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要有最高领导者的强势主导
任何一场改革运动要取得成功，领导或支持改革的最高领袖必须是一个强势领导人，而不能是一个弱势领导人；最高领导者的改革意志必须是坚定不移的，而不能是三心二意的。
最高领导者的地位与权限不同，决定了改革前途。尤其是在封建社会，权力集中在皇帝手中，革旧图新的关键，要么皇帝本人是坚定的改革家，要么有皇权坚定的支持。皇帝能在多大程度上支持变法，决定了改革最终能够走多远。如果君主的地位或者性格软弱，属于弱君主导的改革，将导致变法的无功而亡。
商鞅的改革就得到了秦孝公的充分理解和倾力支持。商鞅与秦孝公之间的君臣际会，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的作用，远大于后来三国时期刘备三顾茅庐请出诸葛亮，因《隆中对》三分天下而流传至今的千古佳话。秦孝公与商鞅的君臣相得，决定了中国2000多年的历史走向；而刘备与诸葛亮的君臣相得，只不过是历史长河的一段富有更浓文学色彩的小插曲。
秦孝公在位24年，一直是同商鞅变法相联系的。新法颁行后，商鞅的严法重刑为众人所不满，孝公能够不动摇；甚至对于太子犯法，也能对其师傅处以黥、劓之刑；及至在渭河边一次加刑700人，孝公也未失去对商鞅的信任。更加难以置信的是，孝公病卧不起时，他考虑到大树一倒，商鞅将无所倚靠，秦国变法功业有可能会倾废时，孝公竟然想要禅位于商鞅。商鞅能够施展变法的宏图大略，终至变法有成，孝公支持的功劳是最大的。
秦孝公对商鞅严酷改革的支持，不能不让人油然想起以野蛮残酷的手段推行改革措施的彼得大帝。彼得大帝是出了名的铁腕沙皇，不仅可以杀掉阻挠他进行改革的任何俄国人，而且活活扼死扬言反对改革的皇位继承人、他的亲生儿子。
明代张居正的改革同样取得了皇权的大力支持。明神宗即位时，只是个10多岁的孩童，还没有独立的思想。张居正任首辅后，取得了神宗生母李太后与司礼太监冯保的信任，成为他们在朝廷的代言人。张居正又利用自己作为帝师的特殊身份影响神宗的思想，这样，幼小的神宗自然而然地把张居正奉若神明。正是这一因素使张居正牢牢掌握着改革大权，他有效地利用皇权这把尚方宝剑来清除障碍，推动了变法的顺利进行。
而清代戊戌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光绪帝无权。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至少十几处谈到光绪帝无权，变法无法推行。他还讲谭嗣同受命做军机章京时，不信光绪无权，当实地考察之后，才告知梁启超皇帝无权是事实。
当时名义上是光绪帝亲政，实际上真正的权力核心是守旧的慈禧太后。所有重大问题的裁定，高级官员的任免都掌握在她的手里。在中央的高级官员中，光绪皇帝的老师、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是惟一支持变法的人物。而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在变法诏书下达后的第4天，在慈禧太后的威逼下，光绪帝以自己的名义下诏罢免翁同龢的职务，送回江苏老家。康有为、梁启超被称为戊戌变法的旗手，但康有为只是个地位很低的工部主事，到后来也只封了个总理衙门章京这样的小官，以至根本不愿意去上班；梁启超则是个举人，没有任何一官半职。维新派成员的最高官职也只不过是四品卿衔军机章京，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权力，更不要说进入权力核心了。
中国戊戌变法之前的近邻泰国，朱拉隆功国王要比光绪帝幸运的多。在推行变革时，手中所掌握的实际权力有着根本的不同。朱拉隆功国王1868年继位时，因未成年，国家政务由摄政委员会掌管。1873年朱拉隆功正式加冕为国王，摄政委员会还政于国王。这样自1873年起，朱拉隆功国王便掌握了国家的最高权力。他随即着手对中央和地方行政机构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通过设立“国务会议”、枢密院，将原来中央6个部增加到12个部，并由12个部长组成“内阁”。同时调整了地方行政区划，实行下级对上级负责制，从而逐步加强了国王的最高实际领导权。
二、建立强有力的领导集团
社会变革不可能仅靠个别精英人物就能赢得。领导者能否建立起一个志同道合的团队，形成一个强大的领导集体，关乎改革的最后成败。
