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新政源于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女人，慈禧太后。
其实，中日甲午战争悲惨而耻辱的结局，使得每一个人都睁开眼睛去看外面的世界。历朝历代因循的王朝体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非变不可了。精明的慈禧太后未尝不明白这一点，但作为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太婆，她的青春和壮年都是在旧的传统社会里度过，你要让她彻底地改变过去，她能同意吗？光绪皇帝是个冲动而缺少经验的年轻人，他所重用的康有为等人太激进了，对变法急于求成，假如让他们变革下去，国家会驶向何方呢？年轻人做事凭着一腔热血，有可能一下子把事情办好，但更有可能把事情办砸。假如整个国家就这样被这一群毫无经验的人搞砸了怎么办？三十多年的执政经验和历练告诉她，治理一个国家，更多的是要倚重那些老成持重、经验丰富、精明强干的老臣。李鸿章、荣禄等就属于这一类人。
镇压光绪皇帝领导的戊戌变法之后，这位六七十岁的老女人面临着越来越沉重的政治压力。来自国内反对的声音和来自国外反对的声音不断地传入她的耳朵，性格刚毅而不屈的她心中压着一团火，时时都有爆发的危险。意大利王国这时候不失时机地向她提出要租借浙江的兰门湾，她咬牙切齿地说不给，并下决心从全国各地调集军队，预备抵抗意大利。意大利，这个有点猥琐的欧洲第二流列强，居然在慈禧太后这个老女人的强硬面前灰溜溜地跑掉了。这次强硬给慈禧太后带来了巨大的自信，保守的朝廷大臣和地方疆吏纷纷向她表示祝贺。慈禧太后一时沉浸在鲜花和掌声中，她飘飘然地认为西方列强不足惧，只要以硬对硬，他们就会屈服。她甚至认为，大清的江山以前被各国列强一块一块地分割，是因为她对他们太软弱了。当义和团掀起的时候，这位想入非非的老太婆在失去理智的情况下，甚至发布诏书与全世界作战！这是人类历史上最荒唐的国家行为。当她匆匆忙忙从北京出逃西安的时候，一路上的颠沛流离让她从梦中醒来。山西巡抚毓贤密报一封盛宣怀拍发的关于“东南互保”的电报后，她的眼前一片眩晕，但等她冷静下来，她还是重新很认真地把电报内容一字一句地读完。读完后，她轻轻地在电报纸上批了三个字“知道了”。这个时候，这位老太婆终于发现，她的荒唐行为已经动摇了她对整个大清帝国的控制，她的命令将不会像以前那样畅通无阻了。帝国的江山面临着分崩离析的局面，大清的江山将毁在她的手上……一想到这些，出于女人的天性，她的眼泪不自然地一滴一滴地掉下来。
逃到西安，这位泪流满面的老太婆惊奇地发现，经历了灭顶之灾的大清王朝居然大难不死，外国列强居然同意她回北京继续统治整个中国。这是真的吗？在劫后余生的喜悦和不安中，慈禧太后开始慢慢地思考整个大清以后的命运。她经常流泪，后悔地说：“没想到我会成为皇帝的笑柄。”她对政治的敏锐和精明的本能能使她意识到，除非自己表露出某些后悔的样子和制定政治的新措施，否则就难以继续行使她的统治权。同时，她知道她不能再追究“东南互保”的那些封疆大吏们不服从命令的责任，反而要安抚他们，甚至重用他们，让他们继续围绕在自己的周围感受皇恩，而不要离心离德。
慈禧太后在回北京之前，就从西安向全国各地发出改革的命令，她要她的朝廷大臣们和地方疆吏们拿出各自的改革方法来，命令一道接着一道，新政就这样在慈禧太后的命令下诞生了。她也许委屈，因为她所实施的新政无非是从她的政敌那儿掏出来。然而，这位老太婆心里比谁都清楚，个人的面子问题一旦摆在滚滚而来的时代潮流面前，任何高贵、虚荣以及不可挑战的自尊，都显得那么的微不足道。
