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先生所在的这个出版社规格很高，仅就领导干部退休乃至退居二线就有自己的一些规定。譬如说，局级和处级虽都是六十岁完全“下课”，但局级五十八岁即不能再担任领导，还能干两年具体业务工作；处级五十五岁就退居二线了。
纪先生是副局级，按规定自今年初即不能担任领导职务，但还给了他两桩工作，即担任社内两个影响不小的刊物的终审。而且，办公室也没有“挪窝”，还是在他任职时的110室。纪先生素来为人低调，连住房也不例外，当年分办公室，他就主动提出自己住110室。这间办公室不仅在阴面，而且靠锅炉房，据说有污染，他自然是首当其冲，吸入的不良气体可能会多些。但他什么也没说，也没说“作为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之类的高水平的话。
不知是遗传基因所致，还是他深谙科学养生之道，纪先生虽已五十有九，但身板很直、满面红光、步履轻健，尤其是说话声音听起来非常年轻。有一次，外地有一对中年夫妇要来出版社商谈出书事宜，事先打电话联系，总机把电话不知怎么转给了他这个“甩手掌柜”。中年夫妇的丈夫听到接电话这个男子的声音不过四十几岁，他妻子却说只有三十多岁。来到这里一看，这位纪先生两鬓已钻出白发，而且有较深的抬头纹和较明显的“眼袋”，虽说不像三十岁甚至四十岁，却也不像他的身份证上的年龄。按此地的习惯说法是：“挺少相，少相多哩！”
也许任何人都有他独特的生活习惯，纪先生也未能免俗。譬如，他办公室里明明有暖瓶，却不肯到锅炉房去打水，总是端着一只蓝花茶缸直接到锅炉房去接水。刚开始，人们也不在意，日子稍长，引得烧锅炉的物业“小女孩”带点奇怪的表情问他：“您没有暖瓶吧？我这里还闲着一个，要不，您先拿去用？”她说着，就去不足五平米的小屋里面的木桌上拿暖瓶。
“不，不，我有；就是觉得离得近，直接用这个。”他晃了晃手中的茶缸，“这样不是还省一道手续吗？”
“您这人真有意思。”物业“小女孩”笑着，露出一排很小很小却排列齐整的皓齿。
这之后，每当纪先生去锅炉房打水时，迎着的都是她那甜甜的笑。日子长了，她的着装，她的模样，都不可避免地给他留下了印象。她穿的是本单位物业所有的女孩子的统一工作服：浅粉色的上衣、淡蓝色的裤子、绊带青布鞋。她还够不上是那种“漂亮妞”型的女孩，但绝对不丑，一张五官小巧的小圆脸，白中透黄，但不像是病容。在他的感觉中，她比他还要大方些。纪先生心里最清楚：自己是个脸皮薄的男人，这还是因为上了岁数，年轻的时候，甭说是对女性，就是跟陌生的男性说话也常常脸红。
从他俩偶尔的对话中，他得知她是就近省份的一个县城里的人，今年才十八岁，家里有父母、姐姐和弟弟，姐姐已经结婚，弟弟刚上初一。她还不无骄矜地告诉他：她们县出过两个很出名的人物——貂蝉和吕布，并且说城西还有貂蝉墓，她小时候随大人们去看过：“大着哩，有一人多高。”她用小手比画着。
对她这一席话，他听时虽也轻轻点头，可至少也有两点想法：一是在推行计划生育的我国，她家既不是偏远地区，又非少数民族，为什么当地能够容许她父母生三个孩子？这一点，只能归咎于他还是孤陋寡闻，至少是有点书生气；二是什么貂蝉、吕布家乡和墓冢之说，据他所知就有两三处之多，这回又听说一处。其实他曾经考证过：吕布的原籍是在今属内蒙古包头西南一个叫九原的地方，而貂蝉这个人物，在《三国志》中还没有名字，到《三国演义》中是有了，但在很大程度上仍有虚构的成分，至于籍贯和死后的墓冢之类，恐怕就更不好说了。对于历史上的实有和传说中人物，民间历来就有以讹传讹的情况；改革开放以来，为了推动旅游业和招商引资，许多地方都在争名人，“乱点鸳鸯谱”的情况层出不穷。如果叫一个物业“小女孩”分辨出哪是真哪是假，那就太难为她了。所以，纪先生听着也就是了。他的点头，其实等于说“我在听，我在听”。
有一次，他拿着茶缸去接水。她告诉他：“还没开，待一会儿就开……”他回到办公室也不过一刻钟，就有人在外面轻轻敲门，但不说是谁，更不说做什么，直到他过去一开门，是她。她说：“水开了。”这似乎很平常。
又有那么几次，他去接水，她在走廊里擦地，每每抬起头来，冲着他笑，却不说话，但笑里好像蕴含着许多语言。不过，纪先生并不认为这就是羞涩。因为，在他看来，如果羞涩就得脸红。他毕竟是搞社会科学的，也难怪他在考量别人心理时的单一性，比起心理学家乃至作家之类一般说来要稍逊一筹。
