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了六个病床的大屋，大夫也很快地把我全副武装上，手里插上吊针，吸着输氧管，胸口有心跳和血压的测量仪，从里到外的监视器，因防随时可能的不测，这些“行头”，让来探视的朋友，想象着我在生死鬼门关上挣扎，见面后不忍多看。自发病后，我头痛迷糊，时好时坏，痛时难耐，就昏昏沉沉的，也睡不着，没了思维，稍好一些，又很清醒，谁跟我说点什么，谁谁来了，都很明白。晚上，李辉、应红听说了，急急过来，带来饮料食品，应红心细，说我当多喝鲜果汁，她当即到附近的商店去买西瓜汁，好像没有现成的，她又到一个大宾馆买了，正好我嘴里不是滋味，很解渴，喝了个痛快。后来，李辉、凯雄家里的水果大多都成了我的口福。潘夫人曾莉还专门买来一个榨汁机。
到了晚上，约是七八点左右，安排停当，几位弟兄们被劝走了。可建法说他也没有什么事，要在这里守夜，他明天回沈阳，要在这里帮忙一下。可我爱人齐小光不同意，我不知她是如何说服建法的。被说服后，第二天一早，他又来。在我住院的近一月内，他三次来北京，令我感动。
送走了他们，吃了药，想眯糊一下，可邻床的有几人是车祸外伤，要不用呼吸机发出山响，要不因疼痛难受，大呼小叫的，还有，六个病人加上陪护的，十多人一屋，空气浑浊不堪，又因是冬夜，不能开窗透气，只好痛苦地忍受，稍好一些，就思考自己的这莫名其妙的病状。我怎么得这个病的，可没有一点征兆啊！
是的，之前可没有什么感觉呀。细想也就是稍早前，头上总觉得有些痒，还以为是头皮脏，要洗头；或者偶在下午有点头胀，再就是自己的血压十五年前略有点高，这些年，也没有发展，就没在意，也并不能构成这突发暴病的原因。而大夫说，这类病因现在也不详，也许早就有了病灶，没有发作，目前还说不清，可能与身体条件有关。是不是一个富贵病呢，也不像。但对于我这样的，平时不太注意自己身体的人，也敲了一次警钟。孙大夫说，这样的病很普遍了，他一年也接治过十数人，已趋于低龄化，就在我之前，孙大夫接治过一名十七岁的男孩，那孩子没有能治好。这些话是当时孙大夫对我的几位弟兄们说的，是齐小光后来转述给我听的。我自发病折腾到现在，自己还是懵懵懂懂的。要说，对这个飞来的横祸，有些后怕，但却没有那么多的顾及，总以为，自己的命运之绳，早在阎王老子那里，人不可违抗。我这样的唯物论者，大事不糊涂，对自己放宽一点，搞点唯心迷信也罢，所以，对这次得病，也就随天意顺其自然了。
听着邻床大喘气的呼吸声，我有时也烦躁，头痛仍一阵阵的厉害。晚上，小光也多次给我喝水，喂药，从血压和脉搏上观察我的动静。稍稍好些，就看她伏在椅子上，并没有睡也不好睡，想来一个人病就得有多少人的侍候，人得病就那么的突然，一个人救治了，可也有人为之要辛苦付出；人活着是容易还是艰难，人有了病活着是好是坏，不好说，人有时是最为脆弱的，早上还是活蹦乱跳的，而下午就成了医院里的囚徒。人之身，生之命，不可测。
然而，想得最多的是，我这样子，惊动了众人，麻烦了众兄弟们，吓坏了亲友；有人说，在本命年时容易有个小灾小病，可是算来，我刚过了生日，与本命年少说还有一年，就这样的不可理喻。看到身上那副装束，冰冷的器械，长长的管子，闪着蓝光的监视器，听那夜半沉寂中一声声凄厉的喊声，我的头剧烈的疼痛，心有所紧张，倒不是有死亡的恐惧，人早已在这大半天的折磨中，没有了精神，也不知命运何往。自进了这病房里，喝了点果汁，算是进食，见了这些平时里最为熟悉亲近的哥们朋友，还有何可挂记的。当然，也不以为从此就运交华盖，命犯不幸了。
在一些胡思乱想中，夜更深了，头有些隐隐的痛，实在忍受不住就大声地喊，哼哼，觉得医生的药是不是还不够劲的，睡不了，就胡乱思想，可能用脑过度，也做起梦来，好像有一条虫子，进了我的脑子，它兴风作浪，让我不得安身。
医院第一夜就在折磨中，艰难地过去。听小光说，我折腾的时候，老喊头痛。
11月21日星期日
“神仙会”
