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是继《罗德瑞克·哈得森》出版两年后的又一国际性主题。它是有关社会而非艺术的对比，是富有的美国人与贫穷的法国旧贵族之间的对比。詹姆斯的故事情节从属于人物刻画，人物描写又从属于他对人和事物的敏锐观察、他的新颖、他话语中的含义。他的故事有次序、有目的，但是他并不太在意故事的统一性，也没有完整的发展，就像生活的经历一样，没有可以停留的目的地，事情没有搅成一团，男女主人公也没有“从此过着幸福的生活”，结尾恰恰相反。他的强烈的、无情的现实主义留下大量的失败与连续不断的不幸。就像现实生活一样。科莱尔（Claire）在卡梅尔修道院当了修女；纽曼（Newman）最后还是独身一人，就像故事开始时一样，故事只是叙述了他的一段生活经历，而且是失败的经历，在人生的道路上，类似的失败也许还等着他；科莱尔的母亲和哥哥，依旧“没有受到公正的鞭笞”，因为罪行未被揭露，但却受到良心的谴责。
《美国人》写于1877年，属于他创作生涯的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他还没有自己的固定风格。所以，我们发现他的前期作品不如后期作品那样充满心理意识，叙事视角也不如中后期作品那样局限在一、二个人物身上，小说还通过对话来展开故事。叙述者“我”经常忍不住跳出来向读者介绍人物。如第一次纽曼参观罗浮宫时，他想买诺爱米埃（Noém ie）小姐的绘画却不懂法语，此时，叙述者“我”出现了：“但是我说过他是聪明人，现在就有个机会证明”；当纽曼允诺第二次去罗浮宫拜访诺爱米埃小姐时，后者正在观察两个女人，“很明显她们是高级时髦人物，打扮得光彩照人，长长的丝织裙摆和毛饰花边撒开在锃亮的地板上”，此时，我们又一次听到叙述者“我”的声音：“诺爱米埃小姐盯着看的正是她们的裙子，尽管我不能说出她脑子里想些什么。我冒险假设她正自言自语：假如能在如此光亮的地板上拖着长裙真是一种幸福，值得付出任何代价”；然而，叙述者曾经明确地告诉我们故事主要是从纽曼的视角叙述的：“主要讲述他的故事的正是我们朋友的眼睛，一双在其中异乎寻常地混合着天真与经验的眼睛”，所以说，这篇小说采用的不是中后期小说弥漫的第三人称有限视角，而是作者叙述情景和人物叙述情景的结合。
在《美国人》中，就像在其他小说中一样，詹姆斯探讨了混合着历史与艺术、世故与腐败的欧洲文明对天真的美国人的影响。特别是，它是一部风俗小说，研究法国贵族的道德准则和相对来说没有习俗的美国旅游者一个名叫库瑞斯托夫·纽曼（Christopher Newman）的暴发户来到法国培养美学兴趣。正如他告诉他的朋友特里斯特莱姆（Tristram）先生那样：“我来见识见识欧洲，从中学到我能学到的最好的东西。我想见到所有伟大的东西，做聪明人所做的事情。”因为，他已赚到足够的钱“休息一会儿，忘掉讨厌的事情，看看周围，看看世界，享受享受，提高思想，如果高兴的话，娶一个老婆”。正是通过他和他的婚姻，小说将精练的欧洲人与天真的美国人并置在一块。这个美国人“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单纯，一个小孩甚至还可以牵着我的手，带着我到处逛逛”。实际上，他不是被牵着手而是被牵着鼻子走，不是被一个孩子，而是被周围的成人，一方面，除了痛苦一无所获，另一方面，思想上受到教育。
