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社会经济是以农业为主的。这种经济基础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一个过程，或者说是一个阶段。因此，作为统治阶级的贵族政治及君主政治家和学者对农事活动都给予了特殊的关照。从《周礼》到《吕氏春秋》都体现了这种关注的情怀。商鞅的主导思想是农战，吕不韦关心农事，秦王政治水利，始皇帝尚农除末，都是这种关怀的产物。在农业经济为主导的社会中，农业生产是社会经济的命脉，也是统治者能否继续进行统治、能否维持自己的统治的根本大计。重视农事，也表现在秦国的法律中。农业的发展，也为秦最后统一六国提供了重要的经济支持和物力支援，对秦的统一大业，起到了重要的保证作用。
（一）先秦的农学
人类从采集、狩猎维持基本生存条件过渡到饲养动物、耕种土地的农业社会，这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国的农业生产起源较早，在公元前6000年到5700年的河北南部到河南北部的磁山·裴李岗文化，已经开始农作，主要农作物是粟类，驯养了猪、狗，可能还有家鸡。如果向上追溯，或可找到中国的农业。长江流域的浙江河姆渡文化，主要农作物为水稻。这是新石器时代的农业，向下延续，北方有半坡、甘青的马家窑、半山马厂、柳湾文化，长江流域的浙江良渚文化，山东的大汶口文化及龙山文化。这说明中国农业出现很早，在公元前6000年至7000年已经出现了。
商周以后，农业的发展已经相当成熟。统治阶级和被统治者作为社会的共同体，都关心农业生产。统治者关心农业生产，是为了让被者来养自己，所谓无小人莫养君子，他们要让小人来养活自己。被统治者关心农业，那是为了在养君子的同时也养自己，这是基本的生活需求。这样，社会共同体中便出现了劳心者和劳力者。劳力者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地在土地上劳动，从事农业生产；劳心者在治人的过程中，关心农业生产。这便是统治者的国家机器在“对内进行掠夺”的同时，为了得到更多的农产品和财富，一方面进行超经济的掠夺，一方面进行管理，管理农业，使农业增产。
《周礼》虽不一定是周人著作，有人认为是战国人所写。但是，它反映周人管理国家的制度和思想。在《周礼》中，关于农业生产的条文，分散于许多篇目中。
《地官·司徒》有闾师之职：
凡任民：任农以耕事，贡九谷；任圃以树事，贡草木；任工以饬材事，贡器物；任商以市事，贡货贿；任牧以畜事，贡鸟兽；任虞以泽事，贡其物。
这是闾师所管的事，农工商渔林都管，管的目的是收征贡赋，以养“君子”。
《天官·冢宰》之长为大宰。他的职掌与农业有关的是“一曰三农生九谷”。所谓九谷，郑司农曰：三农，平地、山、泽也。九谷，黍、稷、秫、稻、麻、大小豆、大小麦。郑玄认为三农即原、隰及平地，九谷无秫、大麦，而有粱、瓜。“二曰园圃，毓草木”。
《地官·司徒》之官有“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之种，周知其名，与其所宜地，以为法，而县于邑闾。巡野观稼，以年之上下出敛法，掌均万民之食，而？其急，而平其兴。”这是对农田进行巡视调查研究，看田禾的早熟晚熟，收成好坏，而决定征赋之多少，来调整赋税和劳役。司稼的人数有：下士八人，史四人，徒四十人。人数并不多。
《地官·司徒》之官有“草人”：“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其宜而为之种。”这是改良土壤，因地制宜地种农作物。
《地官·司徒》之官有“稻人”：“掌稼下地”。利用低地种稻，并且用各种方法除去杂草，以提高产量。
