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拉B·多提像许多有创造性的作家一样，詹姆斯为了捍卫他的艺术和“在作者的万神殿里确保（自己）的地位”而写作评论文章。但是他更多的是为自己的实践辩护；他是19世纪最重要的小说评论家。一生中出版了5部评论专著《法国诗人与小说家》、《霍桑》、《部分画像》、《伦敦和其他地方的小品文》、《小说家注释还有300多篇回顾》、评论和序言，以及最近由里昂·爱得尔（Leon Edel）编辑的确定版本（LC-I和LC-II）。所有的这些文章，从小的注释到主要的论文，证明詹姆斯对作为文学形式的长篇小说、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的兴趣。正如他在1864年所注意到的那样，英国和美国文学经历了“缺乏任何形式的小说批评规则”的阶段，它的“模糊而杂乱的经典”还没有被整理。在随后的50年中，詹姆斯自己发展了小说诗学，影响了未来几代的批评家。然而，他基本上不是一个理论家，也不是一个像他大部分的虔诚的弟子一样的教条的形式主义者。尽管有时候屈尊俯就了一些客观上与他相异的作家如马克吐温、D.H.劳伦斯他有意识地避免一个高高在上的声明。他大部分的判断已经经受了时间的考验；他选择了一些作家作为范例，现在我们仍然认为他们是经典，他取消的一些稍逊的天才，现在已被遗忘。
詹姆斯终身致力于源自于他的文化使命感的“宝贵的甄别工作”。发表了他大部分早期评论的期刊《大西洋》、《北美评论》和《国家》是由希望提高美国知识水平的东部评论家所创建。正如詹姆斯后来评述他的第一个指导人查尔斯·爱略特·诺顿（Charles Eliot Norton）那样，这个未来的“文化代表”在“一个年轻的蒸蒸日上的赚钱的民主中，不可避免地、但是是排除一切地忙于‘生意的成功’中起着关键作用”。因此，就像他的布来民（Brahmin）长者一样，詹姆斯追随着麦修·阿诺得树立的榜样，与“头脑膨胀的、令人尊敬的公众”的腓尼斯丁主义进行斗争；詹姆斯早期有志于教育美国人，就像阿诺得教育英国人一样；当他1876年移居英国时，他继续在大西洋两岸为“这个理想”而斗争。
他的小说理论同样受到这些远大目标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寻求给予小说家“作为一个社会历史学家的合法作用”和“消除任何一种不负责任地把他当作仅仅是虚构故事的涉猎者的说法。詹姆斯对现实主义最著名的捍卫出现在“小说的艺术”中。作为对沃特·贝桑爵士（Sir Walter Besant）一个强调娱乐故事的必要性的流行小说作家的应答，他提出“小说存在的唯一理由是它真的试图再现生活”，“现实的空气”是“小说的最高美德这个美德是其他所有美德——无可救药地、不得不屈从地依赖的”。因此，他怀疑自己对浪漫小说，或者如他所称“不负责任的小说”的品味。承认一个能够“即席创作”的作家可能诱导读者接受错误的和虚幻的东西：例如，关于乔治·桑得（George Sand），他写道：“沿着她的散文的平静的急流飘浮”，就像一个人“坐在小船上在如画的风景”前飘然滑过。但是，正如詹姆斯所怀疑的“浪漫自我的无条件的主观性和自由的潜力”（Posnock 10），他不信任浪漫主义艺术家的“……不受挑战的本能的自由嬉戏”（LC-II，1057）。这种“流畅感”，他说：“基本上必然导致某种真理（LC-II，759）。”
詹姆斯对于叙述技巧的评论一个总是使他激动的主题反映了他对小说家作为“历史学家”的合适作用的信仰。正如威廉·郭慈（William Goetz）观察到的那样，他对第一人称叙述的反对（“在一个长篇中一个注定松散的形式”）与他害怕“浪漫文学的深渊”相关；只有通过第三人称叙述，一个作者才能保持客观的程度，显示他的人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他的人物与自己控制的意识之间的关系。詹姆斯也反对被查尔斯·狄更斯和他的模仿者通俗化了的伤感风格那个“缺乏慎重考虑的、牵强附会的”事后效果使得“自然和现实无限地落后于他们，远远地在他们旁边”。最主要的是，他不赞成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家们通过使用关注他们工作的虚构本质的叙述者来背叛他们的“神圣工作”：“难以想象一个小说家把他们自己当作什么，除非他们把自己当作一个历史学家，自己的叙事当作历史。只有当作一个历史学家他才有最小的立足点。作为一个虚构事件的叙述者，他不着边际；在他的努力中插入一个逻辑的脊椎骨，他必须讲述一个假设是真实的事件。”毫无疑问，詹姆斯将会为今天的反现实主义者的游戏着迷。
