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鼓楼区的“三山诗社”是离退休老人组成的民间诗歌团体。1984年12月，六十多位年高体弱的老人，在区文化馆组织下，成立了“三山诗社”。福州俗称“三山”，钟山灵秀、文人荟萃，素有诗的传统。由明代以来文人学者兴起的做“诗钟”（一种计时做诗的民间文字游戏）活动，在这里较盛行。鼓楼区所在地，文化单位密集，不少老同志就职于文史部门，有大学教授、党校文史研究人员、编辑、画家等。平时，一些“诗友”聚会，酬唱赠诗，以文会友，乐此不疲。退休后，他们自发地组织诗会吟诗作赋。区文化馆腾出房子，专人管理，成立诗社。这不仅使赋闲的老人们“有所事事”，更重要的是他们爱好诗歌的感情得到了寄托。
诗社每星期天举行活动，社员们带上干粮食品和“作业”，先是品评事先布置完成的“命题诗”（即所谓“宿构”），然后大家即兴作诗。三山诗社的作品全是1日体诗，讲究格律，写诗后又吟唱。一位七十六岁高龄的诗友对我说，写诗唱诗，是福州民间诗人的传统。大家聚会命题作诗，一人写出一首好诗，众人争相吟诵，切磋推敲，兴味盎然。诗社的活动吸引不少听众，那些耄耋之年的老人，不辞辛劳，乐而忘返。
今年5月，是闽籍学人邓拓辞世20周年。三山诗社假邓拓故居举行了一次“怀念邓拓”的诗会。笔者和邓拓学术思想讨论会的同志有幸躬逢盛会，桑梓情谊，诗人兴会，令人难忘。
会场布置得庄重，诗友们以“怀念邓拓”为题书写的诗幅挂满墙壁。李志民、廖沫沙、袁鹰、常书鸿等同志也寄来诗。几十位老诗人端坐一排，望去几乎是一片花白鬓须。九十二岁的女画家、诗人刘蘅由人搀扶着献上了《悼革命诗人邓拓》的诗。诗会开始，邓拓夫人丁一岚简单介绍了邓拓的诗作和故家，对几十位高龄的诗友们的深情表示感谢。然后是来宾们献诗，胡绩伟同志朗诵了怀念邓拓的诗作《长相思》。诗会高潮是三山诗友们以“怀拓”二字唱“折枝吟”。“怀沙忧远追屈贾，拓业兴邦恸邓吴”，邓拓在晋察冀时的老战友陶军的诗作，被两位诗友唱得如诉如泣，似在招故人之英灵，又似在抒发诗人的一瓣心香。诗会进行中，天正飘着蒙蒙细雨，更令听者和诵者感怀深重。
三山诗社每逢国庆、“五一”或重大纪念活动，诸如纪念历史名人等都举行这样纪念性的“大唱”，并征集诗作，在诗社办的内部刊物《三山吟讯》上刊载。诗友们的作品通过自办的刊物同全国一百多家诗社进行交流。现在社员已发展到香港和海外，不少闽籍的旅外华人赠诗或捐款支持诗社活动。
人们的审美趣味各别，艺术的爱好有不同的层次，当今各种审美思潮、不同艺术形式竞相发展，而三山诗友们热恋着传统的古典文化，情趣之雅、兴味之浓，表明群众爱好的文艺形式是有生命力的。诗的群众性十分广泛，在喧闹的诗苑中，三山诗社犹如一枝独秀，绽开闽中诗坛。
22.病后日记
四年半前，我因病住院一个多月。近日，翻看当时的零星日记，往事不堪回首，可又想起那浓浓的友情，那些给我无私的帮助和关爱的朋友们。情动于衷，感成于言，不禁做这病后日记，但点滴残片，流水账单，难报涌泉之恩。
——2004年4月
1999年11月20日星期六
发病
人生一世，草木一春。好端端的生命，有时脆弱如蚁蝼，渺小如草芥，瞬息倏忽间，就烟消云散了。人的命，有时就是一种流动的物体，抓它很困难。于是珍惜生命，关爱自己就变得更为有理了。
没有想到有些事摊到自己头上，躲也躲不及。
今天在中国作家协会大楼开会，由中国作家协会、人民文学出版社、浙江省作家协会共同召开，讨论两部长篇小说，上午是《茶人》三部曲，下午是《北大校长蔡元培》。利用双休日，上下午各研讨一部作品，这种“连会”不太多，外地同志来京讲效率，也是为了请人方便，偶尔为之。研讨会在时下虽遭诟病也还不少，去多了也耽误事，可有些是熟人好友，也是工作，各方面关系所需，身不由己。