首先，纽曼被法国卖弄风情的女人诺爱米埃小姐所欺骗。当他在罗浮宫欣赏绘画的时候，他看到了麦冬娜（Madonna）的模仿者，他提出要买这个复制品，她收他2000法郎。这个数字吓坏了她父亲尼阿喜先生（M.Nioche），一个“特别精致、潦倒中透着文雅”的人，他经历了“破产”，“失去了勇气。逆境不仅毁了他，还吓倒了他，很显然，他小心翼翼地度过余生，生怕弄醒了恶运”。而且，在模仿者诺爱米埃小姐的提议下，他被引诱去跟尼阿喜先生学习“著名的”法语对话，每节课10法郎，这是她父亲“永远不敢”想的数字。但是，纽曼非常慷慨、极富同情心、总是乐于帮助他人。当他得知尼阿喜先生为女儿的嫁妆发愁时，他提出从他女儿手上购买更多的绘画，尽管他知道她售价太贵。
其次，他被朋友的妻子特里斯特莱姆夫人牵着鼻子走。出于好奇，她怂恿他试着娶德·散特黑夫人（Madame de Cintré）一个古老的贵族贝勒伽哈得（Bellegard）家族的寡妇为妻。正是这个安排，使得詹姆斯有机会向人们揭示衰败的贵族生活。
首先进入纽曼意识的是贵族的房子，贵族的房子与纽曼的想象相去甚远。“他庄严的理想曾经是辉煌的建筑物的正面，也向外散发着它的灿烂，照射着善意”，但是，富人住所的街道却是“灰色而且寂静的”，而且房子朝向外面的一面显得冷漠，暗示着房内见不得人的隐私，“他被带到一座房子的黑暗的、积满灰尘、但却绘着画的入口处这个地方完全处在阴影之中；它与纽曼的一座修道院的概念相吻合”，因此，“纽曼认为它是富人居住的奇特方式”。住在里面的人也很奇怪，但是他们都很傲慢。贝勒伽哈得家族有很长的历史，可以回溯到“9世纪的某个时候”。按照惯例，这个家族的成员全都与古老的家族联姻，无一例外，瓦伦太恩（Val-entin）告诉纽曼说：
虽然，在如此漫长的时间里曾经有些例外。三、四个贝勒伽哈得，在17和18世纪，从资产阶级家庭娶妻——娶了律师的女儿……我们中的一个，在中世纪时，做得更好：像阔纷特瓦国王一样，娶了一个女乞丐。那真的太好了；就像娶了一只鸟或一只猴子；根本用不着去想她的家庭。我们的女性一直都做得很好；她们甚至从未进过小贵族家里。我相信，女性中没有一个不合适婚姻的记录。
瓦伦太恩道出了严格的阶级系统，贵族与资产阶级之间有一道深深的鸿沟，这个家庭中没有女性敢于跨越，在这么长的历史中也只有三、四个男性曾经跨越，可见，这中间的阻力有多大，又需要多大的勇气！对于贵族来说，有诸多限制，使得许多想有所作为的年轻贵族无所事事，就像瓦伦太恩向纽曼抱怨的那样：
当我20岁时，我环顾四周，看到一个世界，里面每一件事情都贴着“远离！”的标签，而且最糟糕的是这个标签似乎只是针对我而言。我不能做生意，我不能赚钱，因为我是一个贝勒伽哈得贝勒伽哈得们不认识资产阶级。我不能研究文学，因为我是一个差学生。我不能娶有钱人家的女儿，因为没有贝勒伽哈得曾经娶过一个平民，也不适合由我开始。然而，我们得面临它。可以结婚的女继承人，我们这个线上的，不可能没有聘礼就能娶到；必须是门当户对，财产相当。唯一我可以做的事情是为教皇而战。我一丝不苟地作了，在卡斯特尔非达多之战中接受了使徒应受的创伤