难熬的长夜过去，与我为伴的除了小光陪护，就是那些在抢救的病友们时大时小的呻吟，叫喊，和各种各样的梦。一夜的折腾，大脑火辣辣的，但药石有了作用，头痛时有缓和，减轻。人生也怪，有时坚强得可以征服一切，睥睨万物，似乎无所不能，但人终究是肉身，除了精神能够存留之外，生命其实不堪一击。
听说，昨夜2床的那位就没有抢救过来。这恐怕是命数已定吧。作这些想，多有不敬，是为自己找个理由：什么样的事，什么样的可能，都不足为怪……
天大亮后，这里车水马龙的，稍稍安静，觉得这地方又陌生起来。猛然，我觉得昨日的那番折腾，离我有如隔世了。再看看床头的那些冰冷的器械，我只好又闭上双眼听上苍的安排。
早上之后，才正式与主治大夫面对面，每天的例行查房，是他们据病人情况实施治疗的一道工序，当时，除了孙大夫外，几位穿白大褂中有后来为我治疗的李同大夫等。大夫们的神情多半是职业性的，我虽有些迷糊，精神不好，但从他们的表情中，可以看出对我的病的担心。
这时候，因了药物的疗效，几项指标都有些恢复，血压心率还好，头痛也是时不时来一下，但总的趋势是缓和。这时，我不便同人多说话，只是看小光与建法同大夫商量什么，中午，朱晖、凯雄先后来，他们是我病后的主要护理，其实刚住进院，一阵忙乱之后，稍有正规，这里，也没有多少事可做，能做的只能是偶尔来我床前，随时观察我的脉息，生怕我重复发病时的状态，他们好像也紧绷着神情，虽然安慰我，安慰着家里人，找医生，但他们的心都很沉重，我看得出来。
我只能作长叹。本来，正值大礼拜天，平日里几位哥们在家享受晚起的休闲，可现在如同上班，早早往医院赶。朱晖也是快半百之年的人，骑着摩托，顶着寒风，从大老远北三环过来，少说也有十一二公里。凯雄那时虽住在团结湖，离医院不远，可头几天是每天下班后都过来，有时送点鲜榨果汁，有时送来曾莉做的鱼汤什么的。还有李辉、应红，晚上不时地过来看有什么需要运输的，李辉的坐驾一时成为我送东西的主要工具了。
因为这个病房里的嘈杂，和一些危重而外伤严重的病人在一起，进住后医院曾答应有了房子就给换的，凯雄他们提出找个好点的地方，至少也是两人的病房，不知后来谁的主意，找到了报社，大概是因为看到老许也亲临医院，就觉得这事靠组织好解决一些，于是，他们就活动着找关系、找单位，一来二去，从这天开始，就把找病房作为重点。
恰巧，中午十二时左右，老许打来电话问病情，有人把这个情况给他说了。周二上班，老许让社办公室主任吴奇带来公函，并与医院联系，安排一个单间。
下午，黄育海兄专程从杭州赶来，让我感动，他昨天还和我通话，说到他参与的一部小说的讨论，我还说他是前人栽树功不可没。没想到，得知我病后，一天之内就来到了病房。他的眼睛高度近视，平时过杂乱的街头、走远道还要人扶助，从一千多公里之外赶来，难得他那份心意。
午后可以探视了，我一睁眼就看到同事小罗手捧鲜花在门口，有些诧异，他小声地说让我别动。小罗是细心人，也真有他的，买什么花，还专门跑来一趟。我问他怎么知道的，小罗笑笑，他问要帮干点什么，朱晖他们劝说暂时不用，他说以后我来帮个忙。
小罗来和他送的花，让我顿生感悟，因有病，成了一个麻烦大家的人，医生、朋友、同事，就连这些花也受牵连。后来，朋友和同事们送来二十多个花篮，大家的心意托付在这五彩缤纷的美好祝愿中，也让我老婆说，你欠了那么多的人情。
三点过后，当时育海兄在看护我。只听有人像在劝说，又像在问询，原来是育海把中国作家协会的两位领导，书记处书记张锲和高洪波先生挡在外面，不让他们进来。黄育海虽走南闯北，对文坛熟人熟事，但却没有同张、高二位熟识，所以，他把二位先生挡驾了。事后，洪波兄提起这事，说我住院时一些兄弟们看护严实。当时，凯雄是我的病情总管，好些人都从他那里得知情况，他一一谢绝探视。因病房拥挤杂乱，张锲、洪波二位仅远远站着，同朱晖还是谁说了几句，我是躺着目送他们的，二位走后，好一段时间，洪波手捧鲜花，两位高大的背影和严肃的神情，在我心中久久难忘。
