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问题是一个古老又永远年轻的永恒课题，今天仍然困惑着和驱使着中外经济学家们去苦苦思考。供给问题的挑战地位及经济学历史上的供求之争带来了供给理论文献的繁荣。无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以及我国经济理论界，都有较多的论述。本章首先通过回顾前人对供给问题所进行的已有研究成果，一方面旨在通过吸收和借鉴前人的思想和成果，为我们今后的研究储备前进所需要的养料；另一方面，通过回顾，我们还可以发现前人尚未涉足或还未深入的某些领域和问题，从而为我们今后的研究确立主攻方向和目标。
第一节 马克思的有效供给理论
一、马克思的有效供给理论
综观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尽管他本人并没有直接使用过“有效供给”这一概念，也没有专门的有效供给理论，但却为后人留下了极其丰富的有效供给思想。马克思关于有效供给的思想，具体散见于他的许多经济著作中，其中尤以《资本论》第三卷的论述最为完整。
（一）有效供给的含义
首先，马克思从多角度对供给进行了定义。马克思认为，“要给需求和供给这两个概念下一般的定义，真正的困难在于，它们好像只是同义反复。”并认为，从自然属性看，所谓“供给”，“这就是处在市场上的产品，或者能提供给市场的产品。”而从社会属性看，“供给等于某种商品的卖者或生产者的总和”。也就是说，无论在简单商品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中，供给不仅是一个量的概念，而且是一个总量概念。不仅如此，马克思还认为，供给是一个具有社会性质的概念。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供给概念又具有阶级性和阶层性。“在简单的买和卖上，只要有商品生产者自身相互对立就行了。如果作进一步的分析，供求还以不同的阶级和阶层的存在为前提，这些阶级和阶层在自己中间分配社会的总收入，把它当作收入来消费，因此形成那种由收入形成的需求；另一方面，为了理解那种由生产者自身互相形成的供求，就需要弄清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全貌。”
其次，马克思对供给的地位进行了分析。马克思认为，在市场上，“互相对立的只有两个范畴：买者和卖者，需求和供给。”供给和需求是商品交换和商品流通的基本对立统一面。因此，市场所反映的商品生产者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商品购买者和出售者、需求者和供给者之间的关系。一句话，供给与需求的关系即供求关系是商品经济的基本关系。具体而言，“在商品的供求关系上再现了下列关系：第一，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关系，商品和货币的关系，买者和卖者之间的关系；第二，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关系，尽管二者可以由第三者即商人来代表。”
最后，马克思在对商品生产或供给的有效性，即商品有效供给的必要前提的分析中，充分揭示了有效供给概念的本质规定性。他认为，商品生产或供给的有效性，即有效供给必须具备以下必要前提：
第一，有效供给的商品必须是一个有用物或一个具有一般使用价值的物，即一个外界的对象，一个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
第二，形成有效供给的使用价值，不是指一般的使用价值，而是社会的使用价值，是为交换而生产的使用价值，即相对于现实的购买者而言的使用价值。正如马克思所说的，生产有效供给的商品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为别人生产使用价值，即生产社会的使用价值。换言之，有效供给是与市场相联系的，形成有效供给的商品必须是市场上需要的商品。“它们（指形成有效供给的商品———引者注）不仅是满足人类需要的使用价值，而且这种使用价值还以一定的量出现在市场上。”一种商品虽然质量很好，价格也适当甚至很便宜，但超过有效需求部分，也就成了无效供给。
第三，形成有效供给的商品“包含的劳动量要代表社会必要的劳动。因而，商品的个别价值（在这里的前提下，也就是出售价格）要同它的社会价值相一致。” 这就要求有效供给的商品不仅在品质上要适应于市场需求，而且在价格上要同它的社会价值相一致。
第四，形成有效供给的商品还必须有质量保证。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奴隶制是非正义的；在商品质量上弄虚作假也是非正义的。”并认为，“不能切东西的刀，经常断头的纱等等，使人强烈地想起制刀匠 A和纺纱人 E，就好的产品来说，它的使用属性由过去劳动创造这一点就看不出来了。”
（二）社会总产品的有效供给
马克思不仅阐述了单个商品生产或供给有效性的理论，而且从社会总劳动的分配比例（产品结构）和两大部类的划分（产业结构）两个角度分析了社会总产品的有效供给问题。
首先，马克思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第二层含义的角度分析了社会总产品的有效供给。马克思认为，“事实上价值规律所影响的不是个别商品或物品，而总是各个特殊的因分工而互相独立的社会生产领域的总产品；因此，不仅在每个商品上只使用必要劳动时间（即生产同一产品的同一行业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引者注），而且在社会总劳动时间中，也只把必要的比例量使用在不同类的商品上？？如果说个别商品的使用价值取决于该商品是否满足一种需要，那么，社会产品总量的使用价值就取决于这个总量是否适合于社会对每种特殊产品的特定数量的需要，从而劳动是否根据这种特定数量的社会需要按比例地分配在不同的生产领域。”而且“只有当全部产品是按必要的比例进行生产时，它们才能卖出去。” 由此可见，有效供给的内涵应该包括由单个微观主体生产和提供的能最大限度地适应各类购买者需要的供给总量及其供给结构两个方面的内容。
其次，马克思还从社会（资本）再生产的角度分析了社会总产品的有效供给。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以社会总产品为出发点研究社会总产品的实现问题，主要是解决社会总产品的各个部分如何在价值上得到补偿和物质上得到替换，其实质就是社会总产品的供给是否有效或总量和结构是否均衡的问题，即社会总产品的供需平衡理论。
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按其规模分为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马克思认为，简单再生产的基本实现条件是 I（V M）=IIC，并由此推导出其他两个社会总产品的实现条件：一是 I（C V M）=IC IIC，即第 I部类一年内所生产的全部生产资料的数量和品种必须与两大部类的生产（资料）需求相适应；二是Ⅱ（C V M）=I（V M） II（V M），即第 II部类一年内所生产的全部消费资料的数量和品种必须与两大部类的消费（资料）需求保持平衡。综合上述两个公式，我们就可得到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均衡的公式：I（C V M） II（C V M）=（IC IIC） 〔I（V M） II（V M）〕。在公式左边，I（C V M）是生产资料的总供给，II（C V M）是生活资料的总供给，两者之和是社会总供给；在公式右边，（IC IIC）是两大部类对生产资料的总需求，〔I（V M） II（V M）〕是两大部类对生活资料的总需求，两者之和是社会总需求。由此可见，简单再生产的实现条件实际上就是社会总产品的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均衡，换言之，社会生产的两大部类之间及其内部各种生产之间必须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和合理的结构，只有这样，社会再生产才能够保持良性运行。
马克思认为，扩大再生产的基本实现条件为：I（V △V M/X）=II（C △C），其推导公式则分别为：I（C V M）=I（C △C） Ⅱ（C △C）；Ⅱ（C V M）=I（V △V M/X） II（V △V M/X）。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均衡公式则为：I（C V M） II（C V M）=〔I（C △C） II（C △C）〕 〔I（V △V M/X） II（V △V M/X）〕。其基本原理同简单再生产。
（三）出口产品的有效供给
马克思在分析了国内产品的有效供给问题的同时，还从世界市场的角度，通过对价值规律在国际上的运用的分析，探讨了“越出国界”的出口产品的有效供给问题。他认为，随着各国的产品越出国界进入世界市场，一方面，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为此，要生产有效供给的出口产品不仅要生产本国的使用价值，而且要为别国生产使用价值即生产国际的使用价值。不仅如此，而且适用于国内产品的有效供给的条件或必要前提同样适用于出口产品。因为生产的产品都要在市场上销售，出口产品改变的只是市场的范围，即由国内市场扩大到世界市场。另一方面，商品普遍地展开自己的价值。商品的国别价值转化为国际价值。商品的国际价值量不同于商品的国别价值量，它的计量单位是“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也就是从国际分工角度所需要求的必要劳动时间，即国际必要劳动时间。