但是他致力于现实主义的行为被他的“理想的重要性”的信仰合格化。而且，具有悖论意义的是，他的保守主义将他与强调艺术家个人视野而不是普遍持有的“现实”的下一代现代主义者相联系（Jones，James the Criticix）。詹姆斯有关人类本质的理论使他排斥他认为是“愚蠢、陈腐和不干净”的小说：例如，在评论一部将一个女人对她丈夫的性反感戏剧化的小说时，他抗议道：“动物和白痴依据本能而行动；教育男人和女人，甚至当他们最违反原则时，都要根据他们的理智而行动，不管多么反常，都要根据他们的感情而行动，不管是否误置。”这个评论早于詹姆斯对法国自然主义者的严厉批评，也早于他对人物更复杂动机的关注。但是，假如说他对太多感情的小说感到震惊的话，他对太少感情的小说也会感到乏味。安索尼·特热楼普（Anthony Trollope）的小说就是一个例子，他的小说处理“普通的”经验，人物很少冒险：“他是一个优秀的，令人羡慕的观察家但是他为什么不观察大事情的同时又观察小事情呢？”詹姆斯问道。至于他的朋友威廉·狄恩·豪威尔斯（William Dean Howells），詹姆斯公开地赞同他“对于熟悉和庸俗的生活成分的热爱”，但私下却强烈谴责他的“现实主义战争”，称他“最没有可能成为一个批评家”）。在诸如哈芮特·比切尔·斯托（Harriet Beecher Stowe）和海伦·亨特·杰克逊（Helen Hunt Jackson）的家庭生活的小说写作中，詹姆斯总是为资产阶级生活的庸俗和枯燥而痛惜。斯蒂芬·多纳狄欧（Stephen Donadio）毫不夸张地说，詹姆斯认为现实主义的实践或者至少低级模仿模式是“基本上从属的”。
詹姆斯因此与表面上他归属的同代现实主义者相脱离。而且，正如马希尔·雅克布什（Marcia Jacobson）所注意到的那样，19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小说的大众市场低估了作家“作为他的整个文化发言人”的权威作用。在《波士顿人》和《卡萨玛西玛公主》中，詹姆斯确实努力地想成为一个美国和英国政治运动的“历史学家”却不得不面对公众的拒绝，因为他们急切地需要一个更确定的对社会变革的解释。
然后，很自然地，詹姆斯的评论反映了他逐渐增长的对作家个人的观点正确性的信任。在“小说的艺术”中，他抵制贝桑的断言作家只从观察中写作：用足够的想象，他或她能“将气氛的真正脉搏转化成显示”。而且，他提出：“一件艺术品的最深的品质将总是生产者的大脑的品质”。有趣的是，这个声明反映了他哥哥威廉的理论，在“伟大的人”中，威廉提出个人的大脑独立于环境而起作用。
于是，对单个作家的欣赏变成了詹姆斯批评原则最重要的部分：一个作家的“特别结构”，1888年他写道：“构成了一种情形。随着他理解和进入到那种情形，批评家相应地变得聪明。”这种方法限制了詹姆斯作为理论家的发展，却使他成为一个比其他人更灵活的批评家（突出的例子是豪威尔斯和爱米丽·左拉），他们背负着“下层被压迫者”的重担。在所有詹姆斯的评论中，最重要的是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伊万·屠格涅夫（Ivan Turgenev）、沃诺黑·德·巴尔扎克（Honoréde Balzac），这些作家最直接地影响了他的小说（Veeder and Griffin 5）。回顾一下，我们发现詹姆斯并不总是那个他有时声称的公正的批评家，因为像大多数的作家一样，他经历了哈柔得·布鲁姆（Harold Bloom）令人难忘的术语“影响的焦虑”。但是，他关于这些作家的论文为我们了解詹姆斯自己的“情形”、他观点的范围和局限提供了最大的洞察力。
