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既要顺应历史也要符合民意
改革既要顺应历史潮流，也要符合主流民意。但顺乎历史与符合民意是两个问题。如果仅仅是从改革大方向上讲是对的，而漠视改革举措能否给民众带来看得见的利益，民意往往是不支持的；如果仅仅是以眼前利益去收买人心，看似符合民意，然而，开历史倒车的改革终究是要走入死胡同的。
所以，历史上的改革大体可将之分为4类：既顺应历史又符合民意；顺应了历史但没符合民意；在一定时期符合民意但不顺应历史；既不顺应历史又不符合民意。
只有那些既顺应历史又符合民意的改革，才能获得强有力的社会支持和坚实的社会土壤，否则改革就必然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中国当代改革迄今为止的成功，不仅是因为顺应了经济市场化的世界主潮流，也是因为改革使人民不断走向富裕，大多数人从中受益，从而接受和支持改革。以农村前期改革的成功为例，改革前农村体制特别不公，长期通过工农产品的“剪刀差”剥夺农民。改革过程较好地体现了起点平等。如果农村推行承包制改革不是以平分土地为起点，而是开始就把人民公社改成社长、队长的私人庄园，并把农民一脚踢出去，或变为庄园里的长工，那农民不反“改革”才怪呢！
与之相似，商鞅变法以“废井田，开阡陌”举措，既顺应了经济发展大趋势，又满足了人们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要求。通过承认农民对土地拥有所有权、收益权和转让权，奖励垦荒，满足了农民对土地的需求。加之奖励军功、入粟赐爵等一整套激励措施，赢得了社会中下层对改革的支持。虽然新法极为严厉，几乎达到了顺者昌、逆者亡的程度，但变法力度的重压主要集中在保守派少数人身上。变法的风暴使部分旧贵族失去了世袭爵位和种种特权，大多数民众却从风暴中呼吸到了清新的空气，见到了一线光明，心理得到了某种平衡。借助变法，社会中下层不仅改善了经济状况，甚至还可以得到以前连做梦也不敢想的爵位。
如果是那种顺应历史进步潮流，却不能找到与人民利益结合点的改革，就不一定会赢得社会的理解和支持。历史的曲折性往往就在这里。
就戊戌变法而言，100多年来，不论是持什么政治观点的中国人，都认为它是挽救国家命运的进步改革。但当时并没有获得社会的主流民意支持。就整个中国而言，大多数人并没有从心底发出变法改革的呼声和救亡图存的怒吼，下层民众及绝大多数的统治阶层仍是“鼾声依旧”。变法维新所需的社会大环境之不存在，表现在当押戊戌“六君子”上断头台的槛车经过北京菜市口时，围观看热闹的百姓竟有唾骂、殴击和扔脏物者。普通民众对以西方人为师的变法的不理解，让后人不能不感到悲哀。
即便民意是错的，也会左右历史进程，使追求进步的改革搞不下去。列宁曾指出“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这种习惯势力常常对新事物起着一种抗拒的作用。梁启超似乎也认识到了这一点，深感中国民智未开：“中国之弱，由于民愚也，民之愚，由于不读万国之书，不知万国之事也。”有鉴于此，他在变法失败后致力于传西学，办学校，开民智，育新民。
历史上还有一种改革，初衷往往非常好，却既谈不上是促进历史进步，又谈不上是给予了人民某种利益。如果是属于这一类改革，结果必然是误国误民。
王莽篡汉后的改革，不能不说出发点是好的。他以一种政治理想主义，试图恢复西周及以前的井田制，以为那样做就会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建立一个人间天堂。但那种改革不仅是“复古”，也伤及了普通民众的利益，到了影响生计的地步，最后激起西汉末年的农民大起义。王安石变法更是为了富国富民，无论是他的青苗法、市易法，还是均输法、保马法，无一不是为了国家利益和百姓利益。但他以更严密的措施去管制经济，在封建官僚机构的操弄下，结果成了全官经商，政府与民间争利。尽管数字飙升，政绩遍地开花，变法最终演变为搜刮百姓。所以朱熹说：“介甫之心固欲救人，然其术足以杀人。”这一评价形象至极。
