婉容，郭博罗氏，字慕鸿，满洲正白旗人，天津前候补道台荣源之女。生于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7年)九月二十七日，17岁时通过看照片的方式，在端康太妃(即光绪帝之瑾妃)的极力推荐下，婉容因容颜秀美、家道富裕而被溥仪圈定为“皇后”。
从严格意义上讲，“末代皇后”婉容称不上是清代最后一位皇后。因为清宣统帝两岁登基，6岁退位——清朝寿终正寝之时，逊帝溥仪还是一个天真孩童，尚无妻妾，也就无所谓后妃。但由于“中华民国”的迁就，溥仪18岁前一直保留着皇帝的尊号，不仅在紫禁城的后宫区域内关起门来称孤道寡，而且于16岁时依清旧制册封婉容为“皇后”与其完婚。从此，婉容就有了末代皇后的名义称号。
民国时期的皇家大婚
1922年12月1日，是中国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大婚的日子。在这次大婚中，年方十七岁、仪态万方的婉容被娶为皇后。
婉容自幼长于深闺，姿质天然。据接近她的人回忆，婉容不仅体态娇好，姿色迷人，而且举止文雅，谈吐得体，琴棋书画样样都精，是一位富有教养的才女。但是婉容被册立为皇后，却不完全是因其才色，而是出于某种偶然的“圈定”。
1921年初，溥仪刚满十五岁，逊清皇室就开始为溥仪的婚事做准备。端康太妃和敬懿太妃都想让自己的亲信当选皇后。在议婚时争执不下，最后拿出一张照片让溥仪本人来确定。溥仪后来在《我的前半生》一书里回忆道：“四个人都是一个模样，身段都像纸糊的桶子。每张照片的脸部都很小，实在分不出丑俊来。如果一定要比较，只能比一比旗袍的花色，谁的特别些。我那时想不到什么终身大事之类的问题，也没有个什么标准，便不假思索地在一张似乎顺眼一些的相片上，用铅笔画了一个圈儿。”溥仪圈定的这一位是满州额尔德特氏端恭的女儿文绣。这正合敬懿太妃的意。但端康太妃竭力反对。溥仪只好又在她满意的照片上面了一个圈，这就是婉容。最后在宫中两派争斗下，婉容被册封为皇后，文绣被立为妃子。
1922年12月1日零时前后，虽已退位却依法拥有尊号的清朝皇帝宣统，身穿龙袍，在文武百官的簇拥下来到庄严肃穆的乾清宫内升座，亲送凤舆出宫，前往地安门帽儿胡同后邸迎娶婉容皇后，从而揭开了末代皇帝大婚的盛大典礼的序幕。
婉容是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位得到迎娶皇后礼遇的女性。当时清廷已被推翻十一年，中国社会已进入民主共和时代，但末代皇帝婚礼之隆重，较之以往帝王的婚礼毫不逊色。
清宫钦天监为宣统皇帝大婚选定的奉迎礼吉期是壬戌年十月十三日寅时。为了保证皇后进宫的吉期，凤舆将提前两个时辰从宫内出发。
钦天监的选择代表着天意，既然已把奉迎礼定在寅时(3至5时)，则迎娶过程只能安排在深夜了。钦天监同时还算定，皇后升舆、降舆必须避开亥（21至23时)、卯(5至7时)、未(13至15时)“三相”。因此，若安排在上午、下午或上半夜，也不甚适当。而且后半夜里整个城市都歇息了，正好在大街上摆场面，又是月儿将圆的时候，黑夜也跟小白天似的，一点儿不碍眼，不妨碍礼仪的举行。
载涛贝勒负责总办大婚典礼的一切事宜。载涛受命后查阅了《大清会典》及历代皇帝大婚档案，决定按同治皇帝婚典的模式进行，并考虑酌添民国以来的新花样。经过预算，确定“大婚经费力求撙节”，总开销按当时报道主要有两种说法：1922年10月28日《平报》说：“清帝婚礼用费”，“近由筹备婚礼处王大臣核定为四十万元”；1922年10月30日《国强报》说，“因库款支绌，经婚礼大臣载涛、朱益藩、绍英、耆龄等会议，力为缩减，议定大婚经费(统计)一百万两”。百万两即百万元，两说相距甚远。这不过是预算，实际花多少怕是弄不清了。就算是花了四十万元，按当时价格可以购买二十万袋“洋面”，实在也够奢靡的了。但据知情者说，清朝宫廷里有惯例：皇室的花销中包括了养活内务府人员所需的费用，所以内务府呈报的商品价格往往高出物品本身的许多倍。例如，一个鸡蛋要报三两银子。曾有一个掌故就是说明这种情况，有一天，溥仪问自己的老师今天早饭吃了什么，老师说吃了两个鸡蛋，一个果子。溥仪便惊诧的说，老师你真是太奢侈了，这在宫廷里可要花十几两银子。由此我们也许可以猜想那巨额的婚礼费用，有多少是落入了皇宫仆人的腰包。