自由的缺乏剥夺了年轻贵族选择职业的权利，他无所事事，游手好闲，试图从乏味的生活中寻找乐趣，养成了观察生活的习惯。他目光敏锐，一眼就发现诺爱米埃小姐是一个风尘女子，“一个大的”，等待着好运；她的父亲并不像纽曼被告知的那样为她的嫁妆担忧、恨她、某一天想杀了她；相反，他协助她。他认为，诺爱米埃小姐“已经估量好了生活，准备一鸣惊人不惜一切代价以获得成功。”“因为她有这个材料”，“她很有趣”，“她属于美丽的类型”，而且，“她的迷人有一半归功于她的聪明”，她有罕见的决心与能力。并且在一个天赋方面绝对的无情方面她是无与伦比的。她连针尖那么大一点的良心都没有。第一次接触，她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个不祥之兆出现在他脑中：“我不知道她会怎么伤害我，但是，我肯定不会伤害她。这预言了他因为诺爱米埃小姐的刺激所做的决斗及其后果死亡。诺爱米埃小姐代表了许多想要通过婚姻改善生活的人，“她是50万有这种野心的人中的一个。”所以我们可以理解她为什么拒绝为纽曼画剩下的6幅画来得到“一笔可观的收入”一个挣“嫁妆”的机会：“12000法郎你能找到什么样的丈夫呢蔬菜店主、屠夫、咖啡店的小师傅！如果我嫁不到好丈夫，我根本就不嫁。”为了嫁个好丈夫，她每天来罗浮宫等待她的机会，绘画只是赢得时间，吸引他人的方法；而其他的姑娘则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求生存，有的“坐在窄小、黑暗、潮湿的房间里，或者院子里，或者在柜台上卖扣子、卖鲸须”，有的“在又黑又小的洞里，挥舞着针线，编织着世界”她不可能像其他姑娘一样过着那种生活，否则，“我会跳进塞纳河中”。可见，她既聪明又具有反叛精神，不满足于她卑微的状态。尽管她被传统的道德标准所鄙视，她的勇气却赢得了不敢娶一个富家小姐为妻的瓦伦太恩的欣赏和敬佩。
但是，我们不能说他是一个懦夫，懦夫是不会冒险去为自己的荣誉而与人决斗的。我们只能说对于不同的目标，不同国家、不同层次的人有不同的想法。在同一个国家不同的阶层，诺爱米埃小姐需要足够的勇气获得一个富有的丈夫以得到稳定的生活；瓦伦太恩不需要一个富有的妻子来换取贵族的生活，所以不需要打破传统来显示勇气。他把勇气显示在决斗上，显示在为他母亲和哥哥不信守诺言而向纽曼道歉上，显示在为了帮助纽曼赢得与他姐姐的婚姻而揭露发生在家里的秘密上。对于侮辱，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解决方式。对于瓦伦太恩和他的同伴来说，决斗是最荣誉的方式。“这是我们的习俗一件好事它有一种如画般的魅力它是高度自治时期的残留物，人们应该一直持有它。”纽曼选择非暴力的方式：“当你收到一个粗鄙的花花公子的尸体礼物时，你感到满意吗？当他收到你的尸体礼物时，你感到满意吗？如果一个人打你，回手打他；如果一个人诽谤你，把他告到法庭。”
两种态度的对比使我们想到瓦伦太恩对纽曼自由的嫉妒：“我所嫉妒你的是你的自由、你的宽广的范围、你来去的自由。很多人总是自以为是，总是寄希望于你。我活着，在我令人羡慕的母亲的眼皮底下。”这番话道出了瓦伦太恩的处境，他母亲的专横，表达了他对母亲的不满，也解释了纽曼的疑惑：“在美国，纽曼想到，25岁到30岁的小伙子，思想成熟，心态年轻，或者至少年轻的行为准则；在这里，他们思想幼稚，心态老成，行为最令人皱眉和抱怨。”通过瓦伦太恩，詹姆斯歌颂美国的民主、平等给每个人都提供了机会，而法国则没有：“作为一个美国人，你出生时是什么样就永远是什么样，这是不可能的，出生时是穷人我理解得对吗？你应该变成富人是不可避免的。你们的情形真叫人垂涎；你环顾四周，看到一个世界，充满各种各样的东西，你只要一迈步就能抓住。”