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往往是因为持续施加压力，超出正常承受限度，而造成生命主体生理痛苦或精神煎熬的一种心理体验。有史以来，人类面临着来自各方面的生存和发展的巨大压力，从来没有停息过苦难的述说。深度忧患和焦虑中的20世纪中国人，承受痛苦的情感记忆尤为深刻，苦难逐渐转化为精神文化现象，内化在民族心理，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倾诉苦难并试图拯救苦难成为重要的文学主题，鲁迅在世纪初的启蒙力作——《狂人日记》的小引中提到他展示狂人的精神困苦，其目的就在于“以供医家研究”，希望通过启蒙运动，揭示病痛，最终达到疗救的目的。这篇小说隐藏着的情节模式是：苦难——启蒙——拯救，即从历史或现实中揭示苦难，并以此为参照，虚拟一幅美好的精神幻图，一个假想的理想预设，在《狂人日记》中可以被表述为“不吃人”的社会，两相比照，产生强烈的心理诉求，从而刺激人们寻找摆脱苦难的途径。新时期伊始，大量的文学作品浓墨重彩地开始了对苦难记忆的挖掘。刚刚成为历史的时代在当代作家的笔下成为一个遍布了苦难的时代。他们揭示苦难、唤醒民众，以期达到祛魅和拯救的目的，实现启蒙者内心深处的人文憧憬。这种叙述模式暗合了五四文学启蒙的路径。五四启蒙对苦难的拯救为新时期文学的启蒙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精神支持，新时期文学在援引五四启蒙资源的同时，也找到了重拾启蒙话语的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
苦难来自于体验和想象，既是对过往记忆的追溯，同时也是现实的比照。苦难与幸福一样，它是一种具体又现实的存在，同时也是一种主观心理感受，与承担苦难的主体感受直接相关。完成苦难叙述一般是由两端组成，一端是苦难的发生源，站在道德主义的立场上，苦难的描述和渲染可引起人们的普遍同情，让制造苦难的行为受到贬斥和指责；另一端是受难者，他们的精神状态经常成为文学关注的重心，或者以抗争的姿态表现生命的蓬勃力量，或者展示愚昧麻木以引起关注，不同语境对苦难的叙述也不一致。在五四启蒙者看来，能让苦难存在并得以延续通常与受难者的姿态有直接关系，他们或是无奈地承受，或是无语地遗忘，受难者臣服的姿态主要源于他们精神的愚昧。启蒙的目的就在于袒露他们的苦难，刺激他们麻木的灵魂。左翼文学关注被压迫者的苦难，希望通过社会改造的方式使受难者摆脱苦难的境遇。这种恒定的苦难叙事模式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历经“十七年”和“文革”的“纯化”变得单一，苦难的叙述大多限定在旧中国特定的语境中，“万恶的旧社会”在当代文学中被叙述成苦难的大炼炉。在阶级斗争观念中，所有剥削者都是制造苦难的罪魁祸首，而受难者往往充满了昂扬的斗志。
苦难作为被反复赞颂并被不断渲染的精神意象而存在。忍受苦难的意志力似乎成为精神领袖的标志，苦难成为铸造奇里斯玛类型人物的必要条件。苦难有着非同寻常的感召力和传唤力，所有高尚的、善良的人们面对苦难都选择了不计后果地承担的勇者行为。我们的民族心理无法认同异彩飞扬的性格，在苦难中抗争造就的正是符合我们民族心理的隐忍英雄形象。“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和“改革文学”围绕着苦难的存在和挣脱演绎了一幕幕悲痛、伤痛和隐痛的大地悲歌，也造就了一个个可歌可泣、可咏可叹的故事，随着对苦难因由的深层挖掘，由对政治的控诉诘难到各种家族苦难的营造，通过家族苦难的叙述，撑破了阶级范畴，而且在阶级话语之外严格被排斥的苦难也不断地得到阐述，普泛的人性层面得到沟通。