为了筹措这笔浩大开支，清室曾“备具公文”向中华民国政府追讨历年积欠的“优待费”，答复是“碍难照办”。继而商定向英国汇丰银行抵押借款，为此从内库中捡出金盘、金瓶、金盒、金碗、金壶、金手炉、金如意、金葫芦以及珍珠、翡翠和珊瑚制品等共千余件，都是乾隆、道光、咸丰历朝遗物，有很高的文物价值。随后将其中的金银器皿分装四十一箱，将瓷器、玉器陈设品分装两大木桶，于1922年11月2日用十一辆汽车运往东交民巷英国汇丰银行。后因赎回抵押品的款项始终不能筹足，这些国宝也就因超越时限而“押死”，成为伦敦的财富了。这便是宣统皇帝盛大婚典的背景。
明亮的月光笼罩着巍峨而森严的紫禁城。从辛亥革命后不久隆裕太后代宣统皇帝下诏退位起，这里虽然也热闹过几回，譬如1913年隆裕皇太后出殡那天；1917年溥仪因张勋复辟而第二次登基那天，但都没有这一次来得隆重。
清朝历代皇帝大婚，迎娶皇后的凤舆均由紫禁城正门——午门进宫。明清两代出入午门有严格的等级规定，其中等级最高的便是午门的中门，实际是皇帝的专用门。但是，允许皇后在大婚典礼中乘喜轿入宫时通过一次，还允许殿试中状元、榜眼和探花的三个人出宫时走一次。至于文武官员、宗室王公等只能依身份出入午门的东偏门、西偏门以及东西两拐角处的左右掖门。对于皇后来说，一生中也只有唯一一次机会能够通过午门的中门。这真是一身荣耀、九族沾光，哪里是简单过一道门的问题呢！
民国以后，紫禁城内的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转归北洋政府使用。溥仪的生活圈被限定在紫禁城的后半部，因此迎亲喜轿不但不能再进大清门、午门的中门，也无权使用前三殿范围内的东华门和西华门。如果让堂堂皇后从紫禁城的后门——神武门进宫，实在有失隆重。经大婚礼仪处与北洋政府反复磋商，决定为皇后进宫破例开启东华门。那天，东华门左门柱上还高悬一块红色纸匾，上书“观礼、庆贺人员均由神武门出入”字样，表明此门是专为皇后婉容开放的。差不多有十年未下门闩的凄凉、冷清的东华门，一下子充满了喜庆的气氛，变得热闹而气派起来。
高高低低不同层次的观礼人员，自11月30日入夜起便陆陆续续由神武门入宫来了。神武门前汽车、马车、骡车摆得满满的，神武门门额也装饰成了彩棚。从婉容娘家住所到皇后宫邸，沿途更是观者数万，军警林立。汽车、马车、洋车难以计数。迎亲队次序为：步军统领衙门马队、警察厅马队、保安马队、军乐两班……最后是皇后所乘的二十二抬金顶凤舆及清室随从。参加庆贺瞻礼的显贵达二百三十七人。其中议员二十余人，外国要员二十余人。
宣统皇帝溥仪踩着子夜的更声跨进乾清官。这里已在皇帝宝座前摆放了三张礼桌：中间的桌上放着“节”，它象征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东桌放置着“金册”，西桌放置着“金印”，它们并非册封皇后的用品，册封典礼已在头一天举行，“册文”和“宝文”也已送到婉容手里了。这“金册”和“金印”表示着皇后备受尊崇的地位，是皇帝送给皇后的最重要的礼物。
