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作家阎真在长篇小说《曾在天涯》和《沧浪之水》中表达了知识者的精神困惑并进行自我反思。受到启蒙后的知识者该如何自处？这两部作品提供了受到启蒙后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两种可能方式，一是在西方世界里，即原来向中国传递启蒙薪火的西方国家检验自身存在的价值；一是在中国现实语境中寻求认同。20世纪中国文学追寻着现代化目标，充满了对启蒙目标和启蒙后的理想社会的热切呼唤，启蒙理性成为潜在的价值标准和恒定的目标，不断激励着中国知识分子，即使满是沧桑苦痛依然九死不悔。而世纪之交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在承受启蒙之光后却没有如20世纪初的知识分子那样期望达成“个性张”、“人国立”的理想境地，在传统与现代的文化链条上，在中国与西方的空间场域中，受到启蒙召唤从“铁屋子”中觉醒过来的“较为清醒的少数人”依然在精神炼狱中煎熬。作品《曾在天涯》和《沧浪之水》表明：无论是西方世界还是中国社会，受到启蒙后的知识分子只能深刻感受现实的痛苦，精神人格却无法统一。《曾在天涯》中的高力伟兴致勃勃地奔向大洋彼岸，可在那里经历了婚姻裂变、爱情挫折、生存困顿后只得重新返回国内；《沧浪之水》则描述了毕业于中医学院的研究生池大为在现实社会中无法保持“心灵的高贵”，只能投入污浊的官场以获得社会的表层认同。受到启蒙光照后的知识分子如何确证自身价值和坚守精神品格成为这两部长篇小说共同的主题。拯救被启蒙者的精神成为启蒙者的存在价值，一旦被启蒙者的精神困顿不能成为启蒙者的身份确证时，“90年代的知识分子不一定是公认的代言人”，以启蒙为职责的知识分子就显现出强烈的身份危机。
关于启蒙者定位的错位，或者离开特定的启蒙关系链条，仅仅作为一个具体的生命本体存在的精神困境，早在20世纪初的鲁迅小说中已被揭示：当启蒙者的启蒙立场无法为被启蒙者理解时，启蒙者体会到的是荒诞的虚无和深刻的痛苦。当然，启蒙者所遭遇的具体精神困境已经全然不同于20世纪之初，但是启蒙者无法自处的感受却非常相似，因无法认定自身价值而产生的茫然、空虚和痛苦极其相似，同样体现了自尊又自卑的心理。阎真的两部长篇小说提供了当时代不再强烈呼唤启蒙者时，被启蒙唤醒的“较为清醒的少数人”如何自处就成为这一时代启蒙的核心问题，鲁迅在五四时期表达的忧虑在20世纪末得以逼真地呈现，准确传达了走过一个世纪的中国启蒙之路的现实状态。
一、主题：路在何方？
《曾在天涯》和《沧浪之水》两部长篇小说塑造了不同的文化语境中的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的求生经历和精神困境。以20世纪80年代后的知识分子的经历来看，这两部小说具有互文性，他们徘徊于东西方不同的文化场景中，探寻人生之路和精神之路。《曾在天涯》中的高力伟和《沧浪之水》中的池大为都是新时期后培养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形象，有着相似的教育经历和知识背景，硕士学历正是有效的身份证明。《曾在天涯》中的高力伟满怀憧憬地踏上了通往西方“掘金”之路，却在西方世界不断碰壁，在沉重的生存压力下磨炼意志，在痛苦和重挫中探寻生命意义，最后选择了回归；《沧浪之水》中的池大为自视为传统信念的忠实遵循者，力图保持清高和尊严，却在各种利益关系中屡受重创，最终融入官场并熟练地掌握官场规则。《曾在天涯》中的高力伟面对西方社会的生存原则无法达成心理平衡，选择退守国内以保持自身精神独立和人格尊严，以中国知识分子的总体路径和作者的精神历程而言，《沧浪之水》可以视为《曾在天涯》的续篇，退而求其次的立身选择也不能成为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的理想处境。