新时期文学思潮中的苦难述说与启蒙精神直接关联。社会巨大裂变后，开始了对政治、文化等问题的全方位反思，启蒙文学思潮在新时期的兴起，承接了追问苦难来源和摆脱苦难的心理需要。新时期文学中苦难的类型都是非正常状态下人为制造的苦难，所有苦难的根源都自然而然地指向人的制造，即使是自然原因引起的灾难，也被叙述成人为的责任。只要解决了苦难的人为根源，荒唐的时代、莫须有的罪名、非常的环境和非人的遭遇，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人为的苦难是由于非人性的极度膨胀和夸大造成的，苦难的叙述既是对人性的反思，也是对人的拯救，并且，启蒙者坚信纠正非人性不人道的状态必须依靠人性的力量、人格的力量。“文革”造成的大量匪夷所思的人性灾难，使经历了阵痛的人们认识到，只有用理性的标准拨开历史迷雾，重新确立标准和规范，才能避免悲剧的再度发生。这成为新时期伊始的一种社会共识，也是启蒙者的理想预设。
如何拯救苦难？苦难成为新时期启蒙文学的重要母题，显示了文学敢于面对世界和人生的决心和勇气，叙述苦难不是启蒙者的目的，启蒙者的最终目标是要从苦难的解读中认知人性、塑造人性、拯救人生。启蒙文学关注苦难并不等同于对苦难作田园牧歌式的欣赏或是悲天悯人式的同情，那些姿态都是把苦难作为外化于自身的姿态。除了流露出强烈的人文关怀之外，启蒙者是以审思者的立场透视苦难的。真正的启蒙者需要运用理性原则进行衡量，不仅是用“掬一把泪水”的弱者形象来唤起读者的同情，更需要直面苦难的勇气和解读苦难的智慧。新时期不同语境中的不同启蒙话语，营构了不同的苦难叙事模式：政治苦难、家族苦难和生存苦难。
一、集体记忆与政治苦难
20世纪中叶，中国文学的政治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政治领域，成为意识形态的核心。以清算“文革”为目的的新时期文学展露了民众精神上的苦难。心灵中叠加的层层“伤痕”，政治上的变化使人猛然反省“十年浩劫”造就的种种苦难。大量的文学作品都以愤激的姿态冲击着各种禁忌，纷纷把制造苦难的责任推诿给强权政治。叙述者往往以苦难的时代观察者、记录者和历史回忆者的身份出现，个体身心遭遇与时代的苦难纠结在一起。从维熙的“大墙”文学、高晓声的“陈奂生”系列、张贤亮的小说以及梁晓声的知青小说都打上了作家的生活印记。政治苦难成为文学创作的资源，也形成了这一时期文学强烈的代言风格。
鉴于对苦难的理解，政治运动和政治意识成为文学关注的中心。《伤痕》中的王晓华由于历史的误会，把坚定革命者的母亲错认为叛徒，当她幡然醒悟时，母亲已撒手人寰，在她的内心深处留下了永远也无法消除的伤痕。作为一个无知而又稚嫩的知识青年，王晓华由于政治的原因导致了亲情的隔绝，亲生母女生离死别的痛苦无疑具有很大代表性，但造成苦难的原因却是直接而又简单，母亲叛徒的罪名是“‘四人帮’及其余党为了达到他们篡权的目的，利用叛徒强加给我的”（卢新华《伤痕》）。承受了十年的苦难，最终的解释是一个小集团制造了这场劫难。这里，强权政治不仅压制了个体的基本人权，还扭曲了母女间的情感，造成了无法挽救的心灵伤害。作品中的王晓华这一代也曾质疑过革命与个人情感之间的关系，但最终他们还是把拯救政治苦难的所有权交给政治，小说的结尾以这样一段话来扫除心理阴影：“妈妈，亲爱的妈妈，你放心吧，女儿永远也不会忘记您和我心上的伤痕是谁戳下的。我一定为党的事业贡献自己毕生的力量。”找到了造成苦难的责任人后，她就释然了，“朝着灯火通明的南京路走去”。政治解脱成为救拔政治苦难简约又直接的路径，但文中的王晓华承受着的是良心的谴责，最后却运用政治揭开了心理疙瘩，显然，这样的解释无法令人信服。《芙蓉镇》、《李顺大造屋》、《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报春花》等作品都不约而同地沿用了相同的叙述结构，政治上造成的苦难一旦在政治上进行拨乱反正后，苦难也随之消逝，最后往往以光明的尾巴和幸福的结尾收场。这种叙述结构的成立，包含了两个假设条件。
其一，苦难成为集体记忆。