当宣统皇帝跨进乾清官之际，悬挂在宫外东西屋檐下的钟、鼓、石磬等古老乐器耸然鸣响。王公大臣、正副使节以及观礼人员等依身份、地位分班次进殿行三跪九叩大礼，向新郎皇帝表示祝贺，礼成乐止。正天使载振和副天使昭煦跪听宣读迎娶皇后的圣旨并受“节”。当溥仪“降座”离开乾清官时，“中和韶乐”再奏《显平之章》。这时，迎娶皇后的仪仗队已在乾清门外乃至景运门外列队待发了。
载涛作为大婚典礼的总操办人，把贴身照料新人和布置喜房的任务交给了自己的嫡配夫人姜婉贞。姜氏出身广东名门世家，从小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工于诗书，擅长绘画，广有见闻，谈吐文雅，为人机敏，处事果断，在溥仪的大婚典礼中还真露了几回脸。
凌晨一时过后，迎亲仪仗排列就绪，溥仪乃派使臣率姜婉贞以及前内务府大臣增崇之妻和两名命妇，由若干女官陪同，把一柄“御笔用宝龙字如意”安放在凤舆内正中。随后起轿，从东华门出宫。凤舆发走之后，载涛之妻等福晋、命妇、女官又前往皇帝洞房——坤宁宫东暖阁，为新娘和新郎铺设龙凤喜床。绣有“龙凤呈祥”精美图案的被褥也是在杭州订制的。喜床中央放一个装满珍珠、宝石、金银钱以及五谷之类的“宝瓶”，喜床四角各放一柄如意。铺设完毕，她们便出神武门抄近路往皇后府邸去了。与此同时，溥仪另派蒙古亲王那彦图、蒙古郡王贡桑诺尔布、载泽和溥信等四位御前大臣在乾清宫照料一切，他自己则退处乾清宫西暖阁休息，等候皇后入宫。
庞大的迎亲仪仗，充分显示了三百年清朝统治的“余威”。迎亲队伍超过三千人，由东华门出东安门，踏月夜行，浩浩荡荡地向北而去。一路之上，黄沙铺道，净水泼街，到处有红、黄两色装饰。这里从上半夜起就由警察厅宣布戒严了，然而，马路两旁仍是人山人海，万头攒动。他们大体都是住在这一区段的居民，却不许随意走动。至于得到允许可以观礼的中外人士，都佩戴一枚“小朝廷”发放的钢质徽章，见章放行。
在扎着彩坊的皇后府邸大门前，皇后之父郭布罗·荣源、皇后之兄润良和皇后之弟润麒，早已跪在那里迎接圣旨和圣节的到来了。迎亲仪仗队抵达之后，父子三人首先面对圣旨和圣节恭行三拜九叩大礼，继而随正、副天使进院，凤舆也随之抬进前院。然后，撤下在太仆寺雇佣的普通轿夫，换上太监，再一直抬进内院，放在正房台阶前，面朝东南。这个方向也是清宫钦天监规定的。抄近路先期而至的姜婉贞等福晋、命妇和女官请皇后梳双髻，戴双如意，穿“龙凤同和袍”，一切准备停当。凤舆到后，由正天使载振宣读圣旨，皇后亲自接旨并行礼。据庄士敦说：“她跪在地上，然后行一系列复杂的礼，包括六次手臂下垂、头部微抬的起身，三次下跪和三次鞠躬。对于一个妇女来说，这种礼节等同于最尊崇的跪拜——九次屈身叩头”。行礼毕，接受金册和金印。与此同时，姜婉贞等又为皇后升入凤舆而准备了。她们先燃藏香，在凤舆内熏绕一圈儿，再熏皇后用以盖头的锦帕。熏完，将凤舆内正中那柄“御笔用宝龙字如意”移到旁边，请皇后手执苹果和如意，搭上盖头，升入凤舆。待首领太监刚刚垂下舆帘，抬轿的太监们便一个个伸直了腰板，经过内院、外院，一直抬到皇后府邸大门外，再换用太仆寺的普通轿夫，打道回宫。
凤舆经东华门进入紫禁城，又被缓缓地抬到景运门，太仆寺的普通轿夫就在这大理石台阶下最后被撤去了，接过轿杠的太监们庄严而谨慎地把凤舆一直抬到乾清宫前正冲着皇帝宝座的地方放下。从东华门到乾清宫，所经各门门座前后全部铺设了棕毯，凤舆起落的几处地方铺设了红毡。
照满族传统，新郎要在新娘下轿之前向其头顶上方连射三箭，为的是赶走黑煞神以确保平安。对于皇帝来说还有另外一层意义：皇后地位尊崇，但在皇帝面前也是奴才，向她射箭表示她也必须接受惩罚。起初溥仪挺有兴趣，接过箭来要射，却被姜婉贞挡住了。她考虑到溥仪高度近视，大婚典礼的场合又不能戴眼镜，一旦失手伤了皇后就不好办了。溥仪听了这话有道理，也觉得没必要墨守陈规陋习，遂临时传谕把射箭仪式免了。