《秋官·司寇》之官有“繩氏”：“掌杀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绳而殳之，冬日而耜之。若欲其化也，以水火变之。掌凡杀草之政令。”春天耕地，将始生之杂草埋到土里，夏天把杂草刈割，秋天趁杂草的种子未成熟时将之割掉，以免来年发芽，冬天用耜翻土，将杂草的根冻死。
这些条文，既有管理贡赋的制度，又有调查方法，还有对下种、锄草、灭虫的具体指导。可见对农业的重视了。可能因为他们的衣食享用皆赖于民，利害相依，便产生了这点爱心和责任。从《尚书》以下话语，似可以得出这个结论。
《尧典》：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
《大禹谟》：罔违首以干百姓之誉，罔繪百姓以从己之欲，无怠无荒，四夷来王。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
《五子之歌》：皇祖有训，民可训，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予视天下愚夫愚妇，一能胜予。一人三失，怨岂在明，不见是国。予临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为人上者，奈何不敬。
《汤誓》：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有众率怠弗协，曰：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
从这些话语来看，统治者对民的重视程度愈来愈高，对自己的要求也愈来愈高。将民推上了邦本的高度，对自己提出了德的要求。什么是德？就是善政。政在养民。将没有理论色彩的制度条文，加以理论阐释。对《尚书》文本是有争议的，但这些思想属于春秋时期甚至周以前，似乎是应该肯定的。对民、对百姓的看重，是因为他们是直接劳动生产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是朝廷大厦的基础。没有他们，王朝上层人的生存便成了问题。这是明智的统治者及其知识阶层深深地认识到的客观事实、客观存在。在从狩猎与采集活动转化过来的社会，社会经济的主导命脉是农业。因此，他们文中提到的民、百姓最基本的成分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
这个时期，从上到下重视关注农业生产，是基于社会及统治的需要，虽然提出了农的问题，但是尚未形成一个理论的学派，即农家学派。这一点，从《汉书·艺文志》中便可以看出来。
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播百谷，劝农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货。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长也。及鄙者为之，以为无所事圣主，欲使君臣并耕，繫上下之序。
《志》中列出农家仅九家，百一十四篇。第一部书是《神农》二十篇，六国时，诸子疾时怠于农事，□之神农。师古曰：刘向《别录》云，疑是李悝及商君所说。第二部书是《野老》十七篇，六国时，在齐楚间。应劭曰：年老居田野，相民耕种，故号野老。第三篇《宰氏》，不知何世。其余六部为汉代所著，著名的有《？胜子》十八篇。这说明，农家作为一个学派，是在春秋以后，也没有代表人物，说明这个学派较小，也没有能构建成理论体系。
（二）商鞅的农战思想