这两部小说选择当代知识分子不同的人生道路，有别于20世纪初的启蒙故事。接受西方启蒙理念的五四知识分子大多坚守“匡世救人”的情怀，启蒙者心念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改造，通过“立人”达到“救人”的目的。经历了一个世纪启蒙理念的宣扬，接受启蒙的人群不断增多，知识分子如何实行定位和自救成为世纪末的新命题，这两部小说正是从启蒙后的知识分子该如何自处来探讨新的启蒙命题的。鲁迅在《呐喊·自序》中与金心异有段经典的对话，他用“铁屋子”喻指中国社会现实，并对高声呼唤启蒙的中国知识分子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如果有几个较为清醒的醒来”，但是又无法破除“万难破灭”的“铁屋子”，怎么办？《曾在天涯》和《沧浪之水》分别考察了西方世界和中国当下的现实，审查了接受现代教育后的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和人生选择。无论出国还是出仕，都是当代知识分子的人生之路，作为新时期之后感受到西方文化的新一代知识精英，他们的选择具有普遍性。
五四和20世纪末两个历史阶段，时代境遇、知识背景和文化理念显然不同，知识分子人生形态也迥然不同。《曾在天涯》中的高力伟不加分辨地趋附于西方的光环，当他完成了硕士学位，放弃了在国内继续攻博的机会，甚至不假思索地认为，“那么多人倾家荡产妻离子散都要来，我轻轻松松为什么不来？”在他的心目中，大洋彼岸充满了神奇力量，无可比拟地优越于中国社会现状，是美梦成真的地方。高力伟对北美世界的“光晕”印象带有很大的普遍性，林思文为了出国，不仅想尽一切办法，甚至连心态和性格都发生了畸变；历史学博士周毅龙放弃了学术，而到加拿大一家小餐馆专事宰鸡行当……中国新一代知识者到了加拿大，面临着四处碰壁的生存窘况，生存压力甚至直接影响到精神价值，对他们的人格尊严产生了猛烈撞击。受过高等教育不仅没有带来任何的优越心理，在残酷的生存竞争面前诘问意义的思维习惯反而给他带来更多的压力和苦痛，“我知道自己是在时间里行走，它正迅速地离我而去。它什么也不是却又是一切。人有了这点感悟，就扼杀了自己的幸福，与痛苦结下了永恒的姻缘。”正是人的意识和独立人格的确立，高力伟在浩渺的历史长河前才会意识到个体的渺小，才会感觉到无法确证个体价值的痛苦，才会有感受无法实现人生目标的强烈挫败感。正是在矛盾和痛苦的冲撞中，高力伟一方面以惊人的毅力苦苦支撑，完成自己设定的五万加元的生存目标，另一方面却促成了他急于回国，保证独立人格尊严的精神诉求。
高力伟在加拿大的生活经历表明当代知识分子接受启蒙理性后依然要承受中西方文化的冲突，即使根植于西方文化土壤的启蒙理念也无法抚平文化间的鸿沟。于是，作者以《沧浪之水》中的池大为的经历呈现当下知识分子的另一条人生之路。池大为在卫生厅生活清苦，却总是极力地保持清高。他以父亲为榜样，不屑于只追求欲望的俗世人生，并以“猪人”、“狗人”等语词来警示自己，力图保持人格的独立和高贵。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精神不得不让位于物质。否则，他将无法实践其社会角色，甚至将突破道德底线。他经过多次现实教训和多方的思想苦斗后，终于放弃坚守多年的道德准则，融入官场游戏中，快捷地掌握了权力制高点，在卫生厅系统内替代权倾一时的马厅长，其破碎人格在官场中再难复原。以高力伟和池大为的人生经历而言，启蒙精神建构的价值体系，使当下知识分子的魂灵诉求和话语表达无法抵达彼岸世界，在生存压力前不得不进行精神反思和价值重构。苦痛的魂灵和欲望的肉体到底如何定位，如何进行选择，这是接受启蒙理性的知识分子必须要回答的时代命题。
