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道程子曰：所见所期不可不远且大，然行之亦须量力有渐，志大心劳，力小任重，恐终败事。
明道程子说：一个人的眼光不能太短，应该看长远些，对事物存在的期望不能太小，要抱着很大的期望，但是做事也需要量力而行，而且也要循序渐进，志向太大但心力劳苦，力量弱小但任务艰巨，恐怕最后会失败。
有一句中国格言，叫做“大丈夫宁折勿弯”，仿佛“弯”了，便不是“大丈夫”了。可是，偏偏人生就不想给人这始终挺直的权利，总是时不时地来些负重，这个时候，你弯还是不弯？不弯，你就得断了，弯了，你还能活下去。断了，你就什么机会都没有了，弯了，只要你的心里还是你，你就还有一天能直起来，什么样的选择是明智的？当然是有点眼力，该弯就弯一点的好，因为没有什么比希望对人来说更有益处。
弯曲反而可以伸长
齐国攻打宋国，燕王派张魁作为使臣率领燕国士兵去帮助齐国，齐王却杀死了张魁。燕王听到这个消息，非常气愤，就召来有关官员说：“我要立即派军队去攻打齐国，给张魁报仇。”
大臣凡繇听说后谒见燕王，劝谏说：“从前认为您是贤德的君主，所以我愿意当您的臣子。现在看来您不是贤德的君主，所以我希望辞官不再当您的臣子。”燕昭王说：“这是什么原因呢？”凡繇回答说：“松下之乱，我们的先君不得安宁被俘，您对此感到痛苦，但却侍奉齐国，是因为力量不足。如今张魁被杀死，您却要攻打齐国，这是把张魁看得比先君还重。”凡繇请燕王停止出兵，燕王说：“应该怎么办？”凡繇回答说：“请您穿上丧服离开宫室住到郊外，派遣使臣到齐国，以客人的身份去谢罪。说：‘这都是我的罪过。大王您是贤德的君主，哪能全部杀死诸侯们的使臣呢？只有燕王的使臣独独被杀死，这是我国选择人不慎重啊。希望能够让我改换使臣以表示请罪。”’
燕王接受了凡繇的意见，又派了一个使臣到齐国去。
使臣到了齐国，齐王正在举行盛大宴会，参加宴会的近臣、官员、侍从很多，齐人让燕王派来的使臣进来禀告，使臣说：“燕王非常恐惧，因而派我来请罪。”使臣说完了，齐王又让他重复一遍，以此来向近臣、官员、侍从炫耀。
于是齐王就派出地位低微的使臣去告诉燕王，让燕王返回宫室居住，表示宽恕燕王。
由于燕王委曲求全，为攻打齐国，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燕国地处偏僻，国内缺少人才。不但外面人进不来，就连本国仅有的几个人才也外流到别国中去，昭王为救贤人心急如焚。大臣郭隗给燕昭王出了个招揽人才的办法。郭隗说：“从前有个国王，用一千两黄金买一匹千里马，但始终没有买到。他手下一个侍从跟国王要五百两黄金，说可以买到。国王于是给了那侍从五百两黄金，结果那个侍从用五百两黄金买了一堆死马骨头回来。国王非常生气。侍从向国王解释说，我国能用五百两黄金买死马骨头，天下人一定认为您会出大价钱买活马，这样，千里马就会自动送上门来。果然不出侍者所说的，不到一年的工夫，这个国家就得到了三千匹千里马。如今大王真想招揽天下有才能的人，就从郭隗我开始吧。我做事平庸，无大才干，就像千里马的骨头。如果您对我很重用尊敬，那么天下比我有才能的贤人就会接踵而来，投奔你的门下，为大王所用。”
燕昭王真的照着郭隗的话办了。处处尊敬郭隗，给他很高的奖赏，封他很高的官禄，处处都给予特殊优待。这样不到三年，天下的贤才就从四面八方投奔到燕国。这些贤士来到燕国以后，为燕昭王讨论国事，实行改革。由于国内人才辈出，时间不长，燕国就变得兵强马壮，国家繁荣昌盛，燕王认为时机已到，于是准备出兵攻打齐国，后来在济水一带燕国打败了齐国。
