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震后我第一次去T市，早就听说它已以新的面貌矗立在祖国大地上。一下火车，进入新市区，果然名不虚传，高层楼房鳞次栉比，马路坦阔飘展入云。东道主是我的老同学，也是一位T市地理、历史、人文等方面的“百事通”。他隔着车窗玻璃指点解说，就连一棵震后幸存的街树他也能道出点名堂。
当面包车从陶瓷工厂区穿过时，我蓦地看到一个牌子从我眼前掠过：陶瓷研究所。
“啊！‘****’前刘智夫不就在这里工作吗？”
愕然间，我不禁问我的老同学洪山。“不错。”洪山对此人了如指掌：“他是1964年从你们那个城市调到这里的；1975年离了婚，女方回她原籍青岛去了，两个男孩都归老刘抚养。所里对他还算照顾，分了两间单元房给他，他刚从简陋的小平房搬进新居。可是也许这更加重了他的不幸，1976年7月28日大地震，他爷儿仨都被压在沉重的预制板下面，没有扒出来，全都……咳！命苦哇，刘智夫的命确实苦……”
我半晌没有言语，直到在招待所住下，入夜卧在床上，脑海里还在翻腾着有关刘智夫的星星点点……
五六十年代之交，我在一所名牌大学读书，与我同是调干生的洪山交谊舞跳得不错，每到周末，他照例放弃了在图书馆钻研美学的爱好，而以翩翩风姿出现在礼堂的舞池。我们俩常在一起讨论美学问题，他不在，我也失去了争论的对象。“你也去，一看就会，没有三天的老赶拍子。”他鼓励我，我也跃跃欲试。开始在本校，后来洪山觉得这里的舞技档次太低，便出征到邻校工业大学，那里的舞会在全市是出了名的。当然，我仍然是洪山的一个小随从。可是，我也许天生注定缺乏“舞细胞”，乐感尚可，但脚步笨得令人哭笑不得。那时流行着著名的跳舞“四部曲”：“旁边站，试试看，二人转，死了算”。这规律对我来说可能是永远不适用了。
在舞场上，有一个妙龄女子很引人注目，她的穿着就不同于一般大学生，紫罗兰图案的“布拉吉”短裙，再配上那玲珑的身段和圆球形的发式，简直就是一个假洋娃娃，但从眉目间流泻出火炽炽的神秘，至少使我觉得有几分妖媚。从气质上看，我判断她不是该校的大学生，或许是哪个部门的工作人员。起初，她应邀的舞伴很杂，同洪山也跳过，而且配合得最为默契；但后来，她的舞伴基本上便集中到一个人身上。这个男子身材较高，总在一米八上下，但已开始“谢顶”，虽不能仅从这点上判定一个人的年龄，却怎么也得有三十七八岁的年纪，此君不大会跳，也属于“二把刀”之列，比我的舞技强不了多少，经常因为踩了对方的脚而暂停。然而那女子看来并不介意，遇到他舞步错乱的情况，她只是还报以媚笑，想必是出了声的，只是在乐曲和嘈杂的脚步声掩护下，很难分辨出来。
“这个男的姓刘，是工业大学建筑系的讲师。”有一次，洪山在看那两人跳舞时告诉我。
“你怎么知道？”我觉得洪山太神了。
“那女同志告诉我的。”洪山一向对我很坦率，“她不是这学校的，是本市化学纤维厂厂长办公室的秘书，在一个朋友家里偶然认识了这位讲师，年龄比她大十七岁，不过，看情景是搞上对象了。”
“是那男的进攻她的吧？”我按一般常规推论，年长些的大都是主动追求年轻的对象，何况他又大她那么多。
“也不见得。”洪山摇着头说，“多半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他爱她年轻漂亮，她冲他是个讲师。你知道，在一般年轻女的心目中，讲师就是高级知识分子，不得了啰！”
“也不见得能成吧？”……
我对这段姻缘是持怀疑态度的，其实，这跟我有何相干！