实际上，瓦伦太恩夸大了机会的可能性，忽略了人们也许会要遇到的困难。他羡慕纽曼轻松的举止，“你在世界上有一种如鱼得水的感觉。”他不能理解一个通过制造洗衣盆致富的人怎么能“自如地站立”而且“从一个高度看问题”。他认为他拥有这种举止是很容易的，因为“这种气势就是人们所认识的贝勒伽哈得”。纽曼对此的回答是：“这是诚实劳动的骄傲意识……”，“这是作为一个美国公民的特权，使得一个人能够出人头地。”其实，他们两人都没有意识到的是：他们都有一种优越感，使他们能够坦然处事，瓦伦太恩由于贵族血统，纽曼由于富有。纽曼认为钱是万能的，甚至“他认为欧洲为他而造，不是他为欧洲而设。”。
尽管他想提高修养，却并不愿深入进去。因为他深信“一个人的生活应该是自在的”，“用一个标准去强迫自己既不舒服又有一点叫人瞧不起”。对于他来说，社会压力只不过是“一个义务性的购买”，因此，“他喜欢每件事，接受每件事，在每件事中找到乐趣；他不区分高低好坏，他没有高调”。他对生活和艺术的态度与另一个年轻的美国旅游者白布括科先生（Mr.Babcock）大不相同，对任何事情都“太认真”的白布括科先生对纽曼很恼火，因为纽曼对任何事情“太随意”。白布括科先生“有一种高度的责任感”，认为“生活和艺术是极其严肃的”；而纽曼似乎“只在意当前的快乐”，似乎认为如果一件事此时此刻让他高兴，他就应该去做。他不在意别人是否理解他，但是，白布括科先生的信“使纽曼感到既高兴又敬畏”，他想了许多，想到“他对待艺术珍宝和生活特权的方式可能是非常卑鄙和不道德的。”但是，“他朋友劝告他要培养同样的值得尊重的习惯的来信收效甚微”，不久，他又被一个英国人讨厌地抛弃，认为他“自恃善良，令人不悦太严厉的道德家像一个卫理公会派教徒一样评判事情，像一个老太太一样谈论它们。”尽管纽曼被两个评论家一左一右的观点弄得稀里糊涂，他还是没有太在意他们，因为，不久他就断定他们俩“都是白痴”。可见，纽曼随时都乐意接受他人的意见，愿意提高自己。
纽曼从特里斯特莱姆夫人那里得到一些关于德·散特黑夫人和她的家庭的信息。从法律上来说，德·散特黑夫人是她自己的主人，可从道义上来说，她绝不是，因为：
在法国，你永远不能对你的母亲说不，无论她要求你什么。她可能是世界上最令人讨厌的老妇人，使你的生活成为炼狱；但是，毕竟，她是我的妈妈，你无权评论她。你只需要去服从
她哥哥是一家之长，就像他们说的；他是这个部落的头。对于那些人来说，家庭就是一切；你必须行动，不是为你的高兴，而是为这个家庭的利益。
我们可以看出，这个贵族家庭毫无自由，母亲和哥哥是这个家庭的专制主宰。现在，她的家庭需要她再嫁，为家里带来一些钱，因为“他们现在不富裕”，因为“她已经被卖了一次；她自然反对再次被出卖”，当她18岁时，她被母亲强迫嫁给一个60岁的老头。他们从这次婚姻中所赚不多，因为“德·散特黑先生留下的财产很少”。在纽曼的想象中，在法国如此文明的国度，人们应该有更多的自由，更多的平等，妇女，尤其是上层阶级的妇女，应该得到更多的尊重。当他得知德·散特黑夫人被迫再嫁时，他简直不能相信他的耳朵：“他们在这里做那样的事情可能吗？无助的妇女被欺负嫁给她们憎恨的男人吗？”其实，这是世界上大部分妇女的共同命运。特里斯特莱姆夫人证实说：“在全世界，无助的妇女都有类似的经历。到处都有大量的欺负。”“纽约也有大量类似的事情。姑娘们被欺负、被哄骗、被贿赂、或三者齐用，嫁给令人讨厌的男人。这样的事情没有终结，总在第五大街发生，还有其他的坏事情。