法家的思想都很实际。他们实行变法，是为了使国家强盛起来，以对付强敌，或使自己的国家去攻略他国。要强国，便必先从经济上强起来，有充足的粮食、布匹才能养得起庞大的军队，并供应战争。战国各国变法虽然有区别，但想通过变法促进人的生产积极性倒是基本一致的。七国变法最早的是李悝在魏国的变法。李悝变法主要内容之一是“尽地力之教”。就是要充分发挥土地的使用率。因此，播种时品种要多样，“必杂五种”；种地要精耕细作，收获要快，要像打仗一样抢收；房子的周围空地要充分利用，可以种瓜、种菜、种树。他有这些对农业生产的主张，难怪刘向怀疑《神农》一书是他的杰作。他尽地力之教即充分提高土地的使用率，是从魏国地少人多的实际出发的。商鞅便提出通过优惠政策，向三晋招徕种地的人的主张。
商鞅入秦，提出富国强兵的基本决策便是农战。他的出发点是为了战而要力农。他提出“善为国者其教民也，皆作壹而得官爵”。作壹，就是专一。专一什么呢？专农。因为专农后国才能强。“国作壹一岁，十岁强；作壹十岁，百岁强；作壹百岁，千岁强。千岁强者王”。为了力农，他反对工商业，反对学诗书，反对游说，可以说反对一切与农不搭界的活动。当然，农是为了战，他不反对战。
他强调农，也想出了许多鼓励农的办法。这些鼓励农的措施，大体有：第一是给官做。“皆做壹而得官爵，是故不作壹，不官无爵”。世上人人都想做官得爵，那你便去力农吧。以此来引导人们归心于农。第二是计算土地面积，这样决定是开垦荒地还是招徕外人。如果地广而民少，就要招徕劳力；地少民多，便要扩大开垦，总之要尽地力。第三是招徕三晋之民，来秦开垦，给予优惠政策：三世不参军打仗，十年不征收赋税。把这些写入法律，就足以“造作夫百万”，增加百万农业劳动者。商鞅关于力农的论述指导思想是两条。一是增加农业生产，以利于战；二是将民固定在农业生产行业中，使民朴，民朴则易治。他的农战思想，奖励力农，对农业生产发展起着促进作用，在一个时期内确实起到了强国的作用。但是，这种以愚而治民的出发点，造成的结果并不利于长治久安。
（三）《吕氏春秋》的重农思想
重视农业，不仅是商鞅一人，从殷周以后到战国，无论是政治家还是思想家都很重视农业，不过出发点不同而已。秦王政初期，吕不韦著《吕氏春秋》，对先秦的农业思想作了比较系统的总结。
后稷曰：所以务耕织者，以为本教也。是故天子亲率诸侯耕帝籍田，大夫士皆有功业。是故，当时之务，农不见于国，以教民尊地产也。后妃率九嫔蚕于郊，桑于公田，是以春秋冬夏皆有麻繬丝茧之功，以力妇教也。是故丈夫不织而衣，妇人不耕而食。男女贸功以长生。此圣人之制也。故敬时爱日，非老不休，非疾不息，非死不舍。上田夫食九人，下田夫食五人，可以益不可以损。一人治之，十人食之，六畜皆在其中矣。此大任地之道也。
这是“上农”。上农者尚农也，也就是重农。为什么尚农呢？因为，“民不力田，墨乃家畜，国家难治。”因此，皇帝、诸侯、士大夫都带头力田，敬时惜日。并且要求，一个农夫耕上等田，要能供养九个人的吃饭问题，下等田供五个人，可以增加而不能减少。这样，全国人的吃饭问题，也即是基本生活问题便解决了，国家就有积蓄了。吕不韦谈到民农时，也有与商鞅同一意念的话语，这便是“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同样有战的意思。但是，他不是要把全国人都固定在农上。他主张分工，即“农攻粟，工攻器，贾攻货”。这是适应当时的社会分工需要的。
农业重要，但如何管理土地的生产呢，在《任地》篇中，他提出了“上田弃繭，下田弃繯，五耕五耨，必审以尽。其深植之度，阴土必得，大草不生，又无螟蜮”。为了耕种土地有好的效果，他连耜的长短宽窄也作了规定，耨时必须在土干的时候，要使土地保持柔软。要不误民时，要按时令去下种或耕耘。要把土地整理得非常平整。禾苗长大以后要间苗。间苗的办法是留大去小，经常施肥，规定得很具体。
《吕氏春秋》讲农的集中在最后的《尚农》、《任地》、《辩土》、《审时》等几篇中，既从理论上论证了农的重要，在具体的耕作技术及工具抓住时机等方面，不但叙述了怎样做，而且论证了为什么这样做。
（四）秦的农业法规
商鞅以农为本，吕不韦也将农业作为本教，于是，农业生产在秦便成为一项重要的国家大事，也著之于法。
睡虎地秦墓竹简中关于农业方法的法律就有：《田律》及《仓律》，《法律答问》中也有关于农业的法律文书。