生活中的巧合往往远远超出小说家和影视编导们的苦心安排。大学三年级那年，提倡勤工俭学，我被安排到近郊的化纤厂去教高中语文，学员多是厂级领导和科室工作人员。我第一天去厂长办公室报到时，呀！进门触目竟是那个圆球发式的脑袋，还有那一双即使在凝静时也深燃火炽的眼睛。“怎么就碰上她了？”再一想，非常合乎逻辑，洪山不是早就说过：此人是在厂长办公室干秘书的嘛！
“哦，纪老师，我叫单文艳。”她看了介绍信之后自我介绍说，“您稍等，我去叫我们厂长来。”她冲我一笑，这使我记起了在舞场里她对那位讲师经常展观出的神态，心里陡然一激灵。在她下楼时，她随手提起这次穿的大红花裙子，一直提到大腿根那个部位。事后我在想：不知是我的头脑不洁过于敏感，还是这位女同志举止上有欠分寸？
有一点可以得到印证：我虽然认得出她来，她却并没有觉得我面熟。本来，我这人相貌绝不出众，是很难引动任何女子特别注意的。
不过，我在这个厂的课余教学进行得相当成功，从反映上看，学员们都比较满意。在两堂课的间隙，那个叫单文艳的女同志也过来同我聊聊，除了问我一些写作常识外，还透露她打算报考医学院的设想。“在这里工作没点意思。”使我感到奇怪的是，她没有对我提及与那位刘讲师的关系，更没有说他对她上大学的决定抱何种态度。甚至，她根本没提她那个“对象”半个字。
“也许是吹了吧？”
我仿佛又印证了曾产生过的推断。
然而，我的推断是不准确的。
在我毕业前夕，学校在全市最阔绰的文艺俱乐部与社会主义国家留学生举行联欢会。在对对双双的舞影中，除了我的老同学洪山与他相称的舞伴最惹人艳羡外，我还发现了约有一年多未见的两个老熟人——工业大学讲师刘智夫和化纤厂女秘书单文艳。前者身着一套一般人不敢穿的咖啡色西装，后者换了一套西欧古典式的白纱百褶裙。但他俩在一起跳得不多，在大多数舞曲中，讲师是安坐在台子上的圆桌旁，笑模悠悠，不无自豪地看着女方与别的男人跳舞。
终于，在两支舞曲的间隙中，单文艳一眼发现了我：“哎，纪老师，少见！”她主动邀我跳舞，我推说不会，事实上我也跳不好，但她执意要和我跳，我也只好窘迫地仓促上场。她很迁就我，显然无意施展技艺。我脱口问她：
“你考医学院了吗？”
“没。后来我想，上大学没意思。”她的语调有点矫饰，“我半年前结婚了，喏，那边坐着的就是我爱人，中央美院毕业的高材生，除了教学工作，还擅长油画。”
“你还在那个厂工作？”
“谁肯在那个破厂浪费青春。”她鄙夷地说，“我爱人帮我调到市工艺美术研究所，画书签，还有出口小画片。”
“这回工作称心了吧？”
“先干着看。”舞曲终了时她握了我的手一下，“我最理想的工作是当电影演员。”
这次相遇后，我毕业分配到本市一个文学刊物做诗歌编辑，业余时间仍从事诗歌创作。我的老伙伴洪山分配到他老家T市报社工作。很久没有听到那两位贤伉俪的消息了。
转年一月号是特大号，美编把胶印的封面拿来请大家品评，我眼前陡然一亮：“刘智夫！”
原来是一幅题为“舐犊”的砖刻画，显要地印在封二上，作者是工业大学的那位讲师，一丝无误。我问美编他什么时候又从事砖刻艺术了。他告诉我：一年前他就拜本市老版画家章默为师，学习砖刻，他非常勤奋，潜心揣摩，进步很快，美编还谈到他和刘智夫接触中的印象：“这人心地很善良，对人也诚恳，只不过……多少有点书呆子气，难免吃亏。”
大约是一月号出刊不久吧，有天我接到一封笔迹生疏的本市来信，打开一看，是刘智夫写给我的：
纪汉同志：
我们没有接触过，但我读过您不少诗作，可说是神交已久。听我爱人小单说，她和您很熟，曾多次听过您的讲课。我非常爱好诗歌，可惜摸不着写作门路，很想向您学习写诗的经验，这个星期日如果您有时间，请光临敝舍，我和我爱人小单都是非常欢迎您的。
