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创造性叛逆”的电子通信
孙绍振谢天振
谢天振按：
2005年8月，在海南大学文学院邀集的一个小会上，有幸当面拜识孙绍振教授。会后承会议东道主热情接待，安排我们一起作海南全岛游，我与孙教授一路相谈甚欢。分手时我向孙教授奉上拙著《译介学》，请他指正。原以为专治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孙教授未必会对《译介学》这样的书感兴趣，不料我回沪后不久即收到孙教授发来的电子邮件，对拙著中的“创造性叛逆”观点多有精彩评析和发挥。惊喜之余，遂与孙教授就“创造性叛逆”这一观点展开了多次电邮往来。最近为更换电脑清理旧日电邮，重新启阅孙教授当时发给我的电邮，发觉这些电邮不光情趣盎然，其精辟之言至今新意犹存，发人深省。不敢一人专美，征得孙教授同意，公开发表，与读者共享。可惜我当时保存不慎，邮件似乎已经不全，甚感遗憾。
天振先生，好！
我抓紧时间草草阅读了大作，“创造性叛逆”的提法具有原创性，把这当作一般规律，是十分警策而且是有学理基础的。先生此见，极具启发性，它使我想得更远。其实这不仅是译介，而是一切引进外国思想的规律。从严复引进《天演论》开始，就是创造性的误读和创造性的反叛，鲁迅笔下的国民劣根性，本是西方传教士罗列中国人种种缺点，经日本人的转译，到了鲁迅手里，又成了对于中国传统的消极文化价值观念的批判。就是毛泽东引进共产主义的学说，也是创造性的反叛。日本人、西方人讲孔夫子、老子，莫不如此。在文学上，庞德的意象派引进中国古典诗歌的意象叠加，也是从误读到创造性的反叛。
先生的原创性概括，值得再发挥下去，从译介出发，向一切引进国外的文论方面拓展，可能有望成为一种系统学说，此范畴亦可被广泛接受，并可能被衍生为系列的话语。这里有个民族文化传统的冲突和错位问题，还有不同民族的深层价值观念问题，还有思维方式问题。把这两种思维方式在译文中调和起来，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既不可太拘泥如鲁迅的“硬译”，又不可如现代后生的“乱译”，其中有一个理论的深井值得深挖。
先生的文章中，举培根的《论读书》（ofstudies）王佐良先生的译文以古代汉语散文的典雅和精练，与培根的典雅文风（与现代英语明显不太相同，是不是有中古英语的遗风？）相匹配，这有很大的难度，当代青年英语博士是绝不可能达到这样的水准。虽然同具古典风味，但是，二者又明显有所不同。如其中有某种中国士大夫的气质，这和原文中的理性风范是不同的。其中定有王先生故意曲译之处，如能再引用其他人的译文加以对照会更好，如能稍加对照，则可说明，反叛是要有本钱的。反叛的本质，就是译者灵性，甚至可以说，是译者的灵魂与作者的灵魂的遇合或错位。
我被调到比较文学和外国文学博士点当学术带头人，时间很短，因而没有底气，又没有时间系统钻研。我还是另一个博士专业（文学阅读与教育）的学术带头人，我的兴趣更多在另一个方面。
最后，有一点请教，就是“白象”是无所事事、安富尊荣的意思，先生所说，我想是有根据的。但是我的朋友钱理群先生可能是弄错了，他说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上，常画白象代为具名。因为一般的象是灰色的，但也可能另有所据。先生是否能告我有关这方面的线索？
祝好！
孙绍振二十五日（2005年8月）
绍振教授：
收到您的电邮非常兴奋，谢谢您对我提出的“创造性叛逆”提法的肯定！这个提法最初是由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皮在《文学社会学》一书里提出的，不过他说得很简略，没有展开。我接过了这一说法，对之进行了比较全面深入的阐述发挥。此说法最近几年来在比较文学界和翻译界有点影响，比较多的博士生从中受到启发，为他们撰写他们的博士论文提供了一个新的切入点。
令我感到意外的是，您竟然比翻译界的人士更能理解“创造性叛逆”这一提法，且想得更远。翻译界有的人甚至觉得不能接受这一提法。譬如著名翻译家方平先生曾打电话给我，与我商榷有无可能更改“叛逆”这一提法。作为一个翻译家，他觉得“叛逆”一词把翻译家放到了“叛臣逆子”的位置，心里颇不好受。但在听了我的说明后，他也觉得不得不如此提。诚如您所言，“创造性叛逆”实际上道出了一个民族或国家接受外来文学、文化、思想的一个规律。实际上，它还与文学经典的形成有关。一部作品之所以能成为经典，在于它经得起批评家、读者等人对它不断进行“创造性叛逆”。
您说得对，这一提法可以继续发挥。但我因精力、学识有限，暂时无暇顾及此事。我有一个博士生准备以此为他的博士论文内容，目前正在写。以后有机会当向您请教。我则对拙著《译介学》重新进行梳理，以《译介学导论》为名交北大出版社出版。此书年内即可完稿，明年上半年北大就能出版。出版后当立即寄先生一册，请先生指正。