试想，如果当初燕王逞一时之气，在没有充分做好准备的情况下，匆忙攻打齐国，可能早就成为齐国刀俎下的鱼肉了。因咽不下一口气而亡国丧生，岂不抱恨终身！
老子认为与其采取直线的生存方式，倒不如遵循曲线的生存方式。例如，如果我们在前进时碰到了障碍；要想顺利地向前，就必须先撤退。“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这句话的大意是，委曲的状态反而能够保全自己；弯曲反而可以伸长；低陷才可以装满水；破旧反而可以生新；不刻意追求反而可以有所得；追求太多只能徒增烦恼。这便是老子柔软且强韧的处世哲学。这种做法并非是一种失败主义，而是一种曲线式的生存方式。这是以柔克刚，以退为进的策略，就像弹簧缩在一起，其间却蕴藏着巨大的力量。
假装不知，暗地磨刀
“处晦而观明，处静而观动。”这是观察事情发展而后制之的一种方法。在暗处观察明处自然容易看得清楚，身处变动，以静制动，方可以后发制人。聪明的人，懂得先静如处子，后动如脱兔，方能控制事态的发展。
春秋时郑国的武公有一位皇后叫武姜。武姜有两个儿子，长子生时难产，武姜受到惊吓差点丧命，因此她给此子取名寤生，十分不喜欢他。可按照惯例，长子是当然的太子，武姜也没有办法，可是她是绝对地喜欢小儿子共叔段，总是想方设法地为小儿子谋利益。武公在世时，武姜曾多次地提出要易储，让共叔段当太子，都被武公拒绝了，武公一去世，寤生自然继位为庄公，成为郑国的国君。武姜于是与共叔段密谋取寤生而代之。为此，他们想首先建立一个根据地，武姜就对庄公说：你现在是一国之君，应该有权封自己的弟弟一块地吧？庄公答应了，并且对他说，除了国家的军事重镇制邑外，共叔段可以在国内随便挑选封地：于是，武姜帮共叔段挑选了一座地势险要、经济发达的城市。庄公的谋臣对庄公说，你不该给他这座城市！庄公却悠然地回答了他一句话说：多行不义必自毙。果然，共叔段得到了封地之后，积极招兵买马，扩张势力，日夜筹划谋反庄公的计划，搞得封地的臣民尽人皆知。但是，郑庄公表面上对臣下们揭发的共叔段种种劣迹，只是一味地表示不相信，一味地在武姜面前装糊涂，使武姜和共叔段更加明目张胆，谋反更加积极。可是，庄公却乘他们毫不防备，暗中派人打探其谋反的进程，对他们的行动了如指掌。直到确实得到了共叔段启程的具体日期，武姜准备为共叔段打进都城而为其开门的里应外合确凿证据，庄公才突然起兵，把共叔段打了个措手不及。
由于已作了阶下之囚，谋反的证据又俱在，且国中已无人不知共叔段准备谋杀亲兄篡位的事实，所以共叔段与武姜根本就没法狡辩和抵赖，结果共叔段被杀，武姜被关进地牢，庄公的地位从此得到巩固。
能屈能伸，丈夫气概
刺猬在身处顺境时拱着小脑袋，凭借着满身的硬刺，横冲直撞，当它身处险境时，则缩回脑袋，把自己团成一个刺球，让敌人无隙可击。能伸能屈，与其说是生物界的一种智慧，不如说是一种生存本能。
伸是进取的方式，屈是保全自己的手段。人生在世，都是在反复伸屈的状态中走过来的。
在生活事业处于困难、低潮或逆境、失败时，若去运用“屈”的智慧，往往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反之，该屈时不屈，却伸，必然遭到沉重打击，甚至连条性命都保不住，那样，还有什么资格去谈人生、谈事业、谈未来、谈理想呢？
谈到屈的问题时，还要牵扯到我们传统的“面子”问题。
中国人“面子”观念由来已久。从孔子开始就很讲面子。有些人甚至为了面子，可以舍弃自己一生的幸福。尤其是封建社会，对于广大妇女的要求更是如此。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好像人必须一辈子为了脸面而活。
