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涉及到了朱苏进的另一面，即“变中有不变”的一面。不消说，朱苏进是一个重体验或者说体验与玄思并重的作家。无论有多少新鲜眩目的观念、流派、方法和技巧铺天盖地而来，他总是老老实实稳稳当当从最靠得住的自己的人生体验出发，每每在新的体验中抽象与升华或磨砺与击，打出新的思想，然后再用新的思想的眼睛和牙齿去观照与反刍已有的体验，正所谓“用自己的心血熬自己的骨头”。二者互相发明与刺激，反复深化与融合，最终合二为一，形成浑然整一的新的创造。任何外来的观念、方法和技巧在朱苏进这里充其量只是路标和火种，而不是道路和火焰；它们更多的作用是磨砺朱苏进感觉的触手和思想的牙齿，而不是提供体验和思想本身。他的所有变化，都是从自己的发现开始，他可以千变万化，惟有这一条不变。别人的真理与自己的发现（哪怕是谬误）两相比较，他永远更看重后者。这是一种自信的固执，更是一种固执的自信。而且在表达自己的发现与创造时，他也似乎不大刻意于形式感，他的形式往往就是内容所带来或生成的。因此，他的所谓变化，也少有莫言、马原们形式感的奇诡新异，也因此，他成了青年优秀小说家中外域色彩最为清淡的一个。他虽然从未有过时髦，但也绝不会轻易过时。恰恰是这一点，保证了他在几番峰回路转的小说流变中卓然独立于不败之地，为新时期以来的文学风景线画出了一幅特殊景观。
三
前面谈到朱苏进是一个重体验的作家。接下来我要再谈这个话题，这个话题对于《炮群》无疑十分要紧。
我们也可以说朱苏进是一个“体验型”作家，直白一点讲，他是那种以自己的人生背景和心灵历程为主要依托来进行创作的作家。这类作家的最大特点，就是他的创作和作家本人的“状态”（这个“状态”的含义比较模糊而丰富，似乎应该包括作家的人生经历、生命体验、生存景况以及气质、个性等等）比较吻合或相近。因此，朱苏进的创作道路总是亦步亦趋地追踪着他的人生道路发展和延伸。他和莫言就不大一样。如果说，莫吉常常以“童年视角”关注着遥远的“从前”，那么，朱苏进则更注重“当下”，注重剐剐发生不久的“现在”。换一句话说，朱苏进的人生轨迹，总是若隐若现地投射于他的创作轨迹之中。二者的联系是密切而明显的，而且基本同步。为此，不妨再稍稍展开一点论证。
我们可以将朱苏进的军旅生涯划分为两大块，第一块是从1970年到1976年，他在福建海防前线某炮兵部队服役，历任瞄准手、计算员、侦察班长、指挥排长、副指导员。整整七年的扎扎实实的连队生活，使他对我军炮兵部队的最基层有了全面与精深的体验和积累（这在我军专业作家队伍中是不可多得的）。第二块是1977年至今，他在军区创作室从事专业创作（其间有两年时间跟随高级首长协助整理回忆录），十多年的军区机关生话，又使他对我军高级指挥机关从参谋干事到司令员们有了切近的了解与熟知。与这两块生活相对应的是他两个阶段的创作。其一是发轫于80年代初期的以反映我军基层（主要是连以下）生活为主的《射天狼》和《引而不发》直到《凝眸》和《第三只眼》。其二是开始于80年代末以军区机关和首长家庭为背景的《绝望中诞生》与《金色叶片》（其间也有个别例外，如传达初为人父体验的《轻轻地说》，和从南线体验得来的《欲飞》，但都不曾离开“体验”二字）。通观起来，他的“体验”和创作结合得愈紧，他获得的成功也就愈大，反之亦然。关于这一点，我在后面再作具体分析。
至此，还没有说到《炮群》。
至此，还不能产生《炮群》。
我们注意到，在朱苏进的两块军旅生活中，下有连队，上有军区，但恰恰缺了一块关键的上传下达的中间环节——团队。而且，朱苏进的同龄人其时大都处于野战军的团以上主官位置。作为一位即将写作他的第一部比较全面地反映军队现实的长篇的“体验型”作家来说，朱苏进此刻的当务之急是尽快“找”到一个团长（或政委）来作品中唱主角。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说他都必须打通“团”这个中介。于是，1988年朱苏进前往某炮团代理政委。