至于那种以眼前利益收买人心，尤其是广大社会下层民众的人心，实际是开历史倒车的改革，最后会祸国殃民。
智利上世纪70年代初的左派领导人阿连德的改革，差一点把国家引入歧途。1970年阿连德赢得智利大选，他是一位深受格瓦拉思想影响的左派总统。上台后，他推动国家走名为“社会主义”实为平均主义的道路，实行土改，大搞国有化，将大量的资源分给穷人。阿连德总统在智利的作为，虽使他得到了最底层穷苦大众的支持，但却也使智利本来就脆弱的经济变得更加动荡不定。1973年，陆军司令皮诺切特发动政变，用武力将阿连德政府推翻。
今天在拉丁美洲阿连德有了新的继承人。委内瑞拉领导人查韦斯搞的“21世纪社会主义”，可以称之为“革命”，也可以称之为改革。查韦斯利用国家的石油资源和石油美元，对下层民众大搞社会福利，以一时的经济利益博取普通民众支持，尔后改变了国家的发展方向。政治上把原来民选的总统任期制，转变为取消任期制，搞总统职务终身制。经济上从原有的自由市场体制，走向国有国营，甚至是逐步对面粉厂、港口等经济领域实行军管。其实质是和平时期在一个国家搞政治独裁和经济垄断，与世界潮流反道而行。其他如阿富汗塔利班执掌政权时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后“政教合一”的改革，给各自国家造成的负面影响，同样是极其深远的。
二、成效应当明显
改革能否取得明显成效，是改革成功的重要条件。从这一点来讲，当代中国改革至今的成功就是必然的了。改革开放以来，之所以获得社会的普遍支持，无非是因为不断破除旧体制，释放了生产力，给社会各界都带来了利益。改到农村，给农民带来利益；改到企业，给职工带来了利益。改革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不断用成效来说话和检验的过程，成效愈大，公众的支持度就愈大。反之若是成效不明显，公众的改革热情就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递减，直至衰竭。
历史上商鞅变法能够取得成功，就是同改革中的成效直接挂钩，而不能说是历史注定的结果。“孝公元年，商鞅变法修刑”；“居三年，百姓便之”；“居五年，秦人富强，……诸侯毕贺”。在时间段上，改革举措与人民富裕、国家富强的结果契合度之高，应该说是少见的。
同样的，土耳其凯末尔的改革既是基于国家长远发展，又给民众带来了看得见的成绩。以农村取消什一税等改革为例，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的发展。据统计，1927年土耳其可耕地面积436万余公顷，占全国总面积的4.86%；1930年增加到1266万公顷，占全国总面积的12.25%，仅仅3年就翻了两倍。1938年与1928年比较，小麦产量由161万吨增至427万吨，大麦产量由90万吨增至238万吨，羊毛产量由1.8万吨增至3.1万吨。农业改革不仅减轻了农民负担，刺激了生产的发展，也为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基础。这一时期，土耳其建立了制糖、火柴、造纸纤维等工业，扩大了棉纺工业，建立了开采硫磺和炼焦工业。土耳其的注册工业，即每家拥有不少于10人的企业总产值，1927年为0.58亿里拉，1939年增加到3.31亿里拉。1924年到1939年，土耳其修筑了近4000公里的铁路，全国铁路总长达到6950公里。凯末尔改革给土耳其带来的变化，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彼得大帝改革也是给国家带来前所未有变化的改革。俄国工业史上的“工场手工业”时期，正是从彼得执政开始的。在18世纪头25年内，由于彼得的扶植，私营手工工场企业逐渐增多，工业企业中私人资本的比重不断扩大。1710年，官营的冶金工业企业有14家，私营的冶金企业仅有两家。从1711年至1725年，又创办10家较大的私营企业，而官办的只有5家。