下午，主治大夫孙永权与小光和朱晖他们谈我的治疗。他建议在两三天内做脑血管造影检查，他又说，前期做造影风险较大，但可以早了解病情，得到控制。孙大夫戴一副眼镜，是年轻的硕士，说话轻言细语，态度也很和蔼，是一位对病人很体贴的大夫。对此类病他是见得多了，也做过不少手术，出于职业的原因，也出于不熟悉，他对诸位兄弟的疑虑没有表示直接的态度。
后来，我的“治疗小组”并没有采纳大夫的意见，孙大夫也没有说什么。
晚上，为寻找最佳方案，小光他们在医院旁边的小餐馆聚集，究竟什么时候做手术，是采取保守治疗还是赶紧做，如何同大夫沟通，他们煞有介事地讨论着。
意见有分歧，分为两派。黄兄从杭州来，之前，他就咨询过其父——杭州一家医院的老院长，据说治疗此类病分为南派北派，南派多主张以保守为主，于是，黄兄来后，力主先不要也不能做手术，那是原则问题，他是诸位中唯一与医生有些亲属关系的，他的话也有权威。可是，主治医生曾对家人说过，应当抓紧，拖一天就会失去机会。小光对此也拿不定主意，所以，在晚上，朱、黄、李、应、潘和齐，几位聚集，为此讨论出暂时的结论：
先不做．保守治疗一下，以观察再说。对我，这是一次“救命的神仙会”，十多天后，我做完手术，小光才敢告诉我。我听了，说不出什么，任何感激的话都是多余。
这个决定，后来事实证明十分不妥，险些误事。可大家的考虑也有一定的合理性。朱兄也是保守派，曾为此三思，在这之前，一位据说是半仙的高人告诉他，近日里，要多加小心，可能要碰到点麻烦，或者有朋友不测。朱认为事关严重，他隐隐觉得，“高人”的话不能违抗，宁信其有，所以，无论从朋友角度还是哥们的立场，他是想拖拖，为的是能多看几眼。因了这种种原因，几位我的治疗高参们，竞把医生的方案搁置了。
齐小光也没了主意，她曾问及当医生的嫂子，也问了一些明白人，都说这样的病风险大。好像作家朋友周大新也跟她说，他问过*******的专家，也是这个看法。也好，有更多的时间来证实弟兄们的那份情意。我好生有福。
很晚了，同事建武夫妇来访，接着丁临一兄悄然来探视，他现在去了武警一单位，我的消息大概是找凯雄问到的，不过，老兄心细，又身在武警，情报是没有问题的。平时里，我们虽军民两界，但常有聚会，记得见我那种受刑状态，他还幽了一默：好了以后我们跟你玩。
11月22日星期一
“高级护工”
智囊团的主意已定，主治大夫也没有什么意见，只是按部就班的治疗，以观察保守为主。
换病房的事，还在等待。报社大地杂志的王德颖来，他同医院里的人认识，想催促一下。不知道这种做法效果有多大，病人情况不佳，众人着急，从组织到个人，都在用自己的一切方便使劲，只是这样的合情合理的方式能有多大的作用，近乎私下的行为，让人想起来有点酸楚。
无论如何，为了治疗方便，找个安静的地方，医院原来也曾答应过，大家都在为此出力，没想到，病和病之外的事，同等重要。
这天是周一，上班的第一天部门是例会日，会上我的病成了新闻，元明把情况通报主任老丁，然后同大家商量，青壮劳力们排了一个值班表，为我护理。部门说是有二十多人，但壮年的男士仅占一半，且又有老弱病者。午后，李辉来送单位支票，以备住院之用。部门里派来值班的，好像小罗为第一个。以后，袁晞、陈原、守仁、少波、建武、月海、向兵，另外我的研究生大波和老丁的研究生辟长，都来看护，特受感动的是年届六旬的刘虔，几次单独来护理，连小光都说，看真把你当个人。护理如同上班，早早就来，上、下午各安排一位，后来，顺当后请了护工，才把同事们解脱。看着这十多天里，十多人次，诸位有着副高正高研究生作家名头的同事朋友，抛公舍私，挤时间为我值护，帮吃喝拉撒的事，精神安抚，真不知说什么是好。有一次，我想说，等你们谁再有个好歹，我也这样来还情，不对，这不吉利的话，怎能随便说的。起初，我不想麻烦同事，可大家也许是看我这危在旦夕，也许来日不多，作了安排，我也就作罢。一次，陈原兄为我按摩脚，我戏言，你这是干最脏最臭的活，那时候，躺得时间长了全身零部件松弛，时不时要做按摩，让几位大员们屈尊降贵，也见识了一个重病者的无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