按清宫祖制，在皇后下轿之际，前一日入宫的淑妃要亲率女官和宫女等膝行跪迎，以示皇后与皇妃间的等级尊卑。溥仪想想似也无此必要，既已免了皇后挨箭，索性也让淑妃别下跪了，于是再度宣旨免去跪迎之礼。
溥仪被引导着先往洞房——坤宁宫东暖阁去了，有资格随凤舆来到乾清宫的王公大臣、清室内务府高级官员以及皇帝的师傅们也都退去了。凤舆周围只剩下姜婉贞等福晋、命妇、女官和太监，皇后这才由人们拥戴着走出凤舆。姜婉贞立即上前接过皇后手持一路的苹果和如意，又递给她一只宝瓶。这都是大婚典礼中必有的吉祥物品。随后，搀扶仍搭着盖头的皇后，在手执珠灯的女官导引下，经东隔扇，进坤宁宫，来到东暖阁前。
在这里，新娘还必须照满族习俗先迈过一只预先设下的大火盆，以期将来的生活越过越红火；然后再跨过马鞍和苹果，企望婚后的日子平平安安。这些仪式完毕，姜婉贞才接过皇后手中的宝瓶，把她领到皇帝面前。这时，有人向溥仪呈递一杆新秤，请皇上用秤杆揭开皇后的大红盖头，这大约是满族人让新娘计划柴米、俭朴度日的习俗。姜婉贞颇为细心，生怕毛手毛脚的溥仪挑着皇后的脸，便从他手中取走那杆秤。其实皇家的新娘谈何节俭？于是溥仪伸手揭去了遮在皇后脸上的盖头，第一次看到她美丽的面庞。
经隆重仪典迎娶来的婉容，等待她的却只是冷落和孤寂。按理来说，新婚当夜，揭开了红盖头、同食“子孙饽饽”、“行合卺宴饮交杯酒”，又进“长寿面”之后，对于健康的少男少女来说，自然是温柔而甜蜜的花烛夜了。然而，溥仪却离开了那张“龙凤喜床”，回养心殿自己的卧室去了。溥仪羡慕西方生活方式，趁着大婚的机会，不久前特意托请上海亨达利钟表店的德国老板，从国外购置了一套水晶家具陈设在养心殿他的单身卧室内。新婚第一夜，溥仪觉得还是回来欣赏这套水晶家具更舒适些。
他将婉容孤零零地留在坤宁宫的新房里。新婚之夜遭如此冷落，婉容深感苦闷和委屈。
“被孤零零地扔在坤宁宫的婉容是什么心情？那个不满十四岁的文绣在想些什么？我连想也没有想到这些。”这是溥仪在四十年后自己写在回忆录里的话。
一段和谐但并不美满的婚姻
红色的宫墙并没有阻断婉容与西方“新式教育”的联系，因为有“思想上很对劲”的溥仪的支持。起初溥仪给婉容延聘两位师傅：一位是美国费城牧师的女儿马修容，另一位名叫英格兰木。她们显然都与婉容在天津念书的那个教会学校有关，是婉容自己物色的人选。不久，伊莎贝尔·任萨姆女士也被聘到宫里来了，她与婉容也是旧相识。她们不但教授英文，也讲授文学、历史、艺术及世界各地的风物知识。
婉容的师傅们颇受礼遇。她们每天下午入宫授课，届时总有几乘二人肩舆在神武门内迎候。酬谢金也是可观的，逢年过节都有丰厚的赏赐，此外还有俸禄。据清室内务府1924年1月间的规定：马修容和英格兰木每人月薪大洋三百元，按时价可买一百五十袋“洋面”。任萨姆的月薪自然更高些。
婉容深受师傅们的影响，和她们相处得很好。婉容的英文学得很不错，不但能用英文讲话，而且能用英文写信。她在宫中用英文给溥仪写过大量的短信。这一对年轻的皇家夫妇，同处深宫之中，每天见面，却还要用英文通信，其信的内容当然可想而知。婉容给溥仪写英文短信的时候，落款总是用溥仪给她取的、与英国女王相同的名字：伊丽莎白。
对于中国古典文学，婉容也读过一些书。据在储秀宫侍候婉容起居的太监赵荣升讲，清宫里的寡妇妃子们每天生活都很无聊，平时闲得慌就练练字、绘绘画而已。婉容年轻，还常常看书，对写诗填词也有兴趣。溥仪出宫后人们曾在储秀宫发现婉容的若干作品，其中有两首词作：
人言相思苦，我言相思悦。思虽苦。心还慰，只有单思无了时。采莲莲花开，君王卧病帐不开。采莲莲叶长，桶役宫人来逞强。采莲莲结子，桶役宫人炊豆子。太不良，大不良，赛虎狼，赛虎狼。黑心肠，黑心肠，无法偿，无法偿。狂风扬，狂风扬，天地昏暗日无光。
桃花宫，桃花院，桃花院内桃花殿。桃花殿，桃花帘，桃花帘内桃花仙。桃花面，桃花面上桃花癣，桃花玉蔓桃花衫。桃花口，气如兰，桃花齿，似叶烟，桃花唇，似血盆，桃花媚舞桃花殿。