日复一日，笑复又笑。他注意到，有时纵然她很忙很累，额上沁着汗珠；有时她的物业领班对她态度不好，但只要见了他，仍然要“偷”上一笑。他宁愿把这笑理解为十八岁“小女孩”的天真无邪，也许对别的上岁数人也这么笑。但下意识间又想能避就避开这笑，甚至还有些怕，也不知咋的。
“笃笃——笃笃！”上午，他正在看终审校样，外面有人敲门，不，应该说是“弹门”，很温柔，很小心。他从直觉上感觉到：敲门的不是办公室的小邹。因为，小邹的敲门总是直不隆通的“咚咚咚”。他应答着：“稍等。”因为他正在改一段文字，然后才去开门，又是那张小鼻子小嘴的小圆脸。“水开了，刚开。”上次是他去接水，水没开，乃至水开了她来通知他；而这一次是水刚开，她就“请”他去接水。而且通知过后，有一个无言的停顿：她的眉头微皱，嘴角翕动着，没有笑。他感受的信号是一种真切的催促，甚至还有一种母性的情怀。真的，是母性，很母性。尽管事后，他自感有些过敏的荒唐：怎么能去这样想一个比自己小四十岁的“小女孩”！怎么能将一个未婚的十八岁的“小闺女”（他的老家就是这样称呼这般年龄的女性的）与“母性”这样的概念挂钩？
尽管他对自己进行了这样否定性的“批判”，却还是按捺不住一个不安的预感：假如像今天这样，每当水开了，她就来通知他去接水，那就太麻烦她了。自己到底是哪些地方引起她肯定并非一律对待的注意，使她显然是自发地如此格外地照顾？哦，哦哦，是了，有一次她在水房烧水时，他去接水，她让他稍等一会儿，马上就开。就在这不过十分钟的近距离相处中，她应该说是倾吐她对他的看法：“我觉得你这人挺和气，一点架子也没有；然后……”她也染上了当今都市女大学生等时尚女性频率极高的口头语；“然后”下面是什么，她没有说，或许是她感觉到了什么，又表达不出来。
他倒并不太介意：“和气”又算什么呢？确实，纪先生出生于乡村，从小家境也很清寒，所以穷家孩子的罪都受过，而许多农村孩子没干的活他却都干过。只是因为生在解放后，他才靠着自己的刻苦努力上了大学，干上了一份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工作。但也许正是因为他那出身和经历，对他人，尤其是干力气活的善良的服务业后生，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关悯，至少是绝对的平等意识吧。却不料在这位物业“小女孩”心目中，引起了如此不一样的感觉。唉，没办法！
然而，这时他却没有预料到，一场不露声色、悄然无声的“危险”正在向他逼近……
双休日，他经常到办公室来，家里人都已习惯。因为，纪先生在业余时间也写些随笔、杂文之类，虽然文学性不太强，更谈不上浪漫气息，但社会针对性还是比较强的。他自己心里很清楚：自己不是快手，只有蔫不溜地慢慢磨。以前他大礼拜过来，自己也没感觉那“小女孩”是否注意过他，而这次，当他与往常一样到锅炉房接水时，她好像在那里等着他，仍是那样笑，但笑里含着某种强烈的气息：
“你双休日还加班？也不休息？”
“我……这就是休息……不累。”他没有向她解释是来做什么，因为没有必要，一两句话也说不明白。再说，他回答的也是实在话，就是写点小文章等于是休息、解闷呗。
就这样，他端着水杯回屋里来，继续写他的东西，可就在这时，外面敲门了。虽然也是“笃笃——笃笃”的节奏，但急骤，力度大而不稳。他出去开门，她没有说有什么事，自管跌撞进来，却未忘回手推上了门。她笑着，不说话。他立马意识到事态非常。她的笑，有些怪怪的，而且缓缓却强有力地向他逼近。他本能地退着，下意识地张大了嘴巴。在这难以分秒计算的时间里，他觉得与对面这个人在年龄上发生了突然的倒置：她是大的，而他自己是小的，并且是一个相对的弱者，而她则是一个强者！
他退、退……终于，他退坐在自己的椅子上。虽然已到了犄角旮旯，似乎已无退路，但他毕竟已稳住了“阵脚”，觉得自己踏实多了。而她在距离他一米远的地方，暂时也没有继续向前。这种短暂的松缓，使惶悚的他得以主动地对她进行了“疏导”：
“你是一个很好的姑娘，非常好。我们都是从农村来的，我、我很理解你。假如以后你……离开这里，调到别的单位，我想我会去……看你。”