政治苦难话语中，舒婷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道出了新时期初文学对苦难的普遍心声，“我是你河边破旧的老水车，/数百年来纺着疲惫的歌；/我是你额上熏黑的矿灯，/照你在历史的隧洞里蜗行摸索；/我是干瘪的稻穗；/是失修的路基；/是淤滩上的驳船/把纤绳深深/勒进你的肩膊；祖国啊！”“我是贫困，/我是悲哀。/我是你祖祖辈辈/痛苦的希望啊，/是‘飞天’袖间/千百年未落到地面的花朵；/祖国啊！”抒情主人诗人“我”代替祖国说出“你”的感受，“我”承受的苦难即“你”的苦难。诗作在提高个体“我”的境界的同时也抹杀了个体的感受，个人与国家之间获得了一种同构的关系。即使是塑造具象的个体，其本身也被容纳于民族和国家的宏大叙事话语建构中。由此，挣扎于苦难中的个体“牧马人”不仅承受的苦难和国家的苦难命运同步，而且他摆脱苦难也与国家的复兴是同步的。个体的身世变迁与国家的盛衰完全联系在一起，这里所谓的个人的苦难即国家的苦难，潜台词是：国家都遭受苦难，个人又何以幸免？个人的生存空间完全被民族苦难挤占，国家在受苦受难，所有个人的幸福都是不存在的。“即把个人记忆作为国家记忆加以书写，个人身心上的伤痕被‘看’作一种国家的伤痕，而抒情自我就是作为民族国家的符号出现的，个人身份与国家身份获得了一致性。”《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章永麟与黄香久这一对患难男女仅仅在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中享受了一年的温馨的家庭生活，呼吸了一阵人间气息，一旦生活现实变得严峻，他们营造的苦涩的温情也就无法延续，只有以牺牲自我这种非正常的方式才能维护苟存的性命和最后的真情。以人与人之间情感存在的合理性来彰显当时过于关注国家叙事追求政治覆盖一切的标榜绝对理性实则反理性的荒诞，通过人间真情对异化社会的控诉和反抗。
其二，把苦难解读为灾难。
政治的变革改变了社会结构和秩序，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是真正能对社会心理结构产生深刻影响还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新时期文学经常把政治苦难描述成是突发的，也是瞬间结束的，更像是一场肆虐大地的风暴或是突如其来的灾难。事实证明无论是“左”的思潮还是“文革”历史，对人们的影响都是非常深刻的。这些影响不会因为政治运动的结束而终止。苦难是内化于人内心深处的心理体验，人的情感模式的转化不可能与政治的变化同步。对苦难灾难性的描述容易忽视苦难背后深刻的历史原因和丰富复杂的人性内涵。对政治苦难的表述存在着简单化和观念化的倾向，这也是新时期初期的文学作品随着时间的流逝认同度逐渐降低的原因之一。当人们把所有苦难的罪责都推至政治时，已经过去的政治承担了一切，那么，人们还需要反思什么呢？这是否也意味着放弃了对人性深度的审思？
新时期文学进行苦难叙述的目的不是简单地沉迷于苦难，而是希望将受难者解救出来。由于新时代的政治拯救苦难成为一种当然的权力话语，新时期文学在政治苦难的述说和拯救中，被政治拯救苦难的先验理论导引着，启蒙者的理想信念是非常坚定的。无论是遭受冤屈还是身陷囹圄的党员干部，如《神圣的使命》中的王公伯、《天云山传奇》中的罗群，还是贫穷困顿饱经风霜的普通百姓，如造屋的李顺大和不愿被卖的荒妹，始终对政治拯救充满了信心。既然极权政治造就了苦难，那么，这种苦难就应该由政治来解救，体制的转变势必会带来人们生活状态和精神面貌的全方位改变，苦难也会就此结束，这是作家对生活的理解在作品中的横向移植。苦难在历数人们精神创伤时成为鉴别人性善恶的过滤器，一旦鉴别的功能完成，苦难也就转化为幸福。此时的受难者承担了当年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责任和义务，遭受了痛苦，也传播了福音。作家一方面在作品中神色凝重地描绘和书写苦难，另一方面却在内心深处升腾着希望：因为这一切都已经过去，而作者和读者共同拥有的是充满了欢愉的现实，作为产生苦难的过去只是被作为现时的比照而存在，苦难只属于过去，从今往后与我们不再关联，借过去——现在的历史演进规律，为将来的美好前景提供足够想象的可能空间。
新时期启蒙文学中对政治苦难的诠释一方面表现出对权力的抗争，表现出主体要求摆脱权力束缚的挣扎，显示人性发展的要求；另一方面也表明了能获得述说的权力支撑，新的权力支撑必定需要将得以言说的苦难纳入到新的规范中，这无异于给从旧茧中突破出来的人性再一次安上了新框架，人性才从旧权力的压制中挣脱出来，又承受着新的束缚。