中国还有句古语：“人要脸，树要皮。”可你想想如果连事业都不能保障，连生命都受到威胁，那还要面子有何用？
学会取舍，实际上就是学会生活。人的一生就如一条大河，不可能一直向前，直通大海，必然要根据地势、地貌，弯弯曲曲，七拐八扭。
人生也是如此，一般来说，当人处于逆境的时候，或者说，在倒霉的时候就应该委曲求全，收起锋芒。这就是屈的功能。以屈求伸，等待时机，再创生命的辉煌。
俄国十月革命时，苏维埃刚刚夺取政权，德国就有向东侵略的倾向。很多人主张组织军队与德国宣战，而列宁却不同意这样做，专门派人去德国进行和谈，签订了对苏维埃不利的条约。
这是一种妥协，这种行动并不表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革命立场不坚定，而是在强大的敌人面前，不得不这样做。
否则，新生的革命政权就会很快被推翻。
一个国家是如此，一个人也是如此。在形势不利于自己发展的时候，必须要采取以屈求全的策略，耐心等待时机，千万不要急躁。
古人说：“小不忍，则乱大谋。”每个人应该都有自己的人生目标和理想，为了达到这些目标和理想，甘受寂寞、甘受白眼，甚至甘愿被社会、被亲人误解，都应该在所不惜。
中国古代文化的经典著作《周易》提出“潜龙勿用”的思想。即在一定条件下，寻找时机，卷土重来。
孔子在《易系辞》中，则以尺蠖爬行与龙蛇冬眠做比喻，进一步解释什么叫“潜龙勿用”。他说：“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宋朝的朱熹则进一步发挥这一思想，认为“屈伸消长”是“万古不易之理”。他提出，在时机未到之际，要“退自循养，与时皆晦”，要学会“遵养时晦”，即隐居待时。
明代冯梦龙在其著作《智囊》中，认为人与动物一样，当其形势不利时，应当暂时退却，以屈为伸，否则，必将倾覆以至灭亡。他说：智是术的源泉；术是智的转化。如果一个人不智而言术，那他就会像傀儡一样，百变无常，只知道嬉笑，却无益于事，终究不能成就事业。反过来，如果一个人无术而言智，那他就像御人舟子，自我吹嘘运楫如风，无论什么港湾险道，他都能通行，但实际上真的遇有危滩骇浪，他便束手无策，呼天求地，如此行舟，不翻船丧命才怪呢！蠖会缩身体，鸷会伏在地上，都是术的表现。动物都有这样的智慧，以此来保全自身，难道我们人类还不如动物吗？
当然不是。人更应该学会保护自己，以期发展自己。
古时候，“李耳化胡，禹人裸国而解衣，孔尼猎较，散宜生行贿，仲雍断发文身，裸以为饰”。不知其中道理的人说：“圣贤之智，也有其用尽的时候。”知其缘由的人却说：“圣贤之术，从来也没贫乏的时候。”
温和但不顺从，叫作委蛇；隐藏而不显露，叫作缪数；心有诡计但不冒失，叫作权奇。不会温和，干事总会遇到阻碍，不可能顺当；不会隐蔽，便会将自己暴露无遗，四面受敌，什么事也干不成；不会用诡计，就难免碰上厄运。
所以说，术，使人神灵；智，则使人理智克制。
冯梦龙的屈伸分寸之说，通俗易懂，古今结合，事理结合，具有一定的说服力。纵观历史，该有多少像勾践一样的人物，为成就自己的事业、实现自己的理想，在必要的时候，使用了屈伸之术，从而保存自己，待时机一到，便东山再起，历史同时也说明，善于使用屈伸之术，该屈则屈，该伸则伸，较好地掌握其分寸，是许多历史人物成功的重要途径。
不要与别人争一日之短长，也是“屈”的技巧。
机关实行公务员制度，申某论学历，是大学本科；论才华，在机关数一数二；论年龄，正当年富力强，但是，每一次提升都没有他的份，而那些比他能力差，比他水平低，比他进机关晚的人，却一个一个成了他的上司和领导。
