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心武、韩少功和阎真三位作家分别代表中国新时期文学中三种启蒙话语模式，体现了知识分子在当代社会文化环境中不同的知识背景，不同的价值观念以及对启蒙精神的不同体认。这些不同的话语模式既衍射着中国文化的精神变迁，又影响着当代中国民众对启蒙价值理念的认知。
刘心武出生于40年代，他可以说是伴随着共和国一起成长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这一代人处于浓厚的政治语境中，深受红色革命传统教育影响，亲历中国当代政治运动以及由此带来的文化观念的变迁，有着丰富的新中国历史的体验。新时期开始，他们凭着鲜亮的红色记忆反思中国当代历史，以自觉归依于体制的知识分子身份来呼唤人性，显然，这种启蒙诉求的限度在呼唤启蒙初始早被设定，此时的启蒙价值理念和人性自由必须以从属于政治体制为界限，这也是中国传统文人载道观念的延续。启蒙理想和目标在刘心武这一代知识分子身上，容易被理解成物态化地存在，他们已经习惯了在已经存在的社会主义共和国目标内寻找改革社会的方式和路径。不容置疑的社会主义的理想和较为固定的生活方式给他们设定了启蒙言说的方式和边界，也给他们带来了信念的支撑。他们既强烈地呼唤着启蒙，又充满信心地期待着确定的启蒙目标。他们对社会的理解、自身的知识背景和教育环境限定了他们对人性反思的深度，后来的思想界甚至质疑他们还算不算启蒙。不管怎么说，在新时期文学的启蒙言说历史上，他们毕竟开风气之先，毕竟是首先涉足新时期文学关于人的精神世界的探索，重续了五四文学的精神旅程。
韩少功出生于50年代，他们这代人的记忆始于共和国政权的确立时期，也始于社会主义专政的确立时期。他的青春时代是在丧失了规范和系统教育机会的“文革”中度过的，作为知青，“上山下乡”在打乱他们这一代固定的生活方式的同时，城镇与乡村间的往返也给他们带来了更为丰富的人生经历，开阔了他们的视界。“文革”结束后的信念危机，更促使他们自我意识的清醒，作为知青作家，他们强烈地感受到自身所受到的政治运动及政治环境的伤害，强烈呼吁能够治疗心理创伤的精神良方，企盼人格尊严和人性自由，有着强烈的反叛意识和坚决的抗争倾向。知青作家中的张承志、史铁生等后来都成为当代文坛上抵抗欲望强烈、高擎人文理想的不妥协的代表。但是因为自身知识背景和精神烙印，他们缺乏承担启蒙的自信，从而对人性自由的尊奉，对启蒙价值的怀想更是一种超越俗世存在的纯精神意念，又因为对理想的无限推崇，他们表现出强烈的理想色彩，但是却无法落实在实践中，如逐日的夸父，最终只能疲累在未完成的路上，往往充满了悲壮情怀。
阎真的创作再现了新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状貌和心理悲哀，他们是承受了新时期西方精神价值和启蒙理性的知识分子。作为新时期中国培养出的一代高学历知识分子，他们有幸接受了当代中国最好的教育，接受了新时期以来被认为最先进的价值理念，成为当代中国本土培养的精神贵族。但是，他们却遭遇了启蒙理想的俗世化过程。五四的启蒙始终着力于改造国民精神，进行灵魂重塑，而生存现实却使高扬精神的启蒙理想遭到冷落和遮蔽。当新时期中国经历了社会中心话题俗世化后，承担精神改造职责的知识分子身份和言说都被边缘化了，他们不仅不再自信自己处于社会中心，而且对启蒙价值充满了狐疑。在获得理性原则、有了自身辨知能力后，他们的可贵之处是不再视启蒙为神话，因此也极容易滑入信念空缺的虚无主义中不再有追寻理想的冲动。但是他们毕竟已经被启蒙，人之主体性，人之高贵的意识深植其内心，当承受着无信仰的世俗生活挤迫时会深感痛苦，会为无力拯救他人与乏力自救的情状感到焦虑。启蒙唤醒了他们的人的意识，但是醒来之后怎么办呢，“铁屋子”中被唤醒的新一代知识分子既不能回去，也不知道前行的路在何方。20世纪的启蒙并没有提供接受启蒙后的现成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