作为长篇小说，思想只有贯彻到情节的推进中才能得以传输，理念的表达只有附着于鲜活的生活体验才能感人。高力伟和池大为的生活经历、情感体验及精神搏杀来源于纷繁复杂的生活现实和斑驳陆离的社会现象，其内在的矛盾纠葛对抗以事实和感受为基础无可争辩地存在着。作为接受现代教育的知识分子，无论是高力伟还是池大为，其人生道路的选择通过残酷的生存竞争逼近了生命的内核和人性的边沿，在人性自由和人格尊严的要求体现为对外在异化力量的抗争中，获得了深入读者心扉的精神力量。启蒙问题的设问是关于人类本源的“存在”抑或“灭亡”的选择，小说的作者正是基于这种哲理高度的认知，将两个在不同领域的当代知识分子的生命状态相连接，在小说的开篇都选择了死亡。《曾在天涯》中的高力伟体验着自己的想象死亡，从而记录下自身曾经有过的生命的挣扎和意义的追问；《沧浪之水》开篇设置了“父亲”的死亡，这一事件对作为乡村知识分子和精神启蒙者的池大为来说，在其后的生命历程中是一个鲜明的标志。“父亲”之死既代表着精神上的永难磨灭的丰碑，同时也意味着“父亲”精神意义在现实中的消逝。两部小说选择死亡作为开头，表达了作者逼近生命本体的叩问，启蒙理性在这两部小说中不再只是观念的传输和概念的图解，而是必须与生命本相对接的勇气和决心，死亡是生命的尽头，更是生命的极致状态。以活生生的生命个体和充满艰辛的生命体验叩问启蒙理性和对启蒙进行反思，使得这两部小说遍布着灵魂撕扯而产生的苦痛。
二、形象：启蒙者还是自救者？
20世纪的启蒙话语培育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优势心理和高贵气质，造就了他们的精英心态。高力伟和池大为都有很强的精神优势，可以称之为新一代的精神贵族，高等教育使他们获得更为开阔的视野，赢得更多的机会，得到更多的社会尊重和更大的选择余地。在新时期后的中国文化语境中，他们自然地以拯世者的心态进行人生定位，比如高力伟在爱情的选择上喜欢文弱的女性，池大为作为卫生厅的第一个硕士生备受关注，引起周围的嫉妒，清高和孤傲成为共同的形象特征。但是这两位人物形象的心理优势只存在于有限的时空中，一旦进入具体的生存状态，就遭遇了鲁迅在20世纪初就提出的生存与发展的两难选择，两部小说都在生存现实的逼问中反思和质疑启蒙精神价值。一个世纪过去了，当代知识分子不仅没有跨越这一基本问题，在世纪之交的文化场域和社会现实中，基本生存命题反而更倾向于物质性，知识分子在精神上却更显得猥琐，启蒙者的形象确立愈加艰难。
如果说《伤逝》提供了接受五四启蒙的知识分子在现实生存面前惨遭失败的事实，那么，《曾在天涯》和《沧浪之水》则提供了当代知识分子在现实生存面前的妥协过程。随着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将反抗现实的力量转化为生存的投机手段，便宣告了知识分子的道德立场的沦丧和职责身份的失却。生存搏杀游戏与精神价值追求在表层虽然都源于智慧的运用，其深层却大相径庭。《伤逝》中的涓生和子君虽然感受到生存压力，但是他们不仅本能地反抗外在的生存威压，而且始终没有给予物质以合理的地位，物质的生存要求完全外在于精神，甚至是作为精神的对立面而存在的，在小说的结尾，生存的压力竟然改变子君的性情并将她逼向死亡；而《曾在天涯》和《沧浪之水》却不同，生存的压力依然存在，甚至更为迫切，但是在小说中却能转换为精神的附着物，并具备转变精神价值的能力。《曾在天涯》中的高力伟一踏上加拿大国土，把物质财富的获取与精神价值证明紧密相连，甚至为钱不惜扭曲灵魂和不顾惜自己的身体。