慈禧太后是个好面子的女人，但她更是一个精明的政治家。蒋介石曾经在他的日记里这样写道：“政治让人过着像狗一样的生活。”这句话套在慈禧太后身上，同样适合。她从西安回到北京，对凡是居住在北京的高鼻碧眼的外国人都格外高看，甚至是曲意巴结和迎合。身为女人，她懂得利用女人的天性邀请外国公使的夫人们来皇宫陪她聊天或共进午餐，允许公使夫人的孩子们在紫禁城的地板上摸爬打滚。
从根本上说，新政的出笼是慈禧太后出于迎合外国人和国内反对势力的一项政治策略。当她从全国各地源源不断的折奏中选中张之洞和刘坤一联合递交的变法折奏之后，历史上著名的“江楚会奏三折”就这样出笼了。
张之洞，直隶南皮人，26岁考中进士，是慈禧太后钦定的探花。年轻时是京城著名的清流派领袖，与另一个清流派代表人物张佩纶，曾经大骂过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派领袖，那时书生意气，指点江山。等他们出了京城，雄心勃勃去外边的世界一看，这个世界完全不是他们笔下所描述的那样。张佩纶1884年被派到福建督师，跟法国海军作战，吓得魂不附体，躲到山上不敢出来。张之洞比张佩纶幸运，他没有直接面对洋人的坚船利炮，他是站在张佩纶的背后，听到了洋人的大炮划过头顶的轰轰声，同样惊吓得魂不附体。经过这一次战败，张之洞很快敏锐地改变自己，戏剧性地从“清流”转到“洋务”。他是那个时代从“清流”转向“洋务”转得最成功的读书人。在他担任湖广总督期间，下决心“图自强，御外辱。挽权利，存中学”，兴实业，办教育，练新军，留下晚清中国最系统、最成气候的改革——湖北新政。他主政的武汉很快成为中国的“重工业之都”，汉阳钢铁厂是当时中国甚至东亚规模最大的钢铁厂，汉阳兵工厂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的军工企业，其生产的武器闻名全国，“汉阳造”步枪一直是20世纪中叶以前中国步兵的主要装备。武汉也因此成为仅次于上海的中国第二大城市。以后武昌兵变，湖北能够以一省之力对抗实力雄厚的北洋军，坚持独力作战两三个月，背后就是张之洞新政留下的经济基础和物质基础。在武昌独力作战期间，南方各省蓬勃地掀起了独立风潮，从而奠定了天下大势。
由于在义和团运动中，“东南互保”成功地保住了东南半壁江山不受八国联军的侵扰，尽管“东南互保”是违反了朝廷的旨意，但《辛丑条约》签订后，慈禧太后念及张之洞、李鸿章、刘坤一、盛宣怀等人保国有功，给他们加官一等，奉宫廷太保。慈禧太后知道，她只有这么做，才能维护大清帝国摇摇欲坠的江山。同时，她决心采纳张之洞、刘坤一等人的建议实施新政。
在所有的改革措施中，风险最小的无疑是教育改革。教育的着眼点放在长远，而不在目前。它不是一件立竿见影的东西，因而不可能一开始就危机重重。并且，它又是那么的迫不及待，因为现实需要方方面面的人才都得从教育中来。1901年，刚刚回到北京的慈禧太后通过朝廷向全国下诏：“将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两年后，管学大臣张百熙、荣庆和湖广总督张之洞仿效日本，匆匆忙忙地制定了一整套完整的学堂章程。从此，中国开始迈开了近代教育的新步伐。又两年，慈禧太后接到直隶总督袁世凯会同盛京将军赵尔巽、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周馥、两广总督岑春煊、湖南巡抚端方的联衔会奏，以科举“阻碍学堂，妨碍人才”，奏请罢停。从此，自隋唐以来施行了一千多年的科举考试，终于从中国的历史舞台上黯然转身，寿终正寝。