霍桑是一个詹姆斯一开始不愿承认的文学前辈。在某种程度上，霍桑体现着具有自我风格的四海为家的人寻求逃避的地方主义；在一个较深的层次上，他为詹姆斯提供了一个即使在试图保持“新颖的幻觉”（Rowe，Theoretical Dimensions 32）时都在模仿的榜样。1879年，麦克米兰（Macmillan）的英国文人系列专栏请求詹姆斯写作他的文学前辈的传记一个为他的职业带来名誉的邀请，因为他是唯一的美国撰稿人，正如霍桑是唯一的美国主题一样。回顾历史，詹姆斯强调了霍桑作为一个作家在一个极度缺乏“高度文明的细节”的国度里的窘境：“没有宫殿，没有城堡，没有庄园，也没有古老的乡村房屋，也没有牧师住宅，也没有茅草盖顶的别墅，更没有爬满常春藤的遗迹。”对于豪威尔斯来说，这些都是伤感小说“枯燥而破旧的行头”；但是对于詹姆斯而言，这些象征着小说家作为一个准历史学家的天命所要再现的“多种礼仪、习俗、惯例、习惯和形式”。爬满常春藤的遗迹也是如画的象征如画的一词反复出现在詹姆斯早期的作品中。1871年，他仍然认为美国“在某一点上说是一个非常充足的文学领地”，尽管是一块“只对真正拥有抓住一切的想象力的人产生秘密要想写好值得写的美国事情，一个人必须成为一个大师，比其他任何行当都有必要。但是不幸的是”，他补充说：“人们反倒不是！”。到1881年，他已经放弃这种挑战，尽管没有放弃征服的希望：“我的选择是旧的世界我的选择、我的需要和我的生命。”因此他在《霍桑》这本书中得出的寓意是“艺术之华只在土壤深厚的地方开放它需要一个复杂的社会机器使一个作者运转”这个寓意产生于他的经验和阅读。
詹姆斯对霍桑的描绘同样受到他自己创作抱负的感染。他对于霍桑作品的数量小的强调反映了他想成为一个更加“丰富的生产者”和在文学市场中取得更大成就的欲望。他对霍桑的朴实的夸大的浪漫主义者“没有一点令人不舒服的普遍观点”的声明来自于詹姆斯作为内战以后一代作家的自我意识。“好的美国人”，他说：“将会是一个比他体面而自信的祖辈更加具有批评精神的人。他已经吃过知识之树的果实。”特别是，詹姆斯谴责霍桑退缩到讽喻中去，“想象的较轻的练习之一”。当然，对于霍桑和其他的浪漫主义者来说，讽喻决不仅仅是一个练习，而是将超验价值戏剧化的一个严肃的方法。然而，詹姆斯是一个具有足够的勇气要求将浪漫气球系在地球上的现实主义者：我们需要，他宣称：“在我们的脚下感觉到呼吁我们自己的世界观和我们的观察的坚实土壤。”
但是，假如詹姆斯批评了霍桑逃入玄学的领空，他也赞扬了霍桑潜入人物的动机，探索普通经验之下的深渊。霍桑作品的“魅力”，詹姆斯勉强承认道：“在于它们瞥见了一个大的领域，人类心灵和意识的整个神秘领地。他们是道德的，他们的兴趣是道德的；他们处理着不仅仅是偶然事件、传统习惯和生活表面发生的事情。”对詹姆斯和霍桑而言，道德真理来自于“深层心理”，当人物意识到他们相互之间的复杂关系时心理戏剧就会发生。作为一个例子，詹姆斯列举了人物黑尔达（The Marble Faun），这个“有些僵化的英格兰姑娘”，在得知她朋友的罪行时失去了天真：“她没有做错事，但是，做错事已经成为她的一部分经验，她内心承载着这个讨厌的知识的重量。”这同样适用于詹姆斯自己的美国人的天真，从伊撒贝尔·阿切尔（Isabel Archer）到米丽·石伊尔（Milly Theale）。然后，逐渐地，他比他同代的现实主义者更加深刻地重视一个作家的榜样的价值一个观察到“精神生活比仅仅是视觉器官见到的事情更为复杂”的作家。
在英国作家中，乔治·爱略特（George Eliot）作为詹姆斯最崇拜的作家仙鹤独处。因为她的小说有着霍桑的作品缺乏的“丰富的细节”。他花了许多篇幅评论她对资产阶级生活和乡村生活的“描绘”。然而，一开始，他不把她当作“女性”尽管是“一个令人高兴的女性”作家。他注意到：“她有宏观的观察，一个真正的大师从她的许多敏锐的观察中的一项进行伟大的综合性的猜测都能得到真理。”假如詹姆斯将爱略特划分到较小的“画家”中去是性别歧视者的话，人们会像他一样对费力克斯·霍特（Felix Holt）和亚当·彼得（Adam Bede）这样的主人翁感到不耐烦，因为这些人物单一的美德使“感情证明自身比良心更微弱”。但是詹姆斯被她所描绘的具有瑕疵、感情强烈、变成父权文化牺牲品的女性所打动：麦吉·拓立夫（Maggie Tulliver），“值得一百个她的独断的兄弟然而，正是在生活的门槛上被迫接受他作为她的主人”；多若萨·布鲁克（Dorothea Brooke），“渴望维持精神努力的动机，但是只是浪费她的热忱，因机会的渺茫而弄脏翅膀”；衮豆棱·哈勒斯（Gwendolen Harleth），将年轻拟人化，“年轻它的热切，它的假设，它对自己的全神贯注”，但是因为悲剧性的婚姻形成了是非观念。正如许多批评家意识到的那样，多若西和衮豆棱成为詹姆斯的伊撒贝尔·阿切尔的重要模特。