他瞧不起留学、文凭等所获得的虚假的精神优越性，而是重视直接的物质利益。最后在离开加拿大之前，他还要完成五万加元的指标。这对他来说，不仅是相当数量的钱，也是他在西方世界确证自我价值的最后机会，甚至超出文凭的作用。《沧浪之水》中的池大为在现实生活的教训中得出，在中国社会，他如果不把握权力，不仅不能够拯救他人，甚至自我生存都面临困境。赤脚医生因无钱治病投河自尽的事实证明了作为一介平民面对苦难和死亡的无能为力，池大为面对儿子的病痛和危难束手无策。阎真的两部小说选材虽然不同，但揭示当下语境中的知识分子的命运和出路却相当一致，它们要解决的不是如何拯世，如何对他人进行启蒙的问题，而是首先需要解决如何自救和人生定位的问题，小说塑造的只是两个在物质和权力控制的环境中实施自救的形象。
高力伟和池大为毕竟接受过现代理念，艰难的生存处境固然使人受尽煎熬，但他们并不安分于蝇营狗苟的平凡人生，精神理想的诉求使他们不轻易向现实的困境低头，小说中努力表达的也不是行为的无能，更多的是思想的痛苦。这是两位外表倔强内心却自卑懦弱的现代知识分子形象。生存的难堪和窘迫并不具备绝对的价值意义，如果能够以充分的理由加以辨析，再艰难也是乐趣。但是，作为当代知识分子，却总是很难做到以苦为乐，无论是西方世界还是中国现实社会，要确证知识分子存在价值的不在言说和思考，而在行动和实践，实践的价值标准又只能是以工具理性为皈依，由此而形成的思想与实践的落差是当代知识分子无法回避的精神困境。
具有强烈自我意识的当代知识分子时刻惦记自身的精神标高，力图以精神品格来影响社会，他们希望成为现实社会中难以抹去的精神景点，独立于世俗社会之外，时时产生证明自身独特性的言说冲动，表明自己遗世独立于物欲的、工具化的和非理性化的世俗世界。如《曾在天涯》中的高力伟即使在窘迫的生存空间中，宁愿以艰苦的打工生活来养活自己，也不愿以虚伪的方式骗取历史系的奖学金；《沧浪之水》中的池大为在卫生厅的清苦生活中总是极力地保持自身的清高，有意远离追求欲望满足的俗世人生。但是现实状况总是贴近生活本身，逼迫这些知识群体即时即刻做出应对，这样，他们又必须融入残酷的生存竞争中，必须以现实社会的标准来确证自身的存在价值，知识分子群体要证明自身价值又必须以社会的衡量标准为矢的，他们只能以代言者的身份才能立身于现实社会。功利的、近身的和世俗的处世标准只能加剧其内心痛苦。内心的价值标准和外在的衡量体系产生的激烈的反差，又非常别扭地缠结在一起。即使困顿如高力伟者，他总是很自然地将生存现实与思想的反思联系起来，人在卑微处，思想却在高峻处，这样灵魂的撕裂感便尤为突出。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启蒙理性传播，知识分子已经习惯了启蒙者的形象定位，当社会要求他们放弃评判姿态而参与现实的竞争时变得很困难。《沧浪之水》中的小莫明知池大为质疑卫生厅买小轿车是对的，但她不仅不敢公开支持，反而还要在领导面前表态自己是反对池大为的。不管是在自己的精神空间还是现实社会上，当代知识分子不仅是离群索居的，而且感受到的只有痛苦，虽然高力伟和池大为在小说的结尾都在世俗社会中确证了自身价值，但是，他们并不能找到自己的精神栖息地。《曾在天涯》中的高力伟最终选择了离开那一世俗空间，对于未来还带有几分的浪漫，而《沧浪之水》中的池大为则选择了介入，只空余茫然和怅惘了。
