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略地概括了国外詹姆斯的研究状况后，再来谈谈国内的研究情况。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詹姆斯的专题研究仍然寥寥无几。据统计，从1994-1999年期间，在期刊上能检索到的詹姆斯研究文章只有20篇左右，其中部分理论与技巧研究6篇，研究《一位女士的画像》的作品4篇，研究《黛西·米勒》的作品4篇，文化研究2篇，文体研究1篇。
1994年李知论述了《阿斯彭文稿》的艺术空间；同年，吕顺景发表了《亨利·詹姆斯与现代主义文学》，探讨了亨利·詹姆斯作为一名著名小说家和文学评论家所取得的艺术成就，发掘了他在小说创作方面的特色，认识到亨利·詹姆斯在英美小说史上作为文学现代主义先声而享誉文坛的独特地位。
1995年，张勤和熊荣斌合著的“《黛西·米勒》的构架及意境试析”从点、线、面三个层次分析了《黛西·米勒》的结构特点，探讨了这部小说的构架对意境形成的影响。韦小伟的“《贵夫人画像》中的文化融合意识”从小说的人物塑造、背景、结构几个方面入手来探讨詹姆斯的文化融合意识。陈慧良认为伊甸园的故事构成了《一位女士的画像》的框架与结构，还作为一个寓言为这部小说提供了形而上学的意义所指，即关于命运、寻求与选择的主题。孙华祥认为《宝石》是一个关于人性的故事，剖析了人性的贪婪、虚伪以及对清白的背叛。小说迂回的文体很容易使人望而生畏，但因为没有给读者一个世俗的解释，反而产生了独有的、詹姆斯式的巨大力量。张怀久分析了短篇小说《赝品》的主题。
1996年发表的两篇文章都是对亨利·詹姆斯心理现实主义的探讨，一篇是罗坚的“现代心理小说的开拓者——亨利·詹姆斯”，另一篇是高翔的“心理现实主义及其奠基人亨利·詹姆斯”。
1997年，季忠民介绍了亨利·詹姆斯及《黛西·米勒》的主题；郑达从交换经济的角度评论了《美国人》；王玲从詹姆斯圆周文体及句式、情节与人物刻画中的拖延对《专使》中的语言文体进行了研究。
1998年，李丹娜发表了《亨利·詹姆斯的文学创作与批评》；王丽亚从聚焦折射下的人际关系探讨了《金碗》的聚焦模式；吴彩亚从女主人翁自由梦的破灭以及奥斯蒙得对四位女性的不同程度的虐待入手，探讨奥斯蒙得的邪恶本质；付新宇赏析了《黛西·米勒》；王跃洪评论了《赝品》。
1999年，李宏鸿论述了《红字》和《奉使记》中的爱情主题；杨厚玲认为《贵妇画像》体现了詹姆斯的创作风格：国际性体材、女性中心人物和心理描写，分析了伊撒贝尔的回归；陈明瑶在“论亨利·詹姆斯的小说技巧革新”中，论述了这位跨越两个世纪和英美两个英语国度的杰出作家，以其长期探索和大量试验，在理论和创作实践两个方面，完成了英美小说从传统向现代的过渡，使小说题材取向改变，叙事结构、叙事手段及语言的整个叙事模式得以革新。吴彩亚分析了黛西·米勒的形象：新大陆自由精神的体现者，清新、自然、执著，但她文化教养的某种不足妨碍了她成为一个坚强而完美的典型。