纪先生此时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对她说这番话。不，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意识的，却又觉得不明不白，也不知她听懂了没有。
说来也怪，她仿佛敛起了笑，一种正在思索的样子，却还没有退去。这时，他的心情稳定多了，更从容地说：“我的两个孩子中有一个也是女儿，从年龄上说，她是你的大姐姐。如果她认识你的话，一定会喜欢你的。你是一个很好的女孩子，真的很好。”
她似乎在听，也似乎没有听。不过，他觉得她脸上的表情很复杂，是愠怒，是困惑，又好像是一种无言的怨尤。但现在他更加确认，她比她的实际年龄要大得多，是大在心上。
他忽然又提醒她一句：“你烧的水开了吧？”
话既出口，他立马意识到这话说得很蠢，而且表演的成分很重。但歪打正着，好像提醒了她什么。她那白中透着微黄的小脸掠上一层红云，沉沉地回了句：“水早就开了。”回身开门离去了。
纪先生这时稍觉心安，却仍有点惊魂未定，一时静不下来，半个字也写不下去。但也就是间隔了不到十分钟，外面的门霍然被推开，她这次未经敲门的程序而直接冲了进来。真的，在他的视觉里，她就是带着一种冲激的动力，又是一个波次的缓慢而强有力地向他逼近。他觉得她的眼睛里的物质在燃烧，小巧的鼻子似乎在翕动，而并不丰满的胸却起伏着，比刚才那次更剧烈，也更带盲动性。但他这次仿佛有了些底，一动不动地坐在能转的椅子上，好像就是一个阵地，只要坚守着……
突然，一个救急的声音传来，不亚于传说中菩萨的拯危之举。“杜心雨！杜心雨！”是在走廊拐角那边喊的，威厉而间不容发。纪先生听得出，这是那个领班小头头—— 一位个头不高，看上去很有主意的女孩喊的。纪先生曾不止一次听到过这种喊声，凡是她对属下打工妹下命令时，都是在走廊拐角处就喊将起来，而从来不必走近锅炉房。
杜心雨——她以前曾经认真地告诉他自己的名字，但他并没有记住，更确切地说是没有记，这次外面那一喊可能使他再也不会忘记这三个字。
杜心雨一慌，来不及说一句话，急促地返身离去了。这说明，领班头头的声威能够压住任何自发的情绪冲动。
他绝非什么能掐会算的智者，但现在他有一种预感：领班的这一声喊，对她是一种震慑，不论领班当时是否知道她身居何处。她不会再进他屋来了，至少眼下不会，甚至可以预见的以后也不会再进来。
已经发生的事，就像是梦，却又不是梦。也怪了。他这人，从来讨厌自作多情，但刚才的事，他从未怀疑过是自己过敏。何况，他终审的杂志之一，正是本社的品牌之一 ——《生命月刊》，曾经刊载过不止一篇这类文章，谈及少男少女青春期问题。他最难忘的是一位曾留学欧美的国内妇产科专家的一篇文章，她根据自己丰富的临床经验，明确指出女性之间某个方面强弱程度的差异是大于男性之间的相互差异的。如果这种差异出现在青春期，常常会表现为一种突发性与盲动性。由于当事人在各方面的极不成熟，往往以本能的冲动形式出现；由于缺乏理智，便常常不计后果，甚至根本来不及去考虑后果。由于生理强弱差异，还有家庭、环境、性格等原因，不可能凡处于青春期的当事人都会这样，但在比较适宜、比较特定的情况下很可能便会发生。可是，为什么就叫自己碰上了呢？
纪先生也在检点自己，在过去的几个月中，与这位物业“小女孩”接触时，自己有没有不妥之处？譬如言语之间、神态表情等等，有没有使对方产生错觉的地方？他“检索”的结果是否定的。应该说是不仅没有，而且自己还相当注意。唯一的解释就是：她的工作地点离他的办公室最近，除了她的物业同事，他可能是她见面最多的人，特别是男人中见得最多的一个。她离开父母和其他亲人，感觉亲情太少，任何不经意的“温暖”，都会在她的心目中浸润开来。不过，这一解释好像说服力也不够强。因为，“小女孩”才过去不长时间的燃烧型冲动绝不是一种亲情的替代，只能是青春期的勃动……
他承认，一般说来他是比较理智的，尤其是在与异性相处时，更不必说是与这样未婚少女相处时，他不算迟钝的敏感往往使他想到事情的后果，哪怕只是浅近不宜也可能带来不必要的后果。但他不会将这类“小事儿”告诉任何无关的人，首先是因为他绝对不能对这个“小女孩”造成任何伤害。何况，他也不认为他采取这样的应对方式是什么“坐怀不乱”，更不是什么“高风亮节”。他这人其实在各个方面一向都很低调，他只不过不想在自己并无传奇色彩的生活中增添什么不必要的麻烦。这一点他很清楚：如果自己在刚才的强烈盲目的进逼下稍有闪失，那就无异于火上浇油；而“火”一旦烧起来，至少在短暂的时日内是捂不住的，一旦扩及开来，他不但颜面尽失，而且在这间十余平方米的办公室是绝对待不住的。