中国戊戌变法时维新派的力量并没有发展起来，极为单薄。维新派是整个封建士大夫阶层中分化出来的极少数，且不掌握实权，又缺乏其他社会力量的支持，只能是孤军奋战。变法前3年之内，他们办了24个学会、19个学堂、8个报馆，这就是他们单薄的可怜的基本力量。有一种判断，在中国真正的维新派只有数十人或十数人而已，严复的判断更为悲观，认为只有数人而已。操持中国改革舵轮的光绪帝、康有为连同“四章京”，既无自己的基地，也无自己掌控的军队，比起彼得大帝改革、日本明治维新甚至泰国朱拉隆功改革时的领导集团，实在是差得太远了。
彼得大帝可以说是俄罗斯建设新大厦的“总设计师”，而他所重用的领导团队则是建设该大厦的建筑师。彼得十分清楚，单靠他个人的力量无法构筑一个庞大的改革工程，所以他不拘一格选拔使用拥护改革并有真才实学的人才。他废除按照门第、贵族世袭当官的传统制度，重新制定用人标准。不论出身贫富贵贱，而以知识水平、才能高低、贡献大小为标准来选拔任用各级官员。这样，就把许多出身贵族的腐败无能之辈逐出官场，并把大批出身“低贱”、有才能、支持改革的人，破格选拔到重要岗位上来。如农奴出身的库尔巴托夫和叶尔邵夫被分别提拔为阿尔汉格斯克尔副省长和莫斯科副省长，童年时代的牧猪奴雅古任斯基当上了政府的总检察官，曾当过店员的沙菲罗夫担任了副外交大臣，童年时代在莫斯科街头卖过包子、做过马车夫的孟什科夫被授予陆军元帅并主管军事。正是这些出身贫寒而有才能的平民百姓，成了国家的栋梁之才，成为彼得推行改革的得力助手。
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前，西方化的开明的知识分子集团已达数千人。从19世纪40年代的佐久间象山、桥本佐内开其端，吉田松阴、福泽谕吉倡随于后。在时势的激荡下，他们著书讲学，鼓吹改革，造就了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山县有朋、伊藤博文等一代矢志维新的人才，为变革日本的政治而奋斗。随着日本国门的打开，西方文化的传播，封建势力阵营中越来越多的人分化出来，迅速形成了维新派势力。他们分布广，影响大，其中一些人利用藩主同幕府的矛盾插手藩政，掌握了藩政的实权，并且通过“藩政改革”控制了武装力量的一部分，这些强藩就成为倒幕派强大的后方基地。在与幕府的斗争中，维新派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以长州藩倒幕派领袖高杉晋作为例，1863年他重新控制藩政后，征集农民和市民为兵，组织了一支5千人的倒幕军队——奇兵队。维新派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强大的政治集团，更成为一支可以左右政局的强有力武装集团。
泰国朱拉隆功国王在其周围建立了一个受过西方教育的团结的领导集团。这个领导集团的主要成员是国王的弟弟、儿子及部分上层贵族，他们都不同程度地接受过近现代教育，是具有开明思想和改革精神的人。包括朱拉隆功本人，从小就接受西方教育，9岁起便在英国教师的教导下学习英语和文化知识，这为其开明思想和改革精神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继位后，他又多次“出洋”考察，开阔了视野，增强了其改造国家的决心。如他所讲：“我相信，获得欧洲现代科学与保存一个亚洲独立国家的特征之间不存在不一致的地方。”在朱拉隆功的有意栽培下，一批受过西方教育的王室子弟和上层贵族，成为改革的领导者和推动者。如朱拉隆功在英、德、俄三国学习的三个儿子，瓦西拉瓦被立为王储，波洛特、却克拉塞邦担任军队正副参谋长；又如掌握各部大权的12个部长，有9个是国王的弟弟，其中丹隆、德瓦旺萨、潘努郎吉西是佼佼者，他们都受过西方教育，分别担任内政、外交、军事部长。他们在国王的统一领导下，自觉地把改革同王室的统治、同泰国的命运联系起来，依靠手中的军政大权，推行并取得了自上而下改革的成功。
三、凝聚起强大的主体力量
对于社会变革的必要性，不管是什么国家，一开始觉悟的肯定是少数人。但少数精英的先知先觉，需要转化并调动为社会主要阶层的诉求。
日本明治维新得到了中下级武士和工商业资产阶级的支持，最终决定了日本的命运。