2000年以后，对于亨利·詹姆斯的研究逐渐增多。2000年，杨厚玲认为亨利·詹姆斯在《一位女士的画像》中一反传统作法，赋予了伊撒贝尔未来主义的意识和倾向，因此开创了未来主义的先河；代显梅的《亨利·詹姆斯的欧美文化思想刍议》以詹姆斯早期的几部长篇小说为例，探讨了詹姆斯的文化融合思想：立足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在肯定美国的道德精神和自由活力的基础上，通过吸取欧洲文化中的审美与经验，提出融欧美文化于一体的理想的文化模式，这是对爱默生独立自主思想的补充与发挥；祈和平从道德冲突和文化错位出发剖析了黛西·米勒的悲剧根源；张宜在“论伊撒贝尔·阿切尔的人物刻画”中运用里蒙·凯南的叙事理论分析了伊撒贝尔·阿切尔的人物形象，用散落于文本中的人物标记推测出的人物特征网络使其独立于文本；王跃洪发表了“亨利·詹姆斯作品的艺术特点”；吴彩亚的“亨利·詹姆斯创作的文化心理探析”，通过对詹姆斯不同创作期的代表作品的解读演绎了他有关欧美文化融合的文化心理生成与发展的轨迹。
比较研究有王圣思的“同一爱情悲剧的不同变奏——屠格涅夫的《阿霞》与亨利·詹姆斯的《丛林猛兽》比较”一文，从两篇小说的构思布局的相似发现，詹姆斯对屠格涅夫小说艺术的推崇，一个作家对另一个作家的影响。
2001年，温力亚的“亨利·詹姆斯：现实主义、心理现实主义和意识流”以詹姆斯的创作手法为切入点，指出心理现实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内在联系，以及与意识流小说在创作技巧、表现等方面的不同，从而明确亨利·詹姆斯的小说与意识流小说的区别；龙昕在“探寻不同文化的融合之路——解读亨利·詹姆斯作品中的国际文化主题”一文中，发现詹姆斯小说中的欧美文化经历了一个由相互冲突到相互融合的发展过程，他的早期作品主要展现了两种文化的相斥，而在晚期作品中，这种对立在主人翁身上表现为融合；王跃洪在“情景·人物·结构——评亨利·詹姆斯的《四次会见》”一文中，对《四次会见》的思想意义、人物描写、小说结构和叙事方法进行了分析，阐述了詹氏的“油灯说”在其作品中的作用；周丽华在其“从两种文化的碰撞走向融合——评亨利·詹姆斯的《一位女士的画像》”一文中，通过分析主人翁伊撒贝尔在与移民欧洲的美国人交往中发生的碰撞及碰撞后的反思，去挖掘作者本人和主人翁内心深处渴望融合欧美文化的美好愿望和由此引发的焦虑与期盼。
2002年，王丽亚的“亨利·詹姆斯《悲剧缪斯》中的性别与殖民意识”，从探讨小说人物关系入手，揭示小说在展现性别意识形态的同时对英国殖民主义和强权政治提出了批判；陈丽讨论了伊撒贝尔的自由观，指出伊撒贝尔对自由的追求体现了一定的矛盾性：在追求自由和知识的同时，她并不反对社会的正统权威强加在女性身上的传统价值及道德规范；张新军和杞永康合著的“《螺丝拧紧》的叙述视点”从分析视点入手，认为《螺丝拧紧》的叙述模式颠覆了小说意欲创造的鬼魂故事的真实性幻觉，小说的叙事话语通过突出叙事行为本身创造了文学性的效果，叙事作为人类存在模式与思维功能对生活经验具有构形作用；肖婉丽分析了《淑女画像》中伊撒贝尔的婚姻悲剧；魏钟的“从全知视角到有限视角——论亨利·詹姆斯对小说叙事角度的创新”说明了詹姆斯是小说叙事角度革新的先行者之一；代显梅的“天才之死——《罗德里克·哈德逊》的一种文化解读”，通过分析同名主人公的死因，试图说明詹姆斯对19世纪面临双重身份的美国艺术家命运的思考；肖婉丽在“亨利·詹姆斯对理想文明的追求”一文中指出，通过新旧两大陆文明的对比，詹姆斯试图发现并阐释一种新的文明社会，使人类能在更高层面上和谐相处。