不知为什么，我没有应约前去，当时就是严重的失礼；许多年后，想起这件事，仍觉得挫伤了一个善良人的恳挚的心。
但也就是半年后，1965年的夏末秋初吧，有一次听我们的美编不无遗憾地说，刘智夫调T市工作去了。我有些诧异：“为什么要离开这里？”美编犹豫了一下：“谁知道呢。”好像还有不愿明言的隐情。
正在这时候，因全体人员要下去搞“四清”，我们的刊物也宣布“暂时休刊”。
1966年春节，我从“四清前线”回市里过年，正赶上洪山由T市前来探亲，我们又相见了，当夜谈的话很多很多，谈着谈着，便谈到刘智夫和他爱人关系上了。原来，刘智夫去T市工作的确不属于正常调动，而是不得已而为之。
“……小单这女同志太水性，她在工业大学院里住，常和一些外国留学生来往，一来二去，到底跟一个黑人留学生‘挂’上了。据说她并不是为了金钱，而是出于猎奇，还是别的啥的，就不好说了。老刘发现以后，为了家庭和孩子，也是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应T市陶瓷研究所一个老同学之请，全家三口搬迁，躲开了这个地方。”洪山说完这番话，还打了一个我认为是不恰当的比方，“老刘太宽宏大量了，他这一走，使我联想到武大郎带着潘金莲从清河县迁到阳谷县，治标治不了本哇！”
我为刘智夫不平了：“刘智夫可不是三寸丁，他身高一米八；他也不仅仅像武大郎般老实，而是一个很有作为的人。”
“我也很同情他，不过，他的命不好。”
洪山这后一句话，使我感到非常陌生。
关于“命”的概念，在我幼小时候倒是听大人们经常念叨过，但自从我们老家那边也成为解放区后，从报纸上，从课本上，从老师们的口中，听到和看到的却是对“命”“命运”“时运”之类的批判和否定，这类货色是属于封建迷信的定义，在我头脑中是生了根的，我从来就不相信这类幽灵的存在。我只相信善良的、正直的、为众人做好事，就一定会得到肯定，一定会有光明前途；而心术不正、损人利己、投机取巧、多行不义的人，必会受到惩罚，最后必定是自取灭亡。我记得一位杰出将领、出色的外交家在一次著名的记者招待会上，也令人鼓舞地重述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全报”的古语。我对此向来是深信不疑的。
因此。我期望着刘智夫的家庭生活不幸只是暂时的，他最终将是“好命”，哦，不，会有好结果的。
然而不久以后，也就是“****”怪弹爆炸的前夕吧，洪山在一次来信中附带提到：刘智夫和他的爱人离婚了；当然，也许对等的是，他“爱人”单文艳和他离婚了！
“……厄运像魔影似的追踪着这个本已造成裂痕的家庭。老刘在工业大学里的一个同事，一个地道的花花公子，以出差去T城顺路探望为名，实际上是为了猎取那个早有暧昧关系的描图员，一次再次地来，过于善良而缺乏警戒的刘智夫热诚地款留远道而来的老同事，哪知事情竟发展到一种丧心病狂的地步，那一双野男女竟当着老刘的面打情骂俏，故意刺激他，结果，宽宏的人也无法忍受……留下一个三岁的男孩，由刘智夫独自抚养……”
这个刘智夫怎么如此倒霉，难道真是命该如此？——我不敢再想下去，否则就该陷入不可知论的泥沼里了。我也不敢妄自探索那位单女同志的“内心世界”，因为我不是小说家！
一晃就是九年，九年间我本人一直生活在全****和半****的重轭下，自己的一切尚且难保，更没有多少可能去关心远方他人的处境。1975年春天，在我稍稍“松绑”之后，我抱着难中偷闲的心情，去新辟的辽西走廊风景区兴城游览，归途上在T城下车，与隔绝将近十年的老友洪山会见。我们对于本人的际遇彼此都很达观，但当他谈到刘智夫的情况时，又是一个峰回路转，使我这饱经人生磨难的人也不免嗟讶不已！
