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策纵
周策纵（1916—2007），湖南祁阳（今祁东县）人，著名历史学家和红学家，著有《破斧新诂（诗经研究之一）》、《论王国维的诗词》、《五四运动史》、《论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古巫医与六书考：中国浪漫文学探源》等。一个十多岁的青年从裁缝手里接过一件才补好了的衣服，就随便在口袋里掏出一把钞票来付了款，又抓了几张零钞放在案板上，说：
“这是小费。”
他只听那瘦削的老头儿嘴里嘀咕了几句，就厉声说：
“给你这么多，还嫌少吗？”
“小兄弟，我说的是‘谢谢你，你给我这么多！’”
那青年学生尴尬了，涨红着脸，说声：
“对不起！”
就狼狈跨出裁缝店，三步当两步，走回街对角的中学去。
这中学的旧址，是宋朝著名的理学家张南轩讲过学的长沙“城南书院”。这青年学生名叫周策纵。
这件事，说重不重，说轻不轻，以后却折磨了我快六十年。每当午夜梦回，就想起：我怎么会对那善良的老人，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呢？
真对不起，后来我也没有再去道歉说明过，每次见到那铺子，就匆匆忙忙走开了。这种“对不起”，正像“不识好人心，狗咬吕洞宾”，可是这未免太冤枉狗了，狗是人最好的朋友。人却最欺负狗，一连串骂人的话，其实都在骂狗，从“狗屁”、“走狗”直骂到“狗娘养的”，连人家的母亲都要侮辱一番，真正岂有此理！
不识好心也许还是小焉者吧，不少“负恩”的事，何尝不与此相类。中国从古以来就重视“恩”和“报”，衔环结草的故事，早就写在史书里。佛教传入后，此义更强。《史记》把侯嬴、豫让、聂政、荆轲为报知己之恩而杀身的事写得生龙活虎，有声有色。“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有时私恩超越了公理，未免过分。也许司马迁看到世上太多忘恩负义之辈，非常可鄙，所以总突出那些过分的“烈士”吧。
中国小说里描写报恩、负恩的事很多，《红楼梦》第三十六回贾宝玉对这种事情还发过一番妙论。中国诗却不同，固然《诗经》早就写过投桃报李的主题，直接写“恩”和“报恩”的却不多。古人论诗，甚至说：诗中用“恩”字者多不能工，所以主张避免押“恩”字韵。
我一生很少施予别人恩惠，受别人恩惠却多，又多无报答，因此常怀“负恩”的歉疚，凡见到别人有关这方面的好诗句，也就留意。前几年，席慕蓉的姐姐席慕萱写信告诉我，她多年前在伊利诺大学一位美国教授的壁上见到我写的一幅字，虽然全诗已记不清了，可是“无地可耕归不得，有恩堪报死何难”这两句，使她颇受感动，仿佛还记得。她若不提起，我也早已忘记有这回事。谢谢慕萱和Eastman教授，有好多人要我写字，挂了不久都丢了，字不好居然还留下来，该是留着友情。
痖弦和苏伟贞逼着要我写点什么，又不能太长。我一想起“负恩”的事，那就没完没了，怎么办？就只写一件最常有的事吧。大家都知道吴梅村有两句很著名的诗：“不好诣人贪客过，惯迟作答爱书来。”许多人恐怕都有同感，我自然也爱读来信，可是平生疏懒成性，越是好信，越想详细答复，就越容易耽误，有时一搁，连原信也不知从何处去找了，心里却老是挂念着那封信。有一位八九十岁的老先生，是工业界前辈，积极参加过五四运动，又写了长篇对《易经》的研究，晚年住在比利时，我虽然不认识他，却常给我写信，又要我读他的英文稿，起初我还回了信，后来接连收到他好几封，耽搁待复，几个月后等我回信时，原信被退了回来，信封上盖了个比利时邮局的圆章，说：“收件人早已去世。”有好几位大陆上多年失去联络的老朋友，也突然来信，字字血泪，怎能简短作答呢，不料一搁下来，把通讯处迷失了，等找到时，也同样是太晚了。因此，十来年前，我不避押“恩”字韵，写了这样两句诗：
沉思往事延前世，
迟复音书是负恩。
写过后自己一想，觉得应该把“是”字改作“愧”字，可是再三考虑后，又觉“是负恩”也过得去。辗转推敲，无法自决。便写信去和老友杨联升商榷，问他有何高见。他回信说：他也难于决断，不如写信给许多写旧诗的朋友，让大家来作一次秘密投票罢。这个提议很有趣。我拖延未办，还觉得用原来的字算了，懒得多写信。这是否有点太自信，或喜欢“护前”呢？难道没有一个更好的字吗？现在联升也已经去世了，于是我这“负恩”的诗，又给我添了一次“负恩”！论生死生死事大，但只怕我们都是想过了头，若平坦放在大自然的运转规律一看，原来也平淡平凡之至，“生，吾顺事，殁，吾宁也”，张横渠不是也说过这样的话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