中国传统的教育制度是跟科举考试连在一起的，是为朝廷培养官员的。一个胸怀大志的读书人，不管你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不管你是在内地还是边疆，也不管你是有钱的还是没钱的，更不管你是年龄大的还是年龄小的，只要有老师教，只要有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或者连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都没有，只要你有恒心，有毅力，照样可以读书，照样可以考试。“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一向都是一千多年来读书人孜孜以求的梦想。然后升官发财，为国家为社会贡献出自己的聪明才智。人生最最美满的事情莫过于此。直隶总督袁世凯读书读到吐血，竟是连一个小小的童生都考不上，一辈子饱受别人的轻视和嘲笑。现在由他来担当废除科举的直接推手，其中的感叹和快乐在中国找不到第二个人配得上跟他分享。他的女儿袁静雪后来回忆说：“这是我父亲一生中最为幸福的事情。”
废除科举之后，新建的学堂与旧的私塾完全不同。办学堂需要建校舍，把成百上千的学生集中起来。建校舍需要钱，集中学生也要钱。钱从哪里来？政府一面征收学捐（教育附加税），一面把地方庙宇改为校舍。征收学捐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把地方庙宇改为学堂校舍则破坏了老百姓传统的民间信仰。而且，学堂收费高，穷人家的孩子没钱上学。再者，学堂一般都建在城市，农村的孩子需要进城读书，只有地主家庭才有能力供养孩子们一路读完小学、初中、高中、大学。
新学堂从来都不考虑广大农村农民的感受。中国说到底还是一个农村农民社会，新学堂跟这个社会的农村农民隔膜很深。毛泽东1927年回忆他在湖南新学堂当学生的亲身经历时说：“洋学堂，农民一向看不惯的。我从前做学生时，回乡看到农民反对洋学堂，也和一般洋学生、洋教习一个鼻孔出气，站在洋学堂的利益上面，总觉得农民未免有些不对。民国十四年在乡下住了半年，这时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有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才明白我是错了，农民的道理是对的。乡村小学校的教材，完全说些城里的东西，不合农村的需要。小学教师对待农民的态度又非常不好，不但不是农民的帮助者，反而变成了农民所讨厌的人。故农民宁喜欢私塾，不欢迎学校，宁欢迎私塾老师，不欢迎小学教员。”
从建学堂的第一天开始，天下百姓反对学堂的声音鼓噪而起，愈演愈烈；各地破坏学堂和由于建学堂而引发的农民暴动，时不时就会传进紫禁城来，坐在深宫里的慈禧太后不停地抹眼泪。女人的泪水有它脆弱的一面，也有它坚强的一面。慈禧太后向来都是一个以眼泪感人、以手腕服人的强悍女人。但是面临这些，在流泪背后，慈禧太后施展不出什么高明的手腕来。
与天下百姓反对学堂的声音相比，新学堂培养出来的学生，心里面装的是西方的东西，什么数学物理啦，生物化学啦，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自由平等，种族斗争……这些东西只是在城市里出现，与广大的中国农村完全扯不上关系。很多农村的孩子进入城市读书，他们学来的东西回到农村完全无用。一句话，他们已经回不了农村了。城市里又一时没有那么多的工作岗位让他们就业，他们对这个社会有怨气，时时都有可能成为社会暴动的隐患。
实际上，学生们在学堂里上学，从来都不曾安静过一天。他们掀起一次又一次学潮，以表达他们对现实的抗议以及对未来的忧虑。这些学生学到一定的知识以后，他们中的优秀者被朝廷派到日本去留学，其中又有很多人在日本转变为孙中山的革命信徒，反过来要推翻朝廷。慈禧太后不可能不知道留日学生的革命躁动，狂风巨浪就要来临，但慈禧太后知道不改革就没有出路！