章汝雯在“《贵妇画像》中的跨文化交际问题探讨”中，从跨文化交际角度，剖析了伊撒贝尔在婚姻方面所作的选择，认为她是小说中跨文化交际的最大失败者，并对其失败原因作了分析；罗媛和殷企平合著的“家庭女教师的悲剧性困境——解读《螺丝在拧紧》”展现了维多利亚时期男权文化背景下的家庭女教师的悲剧性困境，以及这种困境所折射的社会现实；史晓伟从文学中的鬼怪现象解读了“亨利·詹姆斯笔下的幽灵——谈‘布莱庄园的怪影’”；郭国旗发表了“《黛西·米拉》的视角”；陈亦燕的“兼容还是拒绝——《黛西·米勒》与文化冲突”，探索了以一种天真自然的处世方式闯入一个信奉程式化礼仪规则的环境时，两种文化产生的碰撞、冲突，小说中的人物因接受了不同文化，面对跨文化交际过程中难以避免的矛盾，选择了不同的行为方式：兼容或拒绝；崔少元的“结构主义与亨利·詹姆斯的小说理论”一文，借助于结构主义、叙事学的有关原理，透视和分析了亨利·詹姆斯小说理论中的现实主义观、结构观和视点说。
2003年，朱莉、朱萍的“浅析《黛西·米勒》的喜剧艺术”一文，认为无论是国际背景的描绘，还是人物形象的刻画，或是叙述视角的转换，都渗透着浓郁的喜剧色彩；王玲在“亨利·詹姆斯《专使》的圆周文体效应”一文中指出：《专使》中圆周句众多从句和插入语的扩展模式是主人公推迟其专使使命结束的方式，圆周结构拖延句法完结和推迟具体指明的战略运用于句式、情节安排与人物刻画诸方面以创造悬念和模糊效应。对话中的断句和疑问成分反映主人公有意识却迟疑拖延的倾向、抽象且详尽修饰和限制的精神过程和模糊知觉。作家在《专使》中构建了庄重地模糊而抽象的圆周文体，巧妙地突出了小说的情节、人物个性和主题内涵；顾超美和高翔合著的“一个性格被自由毁掉的自由追求者——试论《贵妇画像》的创作特色”一文，论述了詹姆斯采用国际主题作为中心素材，并使用隐喻手法，描写了一位天真、单纯的美国姑娘，为追求自由和独立来到欧洲，最后其个性被她所追求的“自由”所毁掉的心路历程。王珊在“亨利·詹姆斯的《金碗》：婚姻的寓言”中探讨了婚姻主题，通过对文本的分析，展示主人公们对“金碗”的印象和对婚姻的理解，以及“金碗”与婚姻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人物的婚姻观和“金碗”的寓意；陈平在“语言、现实和欲望——詹姆斯小说《波士顿人》与扭曲的现实”一文中认为，《波士顿人》是一部被忽略和误读的小说。这篇文章研究小说的叙事话语及其对人物行为、心理的影响，探讨了直接话语、间接话语、自由间接话语在小说里出现的情况。通过解释这些话语与言语行为的关系，论文提出，读者读到的这些语言学意义上的话语实际上也是权利话语，反映了复杂的人际关系，表现出强烈欲望的冲突。作为现实主义小说，《波士顿人》独特的语言特征使它超越了现实主义小说比较直接的再现形式，具备了罗曼司文学和现代派文学的特点，所以，简单地为小说贴上“现实主义”的标签是不足取的；林斌在“浅析亨利·詹姆斯小说《美国人》中的哥特成分”一文中认为，在《美国人》中，为了强调欧洲和美国两种价值体现的不相容性，詹姆斯特别借助了哥特式小说特有的艺术表现手法，这篇文章分析了这些哥特成分在小说的整体设计中如何造成“陌生化”的效果，从而有效地起到强化作品“隔绝”主题的作用；陈平的“亨利·詹姆斯的小说批评研究”一文，主要探讨了詹姆斯的文学批评实践，着重分析了现实主义传统、罗曼司传统，以及其他艺术派别对詹姆斯构建理论体系的影响，也分析了詹姆斯对英、法、美文学或文化关系的认识，通过这样的考察可以看出：詹姆斯阅读、吸收了许多作家的创作方法，提炼出一些规则，并对传统作了创作性地转化，他的论文集表明他在现实主义、罗曼司等文类上所下的功夫最多，这说明他并未抛弃传统，而是结合自己的创作体会，以及现代社会对小说形式提出的要求，发展出一套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