“老刘又复婚了！”洪山猛然间插进这样一句话。
“可是，最后又再次离婚了！”还没等我表示自己的看法，他又来了这样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一着。
事情的经过还着实带点曲折性：
“****”开始后，最初阶段刘智夫还没受到触及，可单文艳的所在单位却给她贴了大字报，当然是关于她的生活作风问题。初期“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人们对这方面的问题是感兴趣的。当时在举行游街仪式中，单文艳也是很显眼的一个，按那时的流行做法，少不了脖子上也要挂双不那么囫囵的鞋。在看眼的人群中，也有她过去的“爱人”刘智夫。他躲在最后排，人缝里，却没有幸灾乐祸，而是恻隐之心人皆有的传统意识左右了他。在游街终了，单文艳蹒跚无神地回到自己单人小屋的路上，一个一米八重度谢顶的男人追上了她，他安慰她想开点儿，千万别往绝路上走。她很感动，甚至“旧情复发”，这里头不知经过了哪些细微的过程，反正不久后他们又复婚了。但过了没几年，由于派性和嫉妒作祟，刘智夫又以“白专道路”“单纯业务观点”“修正主义苗子典型”的罪名，被揪了出来，蹲牛棚，罚劳改。而这时他妻子的处境比他优越得多，因为在那不久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浪潮中，她勇敢地参加了造反派的行列，最后获得在门上贴“平反喜报”的殊荣。由于处境高低、身份优劣的不同，那位单文艳同志又对她的“牛鬼蛇神”丈夫不满了。照洪山的说法是“她闲不住”。这时，正际中美建交前夕，她本单位有个平时最不起眼的、干鱼般的男人，只因他哥哥是美国某某公司的董事长，是个有点影响的人物，载誉回国探亲，一张手就给了弟弟五千元，还有些高档物品。单女士又眼红了，也真神，很快又“挂”上了，一条金项链毫不掩饰地挂在那三十三岁仍然白腻的颈项上。
洪山说到这里，如此豁达的人儿也不禁叹息着：“人心难测哪！刘智夫每次从牛棚里放风回来，那女的就对他没好气，骂他‘老东西’‘秃子’，其实，那个男人也不比老刘年轻，‘木乃伊’还能比‘秃子’强多少，她为啥就‘适应’啦？”
我更揣摩不透，上面说过，我不是个善写小说的心理学家。也许，人身上还有没认识尽的奥秘，譬如：气味啦，声波啦，射线啦，等等。
可是，慢着，洪山还有下文：
“过了不到一年工夫，不知是这位单女士扒足了，还是心腻了，慢慢就疏远了‘木乃伊’，结识了她原籍青岛一个跑单帮的年轻人。此人我没见过，据说长得不赖，有点美国电影明星克拉克·盖博的派头，也真怪，在1975年那时候，跑买卖还是要‘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可这小子是特例，在这边贱价买了旧衣服贩运到陕南穷山沟沟，又从那边倒腾来各种药材，在这边能赚大钱，手头上少说也有个几万。那女的佩服他有能耐，就……咳，就那么回事呗，说多了也絮烦。反正她这回打定主意要跟那小子过了，提出和刘智夫二次离婚。其实这时老刘已经‘解放’了，正和工程师一道研究洁玉瓷，第一批样品在北京大饭店跟法国同类产品比试，老外也不得不甘拜下风。”
“难道这就不叫本事？不值得佩服？”我不由地对刘智夫肃然起敬了。