原因何在呢？
其原因就在于：申某只知道显露才华，认为自己这也比别人强，那也比别人好，处处表现出一种进取的态度，从而使一些人产生反感，认为他尽管有能力，也有才干，但是不谦虚，太骄傲，目中无人。每次考查干部，人们都是这个意见。
而那些善于委屈顺从的人，善于处理人际关系的人，却得到了大家广泛的好评。
可见，能屈能伸是一种战术，只要掌握技巧与分寸，便会无往而不胜。
劝人向善，以迂为要
奉劝别人，不能直来直去，要以婉转的方式打动他，这样才能达到说服他的目的。
《后汉书·列女传》中记载着这样的故事：河南人乐羊子的妻子，不知是谁家的女儿。羊子走在路上时曾拾到一块金子，回来把它交给妻子。妻子说：“我听说有志气的人不喝叫盗泉的泉水，廉洁的人不吃嗟来之食，何况是拾取别人遗失的东西贪图利益，从而玷污了自己的品行！”羊子十分羞愧，就把金子扔到野外，而到远方去拜师求学。学了才一年，羊子就回来了，妻子跪着问他回来的缘故，羊子说：“长时间在外，因而思念你，没有别的原因。”妻子就拿起刀走到织布机跟前说：“这绸缎是从养蚕抽丝开始的，后在织布机上织成的。一丝一丝的积累起来，才织成一寸，一寸一寸地不断积累，才能积成一丈一匹。现在如果割断这绸缎的话，就会前功尽弃，浪费了时光。您积累知识，应当每天学到自己所不懂得的东西，用来修养您的美德。要是学到一半就回来与割断这绸子有什么两样呢？”羊子被妻子的一番话感动了，就又回去学完了学业，七年没有回家。
就此看来，乐羊子的妻子确是一个奇女子，为了成就丈夫的学业，宁愿忍受空房的寂寞。但更让人佩服的是她劝人的方法。如果见到丈夫如此卿卿我我，就生气指责的话，羊子很可能听不进去。她拿断织来类比学业，形象生动，使人信服。效果当然不错，使羊子七年没有回家而成就了学业。
宋太宗赵光义打算让吕端当宰相，有人就议论道：“吕端这人很糊涂。”太宗却解释说：“吕端对待小事情糊涂，在处理大事情上一点也不糊涂。”下定决心要任他为宰相。过了几月，太宗便罢免吕蒙正而任命吕端为宰相。吕端身为宰相处事稳重谨慎，顾全大局，以清廉宽简为原则。
当时，同朝大臣之间常常对一个问题提出不同意见，只有吕端很少有所建议。有一天，宫中传出皇帝的亲笔信，命令大臣：“从今以后凡是有关中书省的公务必须经过吕端详细审核斟酌后，才能上奏给皇帝。”从此吕端更加谦虚理让而不独断专行。
先前，建立了西夏政权的党项族人李继迁时常侵扰宋朝的西部边境，保安军奏来报告说擒获了李继迁的母亲。消息传到宫中，宋太宗想杀了她。因为寇准是枢密院副使，便单独召他进宫中商议如何处置。寇准告退时，经过宰相府，吕端揣度猜测太宗召他来是与之商议国家大事，便邀请寇准来相府，对他说：“皇上关照你不要讲给我听吗？”寇准答道：“没有！”吕端说：“如果是边境上的日常事务，可以不必让我知道；如果关系到军国大事，我居宰相的职位，不能不了解啊。”于是寇准就把事情的原委告诉了他，吕端忙问：“怎么处理？”寇准说：“准备将李母在保安军北门外斩首，以此惩戒凶残叛逆的李继迁。”吕端说：“如果一定要这么做，无疑是很失策的，希望你暂缓行事，我要重新奏明皇上。”吕端进宫后见到太宗先讲了一个故事：“从前西楚霸王项羽捉到了刘邦父亲太公后，想烹杀他，汉高祖刘邦得知后竟说‘希望到时分给我一杯肉羹’。凡是创办大事业的人尚且不顾及他的亲人，何况李继迁这样的叛臣逆子呢？皇上今日杀了李母，明日就能逮住李继迁吗？如果不是这样，白白结下仇怨，更加坚定他的反叛心理罢了。”太宗问道：“如果像你说的这样又怎么办呢？”吕端说：“按照我的愚见，应当将李母安置在延州，派人妥善保护与治疗。用这种方法来招降李继迁归顺，即使不会马上投降，终究可以牵住他的心，反正李母是死是活掌握在我们手中啊！”太宗听后拍着大腿叫好说：“如果不是你提醒，几乎误了我的大事。”当即采纳了吕端的计策。李继迁的母亲后来病死在延州，继迁不久也死了，继迁的儿子终于归顺投诚宋朝，这主要是吕端的功劳。