比较研究有黄立华所作的“亨利·詹姆斯和西奥多·罗斯福的性别观”，重点分析二者对“男性”与“女性”社会角色的不同认识，探讨两者之间的差异对美国社会、文化、习俗、道德观念等因素的影响与作用；王敏琴的“无为而无不为——《道德经》在詹姆斯作品中的体现”一文，以短篇小说《丛林猛兽》为例，说明詹姆斯待人接物、处理问题的方式是退隐、守柔守弱，是“无为而无不为”哲学思想的体现，他中期，尤其是晚期的写作风格——含蓄、虚实结合，是其作品晦涩难懂的原因之一。
2005年，陈平的“亨利·詹姆斯小说理论体系初探”主要研究詹姆斯小说理论专题论文和“纽约版小说序言”。论文指出：专题论文“小说的艺术”是关于现实主义小说艺术的宣言，另外几篇专题论文也作出了相当明确的理论表述，“纽约版小说序言”结合詹姆斯本人的小说来谈创作，可信度很高，堪称宝贵的理论资源，但是作为经典小说理论的代表，其理论还不够完善；郭国旗在“《螺丝拧紧》之叙事探析”中认为，詹姆斯在该篇的叙事旨在戏剧化地再现社会重负下的女性心理问题；房定坚分析了“亨利·詹姆斯晚期小说的语言”；张军的“腐朽的百合花——从人物原型看《旋紧螺丝》的道德主题”一文，介绍了自作品发表以来读者的接受反映，评述了最初的鬼怪说以及后来肯顿和威尔森幻觉说的不足之处，着重介绍了罗伯特·黑尔曼的道德说，利用原型批评方法对人物进行了分析和论证；田花月的“权力话语理论与黛西·米勒悲剧的成因分析”一文，运用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从黛西·米勒和权力话语冲突的内容和实质两方面重新解读《黛西·米勒》，不难看出权力话语通过规范人的行为，可以把异己的“他者”置于死地；郭国旗在“亨利·詹姆斯叙事的视角模式”一文中认为：作为英美现代试验小说的先驱，詹姆斯通过长期的创作实验，在小说题材和创作技巧上实现了由传统“外倾”向现代“内审”的美学过渡。詹姆斯的视角模式是他赖以构建小说世界的基础，它拓宽了小说的审美空间，使小说获得了再现心理现实的新角度。文章通过对詹姆斯三篇代表作的视角分析表明视角模式能够为读者打开一扇窥探他小说神秘世界的“窗户”；吴玲的“伊撒贝尔的自由悲剧——解读亨利·詹姆斯的《贵妇人画像》”一文，从存在主义，尤其是萨特存在主义自由观角度，阐释了伊撒贝尔的婚姻悲剧事实上是她自由的悲剧；熊弈和尹立军合著的“《阿斯彭文稿》中性别意识的解读”一文认为：《阿斯彭文稿》中隐藏的性别意识首先表现在作者在不动声色中对故事叙述者动机的消解，叙述者对阿斯彭文稿的狂热追求掩盖着他对名利的疯狂追求。其次，作者也成功地消解了叙述者的男性中心主义，因为在叙述者看来，女性的最终价值体现为“物化”的价值。作者对于《阿斯彭文稿》中体现出来的性别意识不是直接说出来的，而是通过作品中的“隐含作者”隐晦地表达出来。
比较研究有张勇的“命运与艺术的取舍——金圣叹、梁启超、詹姆斯小说理论的‘对话’”一文，通过对金圣叹、梁启超、詹姆斯小说理论异同的考察，在历史进步和中西文学比较的框架上进一步深入清理了小说价值的认识系统，并就这些认识系统对小说创作的影响作出了简略的说明和判断。