然而，部分地为了自我保护，他继续强调自己的美学和前人的美学之间的区别。他坚持认为爱略特的“绘画”高于她的“写作”，把《三月中旬》称作“一个细节的宝屋，但是……是一个无关紧要的整体”。虽然詹姆斯正确地注意到爱略特稍差的小说中的结构上的瑕疵，这个评论显示出他对社会、心理小说的偏见。在《三月中旬》中，正如题目所隐含的那样，爱略特试图处理整个社区，而在《一位女士的画像》中，詹姆斯主要关注他的优秀主人翁的刻画。这个对比暗示了英国和美国小说之间的差异，女性和男性作家之间的差异：詹姆斯试图将他的女主人翁理想化，而爱略特也许更加现实一些——充分揭示了她的人物被他们与他人之间的关系所束缚，他人的故事也许值得同样的关注和同情。
不过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詹姆斯也抱怨爱略特的小说缺乏“伟大的戏剧的明暗对比”。因此，他突出他小说中的戏剧性的情节和事件（例如，使沃斯蒙得[Osmond]成为一个比卡梭本[Casaubon]更糟糕的坏蛋），小心翼翼地选择细节以避免反高潮的效果的出现（使得我们见证伊撒贝尔返回沃斯蒙得的决定而不是那个结果，而我们在爱略特的小说中则只能见到那个结果）。这样一来，似乎詹姆斯有点抵制爱略特，就像他的小说和多少有些俯就的评论所表明的那样。但是，爱略特值得被称为詹姆斯的文学母亲，因为她教会他在女性的故事中而不是在更多的传统的男性“冒险”中发现戏剧潜力。引用“小说的艺术”中著名的一句，“一个女人手放在餐桌上站起来，以某种方式望着你，是一个小事件”，他也是一个在詹姆斯感到与他的男性同辈隔离时的“令人高兴的、柔和的和具有阳刚之气的”导师。（“屠格涅夫是我的男人”，詹姆斯的人物在关于爱略特的《但尼尔·得龙达》（Daniel Deronda）的对话中宣布[LC-I，982]）。詹姆斯在1875～1876年的冬天遇到屠格涅夫，当时两人都是格斯塔夫·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文学圈的成员。但是，除了对他们的技巧表示羡慕以外，詹姆斯宣布福楼拜和他的追随者们——包括阿尔封斯·都得（Alphonse Dau-det）、埃得蒙得·得·龚古尔（Edmond de Goncourt）、爱米力·左拉（Emile Zola）是“一种奇怪的类型，知识上与我自己的同感力相距甚远”。关键问题是：经常描写性乱交的法国人低估詹姆斯作为小说作家和评论家十年来拥护的人类性格的典范。（他对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持有疑义，认为她“构思有力”尽管“自然地堕落”。但是不辞劳苦地反对左拉的娜娜：“这个只有吞噬一切的胃口和厚颜无耻的野蛮姑娘，已经成为法国小说中最陈腐的股票财产然而，屠格涅夫，像詹姆斯一样，作为一个局外人，似乎知道法国同行的知识范围之外的“奇怪而遥远的事情”。也像詹姆斯一样，这个苏联小说家赞同道德上敏感的人物的价值：“他认为有细小的主题和严肃的主题，而后者好得多，好处在于它们给我们绝对提供大量的有关人类思想的信息。”
如果说詹姆斯崇拜屠格涅夫的心理穿透力，一个原因就是两人都有相似的男性和女性的作用的观念。在屠格涅夫的小说中，正如詹姆斯注意到的那样，“正是妇女和年轻姑娘主要代表着意志的力量抵制、等待和获得的力量”，。这个断言同样适用于詹姆斯的作品，从“毛威夫人”（“Madame de Mauves”）到《金碗》。屠格涅夫的男人，像詹姆斯的“可怜的、敏感的绅士”一样，都是典型的“在冲动、谈话和情感反应方面自然强大，但是在意志、行动、感觉和独立做事方面虚弱不堪”（LC-II，1250，977）。（确实，《处女地》中的那西单沃夫[Neshdanoff]是《卡撒玛西玛公主》中黑阿辛斯·罗宾逊[Hyacinth Robinson]的直接灵感：“这个‘美学上’的年轻人，冒险玩革命的游戏，发现革命是一个粗劣的、丑陋的、庸俗的、而且更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事情；现实使他极度厌恶”这里的相似性绝非偶然：作为离开他们本土国家的人，作为工作在由女人占优势的类型中的男性作家，詹姆斯和屠格涅夫发展了人物类型学，反映他们自己的一些焦虑。