第五大街的神秘啊！应该有人把它们揭露出来。”但是，天真的纽曼不能相信：“我不信！我不相信，在美国，女孩子们屈服于强迫。我不相信自从建国以来会有12个案例。”他不知道法国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不知道这样的事情也发生在美国则是难以置信的。听起来似乎他太天真了，毫不了解美国的实际生活。因为，他来自于劳动阶级，10岁时就辍学赚钱，还有三个姐妹，他怎么可能不了解美国妇女的真实状况呢？甚至怀疑此事的真实性！如果这是真的，我们只能说，纽曼代表着只知道赚钱，没有同情心，不关心他人的美国人，但是这又与他关心尼阿喜先生和他的女儿相矛盾。因此，这里体现了隐含作者的不一致性。
德·散特黑夫人的弟弟似乎支持姐姐不再嫁：“一般来说，我不明白一个寡妇再嫁有什么好处。她已经得到婚姻的益处自由和体谅她已摆脱了障碍。她为什么还要把头伸到套索里去呢？她通常的动机是雄心：如果一个男人能提供她一个高地位，使她成为一个公主或大使夫人，她会认为这是足够的补偿。”他的话并没有使纽曼感到沮丧，他仍然表达了他的想法，告诉瓦伦太恩“我应该喜欢娶德·散特黑夫人为妻。”他的胆量甚至使思想开放的瓦伦太恩张口结舌，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极度的惊讶出现在瓦伦太恩伯爵的脸上”，“你想娶她？”“那么，你明天不会犹豫去请求一个公爵夫人嫁给你？”纽曼不能理解为什么他不高贵，就因为他是一个制盆匠，而且，如果伯爵夫人拒绝他的话，他会感到很惊讶，因为他将“出一个好价钱。”在纽曼看来，只要他用心的话，他可以解决一切事情，因为他很“强大”，他有“能力和灵性”，最重要的是他有足够的钱。正如他对德·散特黑夫人所说：“一个男人可以给女人的任何东西我都可以给你。我有一大笔钱，很大一大笔钱如果你想光耀，在通往光耀的路上金钱能给你的每样东西，你都能得到”
瓦伦太恩对纽曼的勇气既感到迷惑又觉得有趣，但是，他并不反对纽曼的尝试：“我想她也许会被成为一个伟大的人的妻子的前景所打动。”他警告纽曼在某种程度上“无论她想做什么都不可能。”在此，他暗示了即使他姐姐同意嫁给他，他的母亲和哥哥也许会强烈反对。他提醒纽曼他成功的机会将是“对于她的思想来说，应该与众不同，出乎意料，新颖独特。不要模仿别的人，完完全全地显示你自己。”纽曼不能理解他，他感到极其遗憾，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作为一个旁观者和演员。作为旁观者，他从事态发展中获得乐趣；作为演员，他可以秘密地帮助纽曼。这样做有两个原因：第一，他喜欢纽曼；第二，他讨厌他的哥哥。
人们看到他哥哥总是和他妈妈呆在一起，他妈妈“从来不笑”，她的“面容白晳，棱角分明，受人尊重，与礼节性的凝视、有节制的微笑一道，暗示着一个已被签署和密封的文件；一件与羊皮纸、墨水和规定的句子有关的东西。”她的权威充斥着整个家庭，无人能够违背她。她的“冰冷的漂亮眼睛”叫人发抖，她甚至用它们成功地杀死了试图阻止她将女儿嫁给60岁的老人的丈夫；她的语调高傲而冷漠，“她是一个讲究习俗和礼仪的女人，她的世界是一个永远不变地发布命令的世界”。为了得到财产，她以女儿的幸福、丈夫的生命为代价。可以想象她有多么残忍、贪婪和没有人性！她指责女儿多年来第一次参加舞会没有“征求”她的意见，认为她的行为“胆大包天”，与她“三年来拒不参加社交活动”的习惯“不一致”。她对她25岁的寡妇女儿多么残酷啊！既无同情，更无理解。难怪瓦伦太恩认为他的贵族姐姐嫁给一个像纽曼一样的有钱人总比活埋在这“令人伤心的房子里”好，连英国女仆都希望纽曼能带走科莱尔，“越远越好”。