“白象”一词的含义系英语中的常识，意为“昂贵但利用价值不高的东西”。去年商务出版的《新时代英汉大词典》即有此解释，可参见其中的whiteelephant词条。至于鲁迅用“白象”代署名，我不知其具体出处。但我怀疑鲁迅不是代署名，而是用作祝福语。中国人用“白象”其实多取其谐音“吉祥”，鲁迅画一个“白象”会不会是表示祝福对方“吉祥”的意思呢？这当然是我的瞎说，博您一笑而已。
顺颂大安！
天振2005年8月29日
天振，您好！
谢谢你的来信，实际上，我越来越觉得，民族语言中有许多不对称的成分，但是，我们的“信雅达”却蕴涵着一个前提就是“对称”。严格说起来，就是表面语义上有对称之处，如狗，其价值观念是不对称，充满了错位的。在中国话里，狗是骂人的话，而在西方，主要是英语里，似乎没有骂人的意思，而是朋友的意思。而中国人对于狗的观念，还有另外一面，如把孩子叫做小狗，这就更和本文不对称了。也许只是科学上的基本范畴，如数学上的基数是对称的，其他的由于各民族的经验和价值观念相去甚远，只是表面上对称而已。追溯起来，其中又有一个现象，就是用表面上的顺从来掩盖反叛，这是不是也是一种规律，或者是如你所说的反叛的另一面呢？这个现象是很普遍的，例如早晨，西方是从夜间十二点到中午十二点，而我们汉语则要狭隘得多。如果这样算起来，可能不但不反叛无以言，而且不掩盖也就无以言了。
这种事情，是不能过分追求的，因为这涉及到一切观念的定义，而定义永远不可能很准确。不要说外国人，就是中国人自己，也是一样。就说一个“人”吧，在一个农民心目中和在一个教授心目中，实际上是不一样的。在孔夫子、马克思和卡西尔心目中也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却看见“仁者爱人”被翻译成西方语言，这个“人”字，似乎并没有多大走样。看来不同民族有一种将错就错的思维方式，不如此，就无法说话、无法翻译了。人一开口，一皱眉头，上帝就要笑，也许要改成人一翻译，阎王就要发火了。这一点要是让康德去做文章，可能又要写出许多让人看不懂的大文章，我等只好难得糊涂了。
随便发发议论，许多事情，都无法有最后的答案，这是人类的局限。
我把你对“白象”的翻译转给钱理群，对他可能有帮助的。
代他谢谢你。
祝好！
孙绍振即日（2005年8月30日）
天振，您好！
信写完以后，又想到许多问题。比如，我们把地主译成landlord。其实，在英语里没有像我们那么鲜明的政治内涵。我有一次对一个美国人说，在汉语里landlord是一个可怕的词，他听了说，在英语里也是一个可怕的词。但是我说的，是政治上的可怕，阶级斗争的可怕，包括地主家族所受的歧视，而他的所指实际上是房东。诸如此类，真是太多了。例子，就是日常生活中的例子，都举不完。
祝好！
孙绍振即日（2005年8月30日）
绍振教授：
两份电邮一并收悉。谢谢！对同一词语（主要是有文化内涵的词语，我称之为文化意象）不同民族有不同的反应，您说得很对。对此拙著里专门有一节谈这个问题，我举了赵景深翻译的“牛奶路”为例，指出汉语中认为是“河”，但在西语里却是一条“路”，因此翻译MilkyWay就不能一概机械地译成“银河”或“天河”。此文一出，立即有一位鲁迅“凡是”派跳将出来，指斥我为赵翻案。令我啼笑皆非。
严复的“信达雅”说确实是到了应该予以重新审视的时候了。如您所言，它是建立在一个虚妄的前提之上，即认为不管哪两种语言进行转换，都是可以达到对等的。这种认识，忽视了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忽视了语言的文化内涵，忽视了读者的反应，忽视了社会的接受环境。其实，即使是数字，进入了日常语言或文学语言，简单照搬的话，都会有意义的失落或扭曲。“三”，在中文里就不光是一个“3”，而还有众多、多次的意思，到了外文里这个附加意思肯定失落；“八”有发达、发财的联想，到了外文里也会失落。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鲁迅当年提的“硬译”，今天来看就有新的意义了，因为它不是简单的一个“如何译”的翻译方法问题，其背后是一种文化策略、政治追求。
当今国际译学界的潮流是翻译研究向文化转向，这就把翻译研究与文学研究、文化研究建立了联系。我国是一个翻译大国，翻译在我国的现当代文学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从这个角度出发，今后我们也许还有共同的话题可以探讨。
顺颂大安！
天振2005年8月30日
天振，您好！
