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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 王国维谈经学:学无新旧,无中西(2)

“清学三阶段论”是王国维独创的吗?

王国维早年以研究西方哲学、美学著称,但在经史之学上也有深厚的造诣。他曾经为晚清大儒沈曾植写了一篇《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在称赞沈曾植的学问成就时,王国维不经意间提出了不少对经学界与史学界颇具影响的论断。

王国维在开篇写道:“我朝三百年间,学术三变:国初一变也,乾(隆)嘉(庆)一变也,道(光)咸(丰)以降一变也。顺(治)康(熙)之世,天造草昧,学者多胜国遗老,离丧乱之后,志在经世,故多为致用之学。求之经史,得其本原,一扫明代茍且破碎之习,而实学以兴。雍(正)乾(隆)以后,纪纲既张,天下大定,士大夫得肆意稽古,不复视为经世之具,而经史小学专门之业兴焉。道(光)咸(丰)以降,涂辙稍变,言经者,及今文,考史者,兼辽金元;治地理者,逮四裔,务为前人所不为。虽承乾嘉专门之学,然亦逆睹世变,有国初诸老经世之志。”

王国维在开场白中梳理了清代学术的三次变化。这番说辞是为了给后文称赞沈曾植是集大成者做铺垫。但也扼要地概括了清代经学在不同时期的特点。

清朝建立之初,也就是顺治到康熙年间,社会秩序刚由战乱转为安定。当时的知名学者大多是明朝遗老(例如,明末三先生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这些学者不同程度地有反清复明的想法。他们亲历了晚明的衰亡,对兴替****有着切肤之痛,故而治学讲究经世致用。清初学者一反宋明以来道学家空谈义理心性的道路,在重新研读经史本原的基础上,创立以解决社会实际问题为宗旨的“实学”。这对革除故明学术之弊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到了雍正乾隆年间,天下大定,中国进入了历史上著名的“康乾盛世”。当时的学者也不再像前辈那样对前朝念念不忘。社会经济的有序发展,使得他们可以从容地研究纯学术问题,而不必执着于经世致用。另一方面,清朝统治者大兴文字狱,令众学者缺乏推行“实学”的空间。于是文人士大夫不再把学术当成经世致用的工具,而是纯粹地整理古代学术遗产。因此,经史小学与乾嘉考据兴起。

道光咸丰时期,恰逢清朝内忧外患。内有接连不断的反清运动,外有西方列强虎视眈眈,使得人们目睹了千年未有之巨变。当时的学者延续了乾嘉考据学风,经学在古文派的基础上又吸收了今文派关注时政、微言大义的特点;史学与地理学研究也突破了原先的范围。这批学者有感于山河变色,与清初学者有着相同的经世目标。

王国维指出:“故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窃于其间,得开创者三人焉,曰崑山顾先生(顾炎武),曰休宁戴先生(戴震),曰嘉定钱先生(钱大昕)。国初之学创于亭林,乾嘉之学创于东原、竹汀。道咸以降之学,乃二派之合,而稍偏至者,其开创者仍当于二派中求之焉。”

在王国维看来,清初学术的特点是志向宏大,乾嘉学术的特点是钻研精深,道咸学术结合了前两者的特点,并引入西学推陈出新。

王国维之所以能提出如此精辟的见解,与其独特的学术功底有关。不同于章太炎、梁漱溟、胡适等学者,王国维早年对经学毫无兴趣,而是致力于学习各种西方学术理论,其主要研究领域也不是学术发展史。在常人看来,他甚至不可能真正了解清代经学的发展演变。

然而,王国维出人意料地从研究西方学术转型为研究中国传统学术,并取得了令人赞叹不已的成果。这是因为他在研究清学流变概貌时,充分发挥了自己的三个长处:

首先,王国维虽出身书香门第,却不是经学世家,受门户之见影响少,能用更客观的眼光看待经学各门派的优缺点。

其次,王国维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经学家,他把自己定位为一个研究者,而非经学的追随者。

最后,王国维受过系统的西学训练,擅长借助西方治学方法来研究中国传统学术。

总之,王国维跳出了传统经学家的框框条条,运用新方法与新思维来考证清学流变,故而能提出令众人信服的精辟论断。

王国维的“清学三阶段论”对后来的清代学术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启示,一直受到学术界的重视。那么,这个论断真是王国维独创的吗?