政治苦难是特定历史国家、民族的共同感受，新时期政治的裂变产生了拯救苦难的契机，那么，到底谁来拯救受难者？新时期初的许多作品都指向党和人民，这是受难者的希望所在，拯救苦难的具体实施者。“成千上万的群众纷纷向田庄涌来，人人含着热泪，庆幸又见着了老八路和真共产党员。”（方之《内奸》）这样直接或间接的表达在政治苦难的拯救中随处可见。更多的作品将党和人民落实在具体的形象中，如张贤亮的作品将人民演化为经历过苦难的底层女性，他对狱中苦难生活的描述充满了浪漫和传奇，他的《土牢情话》、《绿化树》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的主人公在品味生活苦难的同时，总是能得到情感的安抚。主人公的地位非常低下，甚至被剥夺了做人的权利，但他一方面能得到底层女性的垂青和崇拜，一方面还能秉持坚定的政治和人生信念，充当人们精神的导师，“她那天赋的朴实与天真，使她在那混乱的年代里还保持着闪光的灵魂；她那一片未经污染的土地，上面仍然灿烂地开放着鲜花。然而，她那在爱情的推动下所采取的合理的行动，在反常的社会状态里反成了不能解释的行为；她那天真幼稚的设想，在无情的现实面前反成了值得怀疑的用心。她凭着她充满着浓郁的泥土气的少女的心，凭着她单纯的直感对我倾心相许，但我那已经被扭曲了的心灵却大大辜负了她，把她炽热的爱情浸在我利己主义的冰水之中”。对于卑微身份和由苦难而萎缩的人格来说，自然的人性散发出的圣母般纯洁的亮光，使“我”的本身拥有的良善得以启迪，恢复了良知。
对苦难的拯救不仅是拯救生活的困苦，最主要的是拯救人的精神和灵魂，乔安萍对于石在而言，不只是填饱肚子的玉米饼，恢复做人的尊严，还唤醒了石在的男性尊严和自我反省意识。能从苦难中得以解脱的是非常具体的指向：“人民保佑吧！”（《土牢情话》）“我要写，要写！要把过去的事写出来，为了她，为了我，为了有权利要求生活得好一些的人们。无神论者的上帝是人民。我——这样一个苟活下来的、软弱而浅薄的无神论者，要写出我的忏悔，写出我的祈祷，祈求上帝——人民保佑：今后不要再发生这样的事。”张贤亮小说中的表白是富有意味的，知识分子反思苦难，对苦难的生活有辨别和警醒，但真正能够抚慰人们心灵的还是能够代表人民含义的底层百姓。刘心武在《如意》中把对人性的审思交给了普通得微不足道的学校门房“石义海”。对政治苦难的叙述，哪怕是在90年代的文学中仍然没有改变，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中揭示1942年河南灾荒的背景时，把矛头指向了国民政府这一权力机关，所有的评判标准都交给了河南老百姓的生存，最后让他们通过自救的方式获得生存的权力。将拯救苦难的权利赋予党和人民的同时，启蒙者从道义的承担者变为纯粹的受难者，有意无意间消解了他们曾有的一份辨别和警醒能力。
新时期文学中的政治苦难的叙述植根于中国文化语境。政治对中国民族而言，是最具权威的权力话语，因此，政治权力对于中国话语场来说，一方面起到控制和威慑的作用，另一方面又成为人们向往的中心。权力场中心的人物经常会通过话语权的掌握被涂上光晕。90年代后的作品则更深层地揭示了权力对人性的践踏和权力造成的罪恶。刘震云的《天下故乡黄花》中的孙、李两家之所以执著地谋取村长职位，甚至造成两家的仇杀，其原因就在于权力的诱惑。权力于他们而言，就代表着支配和受支配的地位的颠倒。剥落了覆在政治权力表面的各层外衣，人物就失去了安身立命的根据，罩着政治权力这层外衣，他们就可以随意地指使他人，剥夺他人，因为权力的交易和争夺制造各种苦难，无论是三国时代的曹操（《故乡面与花朵》）还是民国时期的蒋委员长（《温故一九四二》），无一例外。
二、血亲掌控与家族苦难