屠格涅夫不仅用有用的肖像装饰了画廊，而且在艺术创作中指导詹姆斯。与作哲理研究过多，而且有热衷于完整的情节的弱点的爱略特不同的是，屠格涅夫开始于“某个人或某些人的视角使他感兴趣、吸引他，就像他们本人，通过他们的所为”至此，他与法国人保持联系，因为他是“一个作记录的故事讲述者”，仔细地注意细节；“一个想法，对他而言，是如此的一个人，有着这样的鼻子与下巴，那样的帽子和背心，与它有同样的关系，就像印刷字的模样与它的意义相称一样”。但是，他在对“富有诗意的事物”的感觉方面，他的人物的内在的“陌生性”方面，选择激发性的用词而不是“太强烈、太完全”而不能表达这种神秘感的词汇和短语方面，都超过法国人。而且，正如戴尔·皮特森（Dale Peterson）所观察到的那样，屠格涅夫的现实主义是一个诗意的而不是一个科学的现实主义，依赖于“观点和视角的作用”，强调“人类洞察力以从甚至是最浓缩的……偶然的现实中提取感觉到的价值”。詹姆斯特别崇拜屠格涅夫避免一般概括的评论方法：“这个诗人从不表演合唱；情形为自己说话。”因为他使用他的主人翁作为结构“中心”，屠格涅夫的作品以“紧凑著称”一个英语小说缺乏的美德，对此，詹姆斯伤心地说：（英语小说）“总的来说已经意味着是一台沉闷的、无形的、散架的机器”在他30年后写作的序言中，詹姆斯说明了他从这位苏联大师的身上学到的东西。确切地说，他有时抱怨屠格涅夫“极其苛刻”地对待生活）；但是正如皮特森注意到的那样，两个作家都将“喜剧的思想”置于他们表面的“悲剧手法”上
詹姆斯和巴尔扎克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而且更有问题。霍桑、爱略特和屠格涅夫给这位评论家的印象是“伟大的良心和伟大的头脑”。詹姆斯注意到：“他们关注道德的问题；他们被一个道德理想所萦绕。”然而，巴尔扎克主要是一个性情极其温和的人个奇异的本质。詹姆斯赞扬他建立了法国文学类型中最具特征的“现实主义的、描写性小说”；因此，福楼拜和他的追随者们，“这些新的现实主义的信徒们”都是“巴尔扎克的孙子”。都是，詹姆斯遗憾的是这个“历史学家”，虽然比他的晚辈们伟大，却没有再现“高尚的美德、知识的美德”。特别是在巴尔扎克的女性人物中，詹姆斯发现“性的质量过分地得到强调，而良知则分地牺牲于此”；即使是小说家假定的圣人都拈花惹草，或者用他们的荣誉交换金钱。
不过，多亏“他无比生动的想象力”，巴尔扎克超越了詹姆斯通常的道德类别。巴尔扎克的伟大性的论证已由黑坡赖特·泰恩（Hippolyte Taine）完成，詹姆斯承认他的研究是唯一“值得这个主题的”。泰恩论证道：巴尔扎克不仅仅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而且是一个“现实主义浪漫家”，试图从他观察到的数据中归纳出普遍真理。在19世纪法国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巴尔扎克寻求“心灵的永恒历史”。跟随着泰恩的领导，詹姆斯注意到巴尔扎克将他的人物转化成类型，他的背景转化成象征。于是作者的父亲郭黑沃（Pére Goriot）变成了另一个李尔王，“被分散的父爱的”化身，而这所“破旧的Vau-quer房子”变成了“广大戏剧的舞台一种对人类生活的集中聚焦，敏感的神经向无边无际的宇宙辐射”。因为巴尔扎克的人物大于生活，所以詹姆斯接受了尽管是小心翼翼地泰恩的论述：这样有力的人物应该受到崇拜，即使他们非常腐败和邪恶。“‘巴尔扎克热爱他的瓦拉里（Valérie），詹姆斯引用泰恩为堕落的马内菲夫人（Madame Marneffe）的辩词写道。皮特·布鲁克斯（Peter Brooks）观察入微地阐述了巴尔扎克和詹姆斯笔下的哲学对夸张的修辞手法的不同品味。与他们的更具怀疑性、拥护物质主义和新科学的同代人不同的是，两个作家都被促使“通过习俗去寻找更深层次的存在源泉”，使读者接触到“事物表面之下的善与恶的冲突”。也许不可避免的是，情节剧提供了一种在基督教失去了统一的力量，而神话制造成为个体艺术家的行为时再现神圣的方法。