但是，这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第一次纽曼问女侯爵贝勒伽哈得是否同意将女儿嫁给他，回答是“不”；当她得知他有多富时，她最后说：“我还是一样。总的来说，我宁愿满足你，而不要使你难受。那容易一些。”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她态度的转变，从最强硬的不同意的态度到满足别人的要求。因此，三天后，纽曼接到了与她共进晚餐的邀请，瓦伦太恩告诉他他已被接受为“向我们的姐姐求婚的候选人之一”，因为“贝勒伽哈得女侯爵说假如她没有被告知你是什么人的话，她还以为你是一个公爵一个美国的公爵，加利福尼亚的公爵”。然而，贝勒伽哈得先生带着“危险的冷气，像刀锋一样薄的微笑”看着他的弟弟，警告纽曼说“你必须记住他只代表他自己说话”，预示着这场婚姻的失败，尽管他告诉纽曼“我们考虑了事情的方方面面，我们掂量这个，又掂量那个。我们的结论是赞成你的求婚。”“我将建议我的妹妹接受你。”这表明金钱产生并加剧了效果。事情进展得很顺利，不久定下了婚期。但是，随着年轻的英国贵族狄普米尔（Lord Deepmere），他们的第七个表兄的到来，婚姻泡汤了。因为女侯爵给狄普米尔“一些好建议”去“遵循”，科莱尔不得不放弃纽曼，因为她的母亲“命令”她，他们“使用权威”，“我害怕我的母亲”。最后，科莱尔进了修道院，拒绝见任何人，包括她的母亲和哥哥。
在瓦伦太恩的指导下，以及英国女仆的帮助下，纽曼得到女侯爵杀死丈夫的秘密和证据。他本来想以此报复贝勒伽哈得一家，不久便为自己的想法感到羞愧而放弃。他将贝勒伽哈得一家隐居到乡下视作对他的恐惧，认为他自己虽然没有采取行动但已达到目的。他当着特里斯特莱姆夫人的面烧毁了证据。但是特里斯特莱姆夫人驳斥他说，他“也许并没有使他们很不舒服”。因为她认为贝勒伽哈得一家认准了纽曼“突出的好性格”，他是不会报复他们的。她的想法使“纽曼本能地回头去看那张小纸片是否真的烧了；但是什么东西都没留下。”
至此，詹姆斯已经将贝勒伽哈得家族所代表的法国贵族的狡猾、贪婪、残忍、虚伪的特征暴露无遗。欧洲的文明、古老的家史和经历，教育了贵族阶级，使他们聪明、机智、临危不惧。可以说他们有良好的洞察力，天真的美国旅游者绝不是他们的对手，像特里斯特莱姆夫人这样的美国移民已经不那么天真了，也许他们住在欧洲已久，已经习惯了欧洲的文化、风俗、习惯等等。
纽曼的天真、诚实和善良不仅仅使善良的巴黎人，如瓦伦太恩和他的姐姐，爱他，也使庸俗的巴黎人，来自上层和下层的，如瓦伦太恩的哥哥和母亲，还有尼阿喜先生，反省自己，遭受良心的谴责。贝勒伽哈得一家隐居在乡下和尼阿喜先生在英国避免被纽曼认出即是证明。
威廉·迪恩·豪维尔斯（William Dean Howells）曾经向詹姆斯抱怨他前几部小说中有前途的婚姻都会以某种方式消失。的确，他大部分的作品都是关于婚姻的不幸，简略地回顾一下《美国人》中的几桩婚姻就会使对婚姻只有美好期待的读者感到沮丧。妻子蔑视他们的丈夫；夫妻之间相互冷漠，互不忠诚，没有同情心，似乎是这部小说暗含的主题，尽管大部分的评论都关注纽曼失去科莱尔。