（四）有效供给决定和创造需求
首先，在供给与需求、生产与消费的关系上，马克思认为，供给决定需求。“生产决定着消费：（1）是由于生产为消费创造材料，（2）是由于生产决定消费的方式，（3）是由于生产靠它起初当作对象生产出来的产品在消费者身上引起需要。”显而易见，在马克思看来，生产与消费相比，生产是第一性的，生产可以生产出消费的对象、消费的方式和消费的动力，而不是相反。这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我们得到的结论并不是说，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同一的东西，而是说，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
其次，供给决定着需求，是以供给的有效性为前提的，即只有有效供给才决定需求。因为生产能否最终成为消费的对象，还要看生产的产品能否满足人们的需要。如果生产的产品在质量、性能、规格品种和结构上不能够适应人们的消费需求，则生产不是有效生产，产品的供给也不是有效供给。这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商品爱货币，但是‘真爱情的道路决不是平坦的’。”为能吸引货币，吸引到足够的货币，商品必须有让需求者心满意足的魅力，尽可能物美价廉。一句话，供给决定需求是以完善供给、供给有效为前提。
最后，马克思还认为，有效供给不仅决定需求，而且有效供给还创造出需求。“例如，由于生产力提高一倍，以前需要使用100资本的地方，现在只需要使用50 资本，于是就有50 资本和相应的必要劳动游离出来；因此必须[IV-19]为游离出来的资本和劳动创造出一个在质上不同的新的生产部门，这个生产部门会满足并引起新的需要。？？于是，就要探索整个自然界，以便发现物的新的有用属性；普遍地交换各种不同气候条件下的产品和各种不同国家的产品；采用新的方式（人工的）加工自然物，以便赋予它们以新的使用价值{奢侈品在古代所起的作用和现代所起的作用不同，这以后再谈}；要从一切方面去探索地球，以便发现新的有用物体和原有物体的新的使用属性，如原有物体作为原料等等的新的属性；因此，要把自然科学发展到它的顶点；同样要发现、创造和满足由社会本身产生的新的需要。？？新生产部门的这种创造，即从质上说新的剩余时间的这种创造，不仅是一种分工，而且是一定的生产作为具有新使用价值的劳动从自身中分离出来；是发展各种劳动即各种生产的一个不断扩大的日益广泛的体系，与之相适应的是需要的一个不断扩大和日益丰富的体系。”
（五）有效供求、竞争与市场价格
马克思早在19 世纪 50 年代初写的《伦敦笔记》中关于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一书的摘录笔记中，就正确指出了供求和价格以及生产之间的关系：生产本身决定供给和需求，供求决定竞争和价格。他说：“按照我们在此以前曾听说的，资本家之间为争取最有利地使用资本而进行的斗争，经常使市场价格降低到自然价格的水平———把资本按比例地使用到各不同的生产部门。但是资本家之间的这种竞争又是由需求的变化决定的。就是说，由劳动时间决定价格正是在供求范围内实现的，因为供求范围决定着各不同资本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分配的比例。另一方面，供给和需求是由生产本身决定的。”
此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 卷第 10 章中又初步论述了供求关系、竞争和市场价格的关系。他认为，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和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是通过竞争，由竞争调节供求关系，并通过市场价格实现的。具体说来，马克思的基本观点为：第一，市场价格的基础是市场价值，从根本上说市场价格的变动是受价值规律支配的，而不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第二，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供求关系会影响市场价格；第三，由供求不一致引起的市场价格同市场价值的偏离，会平均化为市场价值；第四，市场价格还会调节或决定供求。
（六）有效供求、竞争与市场价值
关于供求、竞争与市场价值的关系问题，一方面，马克思认为市场价值不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主要理由为：第一，市场价值决定的基础是社会必要劳动量，或者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市场价值；第二，供求关系仅仅是市场价值实现的条件；第三，供求关系变动有把市场价格平均化为市场价值的趋势，即使各种不同的市场价格向市场价值这个中心变动的趋势；第四，市场价值在不同时期有不同水平，在所有它的不同水平的情况下，供求关系都可能一致。另一方面，马克思又认为，供求关系本身也受市场价格调节。他曾明确指出，在简单商品经济条件下，供求以价值转化为市场价值为前提；在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供求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为前提。马克思还说过，正好是生产费用的变化，因而正好是价值的变化，引起需求的变化，从而引起供求关系的变化。他进而认为，供求关系的变动不仅会引起市场价格的变动，而且在一定条件下，由供求关系变动引起的市场价格变动进而会影响市场价值的变动。当然这是从流通领域看到的表面现象，实质上还是生产条件、劳动生产率制约的社会必要劳动决定市场价值。总之，商品市场价值的变化，归根到底是生产条件、劳动生产率、社会必要劳动消耗变化的结果。而供求关系并不直接决定市场价值，但市场价值的确定又不是同供求关系变动毫无关系的。
（七）有效供求均衡及其实现
1.供求均衡的含义。马克思认为，所谓供求均衡从单个部门来讲，如果供求之间处于这样的比例，以致某个生产部门的商品总量能够按照它们的市场价值出售，既不高，也不低，供求就是一致的。而对所有生产部门来讲，如果商品都能按照它们的市场价值出售，供求就是一致的。所谓市场价值，一方面应看作是一个部门所生产的商品的平均价值，另一方面，又应看作是这个部门的平均条件下生产的、构成该部门的产品很大数量的那种商品的个别价值。
2.供求均衡的辩证法。在供求均衡问题上，首先马克思批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供给和需求的重大原理”的迷信，认为商品流通必然造成买和卖的平衡是一种“最愚蠢不过的教条”，并指出了所谓供求一致假设的局限性。他在分析商品的价格和价值偏离时说，如果供求一致，它们就不再发生作用，正因为如此，商品就按照自己的价值出售。如果有两种力量按照相反的方向发生相等的作用，它们就会互相抵消，而不会对外界发生任何影响，在这种条件下发生的现象，就必须用另外的作用，而不是用这两种力量的作用来解释。因此，“如果供求一致，它们就不再说明任何事情，就不会对市场价值发生影响，并且使我们完全无从了解，为什么市场价值正好表现为这样一个货币额，而不表现为另外一个货币额。资本主义生产的实际的内在规律，显然不能由供求的相互作用来说明（完全撇开对这两种社会动力更深刻的分析不说，在这里不需要作出这种分析），因为这种规律只有在供求不再发生作用时，也就是互相一致时，才纯粹地实现。供求实际上从来不会一致；如果它们达到一致，那也只是偶然现象，所以在科学上等于零，可以看作没有发生过的事情。”换言之，供求平衡是相对的、偶然的，而不平衡才是绝对的。商品的供求矛盾是不平衡和相对平衡的统一。
其次，马克思也指出，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必须假定供求一致有一定意义。他说：“这是为了对各种现象要在它们的合乎规律的、符合它们的概念的形态上来进行考察；也就是说，要撇开由供求变动引起的假象来进行考察。另一方面，为了找出供求变动的实际趋势，就要在一定程度上把这种趋势确定下来。”这是“因为各式各样的不平衡具有相互对立的性质，并且因为这些不平衡会彼此接连不断地发生，所以它们会由它们的相反的方向，由它们相互的矛盾而互相平衡。这样，虽然在任何一定的场合供求都是不一致的，但是它们的不平衡会这样接连发生，———而且偏离到一个方向的结果，会引起另一方向相反的偏离，———以致就一个或长或短的时期的整体来看，供求总是一致的；不过这种一致只是作为过去变动的平均，并且只是作为它们的矛盾的不断运动的结果。由此，各种同市场价值相偏离的市场价格，按平均数来看，就会平均化为市场价值，因为这种和市场价值的偏离会作为正负数互相抵消。”
此外，马克思还认为，“当我们在其他地方求助于供求平衡这个公式（在那些地方这种做法实际上也是正确的）时，它的用处是为了发现不以竞争为转移、而是相反地决定竞争的那个基本规律（起调节作用的界限或作为界限的量）；特别是为了让那些为竞争的实际、为竞争的现象及由此产生的各种观念所俘虏的人，对于在竞争中表现出来的经济关系的内部联系，得到一个哪怕是很肤浅的观念。这种方法的目的，是要从伴随着竞争的各种变动中求得这些变动的界限。”