需要指出，朱苏进的带职当兵和人们通常意义上说的“深入生活”有质的不同。他在炮团差不多可以说是“归队”或者“回娘家”。因为那些人原本是熟悉的，同龄人相似的经历使他们的脉搏和声气一直相通也相投。只不过是从前的班长、排长们如今都当了团长、政委罢了。夸张一点说，朱苏进的任务也就是去熟悉一下这些人们今天的工作程序而已。朱苏进的“体验投入”是轻而易举和卓有成效的。事实是后来果然有了炮兵团团长——苏子昂。
苏子昂的意义，对于作品而言，他是一个下联班长谷默、上接大军区副司令宋泗昌的中枢人物；而对于作家来说，他则是连通了朱苏进前后两大块军旅生活的一根红线。质言之，《炮群》就是朱苏进最完美成功的作品，但是，我们却没有理由不认为这是朱苏进二十年军旅人生体验的一次集中展示，就是朱苏进80年代以来军旅小说创作的一个无意总结。虽然说《炮群》的写作时间从1988年跨到了1990年，其间社会的巨大动变与震荡难免会对作家的创作心态产生深刻的影响，使之不易适应和调整。但从作家的预先想定来说，这无疑是一部用心用力之作（朱苏进为此专门带职当兵一年足以证明）。现实也正是如此。朱苏进在《炮群》中依然倾注与投入了空前多的关于当代军人和军队的体验和激情，思考与判断，以及艺术的观照与诉说。我们也许不能认为这是朱苏进最完美成功的作品，但是，我们却没有理由不认为这是朱苏进最重要的作品。它极其鲜明地凸现了朱苏进创作中的主要优长和局限，它在向人们昭示朱苏进把当代和平军营生活创作的标杆又抬升到一个新的高度的同时，暴露出来的缺憾也就更加让我们扼腕不已……
四
现在我们来谈《炮群》。
尽管我在后面将要指出《炮群》这样那样的不足和毛病，但我首先还是要毫不犹豫地说，至少有半部《炮群》十分杰出。而这半部的杰出之处又首先表现为苏子昂这个人物形象的矗立。
少壮派军人、中校团长苏子昂，显见是从朱苏进先前笔下的班长西丹石（《引而不发》）、古沉星（《凝眸》）、南琥珀（《第三只眼》）们成长而来、发展而来（当然也还包括连长袁瀚、参谋孟中天）。他们之间优秀的军人素养和远大的将军抱负是一脉相承的，他们渴望一展雄才大略而又苦于无用武之地的英雄悲凉也是如出一辙的。但苏子昂毕竟是他们的长大与丰富，是在一个更为广阔与复杂的军旅人生舞台上的表演者，一个在军队现代化进程浪涛中的弄潮儿，因此他的命运就具有了更为深邃的意味。他的高邈的治军理想与窘迫的军队现实之间的遥远距离和巨大落差，使他自觉或不自觉地长久陷入一种两难选择的困惑与痛苦：究竟是向世俗靠拢妥协，用一部分智慧加人格，轻而易举又心安理得地换取现实中的将军（像姚力军那样）呢？还是坚执于自己的理想与操守，始终与世俗成一种对峙或挑战的姿态，甘愿忍受“冷藏”的孤独与寂寞，也要捍卫自己人格的质量，从而当一个精神上的将军呢？奔向现实功名的诱惑力和追求理想信仰的约束力对于苏子昂来说几乎同等巨大，他夹在中间被两种力量撕扯得好苦。他内心隐秘处的游移不决虽然被表面上的坚定所掩盖，依然无济于事。他未能在自我设计的军旅人生道路上知其不可而为之地坚决走到底的最终结局，就深刻地反映了他精神层面的某些脆弱和犹豫。
这也未尝不是朱苏进本人深刻的思想矛盾。他在小说开头可以让苏子昂为了人格的完整而轻松潇洒地辞掉大军区副司令宋泗昌的秘书这一要职，然而经过现实中的四处碰壁之后，最终还是抵御不了宋泗昌（权力的象征）的诱惑，让宋泗昌这个“精神上的父亲”和苏子昂继母结了婚，成为了苏子昂现实中的父亲，这样一种多少有些违犯作品的生活逻辑而恰恰又比较符合作家的思想逻辑的不无俗气的结局安排，不经意间泄漏了作家的潜意识——朱苏进实在不忍心看着他的理想化身苏子昂在现实中左右为难落寞无为，不得不给他铺垫一个强有力的家庭同时也是社会背景（其实，宋泗昌也不过是替补苏子昂的将军生父而已），从而暗示出他的远大前程，以此来取得自己的心理平衡。