优孟原本是楚国的一个艺人，身高八尺，擅长辩论，常常用幽默诙谐的故事进行讽刺劝谏。楚庄王在位的时候，有一匹心爱的马，身上披着锦绣，养在一间雕梁匦栋的华丽房间里，垫在地面的是设有帐幔的床，吃的是枣脯。后来马得了肥胖病死了。楚王叫臣子们给死马戴孝，要用棺椁盛殓，按照安葬大夫的礼制来安葬这匹马。左右臣子们都不以为然，大家纷纷提出反对意见。楚庄王不听这些话，反而下了一道命令说：“往后有谁为了马的事情再提意见，就处以死罪。”优孟听见了，就跑进宫廷，朝天号啕大哭。楚庄王吃了一惊，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哭。优孟说：“这马是大王所心爱的，堂堂楚国这么大，有什么办不到的，仅仅按照安葬大夫的礼制去安葬这匹马，太菲薄了！请大王按照安葬人君的礼制去葬它吧！”楚庄王说：“怎么样呢？”优孟回答说：“请用雕花的美玉做棺材，漂亮而耐朽的梓木做外椁，楩，枫、豫章各色上好木料做题凑；派士兵去挖掘墓穴，老弱背土把坟修；齐国、赵国陪祭在前面，韩国、魏国守卫在后头；给马盖祠堂，用太牢来祭祀，再拨万户城邑供奉享受。诸侯们听见了，都知道大王是贱人而贵马啊！”楚庄王说：“寡人的过错，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吗？这事该怎么好呢？”优孟说：“请大王用对待六畜的礼制来葬它，堆个土灶当做椁，用个铜锅当做棺；佐料用姜枣，调味用木兰，祭品是粳稻，衣着是火光，吃进人的肚子！”楚庄王听他这么一说，就叫人把那死了的马交到御厨房里去，以免天下老在传说这件事。
可见“以迂为直”的劝说方式，比直接“死谏”更有效。迂，并不是单纯的“迂回”或走弯路，这需要大智慧，是高层次的人生技巧。
善玩柔道的皇帝
但在中国历史上，能够从始至终地贯彻“柔道”的人，当数东汉的光武帝刘秀，他不仅在为人处世上以“柔”为主，在政治、军事诸方面也都体现出了这种精神，应该说他是以善玩“柔道”而取得巨大成功的开国皇帝。
刘秀思虑谨密，言语不苟，与人相交，也不记小怨，喜怒哀乐不形于色，史书上曾称赞他为人“谨厚”。在他二十八岁的时候，王莽的“新政”很不得人心，加上天灾人祸，各地的农民纷纷起义，尤其是绿林、赤眉两支起义军，声势浩大，直可与王莽军一较高低。在这种风起云涌的形势下，刘秀借南阳一带谷物歉收，与兄刘缤谋划起义，得众七八千人。
刘秀起义后，逐渐与当地的其他起义军汇合，一度并入绿林军。公元23年2月，绿林军号召天下，立刘秀的族兄刘玄为帝，年号更始，绿林军的势力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以至王莽“一日三惊”。
但不久起义军内部发生了分裂，刘秀的哥哥刘缤被杀。
刘秀当时正在外乡，听到哥哥被杀，十分悲痛，大哭了一场，立即动身来到宛城，见了刘玄，并不多说话，只讲自己的过失。刘玄问起宛城的守城情况，刘秀归功于诸将，一点也不自夸自傲。回到住处，逢人追问，也绝口不提哥哥被杀的事。既不穿孝，也照常吃饭，与平时一样，毫无改变，刘玄见他如此，反觉得有些惭愧，从此更加信任刘秀，并拜为破虏大将军，封武信侯。
其实刘秀因为兄长被杀而万分悲痛，此后数年想起此事还经常流泪叹息。但他知道当时尚无力与平林、新市两股起义军的力量抗衡，所以隐忍不发。刘秀的这次隐忍，既保全了自己，又在起义军中赢得了同情和信赖，为他日后自立创造了一定条件。