19世纪70年代，詹姆斯对巴尔扎克的“活力与肤浅的不同寻常地统一”迷惑不解，赞扬他的“力量”，但是强烈谴责他的粗鲁和庸俗。然而，当他写作自己的小说时，詹姆斯更多地使用巴尔扎克的作品而不是其他任何作家的作品作为源泉（Tintner，Book World 246）。在世纪转折期他创作的主要时期，他跟随巴尔扎克的榜样，将全部价值给予凯特·科洛伊（Kate Croy）和夏洛特·斯当特（Char-lotte Stant）这样的人物，虽然他们的行为有理由，却应受到谴责。正如他在《金碗》的序言中所解释的，他放弃了“作者的模糊不清的庄严”，以便“进入舞台”，与他的对手一道“生活、呼吸、摩肩接踵”。然后，自然地，詹姆斯感谢这位大师，从他那里，他已经“比从其他任何人那里学到更多的从事神秘的小说创作的知识”。1902年，他将自己比作一个浪子返回到“父亲的门槛和壁炉边”；1905年，在对一群美国听众讲演“巴尔扎克的教导”时，他称巴尔扎克为“我们所有人的父亲”。巴尔扎克，他说，超越了胆小的盎格鲁·萨克逊人，因为他已经进入到他人物的意识，他们的“自己的皮肤和骨髓”，也因为他意识到他的方法和目的：“在他的手中，一个图片的所有成分的融合，是完整的关于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事戏剧的各个成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再一次，詹姆斯遵从泰恩的主张，泰恩赞扬小说，认为在小说中最大的力量得到最大的发展就是说，小说中情感最激烈的人物，随着使他们成为目前状况的条件的变化，得到最充分地戏剧化。
因此，霍桑、爱略特、屠格涅夫和巴尔扎克是对詹姆斯影响最大的作家。他们的作品是詹姆斯用来处理一些小作家作品的试金石。阅读詹姆斯关于这四位小说家的文章，人们可以看到但尼尔·希沃日（Daniel Schwarz）声明的效用：詹姆斯帮助建立了英美批评的人文主义传统一个传统，其日后的倡导者包括F.R.李维斯（F.R.Leavis）和威恩·布什（Wayne Booth）。所有这些批评家都针对历史的混乱寻求秩序，所有的人都将美学从属于他们的道德价值，即使在讨论形式作为一种揭示主题中内在的意义时也是如此（Schwarz1-3）。在詹姆斯看来，霍桑、爱略特和屠格涅夫主要以他们的道德想象而著名：他们不仅仅创作了道德上有意识的人物，而且使这个意识经常是良知进入到小说的主题和形式中心。詹姆斯对爱略特的多若萨（Dorothea）的评论暗示了他对此类人物塑造所附带的价值：“我们相信她如同相信我们假定在某一个晴天会遇到一个女人时我们应该发现自己正怀疑灵魂的不朽。”这个说法不适用于巴尔扎克的人物，然而，詹姆斯渐渐羡慕这位小说家的想象力，他将隐藏的精神价值戏剧化的能力。正如皮特·布鲁克斯所说，巴尔扎克也可以被视为一个人文主义者，他对神圣的信仰与福楼拜和他的追随者们所采取的“解构和淡泊的物质主义态度”形成鲜明的对照。
在他的晚年，詹姆斯有了足够的自信心去赞扬他认为是对手的作家。他承认，除了犬儒主义之外，福楼拜是一个文学风格的大师：“他的生活就是一个珍珠潜水者的生活，当他在摸索无价的词语时，在浓厚的成分中屏住呼吸，被谴责着一次又一次地下潜。”同样地，他赞扬左拉是一个史诗作家，虽然是恶臭的小说作家。“他的个性是最终弥漫盛行的东西，经常像一个容器中的货物使自己被不断受到袭击的感官感觉到。”威廉·伟德（William Veeder）观察到詹姆斯晚期文章中使用的隐喻是批评家不断增长的灵活性的标志。而他早期的声明往往是教条性的，他的晚期风格使朴素的道德主义失去勇气，与此同时又避免了另一个极端朴素的相对主义。