3.供求均衡实现的条件。马克思认为，供求均衡要通过竞争来实现。从供给方看，供求均衡必须通过卖者之间的竞争来实现，即“要求各个卖者互相施加足够大的压力，以便把社会需要所要求的商品量，也就是社会能够按市场价值支付的商品量提供到市场上来。？？如果产品量不够大，就是说，如果卖者之间的竞争压力没有大到足以迫使他们把这个商品量带到市场上来，商品就必然会高于它们的市场价值出售。”而从需求方看，供求均衡是“在需求恰好大到足以按这样确定的价值吸收掉全部商品的前提下，在实际市场上是通过买者之间的竞争来实现的。”
（八）有效供求失衡及其宏观（社会）控制
首先，马克思认为，供求平衡是相对的，偶然的，而供求失衡才是绝对的，是一般的常态。如果“供给发生了变化，尽管需求仍旧不变，这样一来，就会产生相对的生产过剩或生产不足现象。或者是再生产即供给保持不变，但需求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而增加或减少了。在这里，尽管供给的绝对量不变，但它的相对量，也就是同需要相比较或按需要来计量的量，还是发生了变化。结果是和第一种情形一样，不过方向相反。”
其次，马克思具体分析了相对的生产过剩的不同类型。一方面，马克思较为深入地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的形成机理；另一方面，又对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的相对的生产过剩问题进行了科学预测。马克思认为，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生产条件下，将会出现一种“供给略大于需求”的经常性状态（生产资料如此，生活资料更是如此）。这种“供给略大于需求”的状态马克思称之为相对的生产过剩，并认为它符合社会生产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再生产过程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规律。因为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固定资产更新的速度和周期不同，某些年份需要进行物质补偿的固定资产部分多些，另一些年份会少些。与之相适应，生产资料的生产规模就应有相应的扩大或缩减，从而意味着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都必须有超过目前需要的储备和供给。这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再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一旦废除，问题就归结如下：寿命已经完结因而要用实物补偿的那部分固定资本（这里是指在消费资料生产中执行职能的固定资本）的数量大小，是逐年不同的。如果在某一年数量很大（像人一样，超过平均死亡率），那在下一年就一定会很小。假定其他条件不变，消费资料年生产所需的原料、半成品和辅助资料的数量不会因此减少；因此，生产资料的生产总额在一个场合必须增加，在另一个场合必须减少。这种情况，只有用不断的相对的生产过剩来补救：一方面要生产出超过直接需要的一定量固定资本；另一方面，特别是原料等等的储备也要超过每年的直接需要（这一点特别适用于生活资料）。这种生产过剩等于社会对它本身的再生产所必需的各种物质资料的控制。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这种生产过剩却是无政府状态的一个要素。”
再次，马克思认为，为了克服供求失衡，达到供求均衡，就需要一定的社会力量或政府权力来进行调控。“只有在生产受到社会实际的预定的控制的地方，社会才会在用来生产某种物品的社会劳动时间的数量，和要由这种物品来满足的社会需要的规模之间，建立起联系。”从而保证“在需求方面有一定量的社会需要，而在供给方面则有不同生产部门的一定量的社会生产与之相适应。”只有通过预定的社会控制，根据社会对各种商品的需要，有计划地分配社会总劳动，才能实现供给与需求的平衡。
最后，尤为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供求的均衡是很难实现的。这是因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一方面，耗费在一种社会物品上的社会劳动的总量，即总劳动力中社会用来生产这种物品的部分，也就是这种物品的生产在总生产中所占的数量，和另一方面，社会要求用这种物品来满足的需要的规模之间，没有任何必然的联系，而只有偶然的联系。”从而使资本主义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成为不可避免。
二、马克思的有效供给理论的启示
首先，经济理论界应重视对马克思有效供给理论的挖掘。由于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目的是为了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揭露资本家剥削工人、榨取工人剩余价值的秘密。因此，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侧重于制度分析，尤其是侧重于对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及其生产关系进行剖析，而对于市场经济运行中具体问题则较少涉及。鉴于有效供给在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中的核心、主导地位及国际、国内供给调控的迫切需要，重视挖掘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中的有效供给思想，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在挖掘马克思的有效供给思想过程中，我们还要重视发展马克思的有效供给理论，从而使马克思的有效供给理论焕发出永久的生命力。
其次，马克思的有效供给理论理应成为建立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中的有效供给理论的理论基础。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知道，马克思运用了从抽象到具体、从个量到总量、从国内市场到国际市场、从规范分析到实证分析等研究方法，科学地揭示了现代市场经济运行中有效供给的含义、本质规定性、地位及其运行、发展的客观规律，理所当然应成为建立和完善我国有效供给理论的理论基础。
最后，马克思的有效供给理论还理应成为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在中国经济需求不足、供给过剩运行的表象的背后，其实质却是有效供给不足。为解决中国当前经济生活中的有效供给问题，我们既要努力刺激有效需求，又要努力激励有效供给，这就要求我们应以马克思的有效供给理论来指导企业的经营行为和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
三、马克思的有效供给理论的不足之处
由于种种原因，马克思的有效供给理论也存在着一些认识上的局限：
（1）马克思虽然有丰富的供给思想，但由于研究目的的限制，在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中，没有专门、独立、系统的有效供给理论，甚至没有提出“有效供给”这一概念。需要后人去挖掘、丰富与发展。
（2）马克思的有效供给理论没有导入稀缺性的概念。要素具有稀缺性、相对稀缺性和绝对稀缺性。实际上，资源稀缺性对供给也是有影响的，马克思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但是没有把它纳入到有效供给理论这个范畴来讨论。马克思虽然认识到使用价值的有用性特征，但没有给它赋予稀缺性的概念，否定使用价值随稀缺性的变化而变化的特征。而实际上，使用价值不仅具有有用性的特征，而且也要有稀缺性的特征。使用价值是物的有用性，有用性是随物品使用量或消费量的增加而边际递减。
（3）马克思的有效供给理论未反映出资源配置效率的高低等问题。在马克思的有效供给理论中，既然使用价值没有随稀缺性的增加而边际递增，随稀缺性的下降而边际递减的性质，也就无所谓使用价值在使用和消费中的最大化问题，从而不能保证资源的有效配置或实现资源配置的效率。
第二节 西方经济学的有效供给理论
一、西方经济学关于有效供给理论的历史考察
（一）资本主义以前的供给思想
从广义上讲，供给是一个与人类社会相伴而生、共存亡的永恒范畴。尤其是在人类有文字可考的、资本主义以前的历史中，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生活资料的生产、供给不足，一直是人类社会的主要矛盾和普遍、突出的特征。因此，在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直至资本主义社会早期的漫长的人类社会的历史时代中产生的经济思想和经济学说，都把理论和政策的重心放在发展生产的一方，是强调供给的理论。