1905年以前，新政最为重要的举措，一个是兴学堂，另一个是练新军。自从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按照西方军队的练兵模式练兵，成为中国最为现实和最为紧迫的任务。因为每一次对外战争的失败，都会引起人们对国家军队的反思与争论。甲午战争的失败，证明李鸿章的淮军只采用一半的西式练兵法训练士兵是不对的。1901年，刚刚经历了枪炮下的颠沛流离，慈禧太后回到北京，她惊奇地发现：袁世凯的那支完全按照西方的练兵模式训练出来的军队，居然在离八国联军占领的北京近畿山东省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于是，她高兴地把袁世凯叫来，赏他担任直隶总督，以接替那个刚刚死去的、一辈子忠心耿耿的、任劳任怨的李鸿章。袁世凯的军队是中国第一支现代化军队。这支军队汇集了步兵、骑兵、炮兵、工程兵、辎重兵等多个兵种，完全依靠专业的军事技术和现代的军事知识进行管理。
专业的军事技术和现代的军事知识，只能依托学校来培养。袁世凯的军官很多都是武备学堂的毕业生或进过外国军校的留学生。袁世凯的士兵也不像当年的曾国藩，招募“朴实山农”；更不像李鸿章，集中淮北的团练。他要精挑细选，最好能选懂一点文化知识的人来做他的士兵。慈禧太后坐在深宫里用心细细地关注着袁世凯的新鲜变化，接着命令他为朝廷练兵处的会办大臣，总理大臣是庆亲王奕劻。袁世凯是个汉人，不能让汉人掌握国家军队的最高指挥权，所以慈禧太后派庆亲王奕劻来做袁世凯的顶头上司，以节制他的权力。然而，庆亲王奕劻是个老眼昏花的老财迷，经不起袁世凯的甜言蜜语加糖衣炮弹的轮番袭击，竟然倒进了袁世凯的怀里。慈禧太后感到悲哀，因为她在自己的满人中已经找不出第二个能够节制袁世凯力量的人了。
其实，慈禧太后对于袁世凯的力量不断壮大并不怎么害怕，因为袁世凯毕竟还是忠于自己的。她害怕的是，假如她死了，袁世凯会不会继续忠于大清呢？
1905年，令慈禧太后料想不到的是，日俄战争的胜负意外地改变了她一手导演的循序渐进的新政进程。也就是说，新政按部就班地走到1905年，不得不意外地加速了。
日俄战争在中国东北爆发，日本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战胜了俄国。这是历史进入近代以后，东方的黄种人第一次战胜西方的白种人。在中国的领土上进行的这场战争使得中国人大受惊恐和慌乱。在惊恐和慌乱中，人们睁大眼睛看到了庞大的俄罗斯帝国失败的全过程。于是，全国的舆论纷纷寻找日本这个东方小国为什么能战胜庞大的俄罗斯帝国的原因，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认为日本之所以战胜俄国，是因为日本实行的是君主立宪制，俄国实行的是封建君主专制，即立宪制战胜了君主专制。这样一来，舆论的矛头一下子转回了国内。中国社会各阶层一致要求朝廷施行宪政改革。把宪政说成是拯救中国的灵丹妙药。什么是宪政？慈禧太后肯定搞不清楚，因为这完全是西方的东西。但是搞不清楚的东西也得搞下去，就只好摸着石头过河。摸着石头过河，日夜处于胆战心惊的恐惧状态，任何风吹草动，都容易使人泄气。但慈禧太后知道，改革只能向前，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主张施行宪政，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就是大清帝国状元张謇。
张謇，1853年出生于江苏南通，1894年考中状元。那一年，作为新科状元的张謇极力主张对日作战。战争失败打碎了他书生报国的金戈铁马之梦。他决心放弃朝廷给他的高官厚禄，回到他的家乡创办实业。