中国的某些男人是最好面子的，而纪先生又是这最好面子中的一员。
他想，刚才的两个回合实际上是一场心理上的较量（虽然对方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无赢家可言。对他来说，措手不及的遭遇战能够不那么丢盔卸甲、狼狈不堪，已经很庆幸了。
但事情发生后的情况，还是有些出乎他的意外。他注意到，烧锅炉的物业换了一名年岁稍大的女子，而那个真的可以称之为“小女孩”的不在了。他不知是她的领导察觉了什么，有意将她调换，还是她自己主动请调的。对此，他内心并无太大波动，因为他问心无愧。
秋去冬来，一晃春节也过去了。大约是正月初六吧，那天是纪先生值班，刚过年，事情不多，下午五点多他就离开办公室，出单位大门准备上公交车回家。也就是一出一进的当儿，正与一个“女孩儿”走个碰面——杜心雨！
他之所以没有即时认出来，是因为过去习惯见她穿工作服的样子，而这时她穿的是崭新的绿色羽绒服，戴一顶时新好看的杂色绒帽，肩上一个挎包，右手还拖着一个红色的拉杆箱。
“小杜！”这是他第一次这样称呼她。
“哦，我刚从老家回来，我……”她说着也带一点笑，但很勉强。
“家里都挺好？”他问得很真诚。
“挺好，都挺好。”仍然没有笑。
“我还以为你调走了呢，原来是……”
“我转到行政楼那边去了，四号楼。也许……”她边说边进大门，最后的一句话只说了半截。
当他上了8路公交车，还在品味着她的这句半截话是什么意思，好像已经揣摩出一点内涵。再联系到她刚才那几句对话时的神态，他内心不自觉地有些怅然。
春节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他再也没有见到那位叫杜心雨的物业“小女孩”。有一次，他到行政楼去办新换的工作证，经过那里的锅炉房，见到的是一位陌生的服务员在拖地板，绝对不是杜心雨。他这时才完全悟出那句半截话的含义——她显然真的是离开了这里。
但他认为没有必要庸人自扰，将物业“小女孩”的走与年前那次“碰撞”联系起来。因为，他当时应该说是非常委婉，非常“有策略”的，不应该使她产生负面刺激构成什么伤害。所以，他宁愿将她的走视为一种巧合，或者是物业行中的一种正常的交流。
不过，也就在十来天之后，当纪先生终审《生命月刊》的付印校样时，看到一篇似乎能给予答案的文章。这篇文章是某研究所的一位研究员综合摘录了欧洲几个国家相关科学家的最新科研成果。他们破译了人的尤其是女性染色体的若干密码，得出的结论是：无论从染色体、遗传基因，还是性格上考察，一般而言，女性都比男性要复杂得多。女性比较起来更爱反思、多变化，说有时一个意念在一天中就能变换反复多次。这一点也启发了纪先生。看来，那位杜心雨未必是遇到了客观上的麻烦，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自己的反思，冲动的潮涌归于平静后，心态便有可能走向相反的一面，深悔自己做错了什么，而过分地觉得脸上挂不住了。她很可能与他相反：开头什么也来不及想，而潮头沉落后才重重地想；而作为十分理智的他，更多的是想在事情的前头。甚至不仅仅是青春期所致，每个人的生理、心理、气质不尽相同，处事也不尽同。《生命月刊》的文章中，也谈到了不同的生理因素“强”与“弱”的问题。纪先生对此虽然缺乏研究，但仔细想来很可能是有道理的。
“小女孩”走了，他预料她不会再回到这里；但多半不会离开这座城市，因为这里对物业服务需求量很大，工作不难找。她们不在本单位人事编制之内，来去是自由的。他不会忘记自己去年对她说过的话：“如果你调到别的单位，我会去看你的。”而且也是真心话。只是有一点，他决不会向人打听她现在哪里、手机号码多少……他肯定不会去侵害他人，却也不愿意自己受到这样或那样的危害——他不想分解这到底是优点还是缺点。
但有一个细节很可能已成为事实：春节正月初六，在单位大门口第一次称她“小杜”，基本上也是最后一次。
从表面上，这是局外人谁也不知道的人生中再小不过的一桩“碰撞”，但在当事人内心里，却不见得是波澜不惊、微不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