政治权力对于中国这样以家族为本位的社会来说，往往假借家族之手达到政治权力的控制，得到了政治权力后的家族将血亲的纽带更牢固地控制在权力场域中。家族既作为抗击外力的整体而存在，又作为权力整体对内部进行控制，形成一个单独的权力话语场。家族作为规范的传统文化和不规范的传统文化间的转换渠道，起着权力传输的作用。血亲关系原来是人类最为自然的连接，是人性的体现，然而一旦纳入权力结构中，就走到了人性的反面。苦难既是政治运作的结果，又铭刻着家族文化的烙印。政治造就的苦难存在于表层，文化与民族心理定势所产生的伤痛在深层起作用，这几乎成为文化寻根中的潜在的共识。“离开了本位文化，人无法获得精神自救。于是，寻找自我与寻找民族文化精神便并行不悖地联系到一起了。”在挖掘苦难根源的过程中，人们发现大规模的政治运作背后是民族文化的心理积淀。20世纪被政治话语所遮蔽所淹没所肢解的家族，作为民族文化活化石开始大量地被挖掘出来，在文学创作中再行构造。20世纪是传统模式逐渐瓦解的过程，以“家”为基本单元的社会结构不断受到“集体”这种新的组合模式的冲击，传统的家族日渐破败，权威逐渐瓦解。新时期文学在寻找民族文化精神时，家族的苦难也不断地被转述出来。这是一种警醒，也是一种缅怀。《古船》、《家族》、《旧址》、《故乡天下黄花》、《倒挂金钩》、“红高粱家族”和《白鹿原》等作品都在努力整合业已失落的家族记忆。
以家族为媒介的传统文化与强权政治构成了制造苦难的共谋关系。血缘关系不仅没有缓解矛盾，减轻争斗，甚至加剧了悲剧的发生。戏剧《桑树坪纪事》就是典型的把政治苦难推至幕后，以中国农村为背景演绎的一出借助家族力量制造的人间苦难。桑树坪的苦难王国中，自始至终体现了李氏家族的强大权威。李金斗生产队长行政职位的维系更多依靠的是家族权力，因为对于桑树坪来说，李金斗的存在不仅仅具有生产队长的行政意义，更具有李氏家长的亲情意义。“文革”的政治运动和斗争是外在的力量，而维护家族的利益是内源性的，才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在桑树坪，李金斗把生产队当成家族，利用血亲的力量，维系自己的威望。《桑树坪纪事》的苦难源于家族对政治权力的嫁接，而后又借助于生产队的行政力量来剪除异己力量。造成生活上的艰窘、人道的匮乏的原因不只是政治的力量，推动苦难持续的背后还有更为坚实的家族结构。剧作中，受难的客体和施虐的主体的排定完全视他在家族中的位置而言，家族使行政力量的实施更富成效。榆娃是外来的麦客，他在桑树坪的社会结构中的位置是微不足道的，他的爱情又怎能被桑树坪的人们所接受，因此他被毒打是不可避免的。王志科作为桑树坪的异姓族，他的存在意味着对桑树坪李氏财产的瓜分（虽然只有两间破窑），他的被诬陷和被捕，也完全是出于维护李氏家族整体利益的需要，是家族变相授权指使的结果。因此，在家族利益的核心理念下，在家族权威中，这一幕幕人间惨剧得到了合法的执行，受到了普遍的首肯和认可。
家族叙事中，家族制造的苦难不仅存在于家族结构外部，而且家族内部同样血迹斑斑。《旧址》、《家族》等作品都塑造了许多曾经因冲撞了家族权威而遭受身心凌辱的弱者形象。因为家族虽然是以族亲关系组成的，它同样是一个权力组织。
张炜的《古船》是另一部呈现家族苦难的当代力作。老隋家原来是洼狸镇上不可动摇的一个家族，经历了时代的变迁，家族的没落也就意味着苦难的开始。老隋家的人对家族的记忆中充满了血与火的苦难。隋迎之散发财产回家后，他的妻子茴子就把手指敲折了，以后再也没伸直，隋迎之吐净了血死在半路上。老隋家的长子抱朴早年丧妻，另一儿子见素也一直独身，女儿含章以自己的身躯满足了赵炳的欲望。在权力的转化和倾轧中，他们不断地承受着苦难。“老隋家的命真苦啊，没完没了的磨难。”代替老隋家地位的是老赵家，四爷爷赵炳的阴险和赵多多的残忍成就了赵家在洼狸镇的权力统治。作为洼狸镇的拯救者，经济复苏的拯救者和精神灵魂的拯救者——隋抱朴，他反复思考的是包括老隋家在内的洼狸镇的苦难的来源和怎样将他们从苦难中拯救出来，人“他自己怎么才能摆脱苦难”，“我每逢看到那些耀武扬威、满嘴谎话，只知道穿着好衣服欺压人的人，心里就恨死了他们。他们一有机会就传染苦难。他们的可恨不在于已经做了什么，在于他们会做什么！不看到这个步数，就不会真恨苦难，不会真恨丑恶，惨剧还会再来到洼狸镇上”，“道理再简单没有，越是做大事情负大责任的人，越是要多想想苦难，学会恨一些人，学会寻思往事”（《古船·第十七章》）。苦难不仅是隋抱朴的情感记忆，而且对铸造隋抱朴这样的拯救者有着重大意义，避免再承受苦难成了隋抱朴走出磨坊的内在动力。隋抱朴是受难者也是思想者，他一方面以亲历苦难的方式显示着受强权压制的烙印，另一方面又以思想的不肯屈就体现了对强权的反抗。只有感同身受苦难的处境才能真正理解民众的苦难，从而唤起民众情感的认同，引导民众进行思索。
