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
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
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
软泥上的青荇，油油的在水底招摇；
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
那榆荫下的一潭，不是清泉，是天上虹；
揉碎在浮藻间，沉淀着彩虹似的梦。
寻梦？撑一支长篙，向青草更青处漫溯；
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
但我不能放歌，悄悄是别离的笙箫；
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
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徐志摩于1928年11月6日写就，初载于《新月》月刊第1卷第10号
当徐志摩写下这篇脍炙人口的《再别康桥》之时，距离他奔赴北京求学已经过去了十余年。1917年，徐志摩所就读的天津北洋大学法律系预科班并入了北京大学，而他在北大做了一年旁听生之后，转而选择了前往欧美留学，因为他已经成为一名欧美文学痴迷者。
徐志摩在北京读书的那段时间里，最大的收获就是拜国学大师梁启超为师。
1918年夏天，经父亲的好友蒋百里介绍，徐志摩拜入梁启超门下成为一代国学宗师的弟子。跟梁启超学习了几个月之后，梁先生对于这个一身才气的弟子非常喜欢，在教他国学的同时也建议他去欧洲留学，开阔眼界，增长学识，学习西方的新知识，因为梁启超觉得徐志摩身上散发出来的诗人气质非常浓重，让国学功底已经相当厚实的他再去学习欧美文学，将来会培养出一位具有独特才情的大诗人。
另外，梁启超建议徐志摩去欧美留学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徐志摩和他都是一样的人。当时的中国正处在军阀混战时期，到处都是一派民不聊生、生灵涂炭的悲惨景象，梁启超和徐志摩都对于当时的中国现状深怀不满与愤慨，徐志摩直接写诗抨击这黑暗悲惨的社会：“抹下西山黄昏的一天紫，也涂不没这人变兽的耻。”所以，梁启超建议徐志摩去欧美留学，以寻求改变现实中国的药方。
就这样，徐志摩怀着对欧美文学的渴望与寻找“治世良方”的目的于当年8月14日从上海启程赴美国留学。当时与徐志摩一同启程的还有徐志摩的表兄刘叔和，杭一中时同学董仁坚，及新朋友朱家骅、李济元、张歆海、查良钊、汪精卫等人。
在经过长达二十余天的海上航行之后，徐志摩终于踏上了美国的土地。随后，徐志摩进入了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克拉克大学，就读于历史系，学习政治学与社会学。
徐志摩进入美国留学之际，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进入尾声，战争的硝烟还没有完全从美国人的头上散去。到美国后，徐志摩却发现美国人对这场战争并没有多大的怨言，而是举国上下都齐心协力去面对这场战争。可以说，初至美国的徐志摩马上便被美国人的这种团结一致的精神面貌给“征服”了，他马上给梁启超写信，谈了自己对于美国人的印象与看法。他在几封信中分别写道：“入克拉克大学学习生计，国人于此不及百，学者十人而已，此间人士切心战事，上下同忾，爱国热忱，可为敬畏，其市则供给日匮，物价日昂，生活艰难，良未艾已”；“方是时也，天地为之开朗，风云为之霁色，以此诚洁挚勇之爱国精神，相腾嬉而和慰。嗟乎！霸业永诎，民主无疆，战士之血流不诬矣！”
被美国人的爱国热情深深感染的徐志摩开始比之前更为用功地读书，他觉得自己不仅要学到足够多的知识，还要为报效祖国磨炼出足够坚毅的意志力。为此，他在课余时间选修了《欧洲现代史》、《19世纪欧洲社会政治学》、《商业管理》、《社会学》等学科，又报名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学生陆军训练团”和中国留学生组织的“国防会”。后来，他又跟同一个寝室的李济元和董任坚等人订立了“日常必行章程”——每天早晨6点准时起床，7点进行朝会，晚上唱国歌，10点半准时就寝。
一年之后，徐志摩以优异的成绩从克拉克大学毕业，在获学士学位的同时，还获得了校长亲自颁发的一等荣誉奖。而就在徐志摩转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经济学的时候，“五四运动”的浪潮声从国内传到了大洋彼岸的美国。
在听到五四运动的消息之后，徐志摩马上和许许多多跟他一样希望祖国迅速强大起来的留学生一起，在异国他乡组织起了各种各样的爱国运动。在这一时期，徐志摩比之前更加关心国内的社会动态，开始阅读起了《新青年》和《新潮》等进步刊物，并且开始着手从西方先进的社会制度上寻找救治中国的良方。这一时期他学习了很多种西方学说，经常在中国留学生聚会之时和同学们展开辩论，希望能够找到一条让积贫积弱的中国迅速崛起的光明坦途。
在这一时期，徐志摩在欧美文学的钻研上也没有少费工夫，最终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颁发的文学硕士学位。而就在他的朋友们以为他将要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他却做出了一项惊人的决定，放弃继续攻读哥伦比亚大学文学博士学位的机会，转而离开美国前往英国。原来，徐志摩在这个时候又开始迷恋上了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的思想，他被罗素那不畏权势敢于反抗的个人魅力给彻底“征服”了，在和同学谈论起罗素的时候总是大声念出罗素的那句经典名言：“我觉得我似乎听到了上帝的声音。我知道我的责任是抗议，不管抗议是否有效。”认真研读了罗素的《战争中的公理问题》、《我们对外在世界的认识》、《社会重建的原则》、《往自由之路》、《政治理想》等著作之后，他越来越讨厌美国的政治制度，非常向往英国的民主政治。最终，他下定决心离开美国，扔掉了“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头衔的诱惑”，前往英国，希望能够跟随罗素这位“20世纪的伏尔泰多读点书”。
然而，令徐志摩深感失望的是，等到他风尘仆仆地赶到英国之后，却没有见到罗素。当时，罗素被梁启超邀请到中国讲学去了。徐志摩没有能够实现跟随罗素读书的心愿，又进入了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
在进入伦敦大学之后，徐志摩结识了刘半农、金岳霖、陈西滢、赵元任等一批中国留学生，最后又通过这些朋友结识了威尔斯（H。G。Wells）、魏雷（Arthur Waley）、狄更生（G。L。Dickinson）等英国知名作家，使得他从此跨入了英国知识名流的行列之中。当时，徐志摩兴奋地给自己的父亲写信说道：“更有一事为大人所乐闻者，即儿到伦敦以来，顿觉性灵益发开展，求学兴味益深，庶几有成，其在此乎？儿尤喜与英国名士交接，得益倍途徙，真所谓学不完的聪明。”
虽然徐志摩在抵达伦敦之后的生活过得很不错，但是他一直引以为傲的学业却让他开始在朋友中有点抬不起头来——经济学那枯燥的课程使得徐志摩越来越惧怕去上课，以至于他每次坐进课堂中都想逃跑。最终，徐志摩“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里混了半年”。
就在徐志摩正感到异常烦闷，想着“另谋出路”的时候。狄更生推荐他以特别生的资格进了康桥大学皇家学院——此生注定和康桥有着不解之缘的徐志摩终于走进了这块“命运的圣地”，他的人生之路也就此发生了重大转折，徜徉在康河之畔的徐志摩慢慢地将自己的一身诗意挥洒了出来，终于成为了那个令世人为之惊叹的大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