在1715年以前，没有一家像样的制造呢绒的私营企业，但到1725年，已有10家较大的私营呢绒企业。到彼得执政末年，俄国有200多家较大的工业企业，其中以冶金业的成就最大。如果说，俄国在17世纪末还需从瑞典进口铁来制作武器，那么，到1725年俄国已可以向国外出口金属。据估计，俄国在1718年的生铁产量为100万普特，英国在18世纪中叶生铁的产量大约为180万普特，相差并不悬殊。改革为俄罗斯资本主义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基本上摆脱了对西欧的依赖。
三、逆大多数人利益而行必然失败
中外改革史上，应该说，没有任何一场改革的初衷是想伤及社会多数人的利益。但初衷归初衷，设计归设计。在改革方案的设计和政策的制定上，对民众利益的忽视，或者不管其实际后果的做法，还是举不胜举的。
若论中国戊戌变法的败笔，其中之一是没有涉及解决当时的社会主体——农民问题。晚清时，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民众是农民，而农民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土地问题和与之相关的温饱问题。戊戌变法前，由于西方商品的涌入，破坏了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加上内外战争的负担和破坏，农民面临前所未有的生计问题。蒙昧的广大农民把自己承受的苦难，往往归咎于洋人、洋教和洋货。所以他们盲目排外的情绪很浓厚。在这种环境中，戊戌维新却不涉及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主要是学习、仿效西方政治，因而与广大下层人民的诉求和利益相距太远。更何况一些改革措施，上则严重剥夺慈禧太后、军机大臣、各部堂及地方督抚的大权，下则广泛伤及八股士子、无业旗民的利益，造成了一个几乎涵盖各阶层的巨大的反对面和抵触面。
王安石变法之所以失败，更是因为在变法的实践中，不但未能贯彻“利民”的初衷，还加重了百姓的负担，以至民怨鼎沸。他忽视了“不加赋而国用足”需要发展生产的事实，而发展生产就必须调整政策，减轻赋役，让民众休养生息，甚至还需要增加投入兴修水利，短期内好处却不一定明显。这种情况一般是统治者所等不及，也不愿意的。在强大的财政压力下，他把新法的重点放到了“取天下之财”上，也就是放在如何增大封建国家对社会财富的分割比例上。急功近利之心使他几乎把整个社会作为“理财”、“取财”的对象，结果不仅使富人受到打击，而且使广大老百姓——农民和中小商人都不堪新法重负。
包括王安石深以为自豪的“摧兼并，济贫乏”的青苗法，也是理想与实际相距甚远。王安石在设计时，本意上是充分考虑到农民的利益的，他在鄞县做官时曾经试验过，“贷谷于民，立息以偿”，效果不错。然而当他将此法推向全国，同比例放大，却南辕而北辙了。不识字的农民们去申请青苗法的贷款，要经过以下程序：为了填写申请书，就要花钱请书吏；再拿到衙门去申请，碰到贪官污吏，中间不知要花多少打点费，而且贷款多少完全由官吏写，农民大都不识字。据史书记载，虽然变法规定的利息是二分，但经过中间贪官污吏的层层盘剥，最后农民要返还的实际利息，有的竟达到原先设定的3～5倍，比高利贷还要高许多。陕西农民向官家借陈米一石，至归还的时候是新的好小麦一石八斗七升，差不多翻了一个大跟头。弄得连“中户以下大抵乏食”。中等收入的家庭吃饭都成了问题，更不用说大部分的贫民了。
一种改革，如果改到连京城的水果、芝麻，官府都能想办法刮出钱来，甚至挑水、提茶都要到衙门去交费，“食土之毛，莫得免焉”。这种封建王朝体制内的改革成色就可想而知了。
难怪王安石变法在遭到朝中大臣激烈反对的同时，也遭到社会底层的怨骂；也难怪新法实施中民众上访不断，河北、陕西一带的人民甚至举行反“新法”的起义；更难怪改革会背着聚财、敛财的恶名走向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