第一首，原词无题，系闺中相思之作。词句整齐、浅白，比喻则切、新鲜，感情真挚，有如瀑布直泻，也像一首朗朗上口的民歌。从内容看，可以品味出作者那种难以压抑的愤怒。这愤怒显然来自于不正常的婚后生活。第二首，原题《桃花歌》，用拟人的手法，宣泄了作者在情场角逐中的心情。她妒忌的对象，讽刺、挖苦的对象，就是淑妃文绣。
在溥仪的历史档案中，尚可找到婉容的手迹，大多为钢笔写下的中、英文书札以及诗文作品和日记等，也有少数毛笔小楷字迹。语句文白相间，但错别字不少。书法尚可一观，只是没有找到她的绘画作品。据说她也和溥仪一样，能绘几笔画。她与宫内外的画家也有交往。美籍华人女画家杨令，当年曾进宫为婉容“写真”，留下一幅末代皇后的肖像图：婉容站在山水屏风前的地毯上，凤冠凤袍，全副旗人装饰打扮，显得高大、端庄和美丽。到天津以后婉容还专门聘用了绘画教师。
婉容在清宫的那两年常见外宾，这或许可以说是她的一桩正经事。
庄士敦和任萨姆扮演了中介人的角色。他们把一批又一批金发碧眼的先生、女士带进紫禁城，并介绍给早已丧失政权的中国皇帝和皇后。既然大婚期间那次非正式外国人招待会已经开了先例，男女无须回避的“外事活动”当然可以继续下去。现存一张溥仪和婉容在养心殿前与外宾合影的照片颇能说明问题：溥仪夫妇居中而坐，站在他们身后及两侧的二十二个人中，除了受到接见的外宾，还有总管内务府大臣郑孝胥、溥仪最信赖的师傅陈宝琛及皇族溥杰等人，庄士敦和任萨姆当然也在其中。可见这种接见形式已经得到小朝廷的公认。
在新时代的条件下，清宫事实上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一些传统的东西被洋味儿的东西取代了。比较起来，在天津长大的婉容，西化程度更甚于圈在紫禁城内的溥仪。她不但常给溥仪写些抒情的英文短信，而且教会了溥仪吃西餐。
西餐，当时称作“洋饭”。作为中国的帝王，溥仪完全不懂这“洋饭”的“进”法。他在《我的前半生》一书里回忆第一次吃西餐的可笑情形说：他让太监到六国饭店(今东交民巷新侨饭店)去买西餐。店里问：“要买几份？”太监说：“反正多拿吧！”店里要派人来摆放餐桌、刀叉并布菜，太监说：“那怎么成！你们可不能到宫里去，我们自己摆！”好啊，大碗大碟摆满了一大桌子，菜多得出奇。溥仪看见一碟黄油，粘糊糊的，不知道该怎么个吃法，就对太监说：“你们尝尝！”太监们吃了一口连声说：“太难吃了！太难吃了！”溥仪还记得，汤是用乌龟做的，也很难吃。正是婉容把溥仪从这个水平线上，教到会吃、爱吃，直到特赦以后还很喜欢西餐的程度。
溥仪这样回忆了婉容向他传授西餐知识的情形：“结婚后，有一天我对我那一妻一妾——婉容和文绣提议道：‘我们今天吃洋饭好不好？’当然她们都是极端赞成的了。于是就如法炮制，和上次一样，把多得惊人的西餐端来摆满一大桌子。正要举箸(因为我尚不惯于使用刀叉)来吃时，婉容见状似乎是吃了一惊，扑哧一声笑了出来说：‘这样吃法太老赶了，应当每人一份地分盛在盘子里吃！’于是就由分盛汤菜起，一直到怎样使用刀叉等，都做了技术上极其生动的说明，并做出了极富自信的实际示范动作。我固然觉得被这种技术问题束缚得很别扭，但从那次起就逐次体会到了其中的奥妙，而学会了吃西餐的全套本领。”
像婉容这样一位讲英语、吃“洋饭”，在西方思想熏陶下成长起来的贵族千金，怎么能够受得了宫墙的禁锢呢？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她和溥仪是有共同语言的。于是他们想方设法，要从自己狭窄的生活中走出去。