“那女的也承认。”洪山以下总是称呼单文艳为“那女的”，“但那些引不起她的真正兴趣，她觉得你的成就再大，也没啥实惠。也倒是，那时候也没奖金，一家四口还囚在十二平米的一间平房里，她说死也不再打算熬了。老刘这回心里也透亮，他痛痛快快地答应下来，办了二次离婚手续。那女的把户口也起出来，抛下两个儿子（其中小儿子是复婚后生的），远走高飞了。”
“我倒觉得刘智夫应该松一口气。”我着实是愤愤不平了。
“啥？走时她还玩了他一下。”洪山笑得很冷，“她说要去车站托运东西，借老刘的自行车用一下，说再把车子送回来。这辆车子八成新，是老刘从牙缝里省出钱买的，也是全家最要紧的一桩东西，是他上下班的‘腿’。谁知他还是心眼太实，没承想那女的驮着东西到火车站，连自行车也托运走了。”
我愣了半晌，然后说：“你带我去看看刘智夫吧。”我一直为十几年前那次不礼貌的拒邀而深感不安。
“也好，去看看他新近分到的房子。也许是该着他时来运转，那女的刚走三个月，单位分房子就轮到他名下，两居室的一个单元。”洪山说着，便领我去了。
老刘的居室在陶瓷研究所新建六层宿舍的三层楼上。在我所在的那个城市里流行着一种标准说法：“一楼脏，二楼乱，三楼四楼住高干，五楼还能换，六楼没法办。”用这个标准来衡量，那刘智夫虽非高干阶层，但足以说明他还是受到领导重视的。
这是一个公休日，重度谢顶的老刘正在蹬机器给十二岁的大儿子缝裤子；正在上小学的大儿子在厨房里洗菜，准备帮爸爸做饭；三岁的小儿子在煤炉旁捣着燃过的煤球，搜求没烧透的煤渣。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比较清苦但相依为命的残缺家庭，两个孩子脸上却闪露着过早承重的忧郁。
我和老刘神交已久，但至今才迟迟会面，免不了有一番感慨。我不忍刺他创痕，只是在话赶话之间，偶然问了一句：“还想成家吗？”具体就是结不结婚。他酸涩地一笑答道：“怵了。”只短短的两个字。
我离开T城不到一年，地下那个怪物猛一翻身，一个偌大的城市几乎全部覆没。我在得到洪山准确讯息之前，本想刘智夫是会在幸免之列的，却不想他父子三人……洪山还告诉我：那个被人认为“没法办”的六楼，倒有人被从窗口活脱脱地抛至街心，醒来后坐在冷雨浇头的马路上，优越的三楼却“优先”罹难。而老刘那个离婚的妻子，飞来飞去的单女士，却在一年前仿佛有预见似的逃离险境。你可以说她到头来“没有好结果”，但起码没有被巨大的震灾吞噬，这是一个无法更改的事实！
呜呼，不是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吗？那刘智夫君不能不说是一个善者，为什么那个无形的怪物一次再次地打击他，直到最后彻底处置而后快；相反的，那个单文艳够恶……
不管怎么说，我对“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报应说有所保留了，实际生活中往往并非如此，扯得太神了反而会堕入宿命论的幽谷里呢。
我真难想象那个新婚中的单文艳在遥远的青岛听到两个亲生儿子殇逝，会不会引发一个做母亲的伤痛？她那个老资格跑单帮的新丈夫好像也是有预见的，十多年前就开了“个体户”的先河。从这个角度上说，她的“命”是不赖。
明眼的诸君大概不至于误解我是在揭露一个淫奔女人的丑行，那是没有多大意思的。我是在为她和她前夫际遇的不同而引发一种感慨，在百思不得甚解一个明白而又模糊的问题。因为我的老朋友洪山那有特点的京东音还清晰地响在我的耳际：
“刘智夫为人不错，命不好。”
听，还是离不开“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