古希腊的思想家色诺芬在其《经济论》等论著中，第一次把“经济”这个词用作书名载入史册，并提出了一些有关强调“供给”思想的真知灼见。色诺芬的“经济”，是希腊文中家庭和法律、支配两个词组合而成的，其义是指“家庭管理”。所谓奴隶主的“家庭”，即奴隶主的庄园。色诺芬的“经济”，事实上讨论的就是作为奴隶制社会经济细胞的奴隶主庄园的管理，从而期望教会奴隶主阶级如何恩威并用使奴隶俯首帖耳地努力劳动；如何挑选管家等更有效地组织奴隶从事生产劳动。并说：任何有价值的东西都是奴隶主用眼睛做出来的（这句话已成为管理理论中的经典）。由此可见，最初“经济”一词的原始含义即供给管理之义。在人类社会的初期，由于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低弱，生活必需品高度地缺乏，奴隶的出现，则标志着人类的生产活动中已经有了剩余劳动。因此，色诺芬的经济，实质上是一种教导奴隶主阶级如何去组织奴隶更有效地从事各种生产活动，以创造出更多更好的物质财富供统治的奴隶主享用的理论，是一种强调生产，重视供给的理论。
古希腊的另一位最伟大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则把色诺芬的“经济”广义化。他站在维护奴隶制社会的经济基础———自然经济的立场上，把人们为获取生活资料而从事的各种生产活动和交换活动，统称为经济，即把农牧渔业的生产和为获得他人产品的W—G—W交换行为均属于经济。亚里士多德还开创了规范经济学的先河，称“经济”行为是“自然的”，推崇和称赞获取生活资料的各种生产活动。
在封建社会的漫长历史中，封建的思想家们提出了各种各样发展农业的理论和政策。由于封建社会赖以生存的仍是自然经济，而自然经济的主体是广义的大农业，因此，“重农抑商”不仅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理论的核心，而且也是西方整个中世纪经济理论的核心。“重农抑商”不仅是封建社会突出的经济政策，甚至演化成了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社会意识中的道德规范。
（二）古典经济学派的有效供给理论
1.重农主义的供给理论。形成于18世纪中叶的重农主义是一种典型的强调生产、强调供给的理论。它从法国的实际出发，针对重商主义认为只有金银才是惟一的财富的错误命题，针锋相对地提出，一个国家的农业和畜牧业好比两个乳头，同样能够哺育自己的人民富裕、康乐。认为只有农业生产，才能够生产出“纯产品”，才是真正创造物质财富的产业，而磨面、做面包等加工行业，仅改变了农产品的物质形态，并不能创造物质财富。只有“纯产品”的增加，才表示财富的增长。并开始注意（降低）税率对经济的（积极）影响，强调税收政策的重要性，主张只征收单一的地租税，取消其他的所有直接税和间接税，以减轻地主阶级、产业资本家的赋税重担，有利于资本积累。此外，重农主义还以能否生产纯产品作为标准，把从事农业生产的租地农场主和农业工人统称为生产阶级。对于重农主义的历史功绩，马克思曾作过恰当评价：“重农学派的巨大功绩是，他们把这些形式看做社会的生理形式，即从生产本身的自然必然性产生的，不以意志、政策等等为转移的形式。这是物质规律；错误只在于，他们把社会的一个特定历史阶段的物质规律看成同样支配着一切社会形式的抽象规律。”
2.亚当·斯密的供给理论。亚当·斯密作为公认的政治经济学之父，在其标志着现代经济科学的真正发端的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通篇包含着一系列重视供给思想的真知灼见。其主要观点有：
（1）劳动创造财富，即财富是劳动的产物。其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构成这种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或是本国劳动的直接产物，或是用这类产物从外国购进来的物品。这句话是整部《国富论》的总纲，并包含三层含义：A。劳动是国富的本原，揭示了国民财富的性质。斯密非常崇尚劳动，认为劳动所有权是一切所有权的基础，一个穷人所有的世袭财产就是他的体力和技巧，认为劳动有功，应鼓励劳动；B。劳动是供给的源泉，本国生产的消费品和用本国产品交换的外国产品均是劳动的产物；C。劳动是对外贸易的前提。
（2）增加国民财富的途径。斯密认为，增加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价值，只有两个办法，一为增加生产性劳动者的数目，一为增进受雇劳动者的生产力。为此，一方面，要增加生产性劳动者的数目，即增加劳动数量，必先增加资本，增加维持生产性劳动者的基金。而资本增加，由于节俭；资本减少，由于奢侈与妄为。节俭可以增加社会资本，奢侈可以减少社会资本。因此，增加财产的最适当的办法，就是在常年的收入或特殊的收入中，节省一部分，贮藏起来。为此，斯密崇尚节俭，积累资本，反对奢侈。认为奢侈都是公众的敌人，节俭都是社会的恩人。另一方面，增进受雇劳动者的生产力，即提高劳动质量和劳动者的生产效率又主要取决于分工的发展。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分工促进或增进劳动生产力的机理或原因有三：第一，劳动者的技巧因业专而日进；第二，由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通常须损失不少时间，有了分工，就可以免除这种损失；第三，许多简化劳动和缩减劳动的机械的发明，使一个人能够做许多人的工作。斯密关于分工使生产扣针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4 800倍的故事，200多年，一直为经济学家们不断地传诵。斯密认为分工最重要。但斯密认为分工又是由交换引起的，并进一步引申出分工的发展受交换范围限制的观点，则颠倒了因果关系，是错误的。
（3）在财富的流通问题上，认为供需买卖也可促进财富的生产。货币是抽象财富，世界上不论财富有多大，均可浓缩到货币上。商品交换的实质是靠劳动交换商品，且以货币为媒介。任何商品交换实质上都是商品购买商品，商品在交换中，货币起了很大的作用，但货币不是财富，仅是交换的媒介，“货币是流通的大贾”。
（4）崇尚自由、竞争，主张投资、贸易自由，自由放任的政策。认为每个人改善自身境况的一致的、经常的、不断的努力是社会财富、国民财富以及私人财富赖以产生的重大因素。因此，法律应该让人民自己照应各自的利益。人民是当事人，定然比立法者更能了解自己的利益。总之，一种事业若对社会有益，就应当任其自由，广其竞争。竞争愈自由，愈普遍，那事业就愈有利于社会。
（5）政府提供公共产品。认为政府的功（职）能有三：第一，保护社会，使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侵犯。第二，尽可能保护社会上各个人，使不受社会上任何其他人的侵害或压迫，这就是说，要设立严正的司法机关。第三，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
3.李嘉图的供给理论。大卫·李嘉图作为英国古典经济学集大成者，在其名著《经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中，虽公开宣称其政治经济学是研究分配的理论，但他改变分配的目的是创造一个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生产环境，让资产阶级能有更多的利润作为追加资本推动资本主义生产更大的发展，从而使其理论成为一种强调生产、强调供给的理论。此外，李嘉图还认为任何追加投入都会最终转化为收入，去帮助商品实现价值，商品交换实际上就是物与物或物与劳务的交换，货币只是其中的媒介。“用以购买产物者，总不外产物和劳役二者，货币只是交易媒介而已；故当生产增加时，购买能力以及消费能力亦即随之作相应的增加，故无生产过度之可能。”因而否认资本主义发生全面过剩的经济危机的可能性，从而得出与萨伊相一致的结论。
4.萨伊的供给理论。让·巴蒂斯特·萨伊在其名著《政治经济学概论》一书中，关于生产、供给的理论，被强调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其主要供给思想有：（1）认为财富是具有使用价值、具有效用的东西，由使用价值构成，它既包括有形的物质财富，又包括无形的物质财富，如人的才能就是财富。（2）财富的生产，即使用价值的生产，并认为财富是由人力、自然力和资本三因素共同协作生产出来的，从而未区分价值的创造与创造价值的条件。（3）供给自动创造自己的需求或生产给产品创造需求。萨伊认为，一个人通过劳动创造某种效用，从而把价值授予某些东西。但除非别人掌握有购买这价值的手段，便不会有人赏鉴。有人出价购买这价值。上述手段由什么东西组成呢？由其他价值组成，即由同样是劳动、资本和土地的果实的其他产品组成。这个事实使我们得到一个乍看起来似乎是很离奇的结论，就是生产给产品创造需求。这就是经济学史上引起最大争议的萨伊定律。而销路呆滞绝不是因为缺少货币，而是因为缺少其他产品，因为在以产品换钱、钱换产品的两道交换过程中，货币只一瞬间起作用。当交易最后结束时，我们将发觉总是以一种货物交换另一种货物。从而认为全面的生产过剩的危机是不可能发生的。萨伊定律的结论有四点：第一，在一切社会，生产者越众多产品越多样化，产品便销得越快、越多和越广泛，而生产者所得的利润也越大，因为价格总是跟着需求增长。第二，每一个人都和全体的共同繁荣有利害关系。第三，购买和输入外国货物决不至损害国内或本国产业和生产。第四，仅仅鼓励消费并无益于商业，因为困难不在于刺激消费的欲望，而在于供应消费的手段。所以，鼓励生产是贤明的政策，鼓励消费是拙劣的政策。萨伊定律的错误在于其未区分能创造需求的有效供给与一般性供给，同时萨伊也不懂得货币还具有储蓄的功能。（4）反对政府的干预经济活动和政策，认为干涉本身就是坏事；而利己主义是最好的老师。
