道门常常锁着,开饭时才有人开门进来送饭,整个监房区只有我们三个人,管理员是很少进来的。送饭的是个高大魁实的中年汉子,听说是“**********”中西安地区造反派组织的大头目,当过省革委会副主任,副省长级的人物。“******”倒台后,他被判了大刑,在这里做饭就算是服刑。他变着花样给我们做饭,做好用木盘送来,他就蹲在一边默默地吃烟,从不与我们搭话。
离开了乌烟瘴气的五处号子,住在宽敞清静的******监所,没有人看管,没有一点事可做,三个人除了吃饭、睡觉就是瞎扯。正是暮春时节,院子里草色青青,绿影婆娑,墙角处有一株桃树,艳艳的桃花已经开始凋落。风柔柔的,阳光暖暖的,三五成群的鸟儿在头上飞过,常常撩起人对自由的渴望……到这儿来的头一天,给妻子写了封信,让她带上两个儿子来探监。一年多没见妻儿了,心里思念得好苦!
还有一百多天,总该干点什么。我想。
忽然想起,刚被抓进监所不久,姐姐就托人给我送来三个大笔记本;后来,报社的几位朋友,每逢10号就会给我送些文学期刊和写字的稿纸。虽然不能见面,但我理解他们是叮嘱我:不要忘了,你是个作家、记者,你得写东西啊!
我不能辜负了亲友们的期望,但五处监所实在没有写作条件,只能在夜深人静时写点流水账般的日记。如今,机会不是来了么?
又想起了一件事——我被关进监所的第二天上午,放风时,头天晚上见到的那位戴眼镜的白面书生看守(当晚我就知道他是这里的副所长),把我叫到一间空号子里,用很平和的语气对我说:“你的案子我们也知道一点,可我们是爱莫能助。这里是看守所,公检法把人寄放到这里,我们的任务只是看管,别出事,别让人跑了,其他的我们管不上。关到这里当然是受苦受罪的事,但我觉得对你并不一定是件坏事。这里的每个人犯都是故事,是写作的素材。出去后,你没准能写好多东西呢!我过去读过你不少作品。你可别浪费你的才华啊!前几天,中央电视台来人,拿着介绍信要到这里体验生活,我们没接待。你身在其中,这机会哪找去?”临走,他又回过身来叮嘱了一句:“不过,里面有些东西是不能写的噢!”
想到这些,我决定写,写一年来监所里的日日夜夜,写我的那个令老法官挠头的“受贿案”,写死囚牢里形形色色的罪犯。现在就开始。让我算算:离出狱还有112天,每天写3000字,出去后不就是一部30多万字的作品么?哇!一个大部头哩!
我把想法说给张祥,张祥兴奋地说:“好哇!那我就是你的第一个读者了!我自小看书,却从没见过作家写书,你也叫兄弟开开眼!”
张祥三十七八岁,是个经济犯。
我知道小说需要虚构,过去也曾为虚构一个情节而挠断黑发。但此刻我倒觉得没有必要劳那个神。这一年多,我多数时间是在关押重犯的死囚牢度过的,生与死,罪与罚,灵魂的战栗,生命的拷问,爱恨情仇,刀光剑影,没有身临其境的人,凭你挠断白发十万,捻断短须八千,也虚构不出来!
有了这种念头,便想起几位世界级的大作家……俄国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彼得堡的牢房里写成了杰出的长篇小说《怎么办》;法国的伏尔泰在巴士底监狱写成了《俄狄浦斯王》;小时候就读过的世界名著《绞刑架下的报告》,是捷克作家伏契克在狱中写成的;而我曾用书中一个人物的名字作为自己笔名的;《唐·吉诃德》不也是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在监狱里写的吗?
与这些大师们比,我当然是太“豆芽菜”了,但“豆芽菜”也是一道菜,炒好了,也会有人喜欢吃的。
我将稿纸铺在床板上,张祥从院子里捡来三块砖,用报纸包住,作为凳子,这牢房就成了我的书房。挺好,真的!
记得读过舒婷的一首诗,其中两句是:
最强烈的抗议;
最英勇的诚实;
莫过于——
活着,并且开口!
这部写在监房里的长篇小说取名为《死囚牢里的陪号》。2011年3月由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3月26日,在西安举行的首发签售仪式上,我说:“没有这场磨难,就没有这部书。所以我要真诚地说一声,感谢苦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