家族苦难固然与每一个具体的家族相连接，同时也是民族苦难的缩影。《天下故乡黄花》、《白鹿原》中的村庄宗族间的权力争斗史，就是20世纪民族权力争斗史的缩影；《古船》从老隋家的家族苦难史到洼狸镇的苦难镇史，再到整个中华民族的苦难史，无疑层层映射着现代中国史实。老隋家的最后崛起代表了作者的理想与愿望，古船、老隋家、洼狸镇对于整个民族而言，其象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在强权面前，家族苦难对于中国民众来说，无论是像隋迎之的顺应，还是如茴子般反抗，其苦难的宿命性都是不可更改的。但也正是对苦难的坚忍承受，才造就了隋抱朴这样的救人灵魂和杜绝苦难的启蒙者，才有走出老磨屋接管洼狸镇的粉丝大厂的业绩。这些都显示了苦难对于古老的中华民族嬗变的文化精神资源意义。李锐的《旧址》刻画了四川李家20世纪的家族史，映射了中国在20世纪经历的苦难和争斗。家族苦难的意义不再是回到狭小的族姓纽带的家族中寻找苦难，激起人们的仇恨意识，而是通过家族这一媒介打通与古老文化的命脉，转化成现代意识来观照普遍意义中的人性观念。刘醒龙的《倒挂金钩》的结局安排了大姑离开人世后，细姑和我都从“家”中走出，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定位。作品告诉我们，传统的家族观念对理解普遍人性的个体来说，只是一个虚化的影子。家族苦难既是自我的，又是民族的，而独特的民族苦难又是显示自我、磨砺意志的精神炼狱。
作家捡拾流落民间的历史碎片使家族苦难获得言说的合法性。民间拯救是针对家族苦难的有效手段，拯救的力量来源于下层社会的道义。陈思和在论述莫言小说时，指出“这些弱小生命构成了莫言艺术世界的特殊的叙述单位，其所面对的苦难往往是通过其叙事主体的理解被叙述出来”，叙事主体所理解的苦难之所以能在文本中得到叙述，正说明了作者对叙事主体所承受的苦难的理解。《红高粱》中，“我爷爷”、“我奶奶”以自发的形式和民间的姿态参与民族危难的拯救，从而将苦难叙述成激发蓬勃生命力的有效手段。《檀香刑》对于苦难的起源的追寻自动滤去了背后深刻的社会矛盾，以民间小叙事的角度切入，得出了迥异于正史的答案。承受檀香刑的孙二仅仅是底层小人物，但他在反抗强权的过程中演唱了高亢的英雄悲歌。作为县官的钱老爷显然无法承担起对苦难的拯救，他在刺杀完承受着酷刑的孙二后，也就意味着终结了他的人道方式，从而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
苦难作为一种精神意象，产生的原因是多层面的，包括社会、文化乃至于人性本身。在苦难的承担和承受中，这些民间的拯救法还是属于传统乡村的侠道拯救，没有衍生出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民间的反抗，他们仅仅是作为一种尝试而存在，其历史命运最终也只能以失败而告终。此外，还有更多的家族苦难的拯救方式都是空缺的，当作为苦难的审视者的作家在冷眼旁观、冷静描述苦难的时候，也意味着他已经作为一个自我放逐者而存在，面对权力主宰下产生的家族苦难，思想者赤手空拳怎能奢谈拯救？不仅《旧址》中九思堂李家的后人李京生产生了“一种类似旅游者的心态”，作家鹿鸣试图在搜集姑姑白灵的材料时，也只能站在当前立场发出“重要的是对发生这一幕历史悲剧的根源的反省”（《白鹿原·二十八章》）的哀叹。
三、世俗焦虑与生存苦难