萨义德说过，“知识分子总是处于孤寂与结盟之间”，对于中国当下语境中的知识分子而言，面对着世俗化社会，他们正在融入与拒绝间徘徊。世纪末文化语境中，高力伟和池大为并不是独特的个体，小说展示了当代知识分子的众生相，他们难有栖身处，只能在困境中挣扎成为这一社会群体的共同特征。《曾在天涯》中的两位女主人公林思文和张小禾在要留在国外还是要爱情婚姻的选择中，只能是满怀辛酸地选择了留在国外；国内的历史学博士周毅龙跑到加拿大杀鸡为生，异常潦倒；《沧浪之水》中的晏之鹤扮演了现代隐士，在现实中却无法解决女儿阿雅的调动问题；许小曼虽然身处高位，只能忍受着丈夫对婚姻不忠的隐痛；刘跃进一直自视为人文理想的守护神，却守不住自己的妻子和家庭；即使如马厅长，他权倾一时、洞透官场冷暖却无力阻止自身退避官场的结局……所有知识分子形象在作者笔下都承受着芸芸众生的贫乏和窘困，却不自觉地追求平凡人生之外的灵的超升，造成灵肉背离，内外交困。遭遇生活困境进行生存自救和寻求精神价值两大角力造成了当代知识分子的存在悖论，如果不能进行生存自救，就无法显示智慧的现实功用，也无法确证自身的能力，如果不进行意义探寻，那便背离了知识分子的身份意识，作为知识分子是必须具有承担意识的，“内圣”和“外王”都必须完整地得以体现。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曾在天涯》和《沧浪之水》在不断地体现当代知识分子的窘困境遇的同时，也提供了当代知识分子无可选择的命运范本。高力伟在人格意志的支撑下，确证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价值和能力，而池大为无奈地介入官场现实后，依然没有完全放弃对自我的审视、反思、痛苦的置疑，依然没有完全摒弃一些基本的理念和准则。他们在自己的生存自救中感受到抽象的理想境界落实到现实层面上的艰难，从生存体验中感受灵魂和肉体的冲突，在现实的败坏面前思索着如何保持精神的相对纯净和安全。20世纪初的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中指出缺乏成熟条件的女性解放最终只有两条路：要么回来，要么堕落。对于当代知识分子群体来说，启蒙也是一个没有终结的命题，无论是向西方社会谋求生存资源还是在中国现实中进行价值证明，都不会得到完整的答案。高力伟最后选择了回来，而池大为在精神上则无可选择地堕落了。20世纪初的启蒙命题即使在世纪之交也未能结束，启蒙理念和社会实践间的中介转换不依不饶地缠结着中国民族的魂灵。知识分子在成为启蒙者和进行自救间无尽地徘徊着。
三、言说：故事、声音和空间
小说中的思想姿态来源于作者的生存体验和对世界的基本认识，也借助于叙事技巧及其叙事元素得以表达。在许多情况下，形式不仅是思想的外壳，而且其本身就是思想。这两部小说人物形象虽然活动在不同的领域和不同的时空中，但是在表达上却采用了相同的叙事形式。
首先，这两部小说描摹了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现实，探讨了知识分子生存或者死亡的时代命题，从主人公的求索路线来看，却是20世纪初启蒙文学文本的“飞了一圈又回来的”启蒙失败故事的重复。鲁迅在《狂人日记》和《在酒楼上》等许多小说中都设置了启蒙者的行为路径。20世纪初接受了启蒙理念的知识分子满怀激情地参与社会的改造，其结果却以失败而告终。而阎真的这两部小说与中国现代经典的启蒙文本的故事结构异常相似。高力伟最后选择了回国，而池大为又回到了父亲的坟前来回忆自己多年来走过的人生之路。处世涉事时，两位主人公都吃尽苦头，四处碰壁，但是他们都是以自己的智慧和忍耐赢得了世界，获得了成功。