任何学术观点的提出,都不是研究者灵感一现的“顿悟”。这需要一个不断积累与总结的过程,并且少不了要借鉴大量前人的成果。王国维的“清学三阶段论”,也经历了同样的积淀过程。

在侨居日本期间,王国维受老师罗振玉的影响,放弃了原先热衷的西方学术理论,专心攻读经史与古文字学、声韵学。他雄心勃勃地想提出新的学术见解,甚至对中国的经学研究进行一番革新。罗振玉在指导王国维学习经史小学时,提出了一个观点——“国朝学术实导源于顾亭林处士,厥后作者辈出,而造诣最精者,为戴氏(震)、程氏(易畴)、钱氏(大昕)、汪氏(中)、段氏(玉裁)及高邮汪氏。”在这番话中,罗振玉将清朝学术的源头归于明末三先生中的顾炎武,并梳理出一个经学名家谱系。这对刚接触清学的王国维有不小的影响。

此后,王国维在《盛京时报》写了许多学术札记。从第五十八条札记来看,他已经在尝试全面梳理清学演变的过程。

在该文中,王国维主要提出了三个观点:

其一,初步提出了清学谱系。

他说:“国朝三百年学术启于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江诸先生,而开乾嘉以后专门之风气者,则以东原戴氏(即戴震)为首。”在此,王国维突出强调了顾炎武与戴震在清学中的学术地位。

其二,初步点评了清朝各时期的学术特征。

他说:“大抵国初诸老根柢本深,规模亦大,而粗疏在所不免。乾嘉诸儒亦有根柢,有规模,而又加之以专,行之以密,故所得独多。嘉道以后,经则主今文,史则主辽金元,地理则攻西北,此数者亦学者所当有事。”由此可知,王国维此时已经有了“清学三阶段论”的雏形。

其三,高度评价了程瑶田“据实物以考古籍”的新治学思路。

程瑶田的研究方法不同于戴震的考据学,与后来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有几分相似。可见,王国维对革新经史治学办法颇为热心。

不难发现,此时王国维对清学发展史的认识,与《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一文大同小异。只不过,他此时对“三阶段”的划分是“清初——乾嘉——嘉道”,后来则将“嘉道”改为“道咸”。

由此可知,王国维的“清学三阶段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其师罗振玉的影响。然而,从现存资料来看,最先提出类似观点的学者可能不是王国维,而是国粹派学者邓实。

邓实曾经拜经学名家简朝亮为师,有着扎实的经学功底。作为国粹派人士,他致力于梳理中国传统学术。邓实认为清朝的学术有三次重要变化,他在1905年《国粹学报》第4期的《国学今论》栏目中写道:“神州学术,至于本朝,凡三变矣。顺、康之世;乾嘉之世;道咸之世。”

而王国维的观点是:“我朝三百年间,学术三变:国初一变也,乾嘉一变也,道咸以降一变也。”(《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

虽然两人对清代学术演变的划分几乎一模一样,但对每个时期学术的认识又有所不同。

邓实在《国学今论》中说:“顺、康之世,明季遗儒,越在草莽,开门讲学,惩明儒之空疏无用,其读书以大义为先,惟求经世,不分汉、宋,此一变也。乾嘉之世,考据之风盛行,学者治经,以实事求是为鹄,钻研训诂,谨守家法,是曰汉学。方(苞)、姚(姬传)之徒,治古文辞,自谓因文见道,尸程、朱之传,是曰宋学。治汉学者诋宋,治宋学者亦诋汉,此再变也。道咸之世,常州学派兴,专治今文,上追西汉,标微言大义之学,以为名高,此三变也。”

对于清初的学术,邓实与王国维的看法相同,认为当时的学者以经世致用为重。两人的差异是从乾嘉之世开始的。

邓实是经学世家出身,按照经学圈的传统将经学分为“汉学”(古文经)与“宋学”(今文经)。尽管乾嘉学者都以考据见长,但分裂为汉学与宋学两大流派,两派相互抨击。而王国维只强调乾嘉清学重考据而轻实用,并不划分汉宋两学。邓实将道咸之世的学术定为融合今文古文的常州学派。而王国维不仅谈到了以常州学派为主导的今文经学,还兼论史学与地理学的变化。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王国维的“清学三阶段论”与邓实的观点大同小异。邓实的文章发表在前,王国维的《寿序》撰写在后。也就是说,王国维并非首个提出“清学三阶段论”的学者。他的观点很可能是受到了邓实的启发,并且吸收了老师罗振玉的见解,而不是一个人冥思苦想所得。

乾嘉之学与王氏学术有何差异?