从字里行间人们不难发现特里斯特莱姆夫妇有多么的不和谐。特里斯特莱姆夫人，一个聪明、富有想象力的女人，鄙视粗鲁的丈夫，渴望纽曼，尽管充当媒婆的角色，实际上非常嫉妒把纽曼从她身边抢走的科莱尔：“这只是德·易诶纳大街的女主人（特里斯特莱姆夫人）的稍微不正当的理论：那就是他不忠实他早期的友谊。她需要理论来解释某种她常有的道德的不安；尽管，假如这个解释不合理的话，那么一个比我深刻的分析师一定会给出正确的解释。事情把我们的英雄推到目前这么迅速的境地，使她兴致减半”。很明显，“道德的不安”实际上就是“嫉妒”，就是伤感自己嫁了一个粗野的丈夫和纽曼迅速的将兴趣从她身上移到科莱尔身上。我们甚至可以说她做媒婆的目的并不是真的打算替纽曼介绍女友，而是多一些与纽曼呆在一起的机会和借口。
像特里斯特莱姆夫人一样，年轻的女侯爵，在家庭的权威面前毫无权力，希望纽曼成为一个可能的罗曼蒂克的人选。她问纽曼对她丈夫的看法，催促他与她结成“一个攻击或防御的同盟”，反复引诱他带她去“拉丁区的舞会，那里是学生与他们的情人跳舞的地方”。最后，纽曼开始同情她了：“特别是因为她是一个愚蠢的、爱笑的、皮肤浅黑的小女人，头脑似乎有点不正常。小女侯爵有时候望着他，神情明显的热切，不可能会被认为是天真，因为献媚的神情更好地被掩饰起来。她显然要问他什么或告诉他什么；他想知道那是什么。但是，很难给她一个机会，因为，她的谈话如果与她干旱的婚姻主题相关，他不知道该怎么帮她。不过，他想象有一天她会过来（环顾她周围之后），带着激情低声说：‘我知道你讨厌我丈夫；我很高兴地向你证实你是对的。可怜可怜一个嫁给了时钟一样机械的丈夫的女子吧！这一对不和谐的婚姻跃然纸上。
年轻的女侯爵只不过是尼阿喜夫人的贵族翻版。在尼阿喜先生看来，诺埃米爱是一个“纯粹的风情女子”，“她天生就是。她母亲就是一个！”他被欺骗，“年复一年。我太愚蠢了，诱惑太大了。但是我最后发现了。在我的一生中，我只有一次是个可怕的男人；我很清楚：就是在那个时刻！不过，我不愿想它。我爱她你不知道有多深。她是一个坏女人。”回忆他的“黑暗的日子，与尼阿喜夫人决裂的日子”，老人说：“她是我的炼狱，先生！”
科莱尔父母之间的关系表明了婚姻生活的不和谐达到极致演变为可怕的犯罪。
对婚姻的恐惧使许多人只希望保持恋爱关系而不愿结婚。白布阔克的同学就是如此。
对于“民族式的人物”，评论家们争议颇大。英国评论家们似乎确信纽曼，引用杂志《雅典娜神庙》（The Athenaeum）上的话说，“聪明地再现了他的同胞的典型类型，代表了在一个好美国人应去的乐园里寻求冒险的那些美国人。”《学术》（The Academy）杂志认为：“有关他同胞的描写当然应该被认为是精确的，明显地引人同情。”大部分的英国人都不太喜欢纽曼，不知道是因为他的庸俗的美国主义，还是因为詹姆斯的人物塑造方法。美国评论家不喜欢把纽曼当作“民族式的人物”；在连载结束之前，《国家》（The Nation）杂志的一位评论员就承认“对于被迫去对一个一点儿也不具有美学吸引力的类型的人感兴趣真是令人愤怒”；《银河》（The Galaxy）杂志继续攻击：“库瑞斯托夫·纽曼先生当然很好地代表了一部分人，一部分令人尊敬的美国人，但是，他不是那一种，像詹姆斯先生自己一样生活在欧洲的美国人，有正当理由在世人面前被树为‘典型的美国人’的人”；《天主教世界》（The Cath-olic World）评论员询问这种行为是否“值得表扬：美国作家不仅仅讽刺应该讽刺的民族弱点，而且塑造一个没有文化、胆大妄为、金玉其外的傻子，将他贴上标签，作为美国人的代表？”