但是假如詹姆斯变成一个更加不落俗套的批评家的话，当他凭自己的权利发挥大师的作用时他的兴趣范围缩小了，这也是事实。19世纪90年代，他实际上放弃了评论流行小说的实践，宁愿写长长的文章论述他羡慕的作家。作为一个曾经努力却无法获得广大读者的作家，他对期刊有某种蔑视，把他们比作不能跑的火车，除非座位满了，而客人只要外表堂皇就行。接着，他也发现，具有指导性的“案例”逐渐难以找到。在法国，巴尔扎克和福楼拜的模仿者绝对次于肇始者；因此詹姆斯就作者们“他自己的房子他自己的年轻及其第一次好奇和反映的不可恢复的新鲜感写回顾性的文章”。在美国，一代地方性色彩的作家，包括韩姆林·伽兰得（Hamlin Garland）、布热特·哈特（Bret Harte）和玛丽·威尔金斯·福瑞曼（Mary Wilkins Freeman），已经表明美国也许确实对具有抓住一切的想象力的人产生秘密。詹姆斯在一个系列的“美国文人”（1898）专栏中赞扬了这些作家，然而承认在自己和其他人的观点上存在差异。“我已经与我的国人失去了联系”，他后来对伽兰得坦白（Garland 93）。在英国，在世纪之交，最时髦的作家是“厚重的”小说家，包括阿诺得·贝内特（Arnold Bennett）、康普顿·麦肯日诶（Compton Mackenzie）和H.G.威尔斯（H.G.Wells）。詹姆斯把他们的艺术比作榨取桔子汁一个隐喻既暗示着生活的丰富性又暗示着他们处理艺术的粗糙性。至于那些年轻的、不那么著名的、将作品呈献给他的作家，他的反映是想象他们的小说将怎样用詹姆斯式的方式重写，用一个中心人物作为统领全局的意识。
这样，在他后期的批评著作中，最重要的是他为自己的小说和故事所写的纽约版序言（1907～1909）。在一定程度上，正如托马斯·赖奇（Thomas Leitch）所注意的，詹姆斯的目的是为“他的想象视野的权威性”做广告（24），就像詹姆斯赞扬霍桑、爱略特和屠格涅夫的人物一样，现在他注意自己创作的人物的优秀品质：“我坦白我从未看见人类的风险中主要兴趣只在于意识臣服于良好地强烈化和宽广地拓展。”（确实，他把一些作品排除在该版之外——例如，《华盛顿广场》和《波士顿人》对于这些作品，这一原则不易适用，他修改其他作品以增加中心意识的范围。）他坚持，他的人物的经验感将世俗的事件转化“成戏剧的素材，或者，用更令人高兴的词汇，转化成‘故事’。他也强调了他对“建筑”的关注，因为“仅仅是写作都是一种积极的美丽”。他承认，确实，在威廉·M·萨克雷（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亚历山大·大仲马（Alexandre Dumas）和里欧·托尔斯泰（Leo Tolstoy）的散漫的小说中也许有“生活”，“但是，如此松散、膨胀、充满任意、偶然、奇怪成分的怪物，在艺术上意味着什么呢？”
然而，序言破坏了詹姆斯作为形式主义大师的神话一个永久存在的神话，有时，被小说家自己，有时，被他更加教条的弟子们接受为真理。不过，在这些文章中，詹姆斯承认自己视野的有限，如当他提及由现代旅游者和美国生意人展现给他的“深不可测的”神秘时。在一个著名的段落中，他提出“小说的房子”有无数的窗子，每一个都由艺术家的“个人意志的压力”所创造。许多评论家都已注意到詹姆斯在他的小说和评论中对于视角的关注，震动了现实主义小说的哲学基础；采用视角作为统领原则就是否认“一个真正视角”的存在。
即使在写到他的成就时，詹姆斯也经常不那么权威。虽然高兴于他“故事中的故事”，他承认忘却了一些故事的起因，他不能挖掘出“被埋藏的酵母”。（例如，《悲剧的缪斯》，他称之为“一个可怜的、无父无母的、一种没有登记的、不被承认的出生”。）更加关键的是，他认识到意图和执行之间的沟壑：“唉，一个人的计划是一件事，一个人的结果又是另外一件事。”《尴尬的年龄》中的一段序言总结了多次他被他的材料牵着鼻子走的例子：
小的想法人们将不会处理，除非为了保持小的设计，已经发展的情形人们不会带着恶意的预谋去从事，长的故事完全曾经打算是短的，短的主题却设计成长的，适度的开端的虚伪，误置的中部的妄为，意图的胜利从来没有享受到当我环顾四周时，我发现我的经验由这些补丁铺了出来一个什么也不缺的经验，除了，我承认，对最后教训的把握。