政治苦难与家族苦难都是意识形态作用于人的情感体验的记忆沉积，而个体的生存苦难是直接切实的无法趋避的生命境遇。苦难的普世拯救大多侧重于精神领域，物质层面的生存境遇仅仅作为一种衬托而存在，无论阿Q还是祥林嫂，鲁迅对他们精神困苦的关注远胜于物质困窘的描摹。随着世俗社会的真正兴起，苦难的描述除了政治、文化等意识形态层面外，还直接落实到个体的生存，直接关注他们的现实存在意义。生存是人作为类和种存在的基础，当生存因苦难的重荷不堪重负时，人们才会真正意识到制造各种灭绝人寰的权力的残忍。从人类存在的基础而言，生存苦难剥落各种权力包装过的意识形态的外衣，包括对作者的叙述和判断权力，恢复了苦难的本体地位，完成了对人性的质询和审思。生存苦难的叙述显示了人们对个体生命的关注，在理性解放加诸人类的外在束缚的同时，也激活了人类内在的欲望和能量。情感的高蹈固然给苦难的拯救带来了某种理想主义的光环，但欲念的表达同样能成为人性的必须，两者相互补充，才能组合成对苦难的全方位的表述。
生存苦难的叙述包含了人们对生活幸福的别样理解。社会对物质生活的追求开启了被禁欲主义遮蔽的物质感官享受。物质的匮乏、欲望的渴求逐渐成为新时期文学叙事的一大主题。刘恒的《狗日的粮食》、《伏羲伏羲》呈现了被扭曲了的对食和性的追求，生存的苦难不再拥有任何的玄思，只是赤裸裸地表达为生存的需要，杨天宽背了两百斤粮食换了个长着瘿袋的女人，为了解决六个取了粮食名字的孩子的粮食问题，瘿袋连偷带拿，成为村庄里令人嫌恶的女人，最终还因丢了购粮证挨打后寻了短见。对杨天宽这样为生存而挣扎的底层百姓来说，政治、道德、伦理、文化的累积都只是虚拟的，而只有生存、解决饥饿才算是触及了生命的本真状态，而这样的苦难才能体现出生命在抗争环境、争取生存中的生机勃勃的力量。90年代后的作品与形而下的生存现实直接相关的叙述中，欲望的表达更加突出。池莉的《你是一条河》中的守寡女人在狭小的生存空间惨淡经营，挣扎着将七个孩子拉扯成人，作品从另一角度展现了粗野的生命形象，企图通过他们对经历各种所谓的文明法则的修饰而日渐萎缩的生命提出挑战。然而，经由苦难通向幸福的道路毕竟是狭窄的，杨争光的《黑风景》渲染了苦难的无法承受之重，揭示了苦难面前人性的冷漠和残忍。每一次最为直接的逃离只能是酝酿着新苦难的产生，这种面对苦难的弱者姿态最终只会造成委琐、残杀和苟活，被苦难淹没的受难者自身成为制造苦难的刽子手，苦难变成了异化人性的道具。
生存苦难是一种现实存在，同时也是一种情感体验。受难者对苦难的感受与旁观者并不相同。余华的小说从受难者的角度重新解读了苦难。《一个地主的死》、《活着》等底层人物的苦难叙事抖落了政治、文化的权力话语束缚，“在展示昨日的苦难时排除了今日的立场和认识，排除了今日仍然对大多数人有效的道德习俗、情感方式和意识形态的许诺和权威解释”。《许三观卖血记》中的许三观在卖血时自我感觉是幸福的，与读者的期待，与叙述者的态度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到底什么是苦难？谁是受难者？这种冷静客观的描述直接置疑了以往对苦难的定论。许三观卖血行为是人生的苦难，他从他人的行为中得到启示，却把卖血作为通向人生幸福的康庄大道。《许三观卖血记》中的许三观是幸福的，卖血构成了他的人生历史，并获得了丰厚的人生成果。他有了漂亮的妻子和三个儿子。到了不需要以卖血来维持生计、解决燃眉之急的时候，他还是禁不住要卖一次血，感到卖血是真正的快乐，是一种内在的需要时，“他已经有十一年没有卖血了，今天他又要去卖血，今天是为他自己卖血，为自己卖血他还是第一次”。卖血竟成为他人生中的最大幸福，是他成就人生辉煌的最好途径。
非常明显，传统的人道主义关怀显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许三观的卖血苦难。生活在底层的许三观不仅浑然不觉卖血的痛苦，反而成为他炫耀的资本，这种反常的逻辑岂能是简单的所谓人道主义关怀就能解决的。作者深感到自身言说和评判的无力，在文本中藏匿起自己的情感思想，将赤裸裸的苦难按其本真状态展示出来。作品叙事中内在情理的相悖形成明显的反讽，并构成对人性和人的生存状况的正面拷问，显示了作家对苦难的深层关注和理性反思的力度。“许三观也走在人行道上，他心里充满了委屈，刚才年轻血头的话刺伤了他，他想着年轻血头的话，他老了，他身上的死血比活血多，他的血没人要了，只有油漆匠会要。他想着四十年来，今天是第一次，他的血第一次卖不出去了。四十年来，每次家里遇上灾祸时，他都是靠卖血度过去的，以后他的血没人要了，家里再有灾祸怎么办。”许三观为无法卖血而发愁的原因在于遇到灾祸怎么办。对许三观来说，灾祸竟成为正常的、需要随时应对的生活状态，因此，卖血对别人来说是非常的举动，而在许三观的眼中竟然是理所应当的。这种违理和乖谬的逻辑形成了对所谓正常人的正常生活状态的审思和反讽，对以拯救姿态出现的启蒙者的立场提出了质疑和拷问。