刘秀初到河北之时，兵少将寡，地方上各自为政，无人听他指挥，虽能“延揽英雄，务悦民心，立高祖之业”，但毕竟没有大量军队。他为王郎所追捕，曾多次陷入窘境。后来，他逐渐延揽了邓禹、冯异、寇恂、姚期、耿纯等人才，又假借当地起义军的名义招集人马，壮大声势，并联合信都、上谷、渔阳等地的官僚集团，才算站住了脚。由于他实行“柔道”政策，服人以德不以威，众人一旦归心，就较为稳定。
刘秀认为“柔能制刚，弱能制强”，他多以宽柔的“德政”去收揽军心，很少以刑杀立威，这一点，在收编铜马起义军将士时表现得最为突出。当时，铜马起义军投降了刘秀，刘秀就“封其渠帅为列候”，但刘秀的汉军将士对起义军很不放心，认为他们既属当地民众，又遭攻打杀掠，恐怕不易归心。铜马义军的将士也很不自安，恐怕不能得到汉军的信任而被杀害。在这种情况下，刘秀竟令汉军各自归营，自己一个人骑马来到铜马军营，帮他们一起操练军士。铜马将士议论说：“肖王（刘秀）如此推心置腹地相信我们，我们怎能不为他效命呢？”刘秀直到把军士操练好，才把他们分到各营。铜马义军受到刘秀的如此信任，都亲切地称他为“铜马帝”。
在消灭王郎以后，军士从王郎处收得了许多议论刘秀的书信，如果究查起来，会引起一大批人逃跑或者造反。刘秀根本连看都不看，命令当众烧掉，真正起到了“令反侧子自安”的效果，使那些惴惴不安的人下定决心跟刘秀到底。
刘秀极善于调解将领之间的不和情绪，绝不让他们相互斗争，更不偏袒。贾复与寇徇有仇，大有不共戴天之势，刘秀则把他们叫到一起，居间调和，善言相劝，使他们结友而去。对待功臣，他决不遗忘，而是待遇如初。征虏将军祭遵去世，刘秀悼念尤勤，甚至其灵车到达河南，他还“望哭哀恸”。中郎将来歙征蜀时被刺身死，他竟乘着车子，带着白布，前往吊唁。刘秀的这种发自内心的真诚，确实赢得人心。
刘秀实行轻法缓刑，重赏轻罚，以结民心。他一反功臣封地最多不过百里的古制，认为“古之亡国，皆以无道，未尝闻功臣地多灭亡者”。他分封的食邑最多的竟达六县之多。至于罚，非到不罚不足以毖后时候才罚，即便罚，也尽量从轻，绝不轻易杀戮将士。邓禹称赞刘秀“军政齐肃，赏罚严明”，不为过誉。在中国历史上，往往是“高鸟尽，良弓藏；狡兔尽，走狗烹；敌国灭，谋臣亡”，但唯独东汉的开国功臣皆得善终，就这一点，就足以说明刘秀“柔道”治国的可取性。
刘秀在称帝之前就告诫群臣，要“在上不骄”，做事要兢兢业业，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日慎一日，等等。在后来的岁月里，刘秀一直始终如一地自戒戒人，这种用心良苦的告诫，虽不能从根本上扭转封建官场的习气，但毕竟起了一定的作用。当时军中武将多好儒家经典，就是很好的证明。
莫说“洪洞县里无好人”，封建官场虽是一片漆黑，但毕竟还会偶尔闪现出一两个良心未泯的人物，就是这些凤毛麟角的人物，已足以使我们兴奋不已。
“柔道”也属治人之术，但毕竟和虚伪、狡诈有本质的区别，因为后者已不是“术”，而是个人的道德品质问题了；如果连这样的“术”也否定了，那就陷入“文革”期间的“清官比赃官还坏”的荒谬逻辑。
刘秀“柔道”兴汉，少杀多仁，不论是军事、政治还是外交等方面都治理得很好。曹操以奸诈成功，刘秀以“柔道”而有天下，这难道不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启示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