双休日真好，路上不堵，离九点开会还有十多分钟我就坐进会场了。遂看到通常有的场景，人们围成一大圈，除了主席台外，大家随意找地方坐。会议没开之前，又有多少个小圈，好久不见或者是许久不见，都是老熟人，严肃的寒暄着，随意的就调侃着。
会议的规模较大，体现了组织者的能量，想来少说也有五六十人，有浙江方面的，有北京方面的，有文学界和新闻界的，其阵势为此类会议中较大的。
上午会议仍是“老三样”：介绍，官员讲话，然后发言研讨，这样的会程序有定式，气氛也雷同，各路诸侯高谈阔论，人人既是听者又是说者。因会场上人多，自由主义好产生，说者谆谆，听者藐藐，然后，说了的也有没说的，都伺机到外面一间休息室里聊天、放风、过烟瘾。我中间接了黄育海兄的一个电话，他从杭州打来，原来在浙江文艺出版社当副总任上，他抓了这次讨论会上的一部作品，还为推作品促作者奔波于京杭两地，同两位被讨论的作者也熟悉，他打电话时，也算关心吧，只不过，他已去了另外单位，恐怕也是出于我们这些老朋友们还到场，想起了往事，一点感怀而已。另外，有哥们潘凯雄和林建法兄自上海一大早坐飞机赶来，我们也好久没见了，特别是建法在沈阳有时来去匆匆不常见，这个会上，他们结伴自上海直奔会场，机会难得。
那时候，我的烟瘾还挺大，听得乏味了又经不住外面烟香的诱惑，不由得加入其中，于是，这样的反反复复，一上午就过去了。
中午，会议在楼内单位食堂聚餐，餐毕休会两小时，因为都是熟人，我即随李炳银、林为进到了他们在六楼的办公室，各自找沙发躺下。同去的还有朱晖、贺绍俊。坐下后，说了几句，看人气很旺，林兄来劲了，说这不是“三缺一”吗，平时里，有机会聚会就来几下“三缺一”。林为进的招数不少，他找来扑克，教我和贺如何玩算输赢。没想到，这兄弟去年冬天因淋巴癌晚期，四十多岁就离开了我们。大家都以为他年轻，身体好，一个生龙活虎的小林，发病没两个月，惨遭病魔击溃。那天在八宝山送他，想起了以往他常常叼着烟卷，用大多数人听不懂的广西腔说话，急公好义的情形，送他的众兄弟不胜唏嘘。
当时，几番来去，约有半小时，后又轮到我出牌，在我对面观战的朱兄，看了他近旁林和贺的牌，又径看我有些犹豫地琢磨着，想来我有一手好牌，不轻易地抛出，而正在他向我诡秘一笑时，我忽然觉得大脑一片空白，两眼发黑，没了感觉。事后听朱兄说，他看我的眼神恍惚，摇晃着把手中的牌扔在地下，人往沙发上一窝。他发现不对头，赶快地问，怎么样，怎么回事。也就在他们急得忙乱之时，我也说了一句，我怎么了，清醒的疑问和胡涂的反问，让几位觉得我真是不行了。
几位弟兄还算有点经验，尤其是朱兄，早先曾见过如此急发的病人，他说不动，千万不要动，平躺着，这才让众人有点眉目，他还土法上马按我人中，绍俊揿着我的双腿的穴位。大概是听到这边有点动静，还是有人去找了当时也是当天会议的主持者、作家协会的书记陈建功兄，他立马过来，也说不能动的。
就在一阵惊乱之中，我这时完全清醒了，说：我的头有点发晕。还说，我有半天不知咋的。朱兄说，看你忽然就不行了。我问，多大一会儿。朱说，五分钟吧。贺还有李、林几位都说，是啊，你都不知道吧。我说，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这边说着刚才的危急情景，按着我躺着，那边咚咚地有些声响，在安静的中午更显得清晰，原来，有老兄已经叫来了急救车，穿上白大褂的大夫们跑着过来，真是神速，我还不清楚，看这架势，我要被送医院了。事后才知，炳银也有经验，他曾有一次脑缺血的经历，他意识到这种突发的病的危险，急着打了120，大夫来后，说可能是脑子里的问题，后来证实了他的判断。他们几位，早年或插队当知青，在矿区生活过，或在部队当兵多年，见多识广。众弟兄们及时把我送去求医，赢得了时间，让我活下去了，有了现在怀想往事的可能。