生存苦难对被遮蔽了的叙述权力的揭示和审思，体现了新时期文学对人性认识的深化。除了国家、民族、文化等宏大叙事功能外，欲望需求也是人性不可或缺的组成因素。马尔库塞主张“感觉的解放”，要求找回一切人的感觉和感性。经他的呼吁，“新感性已成为实践：新感性诞生于反对暴行和压迫的斗争，这场斗争，在根本上奋力于一种崭新的生活方式的形式；它要否定整个现存体制，否定现存的道德和现存的文化”。生存苦难叙事的凸现、主张欲望表达的文本显示了对古典启蒙话语的质询。五四文学确定的启蒙立场一直是以“灵魂的拯救”为己任，但是，世俗化本身是实现启蒙的另一路径，彻底否定物的述说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遮蔽。因此，关于“生的苦难”的言说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苦难话题的补充。然而，关注困顿生活的苦难叙事大多流连于生活表象的描写，许多作品完全放弃了对深层意义的追求，苦难者从强者的抵抗姿态到弱者的受欺辱状态，从健康强壮的形象转化为羸弱变态的形象，主体萎缩了，重重苦难磨砺后不但没有激发生命力的张扬，反而造成个性的压抑，作家内心的失衡直接在形象身上体现出来。
新时期文学中的政治苦难、家族苦难和生存苦难三种苦难叙事呈现了作家对历史、文化和世界认知的不断变迁。政治苦难和家族苦难是一种集体记忆，存在于回忆中，而引发记忆的诱因则在现实中。颂扬现实，也就暗示了对过去的批判。对过去苦难的再叙述，也就意味着对尊重人性的将来的呼唤。在这个意义上，苦难的阐释有着积极的警示作用，其目的在于指向未来，在于积极的建构意义——“救救人！”对政治体制的反思，对民族文化根源的追溯，从革命叙事到民间叙事，在苦难中展现生命的极致状态，通过抗争苦难激发人的生命力，通过体悟苦难达到启蒙的目的。
生存苦难作为一种个体体验，不可能采取群体认同的方式进行拯救。刘震云的《单位》、《一地鸡毛》和《新兵连》展示体制中的底层人物的艰难生存和庸常心态，透露着对现实状况的隐忧。池莉认同市民阶层对生活苦难的世俗性理解，“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即使是烦琐而呆板的“烦恼人生”，也要遵循“过日子哲学”。史铁生则把苦难本身视为自我的观照和自我警示，对遗忘表现出一种对抗姿态。《我与地坛》中的“我”在细细地品味苦难、精心地提炼苦难中悟出了真谛：“看来就只好接受苦难——人类的全部剧目需要它，存在的本身需要它”，而心灵通透的苦难者在承受苦难的过程中拯救了自己，也感化了人性，“我常以为是众生渡化了佛祖”。生存苦难贴近现实体验，充满了矛盾和困惑，因为物质苦难的述说是由世俗社会逐渐丰富的物质诱发的，这种叙述背后的潜台词是对形而上拯救方法的放弃，实践表明，光靠物的满足不能解除焦虑，沉溺于日常生活本身无法找到解脱的途径。
新时期文学中的政治苦难叙事既表达了对“文革”灾难的拒斥和反思，也包含着对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强烈期盼。革命话语和阶级理论等政治理念遭到怀疑后，家族苦难的叙述试图进行文化反思，通过文化寻根找到新的“疗救良方”。生存苦难的解读则是对日常生活逐渐转向社会关注中心，面对强大的异己力量所产生的隐忧的一种应和。不论哪种类型的苦难叙事，新时期文本中呈现的苦难隐藏着摆脱苦难的民族原动力和集体无意识，都与拯救的对象和暗隐的启蒙目标直接相关，这也吻合了美国学者杰姆逊关于第三世界的文学作品多为国家寓言的论断。“第三世界的本书，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人和利比多趋力的本书，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