溥仪回忆那段历史时说：“这时我已渐渐对于那种‘宫廷小圈子’生活感到厌倦，总想看一看‘紫禁城’外的新鲜景色，但‘陈规旧矩’处处拘束着我。有一次我的老师陈宝琛病了，我便以堂堂正正的‘探问师病’为理由，尝到坐汽车走大街的‘快乐滋味’。于是我就一步一步地试探着扩大访问的范围，如探望我的父亲以及我的叔叔等等，最后则把范围扩大到游颐和园和玉泉山了。当然我的每次出门，都得编成一列几十辆的小汽车队，并且每一次的开支也是大得惊人。但是我不去管它，目的不是‘开开眼界’么，达到了这种愿望，便心满意足了。最滑稽的，是有一次我赴颐和园时，曾命司机加速开车。在我屡次催促之下，竟达到每小时六十至七十公里的速度。这时可把随我出游的‘内务府大臣’绍英老先生给吓坏了。据说吓得他在车中紧闭双目，双手合十，高声大念‘南无阿弥陀佛’不止。”
溥仪的回忆大体上反映了当时的心境。溥仪大婚后，出宫日渐频繁，而且每次必携一后一妃，恐怕不能说这与婉容无关吧。关于溥仪与婉容双双出宫的消息，也在社会上时有流传。从当年的旧报纸上可以找到许多报道，也能够反映皇帝和皇后宫廷生活的一斑。
1923年6月3日《大公报》登载了《溥仪夫人省亲》的消息：“昨午，北京地安门大开，道旁围立多人，军警鹄立，带缨帽者幢幢往来。闻系溥仪夫人于是日午间赴西城帽儿胡同荣邸省亲。午后四时还宫。故提署、警察两方，派有军警多名，以资保护也。”
在紫禁城的两年中，溥仪对婉容还是比较信任的。这从建福宫失火后溥仪要婉容为他守夜一事可看出来。1923年夏初，溥仪为查明珍宝失盗缘由，下令清查库存珍宝。偷盗的太监们为销赃灭迹，便放火烧掉了建福宫和附近十几座楼台亭阁。此时宫中又出现了太监报复伤人事件。溥仪想到平时他对太监的残暴，怕他们对自己行凶报复，就想挑一个可靠的人来为他守夜。挑来挑去挑上了婉容。他让婉容整夜守护在养心殿内为他壮胆。这段时间，两人感情还是融洽的。
婉容是一位富有同情心的皇后。每当看到报纸刊出穷人挨饿或无钱就医、无力安葬的消息时，都要派人送去几元几十元。据1923年2月12日《事实白话报》载：一群由穷苦无告者组成的“北京临时窝窝头会”，一次就收到皇后使者送来的六百元大洋。婉容的行善乐施在京城是出了名的，不少人为之感动。
表面看来这时期的婉容悠闲快乐，其实她内心里面有难言的苦衷，接近她的人发现她时常愁眉不展。她的贴身太监孙耀庭曾回忆道：“起先皇后的脾气挺好，皇上常到她屋里来，可是很少在她屋里宿夜，只是说会儿话，玩玩就走。后来，皇上来的次数少了，她的脾气也变得不太好。有时候在屋里绣着花就停下来，面壁而坐，半天不吭一声。每当这时，我们就得格外小心侍候。”可见，婉容虽在宫中有令人羡慕的高贵身份，却不能像平民百姓那样享受夫妻之爱和天伦之乐。在这种虚伪无聊的环境里生活，婉容内心感到郁闷。在某些人的引诱之下，她染上了抽大烟的毛病，每顿饭后都要吸上几口。
悲惨的结局
婉容与溥仪虽然在表面上看还算欢悦和谐，但实际上从他们建立夫妻关系开始就潜伏着危机。那就是在他俩之间还有溥仪的淑妃——文绣的存在。文绣，字蕙心，是满族鄂尔德特氏端恭的女儿，她是与婉容同时被分别圈定为后、妃的。按清代礼制，她在溥仪与婉容举行大婚的早一天进宫，当时她年仅14岁，文绣从小接受的是三从四德的封建教育，虽然相貌不如婉容较好，但性格却比婉容温顺宽厚。溥仪待文绣开始时也还较平等，比如一些适宜后、妃参加的活动，溥仪总是让婉容、文绣一起出面，溥仪也给文绣请了教师。但是，婉容却对此大为不满。
婉容的争宠好胜，一方面是她的性情所致，更主要的是由于宫内枯燥、寂寞的生活决定的。婉容虽然得到了皇后的高贵身份和衣食豪华的生活，但是紫禁城的高墙束缚着她的自由，尤其是夫妻关系间的难言之隐，更使她深深地陷于痛苦之中。新婚不久的皇后很快就变得郁郁寡欢了。
1924年11月，溥仪被逐出宫，次年2月移居天津张园。按照《修正清室优待条件》，溥仪已“永远废除皇帝尊号”，而婉容也随之失去了徒有其名的“皇后”身份。