医生急急地催促把我抬出，当时，头痛难忍，精神有些恍惚，但大脑还清楚。大夫说担架上不了电梯，只好让人抬着，当时在场的朱晖、绍俊、炳银、为进（我都没看清还有谁了）几位在建功的指挥下，跟着医生，把我坐的沙发当担架，几位平时也不太干力气活的书生们把连皮带毛的一百又五十斤的家伙，硬是从六楼抬下来了。我这时已十分清醒，可是心中闷着而胃里难受极了，憋不住呕吐了，就在电梯口，弄得走道里很不是个事。从楼梯口几位是一路小跑的，在救护车的警笛声中，我生平第一次成了抢救对象。
入院
好像是建功吧，问我合同医院在哪，我想了想，就去朝阳医院吧，虽然，协和医院也是合同单位，那里的名气大，可是离单位和家都远。我当时也不知自己什么症状什么病，只考虑着进出方便，家人好照看，而且从发病处去那也快些，十几分钟就可到。
在车上，我迷迷糊糊的，但清楚记得车子拐进二环又出二环，响着汽笛，飞快开着。我觉得身体发汗，头痛得厉害，也直想呕吐，大概是朱晖兄用手抻着一个塑料袋接着我，放了几口，慢慢的我的头沉沉地感觉昏昏，不知到了何方。等我有点清醒后，才知已躺在朝阳医院的急症室。
医院方面很有经验，护士大夫都很沉稳，这类病经常有，急症室里多是一些抢救者，有外伤的，有命悬一线的，人来人往，在拥挤、杂乱的过道里，我被大夫们指挥着拨弄着，查验后，要拍CT，化验，才确诊为脑血管瘤病例的蛛网膜下腔出血，俗称的中风。送我来的建功、朱晖、绍俊三位，忙得跑前跑后，交费取药，与医生联系，还有我从会场上带的一些资料，我进入病房后要换的衣服，绍俊心细，腿脚麻利，动作又快，上楼下楼送化验，交费；朱晖镇定自如，却不忘细节，连接尿端屎的夜壶也跑出去采购了；建功是总指挥，他先让我给家去电话，那天正巧是周末中午，家里习惯休息时拔掉电话，没人接，后来打到邻居张文那儿，让她敲门告我家人，怕老婆儿子听后着急，只是说我因为中午吃得有些不好，得了急性肠炎什么的，让即去医院。也是建功，不忘给我们的总编辑许中田去电话，他因在会上曾与老许有过接触，不知他怎么找到老许电话号码的。自己得病，本不想惊动他人，可当时大家以为我那样子，恐疑为有个三长两短的，就把此事通报了主要头儿，而老许又告诉了部门的蒋元明兄，大概当时的情形是让这些闻讯者都有不安的感觉，所以老许觉得部门的负责人元明也有必要来看一下，而这下子由元明而转告，我的病就传开了。
小光和儿子匆匆赶来，送来些洗漱用品。看我那样子，儿子也没有特别的惊讶，也好，已是高考前的冲刺，不要影响了他。
儿子平时就是见事不惊、见怪不怪的主，也许他头一次经历这事，想老爹也不至于就会怎么样吧。如今青年人，说是不明白，说是不懂事，说什么都不过分也不会错怪。后来，也尽量不让他来医院，让他能够安心学习。
下午四时左右，先是元明来，后来老许也来了，他和建功他们说着话，问了些情况，看着我的样子，老许安慰我。建功他们三位本来下午还有会议的，可都耽误了。看我还算稳定，在医生的劝说下，几位先后离开。而朱晖兄觉得他应当留下，这位仁兄，从我发病起，一直到我出院，近一个月成了我的治疗顾问和高级保姆，有时候，早上像上班一样出现在医院，有时比下班时间还晚才回家，还有几天是整夜值班看护。
不久，凯雄、建法也来了。他们是从下午的会场上来的，本来他们中午在一个地方休息，以消一早自上海飞来的疲劳，可到下午开会时，听说了我的不幸。据他俩说，会上有不少人都知道了这事。以至，在后来有人笑言我是倒在“沙场”，不知是指我当天是在会议上遭此一击，还是说我当时同几位兄弟们在玩牌。
反正，让不少人都知道了我病得危险，成了一大新闻。半年后我在懿翎家里一次聚会，见到南京来的傅晓红，她问及我病时情况，说可听别人说我已死了，当时她说这话，一点不像是开玩笑。
朱晖、建法、凯雄他们在建功、绍俊走后，为早点让我住进病房，跑上跑下，像接力赛似的同医院联系。大概六点左右，医院给安排到神经外科，住进了308号一个大病房。我也记不清了，是到了病房还是刚送到急症室的时候，我就交由了主治大夫孙永权先生，结识孙大夫，我成了他的病人，他成了我的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