詹姆斯小说的读者，因为小说多种多样的含混性，确实在此学到不少东西：像所有具有创造性的作家一样，小说家不能完全控制他的文本的结构和语言的游戏，因此创造了永远也不能解决的阐释性的问题。（麦吉·威威[Maggie Vevrer]是一个圣人还是一个女巫？我们从斯特莱塞[Strether]最后的放弃行为中得出什么结论？）在修改他的早期作品时，詹姆斯确实试图发掘它们的“被埋藏的秘密”。但是一些“意图”，他承认，“埋藏得太深以至于不能再出现”，而另外一些又“太值得被埋藏了”。当他修改以后，写出新的文本，产生新的阐释性的难以回答的问题。
而且，尽管他以一个形式主义者著称，他徘徊于他究竟应该努力做到控制多少形式的问题。在“小说的艺术中”，他坚持“没有经过重新安排的生活”，接触到真理，比“经过重新安排的生活”更合人意，后者只不过是一种“折中物和惯例”。他补充说：“抓住正确的音符和诀窍，生活的奇怪的、不合规则的节奏，这正是活泼的力量使小说拜倒在她的脚下的努力。”在《一位女士的画像》的序言中，即使当他羡慕他为他的女主角修建的“方正而宽大”的房子时，他也作了一个决定性的坦白：“我想，我与其要多一点不如要少一点的结构当它有危险会干扰我对真实的掌握时。”似乎存在着两个詹姆斯：一个想要控制他的材料的“欲望和背叛”的形式主义者，一个是赞扬它的“扩展的无限制增加的原则”。曾经写过詹姆斯小说的解构主义潜质的约翰·卡罗斯·柔（John Car-los Rowe）引用詹姆斯的话说，小说显得“对它的人物来说更加真实，随着小说拉紧，或者试图爆发，带着潜在的奢华，它的沃土”。如果詹姆斯关于“对完整意义的冲动”是模棱两可的，那么，他确实为那些寻求解释的人清除了道路。
应该提及的是詹姆斯从未承担的作用他自己小说的解说员。确实，他的序言提供的线索激发了而不是解决了争论。《螺丝在拧紧》就是一个例子：那些相信鬼怪的人引用詹姆斯的辩护“纯粹简单的神仙故事”来反击“仅仅是现代‘精神’案例”；那些怀疑女家教的人引用他的提示她对于“畸形物和不明确的事”的解释，不同于她对它们的“记录”，远不“透明）。”在许多事件中，詹姆斯把阐释的负担留给了读者。“使他思考这个罪恶，让他为自己思考它，你就从虚弱的具体化中解脱出来。”确切地说，詹姆斯会对一些理论家的“读者的诞生”附带着“作者的死亡”的论调大吃一惊。但是，当他重读他的小说和故事时，他意识到有“更多的闪亮的银鱼在他（努力）的深海中漂浮，远远多于他撒出去的最宽的大网能够打捞到的。”结果，他请求他的读者与他合作，邀请他们“在（他的）陪同下再次做梦”。
回顾一下詹姆斯的批评，人们注意到一个悖论。与他的同代人相比，他有些保守；但是从我们的观点来看，他的写作具有预言性，而他的同代人的作品似乎已经陈旧了，如果没有过时的话（例如，对照一下，“小说的艺术”与豪威尔斯的《批评与小说》或者是左拉的《实验小说》。）他的早期评论有着一个严肃的有时是一个声嘶力竭的年轻的保守主义者试图从混乱中带出秩序。在一个不断增长的民主社会里，他为“这个理想”而与庸俗作斗争；在一个不断增长的世俗时代，他证实自己的“信仰于人类的意志和性格之中”。因为这个信仰，他在19～20世纪将小说视为所指的无穷无尽的游戏的批评家中卓尔不群。“使用目前的术语”，但尼尔·希沃日写道：“詹姆斯信仰在场的形而上学。”
但是，环境促使詹姆斯变成一个比他的初衷更加自由、向前看的批评家。他从读者那里遇到的抵制使他明白他的观点，无论多么聪明，只是众多者之一。他对其他作家的崇拜导致他将批评家的作用定义为“艺术家的真正帮手、一个高举火把的前驱、阐释者和兄弟”。众所周知，他的著作被广泛阅读，他邀请今天的批评家将他的小说放在众多的语境之中：如果说他对“深层心理”的关注将他与“盎格楼·萨克逊”相联系的话，他对文学风格的关注将他与法国人相联系。
最后，詹姆斯觉察到他的作品容易引起多种阐释，他作为大师的作用还远不十全十美。他对于他的小说给出的阅读也许会非常吃惊，但是他会赞同“有创造性和成熟的”批评。这样的批评，他相信，将会培养不仅是老的大师，而且会发展新的大师。当他在“小说的未来”中写道：“一个沉溺于反思和喜欢想法的集体将会对‘故事’做试验，而一个主要投身于旅游、射击、做生意和踢足球的集体是不会这样做的。”我们中的那些声称是第一集体的成员，甚至是第二集体的成员，会乐意承认詹姆斯是我们所有人的父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