王国维认为:“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在他的眼中,乾嘉学术最为精深严密,可称清代“全盛时之学”。他之所以如此褒扬乾嘉之学,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本身重视经史考证。

乾嘉之学得名于清朝乾隆、嘉庆二帝的年号。在这个时期,许多学者舍弃了抽象讨论义理的宋明理学(也称“宋学”),而采用了汉朝学者训诂、考订的治学方法。故而,乾嘉之学又有“汉学”之名。由于该派重视列举证据而较少阐发义理,又兼文风质朴,也被世人称之为“朴学”或“考据学”。

清朝的文人士大夫以汉儒之法研究经学,几乎将所有的时间及精力都用在了整理古代典籍上。由于西汉中期的统治者“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诸子百家的大多学派纷纷消失在历史长河中,诸子典籍也因不被独霸学术界的儒家重视而不断佚失散落。我们今天能看到百家经典,全靠清代乾嘉学者的苦心整理。

古代中国的学者不像今天的文史研究人员那样追求史料的精确性。这种传统从中国第一个思想大爆发时期——春秋战国时期就开始了。先秦诸子提出了许多精辟的治国主张与做人的道理,但他们为了阐发自己的学术观点,常常伪托圣王故事来充当论据。这个风气一直延续到清代乾嘉时期。

乾嘉学者普遍反感宋明道学家喜欢空谈且言之无物的毛病。他们不同于此前任何朝代的学者,具有浓厚的疑古精神,极其重视辩伪存真,对儒家经典与诸子书籍作了细致地考订。不但纠正了经史在流传过程中的错讹,还指出了经史中许多引用失当的典故,并注释了文中提到的众多名词。尽管乾嘉之学在思想建树上乏善可陈,但对梳理古代文化资料的贡献十分突出。

因了此故,王国维称赞乾嘉之学为清代最精。

王国维眼中的清初“实学”开创者顾炎武,恰恰也是清代考据学的开山祖师。他指出,顾炎武重视考据是为了纠正明代学者空洞无用的缺点。顾炎武试图通过考据的办法重新诠释经学,为经世致用提供指导思想。然而,他的本意到了乾嘉时期已被众儒者淡忘。乾嘉考据家大多远离社会时事,只是一味埋首于故纸堆,全无顾炎武的经世致用的精神。

尽管如此,乾嘉之学内部仍有派系之分。其中影响力最大的要数,以惠栋为代表的“吴派”,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吴派的经学“唯汉是信”,凡是两汉经学的成果都一概采信并加以诠释。皖派则不同,除了注重考订名物、制度、文字、音韵外,也注意思想理论的总结。王国维推崇的乾嘉之学实际上是指以戴震为首的皖派乾嘉学术。

疑古精神让乾嘉之学创造了古代中国考据的巅峰,但也导致其变得越来越繁琐细碎、脱离实际。

在此之前,宋明理学家只顾着微言大义,而不太关心引用的经典是否最原始的版本。例如,儒家五经因秦朝焚书与西楚霸王火烧咸阳而佚失,靠着故秦博士与民间大儒默记的内容才重新整理成“今文经”。不料,后来又出土了“古文经”。人们这才发现原来经典在流传中早已不是原貌了。很可能学者引用经典上的某句话,实际上是后人添加的。如此一来,微言大义从材料源头上就已出现了偏差。

为此,乾嘉学者的考订细之又细,充分发扬“疑古”精神,甄别出了一个又一个伪托圣贤之作。他们为确保严谨,一字一句都反复校勘。毫不夸张地说,每一部先秦经典的考订,都凝聚了乾嘉各派学者反复争鸣的心血。可是这样一来,学者几乎一辈子都在寻章摘句中度过,完全被淹没在考订的大海之中,难以像先秦诸子与宋明理学家那样构建自己的思想理论体系。

于是,无论哪个派别的乾嘉学者,都缺乏顾炎武的经世致用精神与思想创新能力。他们最擅长的是整理出一大堆同类材料,旁征博引,细致对比,然后得出一个结论。但这个证据充分的结论,可能并没有什么新奇的道理。

从积极的角度说,乾嘉之学给后世留下了更为精确的经典及史料文本;从消极的角度说,乾嘉之学的研究方法造成了很大的智力资源浪费,让原本可以推陈出新的饱学鸿儒无法更上一层楼。

因此,从嘉庆之后,就有不少学者对乾嘉之学提出了批评。特别是鸦片战争造成的晚清时局剧变,又催生了王国维眼中的清代学术第三变。

在王国维看来,乾嘉之学的没落与道咸之学的兴起都是“时势使之然也”。他曾感叹道:“今者时势又巨变矣,学术之必变盖不待言。”

王国维指出,乾嘉之后盛行的今文派经学存在很大的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道咸之学挣脱了前两个阶段的“成法”。他批评道咸时期的学者时说:“颇不顾国初及乾嘉诸老为学之成法……其言可以情感,不可以理究。”也就是说,道咸之学的学术变革并不成功。因此,王国维才以改革中国经学研究为理想,在乾嘉“成法”(指考据训诂)的原点上超越道咸之学,创立新的治经方法。

那么,该如何创新呢?王国维的思路是将其他思想资源融入到乾嘉“汉学”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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