张謇的才干似乎是与生俱来的，他考试能考状元，做实业也能做状元。1898年他的大生纱厂建成投产后，经过数年的经营，逐渐壮大，到宣统三年（1911年）为止，大生纱厂的净利润竟达370万两白银，成为中国东南沿海实力最雄厚的民族资本企业。毛泽东曾经说，谈中国的重工业，离不开张之洞；谈中国的轻工业，离不开张謇！
但张謇毕竟是个读书人，有了钱之后的他，走上了另一条“达者兼济天下”的路，民族和国家的命运始终是他内心深处关注的所在，他跃跃欲试，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而他的实力和能力，又使他立即成为东南最具声望的立宪派领袖人物。
张謇1903年曾去日本考察了70天，每向日本人问一个问题，他都把对方的回答详细地作了笔记，不放过任何细节。其中，他对日本宪政特别关注，认为中国必须向日本学习。回国后，张謇参加为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人草拟立宪奏稿，刊印《日本宪法义解》和《日本议会史》两本小册子送给自己的各界朋友，请朋友把他的小册子送达朝廷。此外，张謇亲自跟满族大臣铁良深谈宪政问题，临别时把自己写的这两本小册子赠给铁良作临别礼物。
从1907年春开始，张謇受到慈禧太后4次召见。慈禧太后希望从他口中得到有益的建言。
张謇觐见慈禧太后，不像一般的朝臣那样委婉地说话，他一开口就直接大胆地问太后改革是真的还是假的？慈禧太后被他问傻了，半晌才缓过神来，反问道：“因为国家形势不好才着手改良，改革还有真假不成？”张謇于是向太后直言新政的种种困难。如新政急需要钱，国家财政困难，不得不加重税收。加重税收，增加人民负担，加上地方官又借新政横征暴敛，人民更加怨声载道。海外青年留学生对国内官场腐败、宪政进程不满，革命党掀起排满革命，青年留学生大多由于年龄和阅历轻，没有正确的判断力，纷纷加入革命或拥护革命……慈禧太后听着听着，在张謇的面前禁不住失声痛哭，边哭边说：“我久不闻汝言，政事败坏如此。你可以问问皇上，现在召对臣工，不论大小，甚至连县官也时常召见，哪一次我不是用言语以求激发天良，要求他们认真办事？万不料全无感动！”
改革向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张謇的直言不是没有道理。具体一点说，慈禧太后推行宪政改革需要大量的经费，而这些费用都以各种名目强加到百姓头上，许多官吏在推行改革过程中又趁机中饱私囊、搜刮民财，百姓负担不断加大，被逼得没办法，不得不起来反抗。当时上海的《东方杂志》做过调查，1909年曾发生113起民变，1910年发生285起。
以广西为例，广西在咸丰、同治年间，全省的财政收入每年只有白银一百余万两，到了光绪十二年（1886年），龙州边防军编制和人数大幅度增加，军费开支不得不依靠外省的支援。广东每年支援白银五十万两，湖南支援二十万两，湖北支援十万两。庚子赔款，广西每年摊派三十万两。庚子过后举行新政，新政什么都要钱，这些钱都得靠加征赋税而来。到1910年，广西全省的财政收入达到白银三百万两，而当时编练一个镇的新军，每年需要花费一百三十万两。花在军费上的开支越多，用在其他方面的开支就越少。向人民征收的赋税越高，引起人民反抗的概率就越大。1904年，广西发生旱灾，粮食失收，全省范围内普遍发生饥荒，地方会党乘机鼓动吃不饱饭的农民起来暴动。会党组织的农民暴动多达万人，清军统领马盛治被农民军包围，战至阵亡，所属部队几乎全军覆没。起义军攻占忻城、北泗、北棚等县城，向柳州、柳城、融县、罗城、环江、中渡、大苗山等地发展，当地地方官员纷纷被杀。朝廷震惊，紧急征集广东、湖南、湖北、云南、贵州五省的兵力，从四面八方调来围攻暴动的农民军，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最终将它扑灭。