出宫后的婉容似乎精神焕发了一阵，她一改宫中的装束，换上了时装旗袍和高跟皮鞋，还烫了头发，再加上她纤柔秀美的音容笑貌，一时成为租界中的“摩登女性”。更使她兴奋的是，天津这座繁华的商业城市给她提供了既时髦又风流的消遣方式：看戏、跳舞、溜冰、玩球……对她吸引力最大的则莫过于到各大百货公司购物，反正有溥仪付钱，她可以无所顾忌地大肆挥霍，以致这种物质刺激后来竟发展成婉容、文绣之间争宠的手段。溥仪后来在《我的前半生》中称之为“竞赛式的购买”，他回忆道：“婉容本是一位天津大小姐，花钱买废物的门道比我多。她买了什么东西，文绣也一定要。我给文绣买了，婉容一定又要买，而且花的钱更多，好像不如此不足以显示皇后的身份。”当时，寄寓在天津的皇室是靠典当以前从故宫偷出来的文物才维持着表面上奢侈的生活，所以这样的日子没过多久，经济上就逐渐不支，当然也就难以继续满足婉容在物质上的虚荣了。
新的环境并没有改善婉容与溥仪的关系，他们之间始终未能建立起普通夫妇间的那种恩爱、真挚的感情。一则因为当时溥仪在遗老们的怂恿下正一心想着复辟，更主要的原因则是他自己后来才领悟到：“我不懂得什么叫爱情，在别人的平衡的夫妇，在我，夫妇关系就是主奴关系，妻妾都是君王的奴才和工具。”虽然遇有应酬时他也让婉容出面，但在溥仪的眼里，婉容只不过是一个应景的摆设。无聊和孤寂使婉容的精神日益颓靡，常常夜不成寐，终而得了神经衰弱症，而且鸦片瘾也越来越大了。
1931年秋，曾在社会上轰动一时的“皇妃革命”，使溥仪的家庭生活骤起波澜——淑妃文绣因忍受不了不平等待遇而离家出走，最终与溥仪协议离婚。这件事并没有使婉容得意太久，长期以来，她的任性、孤傲已经越来越引起溥仪的不满，这次“皇妃革命”给溥仪带来的烦恼也就更多地迁怒于婉容了。
同年11月，溥仪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诱骗和策划下，独自一人秘密离津，逃往东北。直到两个月以后，婉容才在臭名昭著的汉奸特务川岛芳子的哄骗下由天津到大连，再转至旅顺与溥仪团聚。使她失望的是，这时候溥仪已成为听任日本帝国主义摆布的傀儡，更没想到她自己也随之落入了阴谋的陷阱。1932年3月8日，溥仪在长春就任伪“满洲国执政”，婉容便又是“执政”夫人了。
“执政府”设在原吉黑榷运署旧址，几栋小楼是当时长春最讲究的建筑，婉容住进了缉熙楼，溥仪办公则在勤民楼。当婉容开始看到溥仪竟然“宵衣旰食”，每天那样勤勉地办理“公事”，心中似乎对恢复旧日的天堂也产生过些许憧憬和欣慰。但时隔不久，不仅溥仪感到“执政”的职权只是写在纸上的，一切都要听从日本人的安排；就连婉容也察觉到她的一举一动都受到监视，甚至不能走出大门一步。原有的苦闷和新添的愁思使婉容的旧病日渐严重，不到两年的时间便由神经衰弱而发展到精神失常的状态，发作起来常把屋里的摆设摔得粉碎。
婉容虽然在精神上呈病态，并且颜面已渐露青灰色的烟容，但她仍不失为一个俏丽的女子，在身体好些时候，她还是要悉心打扮起来，或以其他方式享受一下的。据1934年“帝宫”档案记载，婉容一年内仅单、夹旗袍就做了二十七件，所用的质料不仅有中国传统的丝绸，还有各种花色的日本、印度、法国的上等毛、绸、纱料。她每个月可以有三千元的月例钱，供其衣食之外的花销。她还养了五六只哈巴狗。这些通人性的小动物给了她不少乐趣……然而，“执政府”的院子就是婉容的禁地，除了1934年溥仪第三次登基做伪“满洲国”皇帝之后，日本方面在秩父宫蕹仁亲王代表天皇“访满”时，为了炫耀中日“亲善”而让婉容随溥仪在勤民楼参加了一次接见外，她在以后的近十年中再也没有以“皇后”身份公开露面。这对极好虚荣的婉容来说是多么大的打击！
溥仪与婉容关系的彻底破裂是1935年发生了婉容与溥仪的随侍发生暧昧关系而致怀孕的事情。这件事激怒了溥仪，虽然一个可怜的女婴刚刚降生就夭折了，但溥仪仍然认为这是婉容不可饶恕的过错，从此将她打入冷宫。