5.穆勒父子的供给理论。穆勒父子对供给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对萨伊定律的进一步阐述。首先，詹姆斯·穆勒对萨伊定律进行了进一步论证。他曾指出，“一切商品从来不会缺少买者。任何人拿出一种商品来卖，总是希望把它换回另一种商品，因此，单单由于他是卖者这个事实，他就是买者了。因此，由于一种形而上学的必然性，总起来看，一切商品的买者和卖者必然保持平衡。因此，如果一种商品的卖者多于买者，另一种商品的买者必然多于卖者。”此后，詹姆斯·穆勒的长子———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对萨伊定律继续进行论证。他认为，“商品的支付手段仍是商品，每一个人购买别人生产物的手段，是由他自己所有的生产物构成的。一切卖主必然是、而且最终都是买主。如果我们能够使本国的生产力突然增加一倍，我们将使每一市场商品的供给增加一倍。但是，我们同时也使购买力增加一倍。”一句话，穆勒父子对萨伊定律进行了更加清楚的解释。
6.李斯特的供给理论。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在其名著《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也提出了一系列强调供给的真知灼见。（1）一国经济发展的程度和实力的大小取决于它所拥有的生产力水平。李斯特认为，财富生成的原因与财富本身完全不同。财富的生产力比之财富本身，不晓得要重要到多少倍；它不但可以使已有的和已经增加的财富获得保障，而且可以使已经消失的财富获得补偿。因为生产力是树之本，可以由此产生财富的果实。因为结果子的树比果实本身价值更大。李斯特的生产力概念，既包括“物质资本”形成的生产力，也包括“精神资本”所创造的生产力，即人类知识积累所创造的生产力。（2）工业是推动生产力高速发展的有力杠杆。李斯特非常重视“工业进步”对人和社会发展的意义，认为：一切现代国家的伟大政治家，几乎没有一个例外，都认识到工业对国家的财富、文化和力量的重大意义。（3）为加速发展本国生产力，李斯特认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必不可少。同时认为国家干预并不是把私人经济“统死”。（4）重视科学和教育的作用。并认为一国的最大部分消耗是应该用于后一代的教育，应该用于国家未来生产力的促进和培养的。（5）认为世界主义是以国家主义为基础，自由贸易应以公平的竞争为条件。
（三）现代供给经济理论
综上所述，在资本主义早期及以前时代产生的经济思想和经济学说中，由于生产、供给不足一直是人类社会的主要矛盾，因此强调生产、供给的理论是经济理论史上的主流。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尤其是在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资本主义走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进程中，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市场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伴随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出现，在西方经济理论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强调需求、刺激消费的“边际革命”。1929 年~1933年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的爆发，更使凯恩斯强调刺激需求的需求管理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自二次大战后至 20 世纪70年代初一直成为西方国家经济思想的核心和各主要西方发达国家政策主张的基础。凯恩斯主义给资本主义带来了近 30 年的复兴和繁荣。但由于长期地刺激需求，20 世纪 60 年代末 70年代初，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出现“滞胀”。凯恩斯的需求管理理论和政策主张在“滞胀”面前失灵。为解释、治理“滞胀”，以强调生产和供给为特征的供给学派于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在美国应运而生。
供给学派的先驱者是加拿大籍美国经济学家、1999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伯特·蒙德尔。其他主要代表人物有阿瑟·拉弗、乔治·吉尔德、马丁·费尔德斯坦、罗伯特·巴雷特、裘德·万尼斯基、保罗·克雷·罗伯茨、I·克里斯托尔、密契尔·伊文斯、诺尔曼·图尔等人。
供给学派的主要观点有：
其一，否定（反对）凯恩斯定律，重新肯定（恢复）萨伊定律，主张“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供给学派认为，凯恩斯主义把需求看做经济生活中的首要环节，供给反而成了派生的次要因素，这是颠倒了因果关系。因为在社会经济活动中，首先是生产要素的投入，然后才有产品，需求量由供给量决定。“资本主义所提供的给予（gif ts），其源泉是经济的供给方面”。而且“就全部经济看，购买力永远等于生产力，在经济中总有足够的财富来购买它的产品。不会由于总需求不足而发生商品过剩。从整体看，生产者在生产过程中会创造出对他们的产品的总需求。”最后值得注意的是，供给学派既不是对凯恩斯主义的全部否定，也不是对萨伊定律的简单复活，而是对凯恩斯主义的扬弃和萨伊定律的否定之否定。
其二，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为加强供给，供给学派认为必须抛弃凯恩斯主义，减少国家干预，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加强个人和企业生产经营积极性的刺激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增加供给。
其三，产量增长决定于生产要素投入和生产率增长，生产要素投入的变动取决于对各种要素投入的激励。供给学派认为产量是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的直接结果。而生产要素投入和生产率的变动又取决于对这些要素的各种激励。其中劳动力的供给决定于实际工资和个人所得税率的激励；资本的投入则受公司所得税制和政府的经济管理制度的影响。因此，要促进生产增长就应该着眼于对人们经济行为的激励，分析各种激励对经济的供给效应。拉弗就曾明确指出，供给学派就是一种新的关于个人刺激的经济学。
其四，政府政策的供给效应。政府政策是对经济活动的有力激励因素。供给学派认为，政府的税收和社会支出政策、货币政策及对经济的管理制度是经济主体行为的重要激励因素，从而特别强调政策对经济主体的生产活动的供给效应。因此，有的西方经济学者将供给学派定义为政府政策对经济的最大产量的效应分析。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揭示税率、产量和税收额的关系的“拉弗曲线”。该曲线用一种简单明了的手法指明了过高的税率与过低的税率一样，都不利于财政收入的增加。并依此论证减税对刺激供给的重要作用。
其五，分配不均是自然现象，利益逐层渗透。供给学派认为应该按照赋予的生产能力进行分配，由于赋予的生产能力大小不一，因此收入分配不均是自然现象。并进而认为，持有财富的人对社会有“贡献”。只有富人才有足够的资金去投资，这样经济才能迅速增长，从而鼓吹所谓的“利益逐层渗透理论”（Trickle Down Theory）。
其六，减税的替代效应与收入效应。供给学派不同于凯恩斯主义，认为改变边际税率的“首次效应”（First-order-effects）是“相对价格效应”（或可称为“替代效应”），其“二次效应”（Sec ond-order-effec ts）才是“收入效应。”也就是说，只有改变边际税率才会改变工作与闲暇、储蓄与消费这两对选择对象或替代物之间的相对价格，从而改变人们活动的方向和资源的投入数量。只有在人们对相对价格的改变做出“反馈”之后，其收入才会发生改变。
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主要有：第一，减税，即削减边际税率，是供给学派政策主张的核心和基本环节，是促进供给增加的基本手段；第二，削减社会福利支出；第三，反对政府对经济的不必要和不适当的干预，倡导经济自由，强调政府行为的非生产性；第四，实施限制性货币政策，主张恢复金本位制，使美元与黄金重新挂钩，重建资本主义世界货币体系；第五，主张恢复“尚节俭，鄙奢侈”的传统美德，把人们从凯恩斯主义所宣称的害怕储蓄，崇尚消费和挥霍的思想流毒下解放出来。