我认为：很多评论家都曲解了詹姆斯的本意。在《美国人》中，詹姆斯只是将纽曼当作“一种”美国人，而不是“民族类型”。为了避免这种误会，他塑造了另外两个美国人汤姆·特里斯特莱姆和尊敬的白布阔克先生来作为陪衬，暗示有各种各样类型的美国人。假如纽曼被当作整个民族的代表，那其他的两人呢？那么，为什么还会有这种误解呢？我认为这涉及到詹姆斯的叙事技巧。
我们知道，詹姆斯有关叙事视角的技巧是在第二阶段大量实验的，成熟于第三阶段，但是这不能说明在第一阶段的小说中就找不到它的痕迹，只不过它没有中后期小说那样精心安排，难免会造成视角的不一致，引起误解。这篇小说就是一个例子。前文已经提到本篇小说是作者叙述情景和人物叙述情景相结合的产物，也就是说故事主要是通过纽曼的视角来叙述，偶尔夹杂着叙述者“我”的声音，但是，题目“美国人”既不是纽曼的视角，也不是叙述者的视角，而是欧洲人，贝勒伽哈得家族和他们的贵族朋友们的视角。对于他们来说，纽曼就是“这个”美国人，他们生活中接触到的唯一的美国人。在此之前他们大部分都没有遇到过美国人，尽管有人记得曾经见过富兰克林博士。小说恰当地描写了法国那些反对共和的人，那些正统主义者和教皇权力支持者，他们带着假发，“脖子上系着1820年流行的纯洁的白布”，相信“伯伯恩的亨利五世的神圣权力会来法国当政”。题目“美国人”表明了他们高高在上、孤陋寡闻和对美国的好奇、无知和缺乏了解。用“美国人”指代纽曼，一方面，否定了纽曼作为个人的重要性，因为他的名字不值一提；另一方面，有效地将纽曼这个外国人、生意人和平民置于一个低于他们自己的次要地位，加强了欧洲与美国在文化、经济等方面的对比。而且，题目也提醒读者用贵族们看待纽曼的眼光来观察纽曼，加大了读者与纽曼之间的距离，使人们不易理解他的所作所为，就像他自己感觉的那样：“就像一只直立的狗到处乱窜”。
詹姆斯的国际性主题有个大致的模式：那就是欧洲文明的“美学形式”只是一个表象，在这个美丽的表象下掩藏着罪恶和不道德，这就需要个人的判断力和抵制诱惑的能力，因为人们只可以接受其形式，必须抛弃其内容，否则他就不可能保持自己的“洁白无瑕”，而只有毁灭。罗德瑞克·哈得森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在《美国人》中，美国清教徒对欧洲文明的反应也是既被它美丽的外表所吸引，又厌恶它内在的丑陋。白布阔克先生就是这样一个矛盾体，自己对欧洲文明既爱且恨，而且还反对纽曼盲目地接受它。
可怜的白布阔克先生特别喜欢绘画与教堂，旅行箱内带着杰姆森的著作；他喜欢美学分析，从每一件所见的东西里都得到特别的印象。但是，在他秘密的心灵深处，他讨厌欧洲，而且他愤怒地觉得有必要抗议纽曼粗野的知识大接受。
其实，他并不了解纽曼，纽曼“对于令人不舒服的思想不仅讨厌，而且有一种道德上的不信任”，当他看清了诺爱米埃小姐的真面目以后，她迷人的外表掩盖不住纽曼对她的庸俗的厌恶，即使瓦伦太恩提醒他诺爱米埃小姐“有极其漂亮的手臂”，在他眼中“她同样是一个庸俗的小傻瓜”。
可见，詹姆斯在讴歌欧洲文明的同时，也看到了它的腐败和庸俗；在感慨美国人天真幼稚的同时，也赞扬了美国价值的至高无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