明治维新的中坚力量是广大中下级武士。当时中下级武士人数达40万，连同家属约200万人。由于德川幕府末期，财政入不敷出，异常窘迫。开国以后，又由于日本的金银比价是1：6或1：5，而世界市场的比价为1：15.5，外国商人极力套购，致使黄金大量外流。幕府只好靠铸恶币来弥补亏空，导致物价暴涨，这使得只有相对固定禄米收入的中下级武士的利益受到严重影响。再加上幕府和各藩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常常停发和削减下级武士的禄米，更加剧了下级武士生活的贫困。为了谋求生路，不少武士被迫改行当医生、教师、小商贩和手工业者，从事副业生产或经营商业。武士的特权发生动摇，对现状不满，在西方政治思想的影响下，部分中下级武士强烈要求改变现状。
日本维新派还得到了新兴工商资产阶级的支持。过去工商业者在政治上处于无权地位，“按照士农工商的身份大义，商人本在最下；可是到了如今，商人已不把农民放在眼中，甚至于商人中已有了超凌武士身价的大豪杰了”。“有些大富商、高利贷者乘机挟制大名，取得了包税、专卖、甚至参与藩政等特权。”随着富商在经济生活中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力图通过支持改革摆脱封建势力的控制。事实上，维新的主要获益者也是这一阶层，德川幕府末期三井、三菱、小野、住友、鸿池等企业的大老板，到明治维新后，都成了强有力的资本主义财阀。
凯末尔在一个全民信教的伊斯兰国度大搞世俗化、西方化改革，难度是举世无双的。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源于他从领导土耳其的民族解放战争一开始，就注意团结了伊斯兰教的大部分教职人员。伊斯兰教著名的学者阿基夫为了表示支持凯末尔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为新国歌作词，歌颂新土耳其共和国的诞生。凯末尔建立的“护权协会”在一些城市的领导人大多数是伊斯兰教界人士。1920年4月23日，土耳其召开的第一届大国民议会中，就有61名教法学家乌里玛和8位教团的教长，宗教界人士占了议员总数的1/5.为了团结伊斯兰教职人员，凯末尔在首届大国民议会政府设立的11个部中，既设了司法部，又设有教法部，实际上就相当于过去苏丹政府的伊斯兰大教长署。教法部的设立虽然是凯末尔对伊斯兰教职人员的一大妥协，但在一个全民信教的国家，它确实是当时团结伊斯兰教职人员的一个理想的措施。由于凯末尔争取了大部分伊斯兰教职人员的支持或容忍，为土耳其独立战争胜利后进行大规模的世俗化改革扫清了道路。
朱拉隆功的改革也有其雄厚的社会基础，就是泰国的知识分子群体。泰国和大多数亚非国家一样，近代知识分子群体形成于19世纪后半期。从朱拉隆功的父亲在位时开始，各级各类学校在泰国出现，教学内容以西方文化为主，教育对象也逐步扩大到下层百姓。这样的改革不仅使达官显贵接受了世俗的先进文化教育，也使普通百姓有了学习现代知识的可能。知识分子人数的逐渐增多，加强了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逐步变成了一股引人注目的政治力量，并开始对泰国社会现代思想的形成产生很大的影响。知识分子群体积极支持改革，传播改革思想，使老百姓易于接受改革。因此，有学者这样评述：“亲近于皇室和显贵的贵族知识分子成为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社会经济改革的倡导者。这一类知识分子在泰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改革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他们都积极参加了废除已经过时的封建法规、激发人们的理性思想和推广世俗教育的工作。”
相形之下，中国的戊戌变法就缺少相应的社会基础。没有如泰国的近代知识分子群体，更没有类似日本的中下武士集团和成长起来的工商业者阶层。为了培植起推动维新的人才队伍，康有为、梁启超也曾一再提出改革八股取士制度，但遭到靠此升官发财的大批读书人的群起而攻之。梁启超称：“梁启超等联合举人百余人，连署上书，请废八股取士之制，书达于都察院，都察院不代奏；达于总理衙门，总理衙门不代奏。当时会试举人辇彀下者将及万人，皆与八股性命相依，闻启超等此举，嫉之如不共戴天之仇！”一个国家，如果连知识分子群体都反对改革，那就很难再找到支持改革的社会力量了。中国的维新派犹如飘在封建社会大海上的几根浮萍，搞的是没有任何力量根基的改革，焉能不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