来信甚有启发，我早就感到，西方人所说，诗的定义是不可译，是比较狭隘的，其实文，乃至词，亦有不可译之处。天河与牛奶路，我几年前在一个刊物上，就看到为赵先生翻案的。我记得是，从上下文看，原文中的“车子”的意思如果翻译成“银河”，与“车子”在联想上就统一不起来了。此文不知是否阁下之作。先生所说，“三”与“八”，中外语言，文化意象，差异就如此之大，看来真是值得从理论上仔细学习一下。我有一种想法，学术研究，有两种做法，一是宏观的、系统的引进西方哲学和文化理论，而不零碎的。但是光有这一点是不够的，还要另外一种工夫，就是做小文章，微观的。分析一个词，一个句子，一个个案。就像毛泽东，做农村调查那样，不见得比那种只会翻书本的宏观理论的人就差到什么地方去。现在的问题，就是做大文章的太多。就是做比较文学的人，其实真正懂外语的人，也太少。许多是中文系毕业的，对文化意象，缺乏丰富的体验。只知道用“能指”“所指”来敷衍一下。所以钱锺书先生说过：有些人不懂外文，说什么比较文学比较文化。今后谁要在我面前讲比较文学，我就学戈培尔，对他拔出手枪来。杨绛当时在场就拿了一把裁纸刀给他，说，没有手枪这个也行。钱先生所说，“懂外文”的要求很高。他对马汉茂说，你们欺侮巴金不懂英文是怎么的？其实巴金应该是可以说懂得英文的，他中学时代似乎读的就是英文中学。当然什么叫做懂外文，其标准似乎并不简单，还有细致考究的余地。这涉及什么叫做创造性的问题。胡适应该是懂得英文的了罢。把拜伦《唐璜》中的“TheislesofGreece，TheislesofGreece！/WhereburningSapholovedandsung，/Wheregrewtheartsofwarandpeace，/WhereDelosrose，andPhoebussprung！/Eternalsummergildsthemyet，/Butall，exceptthesun，isset.”翻译成：“嗟汝希腊之群岛兮/实文教武术之肇始/诗媛莎孚尝咏歌于斯兮/亦羲和素娥之故里/今维长夏之骄阳兮，/纷灿烂其如初/余徘徊以忧伤兮，/哀余烈之无余。”这么多的中国先秦意象、典故和楚辞特有的节奏，从思想到风格都被中国古典化了，英国浪漫主义者拜伦面貌全非。严格说来，不管是胡适的，还是他所不满的马君武、苏曼殊对这一段的翻译，可能还够不上“创造性”。因而，我想应该对创造性加上比较严密的界定，不然就有可能矫枉过正。这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不可忽视的。我不是学外语出身的，大学强迫学俄语，英语只有中学基础，其他是自学的，结果是上海人讲话“三脚猫”。因而对你们真正学外语的，十分羡慕。同时对一些并不真正懂外语的人，把文章写得那么大，真有点替他们着急。故我读你们写的文章，常常不但看论点，而且看你们举的例子，从中汲取中文系的人写不出来的东西。我们这里，只有葛桂录一个可以说是真正懂得一点外语的人，但是可能距离钱锺书先生的要求还远得很。
和你讨论很愉快。
祝好！
孙绍振即日（2005年8月30日）
理解古典主义的宏观视域
张江南
古典主义的尴尬处境
近代以来，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与近代西方文明有了近距离的接触，特殊的历史条件决定了我们看西方文明的特殊视角：以文艺复兴，特别是启蒙运动为西方历史的基点，向前是希腊罗马，向后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及其矛盾的必然导向：无产阶级革命及其新的文化与制度的产生。这一幅历史画卷的描绘带有极为浓烈的德国色彩，这是因为中国近代以来了解西方的最主要的源头就是德国，从王国维到康德、叔本华到后来的马、恩，德国由于其历史而形成的独特文化及历史观在中国获得了奇特重述：希腊光荣地孕育着西方文明的胚芽，罗马承继希腊的荣光，中世纪黑暗一片，被一笔带过，文艺复兴和启蒙标志一个新时代的诞生，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及其内在矛盾的揭示被大书特书，由此世界历史出现新的分裂：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对立，无产阶级革命及其文化被看成历史的必然发展方向，自然成为关注的重中之重，而对资本主义历史文化发展的描述就是对其腐朽的批判。在这一重述中，对欧洲封建制度与君主专制制度的对立，特别是对君主专制制度与文艺复兴思想的传播的关系产生了误解，用中国式的语境取代了欧洲历史的这一变迁，把欧洲封建制和中国的封建制乃至把君主专制与封建制搅和在一起，进而把君主专制制度下传播文艺复兴思想的古典主义与封建等级制度相联，使得古典主义呈现出一种政治不正确，而对社会等级制度和君主专制制度的本能式的憎恶，对理想主义平等的浪漫向往和讴歌成为基本的精神脉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