应该承认，这样一种结局和作家开笔时的最初设计是完全相悖的——坦率地说苏子昂这个名字第一次映入我的眼帘时，我立马就把它分解成了两个部分：朱苏进的“苏”和陈子昂的“子昂”。不管我这个直觉是否真正切近了作家的初衷，但是读着小说的开篇，我们确确实实可以感受到作家倾注在苏子昂身上的满腔激情和深爱，可以感受到苏子昂那份旷达倜傥和卓尔不凡，那种“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舍我其谁”的英雄豪气，只是随着现实世界的推近，来自建功立业的辉煌魅惑和军旅人生的坚韧跋涉的双重迫力也日渐强大，终于迫使作家的思路改弦更张而无法坚守苏子昂的理想与人格的高度和完整，不得不为他画出了一条从不当秘书到当儿子，从脱俗出发而向世俗回归的轨迹。然而，又正是因了这种深刻的思想矛盾，不仅使苏子昂这个人物获得了极大的思想容量和艺术张力，而且还使他从一般当代军人的困境的层面超拔了出来，产生了一种涵盖当代军人与军营的更加普泛和幽深的饱含民族心理积淀和文化意蕴的思情启迪。也即是说，苏子昂所面临的悖论，不过是困扰了数千年来无数中国读书人的“出”与“人”、“达”（“兼济天下”）与“穷”（“独善其身”）的两难选择的现代翻版。苏子昂浸润了这种儒文化色彩，就获得了一种深重的历史纵深感。同时，苏子昂又有开放的现实广阔感，因为他生动映射出了当代中国一切既想奋发图进又想洁身自好的智识者们艰难竭蹶的生存景况与内心矛盾。由此可以推测，苏子昂将可能引发的思想呼应和情感共鸣的滚滚波涛，绝不仅仅翻腾在国防绿色的河套里。
五
从对当代军人诸如理想设计与实现失落、无私奉献与自我寻找等最一般的普遍的矛盾范畴中超越出来，或者说经由这样的层面出发，从而超越军人职业，超越社会人性和价值判断，最终接近人或整个人类的原初的和永恒的根本生存困境（譬如战争与和平、文明与异化、生的无限憧憬与死的不可逃避、欲望的无穷和能力的有限、爱情的美好追求和人与人之间永远不可能彻底沟通、人的本质上的孤独等等），并有所感悟有所发见，进而转化为艺术的观照和传达——这项工作对于朱苏进来说，远不止开始于苏子昂，也不是《炮群》。
朱苏进最早是以隐蔽而锐利的“第三只眼”洞穿了特定历史时期中的当代军人生活，从中看到了人的处境的一种尴尬。他在《第三只眼》里告诉我们的发现就是：人人都害怕与厌恶“第三只眼”，但人人都渴望得到或已经拥有“第三只眼”；人人都靠它来防范他人，但人人都因它而自伤。这种审察已然超越了畸形政治的批判和传统文化的反思，其锋芒直逼民族的根性和不可克服的人性弱点。是的，“第三只眼”所射出来的目光是冷冷的，是带着一丝令人不寒而栗的寒意和恶意的。但是，与此相映成趣的是，差不多与此同时，朱苏进又面带微笑地“轻轻地说”给了我们另一个发现。在那里，朱苏进以充满父爱的庄严和慈祥，惊异地注视着一个幼小的生命像新鲜的太阳一样喷薄而出，他虔诚地喃喃地礼赞这神圣的诞生。然而，一个人对生命的美好的感觉愈是强烈深刻，那生之终端的死亡的幽灵也就愈爱来你周际徘徊，提醒你不要忘记了它的存在。于是，在这新生的赞美诗篇的天幕上，也就抹上了一层淡淡的忧郁的阴影。朱苏进双目“凝眸”面前的“生”，用后脑勺上的“第三只眼”（？）注视着背后的“死”，感动的阳光和哀伤的秋雨在心的草地上川流不息——《轻轻地说》是一首对人类的生死轮回灌注了绵绵的关爱和无尽的叹息的意境阔大而情感纤细的抒情诗。
《第三只眼》和《轻轻地说》所赢得的喝彩声，无疑是对朱苏进实现小说艺术寓意超越的努力的一种肯定。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肯定也是一个陷阱，它过分地刺激了朱苏进玄想的兴奋点，诱使他沉迷于“人的生存困境”这样一类形而上的哲学命题的艺术表达的苦苦探索。这个探索的结果就是《欲飞》和《绝望中诞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