从故事的表层来看，这两部作品都是知识分子成功战胜困难完成身份转换的故事，现实社会将他们铸造成有力的实践者，高力伟不仅完成了五万加元的加拿大之行的目标，而且适应了加拿大的残酷生存规则，胜任了体力劳动者的工作，以孟浪的笔名不断地刊出文章，最后以主动的姿态退回到国内；池大为经历了几番曲折后，重新调整了自己对世界的态度，重构了自己的社会角色，不仅融入了官场社会，并且如鱼得水，最后战胜了所有的政敌，替代马厅长成为卫生厅的一把手。但是，作者不是介绍成功经验，而是深深眷念成功背后日渐远离的理想信念，在越来越适应生存规则的同时，也意味着中国知识分子日渐退出社会责任的承担。从世俗眼光看，他们的转换是成功的，但在精神价值领域则是一个逐步颓败的过程。高力伟下定决心回国告别他在加拿大的求生经历，意味着新一代知识分子西方梦的破灭，而池大为的升官记也是一部良知泯灭记。作者正是有意地把两人的物质丰富过程、社会地位抬升过程和精神溃败联系在一起，甚至把精神消隐道德沦落的原因指向物质的逐渐丰富，形成表层现实和深层心理反向的驱动。为了突出这一理念，甚至以直接议论来替代故事必要的过渡和交代，池大为在了解了他必须放弃价值信念后，开始融入了官场游戏，可谓是平步青云，扶摇直上，对于一个长期淡泊名利，疏远官场的知识分子来说，只用“在圈子里活动了半年，觉得自己还算一个有悟性的人”来做铺垫显得突兀。知识分子一旦掌握生存的游戏规则，就有可能在现实中获得成功。这种叙述逻辑也并非完全无懈可击，但是从叙事语气来看，似乎这就是当代知识分子的普遍的生存规律，这种叙事上的生硬转折正表明了作者迫切想要表达他自己的理念，强烈的理性色彩替代了必要的叙事规律。
其次，为了在故事中顺利地引入思索和展开对事实的阐释，这两部小说都是以主人公为第一人称。运用第一人称首先增强了叙事的真实感，面对一般读者所无法接触的陌生领域，《曾在天涯》在大洋彼岸，而《沧浪之水》则有着鲜为人知的官场隐秘，第一主人公的第一人称叙述则以虚拟的亲历口吻增强了解释事实的权威性。第一人称的叙事虽然受制于活动空间，但是可以自由出入心理空间，由于作者要借助于广袤的历史时空和深邃的心理空间建构精神领域，反观以主人公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现实，采用第一人称可以在不同时空进行价值定位和传递声音。如前所述，作者凭借自己的人生体验，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中，消解了拯世信心，但是他们却无法完全放弃其作为人的自觉意识和尊严人格的保护心理。因此，对个体心灵的发掘就显得尤其重要，体现完整的、丰富的人生在外在空间相对局促的情况下，内心世界发出的声音就能够构建起作者的话语权威，对知识者的反思才可以获得最大可能的延展。
为了显示生存对于精神的逼迫，小说经常对面临生存困境的主人公进行精神的拷问，从而造成生存问题和精神魂灵的两难境地。与第一人称叙事方式相适应，这两部小说设置了大段心理剖析。个体在承受了难以承受的生存困境和巨大的精神压力之后，容易感到生命变得异常渺小。对于已经接受的启蒙理念、确立的人格尊严和人性价值的现代知识分子，在体验到生命的困境和存在的痛苦时总是禁不住追问：自身存在的意义和自身的行为价值究竟在哪里？他们惯于在苦难和荒诞中思考终极命题，以切实的生存体验对形而上的存在问题的切近追问，让活生生的血肉与灵魂直接沟通和交流，在整个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价值命题上，这两部小说是如此的迫近和亲近。知识分子不只是以社会导师的姿态进行启蒙价值的宣扬，更重要的是以近身肉搏的方式直面社会，因为，无论高力伟还是池大为，都无法躲在书斋中进行完全脱离现实的玄思，而只能以知识者的身份进行平凡的生存体验。
最后，为了表明生存现实是主人公无法规避的选择，这两部小说在生存现实中设置了逼仄局促的空间，而在思维领域里设置了广袤的时空。