雨为澍，及秀粟，辄以书言澍稼、秀粟及垦田场无稼者顷数。稼已生后而雨，亦辄言雨少多，所利顷数。旱及暴风雨、水潦、螽？群它物伤稼者，亦辄言其顷数。近县令轻足行其书，远县令邮行之。尽八月□□之。
这是要求各地报送农情报告的文书。报告的内容包括下了及时雨、庄稼抽了穗、新开垦的土地禾物不出苗没有收成，要及时报告其顷数（秦240步为一亩，100亩为一顷）；庄稼长成了下了雨、遭受了暴风、大雨，发生了涝灾，蝗虫及其他病虫害的伤害了庄稼，也要报告受灾的面积（顷数）。距离县城近的，要派专人（走得快的人）送来，距离远的要由传邮报送。报送的时间是八月底。把农业的丰歉纳入到政府的职能范围，予以统计。虽然文书中没有说对受灾地区是否救济，但从其要求各级政府向上报告来说，总可能有措施的，最少也应该是在征收赋税方面给予减免的。
春二月，毋敢伐树木山林及壅堤水。不夏月，毋敢夜草为灰，取生荔，卵彀，毋□□□□□□毒鱼鳖，置空网，到七月而纵之……
这是保护资源的禁伐禁渔的文书。二月是树木初生季节，不准砍伐山林。不到夏季，不准烧草木灰作肥料，不准毒鱼鳖，不准捕捉幼兽、鸟卵、幼鸟，不准设陷阱和设网，七月解除禁令。其目的在于保护山林、动物资源，不要竭泽而渔，要留下繁殖下一代的空间。秦代或秦以前能考虑到这一点，并著之法律，确实难能可贵，堪为智慧之思，即使在现今来看，也有现实意义。
入顷繱藁，以其受田之数，无垦不垦，顷入繱三石，藁二石。繱自黄繳及繴束以上皆受之。入繱藁，相输度，可也。
种田要缴纳赋税，这条文书只讲了缴纳禾草的数量，每顷缴饲草三石（360秦斤）禾秆二石（240秦斤）。
百姓居田舍者毋敢酤酒，田啬夫、部佐谨禁御之。有不从令者有罪。
酿酒要粮食，为了节约粮食，便要禁酒，主要是禁止人民喝酒，统治者是不在禁酒之列的。
种：稻、麻亩用二斗大半斗，禾、麦一斗，黍、繵亩大半斗，菽亩半斗。利田畴，其有不尽此数者，可也。其有本者，称议种之。
这是在下种时，对不同作物下种量的规定。稻、麻每亩下种二又三分之二斗（秦一斗约今2升。大半斗为三分之二斗），禾、麦一斗，黍、小豆三分之二斗，大豆半斗。好一点的地种不到这个量也可以，如果在其他庄稼中套种，可以酌情处理。这个量和对肥田少下种，瘠薄的田多下种，以及对套种的处理，同今天农村的方法是很接近的。秦时官员对民情尤其是农事了解之深，从这几条简文及上引《吕氏春秋》来看，是令人吃惊的。这似乎是官员们勤政的结果，也是考绩的要素。
“盗徙封，赎耐。”何如为封？封即田阡陌。顷畔封也，且非是？而盗徙之，赎耐，何重也？是，不重。
法律答问
这是对土地使用权保护的法律。封是地界的标志。随便偷偷地移动地界的标志，要判耐罪。耐罪是剃去两颊的须，属于二年刑。有人认为刑重，回答说，判得对，不重。土地是耕者的基本生产资料、劳动对象。私自移动封，使他人的生产资料减少，收入减少，自然是犯罪，所以判耐刑。
睡虎地秦法竹简，当然不是秦法的全部，关于农业的法律自然也不完整。即使这部不完整的法律，也反映出了统治集团对农业的重视程度。它保护土地的使用权不受侵犯；它要求官员注意农业收成的丰歉，注意天灾，保护生态，维持自然生态的再生产能力；它要求农业生产过程中每一个环节，甚至到了各种作物每亩下种多少；当然，也规定了赋税额度。
（五）农学对秦的影响
中国古代社会普遍关心农业生产。这是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秦国从孝公任用商鞅，将农与战结合起来，农成为战的根本保证。秦国富起来了，也强起来了。
商君之法，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这是说商君之法，整饬了社会治安，人民为了得到奖励而勇敢作战。其中“家给人足”四个字，应该是鼓励人民力田的结果。
这种思想的影响，促成了秦的三大水利工程的完成。第一项水利工程便是秦昭王时，蜀守李冰所修的都江堰。