2006年，刘月的“《贵妇画像》中女性角色的刻画”一文，从对女性角色的刻画入手，进一步分析了19世纪女性所面临的社会问题，号召妇女为争取自由独立而斗争；李晨歌的“《华盛顿广场》中的斯洛泼医生——亨利·詹姆斯心理现实主义的首次成功尝试”一文认为：《华盛顿广场》是一部写成于作者创作生涯早、中期之间的小说，其中的人物刻画，尤其是对斯洛泼医生这个主要人物的描画塑造，显示出詹姆斯心理现实主义最早形成的过程与痕迹；李雪莲的“浅论亨利·詹姆斯的后期创作”一文，结合詹姆斯后期的具体作品分析其独特的小说创作风格：语言含蓄、节奏跌宕，后期小说更注重小说的形式和叙事角度，将詹姆斯定位为现代主义作家；林莺和张科峰合著的“个性心理对亨利·詹姆斯及其作品的影响”一文认为：个性对于詹姆斯获得文学上的成功并使其区别于其他作者非常重要；陈湛妍的“回归无爱婚姻的命运——伊撒贝尔·阿切尔悲剧探因”一文表明，女主人公伊撒贝尔的性格缺陷预示了她的悲剧命运，使她沦为无爱婚姻的牺牲者，传统势力碾磨、现实社会的束缚以及作者矛盾的婚姻观决定了伊撒贝尔最终的回归；王庆在“论亨利·詹姆斯国际题材小说中的美国身份构建”一文中，论述了詹姆斯的国际题材小说在其建构美国身份方面具有独特的艺术表现，其小说创作在历史文化语境及世界观等方面有追求独立美国文化身份的根由，以此探讨了詹姆斯国际题材小说的历史文化意义；吴仙仙和吴跃洪合著的“评《黛西·米勒》中的象征主义写作手法”一文，就象征主义手法在作品的情景描写、人物形象等方面的运用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发现象征主义手法在作品中的运用可使观念和哲理形象化、感性化，使读者能更好地理解作品内在的现实意义和深刻的社会意义；董学的“从文化的角度看伊撒贝尔的爱情婚姻选择”一文，透过伊撒贝尔在异己文化中的爱情和婚姻选择，剖析她在文化融合中建构的新的文化身份；张丽红的“从欧美的社会对比来看《一位女士的画像》”一文，通过对女主人公伊撒贝尔生活经历的描写，展示了作家以美国和欧洲为主题进行创作的特点，从中揭示不同的社会形态形成不同的人物性格，以及由此引发的道德主题；王敏琴的“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螺丝在拧紧》”一文探讨了历年来詹姆斯批评家所关注的问题：螺丝在拧紧，鬼魂作怪耶？欲望作怪耶？文章指出很少有批评家关注詹姆斯利用本篇小说所要说明的问题——形式问题。论文通过对本部小说的解读，回答了“是鬼魂作怪抑或是欲望作怪”的问题，分析了造成这两种解读方式出现的原因——第一人称叙述——詹姆斯强烈反对的叙述方式，从另一个方面论证了詹姆斯提倡第三人称有限视角叙述的必要性。
1999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西方美学通史》中专门辟有一章（8页）介绍詹姆斯的心理现实主义；目前，国内詹姆斯研究的专著寥寥无几。
可见，在国内，对于在世界文学史上具有承前启后地位的一代大师詹姆斯的研究才刚刚起步。本书希望能在介绍和总结詹姆斯的小说理论及其实践方面做出一些努力，让国人对晦涩难懂、令人望而生畏的詹姆斯作品有所了解，以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