面对不同的题材和不同的活动领域，小说以深刻的体验和细腻的笔法描摹了知识分子局促的生存空间。高力伟在加拿大三年，居住空间窄小，生活设施简陋，多次搬迁，没有自己独立的生活空间，厨房、卫生间都是与人共用，不经意间就会尴尬地撞上他人隐私。狭窄的生活空间也造成了心情压抑，迫使他经常出门透气。池大为在进入官场圈子之前，也是憋屈在集体宿舍里，直至生了孩子还是三代四人同处一室。不仅如此，在单位里，除了思想，连言论自由都被剥夺了，他在单位里的不平之气令他调换岗位，颇受冷落，遭受各方白眼。他们共同感受到现实生活的逼迫和无形的威压，池大为对世界的感觉是“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要把你的头摁下去，摁下去，你拼命挣扎着想抬起来，可他就是死死地摁着不松手”，现实只是一个无可逃避的无可挣扎的被吸进去的黑洞，高力伟把自己在加拿大的生活环境想象成“一口很深的枯井”，只能偶尔“穿越那浓厚沉重的黑暗，望见枯井顶上小小的一方光亮”。
在具体环境中感受到的压抑、郁闷和焦躁，与整个20世纪有着启蒙意识和强烈人性自由的启蒙叙事完全一致。鲁迅以“铁屋子”的形象譬喻在新世纪来临之际，现代知识分子深刻地体察到人性的困顿和精神的痛苦，《曾在天涯》和《沧浪之水》也是在新的时代境遇中的“铁屋子”里发出的呐喊。生存环境的狭窄和压抑促使他们不断地跑到屋子外面透气，被严格限制和框定的日常生活空间使他们感受到抑郁和压迫，逃离的愿望尤其迫切，只有身处大自然中，在无可遮挡的天地之间，他们才感受到自我的存在，感受到精神的自由，也才能超越生存现实产生遐想和遥感。高力伟在草坪上感受到时间的渺茫，在港口想象阿Q在太阳底下捉虱子的场景，在路上感受枫叶的命运和归宿，在墓地里感受生命的虚妄和抗争的无力，在心灵上与伟人对话体会生命的意义……而《沧浪之水》中的池大为也有着同样的人生经历，他在大街上行走的时候想象着古代的大人先生们在为活着寻找依据；思考理想的遥远和为人信念的丧失；在大叶山的云峰寺审视人类终极意义与现实生存间关系的处理，考虑放弃知识分子的责任承担；洞透官场原则，在心理上毙掉自己；在城市的夜晚意识到自己只是时代的唐吉诃德；体会到宗教对于生命的深层意义；在父亲的坟墓前反思自己对理想和信念的背叛……开阔的宇宙空间和无可阻挡的时间流逝激发了有限的生命个体对无限的生命意义的叩问，获得了超越时空的精神境界，与庸常的生命形态的郁闷和紧蹙形成了巨大的审美张力。
如果说《曾在天涯》中的高力伟在半梦半醒中跨出国门，在残酷的生存压力下无可回避地审视中国新时期后的命运和人生抉择的话，那么，《沧浪之水》则以更清醒的姿态反省知识分子的价值信念所面对的生存考验。世纪之交，觉醒是知识分子自身的现实状况，而不是他们的时代任务。20世纪初启蒙者启蒙他人的行为受到质疑和反思，当代知识分子首先面对启蒙理念根基的坚守问题。启蒙者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努力后，唤醒了较为清醒的另一批人加入到启蒙者的行列，在生存现实迫近时，知识分子首先要学会自救，才能被社会认同，承担起启蒙他者的责任，20世纪的文学启蒙母题在世纪末的生存体验下转变为对启蒙者的生存状态和思想状况的考察。“如果人不应该在生命的简单维持中垮掉，那么，看来最根本的一点在于他必须面对虚无。”文学作品中，原来无可置疑地承担启蒙责任的知识分子不再是真理在握，信心百倍，而是充满了疑惑和困顿，矛盾和痛苦。而信念的丧失也导致了灵魂的不安分，无论是在哪里，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流浪意识更加强烈，两部小说的结尾都以逃离现场的方式进入了冥想中，把无法得到的答案留给了读者，却无法提供摆脱困境的有效途径，这是作者的无奈，也是当代知识分子群体的真实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