可以说，由改革引起的民众暴动所产生的社会影响，远比孙中山、黄兴等少数几个革命党领袖在东南沿海边疆地区发动的革命起义大得多。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领导的革命起义不足惧，惧怕的是他们的革命思想传给那些因改革而不满的民众耳朵里，那才是真正动摇了帝国的根基。慈禧太后心里非常清楚，她越来越失望地看到，她把科举废了，读书人对朝廷的向心力没有了，朝廷花钱派出大量的留学生到日本去。这些留学生一到日本，很多都成为孙中山的革命信徒。
改革的道路危险重重，慈禧太后也悲哀重重。但她是个坚强的人，她知道，改革必须走下去，倒退是没有出路的，倒退只有死路一条。于是，慈禧太后鼓足勇气，于1908年8月27日，亲自颁布《钦定宪法大纲》。于是，中国历史第一次有了宪法，第一次把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颁布下来。同时，慈禧太后又宣布以九年为期，逐年筹备宪政，期满即开国会。根据“九年筹备立宪清单”，先在各省设咨议局，再在朝廷设资政院。
1908年11月中旬，74岁的慈禧太后就带着她的那位病恹恹的光绪皇帝一起离开了人世，这离她刚刚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仅仅过了三个月！病重之时，慈禧太后把具体实施宪法的权力传给一个只有三岁的小男孩——溥仪。溥仪很快登基做了宣统皇帝，他的父亲载沣则顺利地当上了大清帝国的监国摄政王，替儿子掌管天下大权。载沣这时候年仅25岁！
载沣对一夜之间全归于他的权力其实相当陌生。对于这突如其来的权力，他并不怎么感到幸福，而只是战战兢兢。他首先迫不及待地组建由自己直接控制的皇家禁卫军，用来保卫北京朝廷的安全。同时诏告天下，告诉天下人自己以监国摄政王代替儿皇帝总理国政，并行大元帅之职，把全国军队的最高统帅权抓在手上。在制度层面上握住权力之后，他还不放心，害怕权力红杏出墙，急急忙忙把政敌袁世凯废了。废了袁世凯之后，他还担心自己的臂力太小，担心自己一个人把持不了那么大的权力，就处心积虑地把他的两个亲弟弟推上掌管帝国陆海军的高位。
年轻气盛的六弟载洵掌管帝国海军，他好大喜功，一上台就宣布一个雄心勃勃的复兴大清海军的七年规划，可惜时不待我，很快在辛亥革命的冲击中夭折。同样是年轻气盛的七弟载涛上台当帝国陆军军谘府大臣，重用大量留日士官生，军谘府各厅厅长全部由留日士官生来当。载涛本人不懂军事，无形中，用人行政的实权都落到了留日士官生手里。留日士官生在军谘府发布命令，将全国各省编练的新军上层军官统统换成他们的同学。两三年后辛亥革命爆发，掌握各省新军军权的留日士官生纷纷起来独立，反过来推倒朝廷。载涛派军谘府科员兼官报局副局长李书城、军谘府科员黄郛南下，试图与南方的民军商议罢兵和谈。李书城和黄郛离开北京以后，从天津乘船前往上海，船一拢岸就背叛了朝廷，加入南方民军跟清军作战。李书城跑到武汉去当革命党领袖黄兴的总参谋长，在汉口、汉阳前线指挥民军跟冯国璋的清军作战；黄郛留在上海帮助陈其美组建沪军，自任沪军都督府总参谋长，并率沪军加入江浙联军攻陷南京。这是后话，当然载涛当时不会想到，他的哥哥载沣更不会想到！
载沣的本性是一个温厚和蔼的人。一般来说，温厚和蔼的人，可以成为社会道德的典范，但绝对成不了国家政治的楷模。尤其是在不大正常的国家社会里，这种人一旦掌握了国家政权，给国家带来的坏处往往大于好处。慈禧太后以她的精明，肯定懂得这个道理，但是她为什么还要把懦弱的载沣推上权力的最高峰呢？这个问题在以后的历史中，不断地萦绕在很多人的心中，尤其是那些留恋大清的人们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