总之，供给学派重新把理论的基础建立在“萨伊定律”之上。主要是因为它把注意力集中在供给方面，也就是集中在具有刺激因素的给予和资本的投资方面。它使经济学家们首先关心各个生产者的动机和刺激，使他们从专心于分配和需求方面转过来，并再次集中于生产手段。它不仅概括了古典学派的理论，而且确认供给是实际需求得以维持的惟一源泉。
此外，强调供给的理论与政策也是新凯恩斯主义和克林顿经济学、“不对称信息”经济理论、小布什减税方案等中很独特的一个组成部分。
（四）科尔内对短缺型供给的经典分析
20世纪80年代中期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的短缺经济理论则在西方学者中对传统社会主义体制下的短缺型供给问题进行了经典分析。科尔内以现实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在大量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揭示了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经济运行的一个显著的特点：普遍而长期的短缺。他认为，短缺是社会主义经济学的一个中心课题，短缺在理解社会主义经济的许多问题中所起的作用如同失业在描述资本主义经济中所起的作用一样重要。所谓短缺，是一个综合症，它是一个包含很多现象的范畴。它不仅包含购买意向及其实现之间的差距（过度需求），而且包含各种形式的强制调节（被迫替代，或延迟购买，或寻找所想望的产品等等）。短缺的度量则分为直接指标（如排队人数、登记排号待购的时间、搜寻时间、强制替代所造成的消费者损失、边际社会成本等）与间接指标（如黑市和“灰市”的交易额，合法、半合法和非法交易的相对价格，被迫储蓄额相对于市场的力量，拒绝接受订物的程度和公众意见等）两项指标。具体而言，短缺还可区分为纵向（垂直）短缺（存在于中央物资分配机关与要求者之间）、横向（水平）短缺（存在于卖方与买方之间）、内部短缺与社会生产能力短缺四种类型。此外，短缺效应如同乘数效应一样，会引起连锁反应，这种连锁反应会发生乘数作用，从而产生短缺乘数。
关于短缺的根源，科尔内认为，商品供给的短缺的直接原因是由于国企的“投资饥饿症”，而“投资饥饿症”又根植于国家对企业的“父爱主义”和企业本身的预算约束软化，最终又根植于传统的政企不分、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从而把短缺经济归结为一种资源约束型经济，或供给约束型经济，即体制性现象，而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归结为一种需求约束型经济。
最后，科尔内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短缺现象并不是不可改变的。短缺的原因在于经济体制，消除短缺当然也必须从体制改革入手。他认为，改革过程的一个目标是要消除短缺。查看短缺状况是检验进展程度的重要标志。如果在经济的一个或另一个重要方面短缺消失了，这就是一个相当可靠的信号，即改革在那里成功了。如果短缺依然存在，这就表明改革还没有深入经济肌体的内部。
二、西方经济学的有效供给理论的可资借鉴之处
首先，我们在学习、讨论、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效供给理论时，一定要重视区分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强调生产、供给因素的传统观点和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出现的现代供给经济学即供给学派强调供给的新观点及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短缺经济学关于短缺型供给问题的观点的区别。前二者重点是探讨市场型供给问题，而后者则是重点探讨传统社会主义体制下的计划型供给问题，即短缺型供给问题。而且后者也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早期对短缺经济状态下供给的探讨。可谓此短缺经济而非彼短缺经济。
其次，通过对经济理论史上的供求之争的考察，可以发现，从表象来看，似乎是，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当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一方时，即在短缺经济市场状态下，就出现强调供给、生产的理论和政策。而当矛盾的主要方面在需求一方时，即在出现过剩经济的市场状态下，就出现了强调需求、消费的理论。一句话，经济理论史上的供求之争即强调供给或强调需求的理论只不过是经济环境变化在理论上的反映。而从实质上看，无论经济过剩或短缺运行与否，供给的主导地位或决定地位都是永恒的主题。马克思的有效供给理论就科学地揭示了供给与需求的辩证统一关系。而且无论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所谓“过剩经济”，还是我国目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中出现的经济过剩运行现象，其实质都只是一种相对过剩，而非绝对过剩。同时它也不符合人类欲望的无限性与资源的稀缺性的永恒矛盾的经济学常识。
再次，西方供给理论给予我们最大的启示是，绝不是供给与需求孰优孰劣，而应该是经济发展确实要注重供给。供给问题是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供给约束更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难以解决的问题。尤其是对于中国这样的一个发展中大国，其核心问题更应该是供给问题。我国以发展生产力作为经济建设的中心任务，不仅是对几十年来经济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正确认识之后的高度概括，而且也符合经济发展理论所业已揭示的客观规律。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建设实践也表明，我们的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应始终关注着供给问题，这是我国经济发展能否成功的关键。
在经济理论史上的供求之争中，现代供给经济理论即供给学派理论的价值就在于强调供给对需求的主导作用，重新恢复了供给的尊严，或者说恢复了生产和经济增长的尊严，从而把凯恩斯主义颠倒了的供求关系又重新颠倒了过来。这在一定意义上讲是符合社会再生产的客观规律的。
此外，西方有效供给理论注重供给的一系列政策主张也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极富启迪意义。比如减税；减少国家的过度干预，放松政府对经济活动的控制，发挥体制对供给潜力增长的作用；注重控制货币发行量，进行金融改革，稳定物价，从而为经济发展创造宽松的环境；注重削减政府开支，重视实现预算平衡等等。
最后，科尔内的短缺经济理论，不仅对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贡献，而且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理论的补充与划时代性的修正。此外，它还对所有实行计划经济国家的短缺型供给经济运行具有很强的分析力、解释力与说明力。
三、西方经济学的有效供给理论存在的主要问题
由于西方经济学者阶级局限性及分析方法等方面的限制，其有效供给理论存在不可避免的局限性。概括起来，其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1）西方有效供给理论是建立在发达市场经济、完全竞争及供给完善等一系列理论假设前提之上的。按照西方经济学理论，供给是作为完全竞争的产物，是具有充分效用的产品。因而生产者提供的一切产品都是有效供给，而没有使用价值的无效供给则是排除在理论分析之外的。正是在此基础上，才有萨伊及供给学派的供给能为自身创造需求的说法。因为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生产者不会生产不具有社会使用价值的、没有市场销路的产品，即使实际上也有提供质劣、价高产品的厂商，但这些无效供给也会为市场竞争机制所淘汰，从而使市场上绝大多数产品保持在有效供给范畴内。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萨伊定律及后来供给学派的错误，并不在于其提出“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的观点，而在于其没有区分能够创造需求的有效供给与一般性供给。经济发展的历史也证明，并不是所有供给都能够创造需求，能够创造需求的是有效供给。此外，萨伊供给经济理论的错误还在于萨伊不懂得货币还具有储蓄的功能等方面。显然，西方供给理论以上的一系列理论假设前提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处于转轨时期的我国并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从而势必大大制约其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我国有效供给不足的解释力。