经过这一次打击之后，仅仅两年的时间，昔日如花似玉的婉容竟成了一个完全不能控制自己的疯子。她已经不懂得梳洗打扮，整天喜怒无常。唯有一个习惯还保留着，就是每天还要吸鸦片。婉容被关在屋子里与外界隔离起来，溥仪派了两名太监和两个女佣伺候她，她病得最严重时两腿已不能下地走路。由于长久关在房子里，本来就有目疾的婉容，眼睛更见不得光亮，要用扇子遮着从扇子骨的缝隙中看人。她偶尔也有清醒的时候，每逢这时，她就哭着骂她的父亲荣源，骂他为了自己要当国丈而断送了女儿的一生。
1945年8月，随着苏联向日本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已现端倪。侵华日军开始准备退路，同时要溥仪带着家人退守南满，将“国都”迁到通化。8月13日，刚到达位于中朝边境的通化大栗子沟，8月15日就传来了日本投降的消息，溥仪准备随日本人经由沈阳转赴东京，于17日带着溥杰等人匆匆离去，剩下的人只好另想办法。11月份，天气渐冷，这一行人由大栗子沟迁至临江县城住下来。不久，临江解放，他们又随着解放军从临江转到通化，经过八个月颠沛流离的生活，于1946年4月又回到了长春。这时，婉容的身体更加虚弱，多亏福贵人李玉琴的同情和照应，才使这位遍尝世态炎凉的昔日皇后得到了一些人际间的温暖。但是，由于战争的动荡，解放军难以再带着这么多皇族眷属行军作战，所以让他们自谋出路，于是人们先后离去，连关心过婉容的李玉琴也要走了。李玉琴事后曾忆及：“当时她看我来请安，就伸出枯瘦如柴的手握住我。我悲痛难忍，泪流满面。她眼光露出惊慌焦急的样子，嘴里发出两声‘呵！呵！’带哭腔的凄凉声音，含混不清地说了一句什么。她也流泪了！……我给婉容扯平衣服，盖好被，摸摸她枯瘦如柴的手。她转过脸来看看我，一脸的痛苦表情。很快又变成冷淡的样子，又转过脸去。其实，婉容在长春有不少亲友，他们靠国戚的身份得到过那么多的荣华富贵，但这时候却没有一个人来接她走。后来，解放军撤出长春，只得带着婉容一起走了。”
李玉琴离去以后，婉容最亲近的人物嵯峨浩还在她身边。嵯峨浩这时经过严格审讯也被宣布释放了。恰在此时上边又来了命令：为了防备国民党军队重新占领长春，将把婉容等转移到吉林市。对嵯峨浩来说有两条道路摆在面前：一条是携婉容留在长春再寻生路，另一条是随部队转移，借以照顾病弱不堪的婉容。他不忍心丢下婉容，自愿选择了后者。
“闷罐列车”把婉容和嵯峨浩等最后一批皇族成员共六人载到吉林市，并将他们关进拘留所。拘留所的条件恶劣可想而知，关进拘留所的婉容再也得不到鸦片供应了。她时而疯狂呼救，时而痛苦呻吟，时而圆瞪双眼似乎透不过气来，时而又躺在地板上翻身打滚。她被烟瘾折磨得死去活来惨不忍睹。
因为国民党部队攻城在即，婉容等人又乘上没有座位但有窗户的“运兵车”，经敦化赴延吉。在延吉监狱里，有包括婉容在内的六个人。这时婉容已经严重虚弱，以至于走路都没有力气，在那里，她的病情继续恶化。
6月10日传下一道命令：将婉容、嵯峨浩等六人转往牡丹江，再赴佳木斯。考虑到婉容已经不能走路，还特意给她准备了一辆漂亮的马车，以便在监狱到火车站这段路程上代步。然而，监狱负责人很快就发现婉容已是完全不能经受旅途折腾的人了，“如果她死在半路上不如不走的好”。六天之后嵯峨浩等五人被押送到佳木斯，他们是在登上火车后才得知婉容已被留下不再随行的消息，明白他们跟婉容最后分手的时刻已经过去了。不久，这五个人在佳木斯获释，随即各奔他乡。
留在延吉监狱中的婉容，身边没有一个亲人，也没有一个皇族成员，孤独地度过了悲惨一生中的最后十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