蜀守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繶，百姓飨其利。至于所过，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畴之渠，以万亿计，然莫足数也。
广袤的成都平原，由兹成了天府之国。它的粮食出产，为秦军提供了丰富的军粮资源。成都也成为秦的重要战略后方。
第二大水利工程是秦王政时的郑国渠的开通。关于郑国渠，据说源于韩国的疲秦计。
韩闻秦之好兴事，欲罢之，毋令东伐。乃使水工郑国间说秦，令凿泾水自中山西邸瓠口为渠，并北山东注洛三百余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觉，秦欲杀郑国。郑国曰：“始臣为间，然渠成亦秦国之利也。”秦以为然，卒始就渠。渠就，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因命曰郑国渠。
郑国渠由今陕西泾阳张家山泾河出山，由西向东，穿过冶峪河、清水河顺浊峪河而下，向东北穿过漆水河与沮水，经富平、蒲城注入洛河，全长150公里，使今陕西的泾阳县、三原县、耀县、蒲城等县的280万亩的地得到灌溉。司马迁说亩产一钟。一钟约为125公斤，秦亩相当于今0.69亩。那么这种产量就相当于今亩产211多公斤，合420多斤。1949年以后到1980年前，北方粮食产量也就在此数上下而已。如果说郑国渠的成因，完全是秦王政中了韩国的罢秦之计，恐怕亦不尽然。以秦王政的刚愎自负和聪明才智，岂是那样容易叫别人骗的。倒是郑国说的“渠成亦秦之利”使这位秦王从长远计，而决定了修郑国渠。此渠不仅为秦利，且汉以后代代在此基础上修渠。
第三项水利工程是统一六国后，秦始皇帝于公元前219年平南越时，史禄修建沟通长江和湘江的运河，叫灵渠。其地在广西兴安县。这条运河不但便于航运，且灌溉了两岸农田。
都江堰、郑国渠的修建，提高了农业生产水平，粮食增产，充分保证了秦国向东方进军的战略部署。秦能够在十余年间灭六国，成一统，农业生产的成果起了很大的作用。秦始皇帝继承了前线的重农思想，统一后修建灵渠，也是行动之一。另一个表现便是在焚书的时期，他烧了其他的古代文献，但是，不烧医卜种树的书，自然也包括农业方面的书。他在东行郡县的过程中，立碑刻石，也不断宣传这种思想要让全国人都知道。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琅邪刻石》：“皇帝之业，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皇帝勤劳本事，是农事，农为本。不管他是怎样做的，黔首富了没有，但是他宣传的是上农，这是他的经济政策。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碣石刻石》：“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惠被诸户，久并来田，莫不安所”。这也是对尚农除末的具体要求，也是他对自己王朝的社会状况的粉饰之词。
君主专制的秦王朝的思想是继承了先秦的思想的，在政治上，它继承了先秦法家君主独尊、上下有序、等级森严的统治思想；在经济上它继承了先秦重农学派的尚农抑商的思想。这种经济思想的存在，在当时的社会生活、自然条件及科技状况下，有它的合理性，所以它产生了。但是，它给以后历史的发展却带来了束缚，使之发展缓慢。在君主专制政治下，几乎两千年来，政治上一成不变，经济上也很少进步。这是在秦定型了的政治和经济模式对后代的影响。两千多年的小农经济的束缚存在着，影响着中国社会的进程。许多思想家提出的思想解放，收效甚微。这既有政治思想的原因，也有人们思想生活的惰性的习惯势力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