（2）萨伊定律及后来的供给学派过分强调了供给、生产的重要性和决定作用，忽视了需求、消费一方的能动性和反作用，割裂了供给与需求的联系，较之于凯恩斯学派的有效需求管理理论而言，是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具体而言，萨伊定律及其后来的供给学派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忽视了需求法则：第一，假定在任何社会制度下，需求都不会出现毛病；第二，无论在任何社会制度下，需求都不会首先成为问题，而且它还可能引致另外一些问题：不顾实际需求状况而刺激供给是否果真能扩大现实生产；供给政策由于自身失误也可能挫伤需求等。因此，无论是在理论研究还是在现实经济运行中，我们都必须把供给与需求联系起来进行综合考虑。
（3）西方供给理论的不科学或错误还表现在它忽视了制度因素的作用，否认制度是经济供给潜力的制约因素，因而否认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会使供给受挫，从而否认资本主义爆发全面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其实质是掩盖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总之，由于忽视了制度因素，西方供给理论对资本主义社会供给和需求的性质、特点和作用无法做出全面而深刻的分析，因而也不可能真正解决供给和需求问题。
（4）由于当代供给学派过分强调减税而忽视了对其他经济理论的系统研究，从而使其减税主张缺少科学的理论依据（作基础）。正如托马斯·J·海尔斯通尼斯所言：“供给经济学是通过商品和服务的供给效应方面的多种手段措施，为了调节经济增长和促进物价稳定而提供的一种政策研究。”比如，它不能从理论上回答究竟多高的税率或税率区间才能使税负总水平处于最佳点等。此外，由于中西方税制的差异，也大大制约了其减税主张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我国的现实运用价值（对我国的启迪作用不大）。
（5）当代“供给学派”名不副实。因为它还不是一个成熟的经济学流派，至今仍缺乏严密的、明确的、完整的理论体系，在许多方面是紊乱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比如同属当代供给学派主要代表人物的费尔德斯坦和拉弗在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上就存在着明显的分歧。费尔德斯坦就曾经尖锐地批评拉弗使里根政府醉心于减税的快速效应，误认为减税就会很快地结束多年来的高通胀率和低增长率的局面。总之，当代供给学派至今仍是一个理论尚未成熟的经济学流派。
（6）科尔内的短缺经济理论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短缺型供给经济运行的本质规定性，但由于科尔内先验地把供给因素视为不变量，把供给排除在视野之外，而是单纯地从需求一方来认识和规定短缺范畴。比如他认为，在资源约束型体制下，短缺不是取决于供给方面，而是取决于需求方面。如果需求总是表现为趋向无穷大，供给可以是任意规模的。如果企业预算并不足够的硬，并且如果又没有经济的力量约束需求的话，就会有这种情况发生。这样，科尔内就从根本上忽视了供给不足型短缺而专注于需求过度型短缺的分析，从而最终导致科尔内对短缺型供给的分析有失偏颇。一句话，科尔内的短缺经济理论正确地提出了问题，但却没有正确地解决好问题。科尔内的短缺经济理论同样包含着一个短缺，即对供给因素的理论分析的短缺。
第三节 国内学者关于有效供给问题的已有研究
一、国内学者对有效供给问题的已有探索
限于篇幅及资料收集等限制因素，本节在对中国的有效供给理论进行分析时，仅限于对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者对供给问题的已有研究进行简单评介。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者立足中国国情，以马克思的有效供给理论为指导，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借鉴理论界尤其是西方经济学对有效供给问题的已有研究成果，对中国的供给问题进行了一系列广泛而深入的不懈探讨。
（一）对“短缺型”供给问题的探讨
或许是受20世纪80年代中期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的《短缺经济学》的影响，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起，国内学者在对我国经济运行的供给方面的分析中，着重对“短缺型”供给问题进行了一系列探讨。其主要代表性观点有：
（1）马庆泉的《新短缺经济学》（求实出版社 1989年版）。在此书中，作者认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存在着两种短缺，即需求过度型短缺与供给不足型短缺。并认为科尔内研究的只是需求过度型短缺，并认为需求过度型短缺是一种体制性短缺，是一种企业行为，而忽视、否定或未研究供给不足型短缺。马庆泉博士认为，一般说来，需求过度型短缺在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是曾经存在的，而且实践证明，在由经济旧体制向新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它也是可能出现的，如我国在1985年~1986 年就产生过这种现象。而且认为中国需求过度型短缺产生的原因，主要是国家行为，而不是企业行为，它主要与经济工作中的“左”的错误相联系，常常起源于中央经济领导机关的“扩张冲动”或“投资饥渴”导致的计划与物资、总需求与总供给的急剧失衡，而不是与某种经济体制相联系，从而认为需求过度型短缺是一种非体制性短缺。
马庆泉博士重点研究了供给不足型短缺。他认为，传统经济体制中的短缺现象的最深刻原因，在于投资生产力的低下状态所造成的有效供给不足。所谓投资生产力，是指与物质财富的生产相联系的创造新价值的能力。由于投资生产力低下而造成的有效供给不足可以从供给绝对量不足、供给结构失衡和供给的质量障碍三个方面产生短缺。供给不足型短缺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绝对性短缺、体制性短缺，并具有长期性等特点。而需求过度型短缺则是一种非体制性短缺、相对性短缺，并且具有短期性等特点。由于投资生产力是在微观层面合成而在宏观层面实现的，因而，克服短缺的根本出路不仅要求宏观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求微观经济体制改革，即要求整个经济体制（微观和宏观）的全面的彻底改革。
（2）周建明的《有效供给不足———对传统公有制经济体制的考察》（上海社会科学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周建明博士从效率归因论角度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下的有效供给不足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存在一种约束性常态，从而导致生产要素的利用效率大大低于生产的可能性边界。并认为有效供给是指供给是不是有效率；生产要素所利用的结果，产出是达到还是小于生产的可能性边界。而有效供给不足，不是指相对于总需求而言的总供给不足，而是指公有制经济中供给的效率不足，导致实际供给水平要少于一定时期的实际供给潜力，而不管此时总需求处于什么水平上。而解决有效供给不足问题的途径或改革的方向则应包括企业经营机制的转变；价格机制的广泛深入；计划机制的改革以及就业和个人消费收入分配方式的改革等方面。
（3）胡汝银的《低效率经济学：集权体制理论的重新思考》（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胡汝银博士则从微观效率角度对传统集权体制下低效率供给不足型短缺的形成机理进行了分析。作者认为，传统集权体制导致要素生产率过低或者资源利用率过低，从而直接产生生产率缺口，并进一步产生总产量缺口和资源缺口，从而最终导致供给不足型短缺的形成。如果将存在短缺时的实际总供给视为“短边”，则短缺的供给决定论着眼于短边，着重探讨为何出现短边，其理论含义和政策含义都侧重于解决短边出现的低效率问题和提高短边。
（4）周天勇的《效率与供给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周天勇博士从效率与供给入手，将微观的效率与宏观的经济运行结合起来，对社会主义现实经济运行中的高投入替代低效率的有效供给不足问题的形成机理进行了探讨，从而提出了一种认为效率低下情况下总产出水平不下降的症结在于高投入替代低产出的新的经济分析思路。作者认为，经济效率和财富供给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基。尤其是在中国，一切经济社会问题都产生于体制扭曲→行为不规→效率低下→财富供给相对不足这样深层次的关系紊乱之中。因此，在认识和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中，应重视从效率和供给方面思考问题，在适当控制总需求的同时，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提高经济（供给）效率上，即重视实行提高经济效率、促进有效供给的宏观经济管理政策。
（5）樊纲的《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版）。樊纲博士则提出了与前四位博士截然不同的思路与观点。即从需求角度探讨短缺型供给不足的形成机理。作者认为，导致短缺的基本经济原因是：在公有制经济条件下，假定任意一个总供给水平，由于各种经济行为主体之间的各种特殊利益矛盾及其矛盾展开的特殊方式，名义国民收入总是具有发生货币增长的趋势，从而总需求总是具有大于总供给的趋势。从根本上讲，这种趋势存在于公有制下个人的“收入幻觉”和个人高消费意向与计划者积累意向的矛盾中，存在于政府高增长愿望与增长的实际可能性的矛盾中，存在于公有制各基层单位以资源占用为对象的利益竞争中，存在于具体投资决策人利用公益投资追求个人私利的行为中。一句话，樊纲博士对短缺型供给不足经济的探讨其实质是一种需求决定论。
（二）对“过剩型”供给问题的探讨
面对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出现的经济过剩问题，国内理论界的主流派观点是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论。但仍有不少国内学者从供给角度对中国目前的经济过剩运行问题进行了探索。而且这已日渐成为人们的共识。概括起来，其主要代表人物有：胡培兆、吴敬琏、刘诗白、高步德、顾海兵、李义平等学者。胡培兆教授是国内学者中对中国“过剩型”供给问题进行研究的最早倡导者和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胡培兆教授从 1993 年起就开始关注中国的“过剩型”供给问题，至今已发表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胡老师认为，近几年来我国凸现的内需不足和供给过剩运行的实质或根本原因是我国包括供给文化和供给能力的市场有效供给水平低下，即供给不良，自造过剩。并认为，有效供给不足，也常常会阻碍生产；有效供给不足，也可以妨碍经济繁荣。真可谓成亦供给，败亦供给。而要走出通货紧缩的困境，使社会总供求恢复基本平衡，除扩大内需外，根本出路在于供给主动。即只有通过调整供给结构，优化供给品质来增强供给力，才能求取复苏和扩大内需的景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使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在任何时候都应该把注意力放在供给边上，不断优化供给品质，扩大供给渠道，改善供给方式，最终实现预期供给效益。
（三）对“一般运行型”供给问题的探讨
国内还有部分学者立足于中国国情，以马克思的有效供给理论为基础，借鉴西方学者的供给理论，对中国现实经济运行中有效供给的本质特征及其运行规律进行了分析。其主要代表性观点有：
（1）张耀辉的《我国供给调控的理论与政策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张耀辉博士以有效供给为研究对象，对有效供给的本质、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了讨论，并以总供给曲线的下（外）移为目标，阐述了总供给曲线下（外）移的意义、可能性和条件，通过对短期供给、长期供给和外生性变量影响的供给分析，得出了不同情况下的供给曲线下（外）移的具体途径、政府调控的供给原理和政策措施。
（2）华桂宏的《有效供给与经济发展》（南京师大出版社2000年版）。华桂宏博士的博士论文《有效供给与经济发展》则从有效供给因素的各个层面，全面系统地分析了资本形成、劳动供给与人力资本形成、技术与制度创新、产业组织等四个方面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企图通过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运行的“供给边”的全面而深入地分析，以探求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二、对国内学者关于供给问题研究的简评
首先，国内学者能立足中国国情，以马克思的有效供给理论为基础，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借鉴西方经济学者对供给问题的已有研究成果，针对不同时期我国社会主义经济运行过程中的现实供给经济问题，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分别对我国社会主义现实经济运行中的“短缺型”供给、“过剩型”供给及“一般运行型”供给的本质规定性及其运行规律进行了探讨。一方面，它对我们认识社会主义现实经济运行中供给状况的不同表现形式及其本质规定性和运行规律，从而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供给理论极具启迪意义；另一方面，它通过对社会主义现实经济运行中“供给边”的分析，补充、丰富、发展了马克思的有效供给理论，并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的有效供给理论。
其次，国内学者重视对我国现实经济运行中供给方面的分析，强调有效供给在经济运行中的中心地位，主张在我国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中，除重视需求管理的同时，更应重视实施提高经济效率、促进有效供给的宏观供给管理政策，这对作为发展中大国的中国而言，极具不同寻常的现实指导意义。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中国经济供求矛盾的症结绝不是有效需求不足，而却是有效需求强劲，只不过有效需求受到强有力的限制；绝不是有效供给过剩，而是有效供给不足。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正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发展中大国来说，我们现在还没有资格谈刺激需求，我们需要的是破除对需求的种种限制。可以说，注重供给，发展经济，应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个永恒的主题。
最后，国内学者在对供给问题的已有研究中也存在种种不足之处。概括起来，其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何谓有效供给，理论界至今尚未形成一个令人满意的科学定义。纵观理论界对有效供给的已有定义，大多是对马克思的有效供给定义或西方经济学的有效供给定义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局限在需求满足、供给出清等方面下定义，而未涉及资源配置（效率）要求，尤其是可持续供给等方面的要求。
其二，重“短缺型”供给问题的研究，而对“过剩型”供给问题则重视不够，研究不够。纵观国内学者关于供给问题的已有研究，对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短缺型”供给问题研究得比较深入、比较透彻。而对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过剩型”供给问题则重视不够，也研究不够。
其三，中国目前的经济过剩运行是一个综合症，既有需求方面的原因，也有供给方面的原因，还有市场载体即市场环境方面的原因；既有总量方面的原因，也有结构方面的原因；既有体制方面的原因，也有政策方面的原因。一句话，是多种因素、多种原因、多重矛盾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在分析中国的宏观经济运行过程中，若撇开需求因素，而仅仅从供给层面进行分析，则有失偏颇。而且在实践操作中，若单纯从供给边入手，而没有刺激需求、完善市场载体等必要措施的配合，也最终难以启动人们对未来经济的信心，从而使得供给本身也缺乏信心。
其四，国内至今尚未形成系统的、有中国特色的有效供给理论体系等等。
综上所述，在人类对有效供给理论的已有研究成果中，只有马克思的有效供给理论辩证、科学、全面地揭示了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有效供给的本质特征及其运行规律，理应成为我们研究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中的有效供给问题的理论基础。同时，我们还应重视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效供给理论及国内学者对有效供给问题的已有探索成果，从而构建既能揭示有效供给的产生、发展及其运行规律，又能解释、解决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的有效供给理论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