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神话中，有个颇为凄婉的故事。
俄耳甫斯为了救被毒蛇咬死的妻子欧律狄克而来到冥国，他美妙的歌声终于打动了冥王，于是被允许带妻子回到人间，但同时得到警告：路上，不要回头。结果，在即将爬出地狱那刻，兴奋的他不自觉回望了妻子一眼，欧律狄克片刻间坠入万劫不复的地狱。他自己也因此郁郁寡欢，最终身首异处，在自唱的挽歌里缓缓沉于大海。
发乎真愿，出于赤诚，本为挽狂澜于既倒，结果却倒行逆施，事与愿违，这样让人扼腕的例子，在两汉末年就分别发生在两个王姓之人身上。
一个是政坛上的王莽。
面对汉成、哀帝之际百姓生活凋敝，怨声载道，民不聊生的岌岌可危局面，王莽高举儒家王道理想的大旗，以《周礼》为理论依据，以“先王之制”为模板，全面改造社会，以期一扫西汉末年的种种积弊沉疴，希冀通过自身的不懈努力，实现儒家向往的“均”、“和”、“安”理想社会。但他最终因食古不化、胶柱鼓瑟，使得天下溃烂至极，混乱至极，潦草地结束了一个闹腾的时代，同时也将自己送上绝路。
另一个是学界的王肃。
针对郑学兴而百学消的局面，以及古今杂糅家法的郑玄之学不可避免地带来的义理相悖，谶纬怪异附会经说，给纯正的儒家学术带来的一些舛误与漏洞，王肃以贯通今古文经学之能，追溯原典，起而校枉，意欲重振儒家雄风。但他却剑走偏锋，不惜用伪造经典的方式攻击郑玄，假借孔子之名兜售自己的学说，结果使自己成为两汉经学的执幡送终人。
开山者的身量固然高大，断送者的背影同样不可小觑。打量他，有着更为宏阔的文化史意义。
宋代诗人卫宗武在《偶成》中写道：“平生梦不遇邯郸，学道求仙兴已阑。旋改诗编入新刻，重寻琴谱发清弹。不惭晚境为寒峻，翻笑当年慕势官。志业无成年及耄，那知身反误儒冠。”
于王肃，确实“旋改诗编入新刻，重寻琴谱发清弹”，但他的晚景却并不寒峻，而且无论在学问还是仕途上，其志业也愈老愈成，但“身反误儒冠”是成立的。这种“误”有着浓郁的歪打正着、无心插柳的意味。
也正是因为他篡著经典，援道入儒，开启了儒学向道学靠拢之路，成为后来正始年间的玄学兴盛的重要过渡，为汉学向魏晋学术风气转变的首位先导。
一
东汉末年，由于宦官与外戚交替专权，相互霸政，彼此屠杀，加之桓灵之际的党锢之祸，终于引发了黄巾大起义，汉家王室由此一步步走向穷途末路。
与此同时，四海豪强并起，八方诸侯拥兵自重，各霸一方，相互残杀，彼此吞并，竞相觊觎王权。从公元一九〇年董卓废汉少帝，立汉献帝，经过三十多年弱肉强食的血腥厮杀，天下最后形成以曹魏、刘蜀、孙吴军事势力对峙抗衡的三国鼎立局面。
王肃就置身在这个嘈杂纷扰、阴霾遍布、罡风烈烈的大动乱时代。
王肃，字子雍，东海郡郯城人。公元一九五年，汉献帝兴平二年，因父亲王朗时任会稽太守而生于会稽。
此时的天下，更像雨季来临的亚马逊热带雨林，各种凶猛动物蠢蠢欲动，蛇蟒伺机，鳄鱼潜行，兵燹四起，乱作一团。
但相对于苦命的汉献帝，这个躺在会稽太守府内院里的婴儿已是幸运至极。就在这年，十五岁的汉献帝被李傕烧宫殿，掠宫人，开始了他终其一生被人挟持、任人牵颈亡命奔波的傀儡帝王之路。
大厦将倾，作为末代帝王，像承平年代里的皇帝那样养尊处优、一呼百应，已然完全不可能，现实赋予他的，只有丢弃尊严，放下身段，在无情的时代潮流裹挟中随波逐流，载浮载沉。如果他感情丰富一些，顶多再蘸泪写些李煜“往事知多少”的凄楚小词，或像崇祯女儿发些“奈何生于帝王家”的慨叹，剩下的，只有被时代推推搡搡，在历史中踉踉跄跄。
覆巢之下，岂有完卵？
偏安一隅的会稽，很快也被席卷入这场杀声盈野的军阀混战之中。
公元一九六年，袁术攻打刘备夺徐州，曹操诣洛阳挟汉献帝迁许，孙策则在是年攻取会稽。
通经博文且明于世道的太守王朗，“自以身为汉吏，宜保城邑，遂举兵与策战”，结果，被孙策大破，逃到东冶后被俘获。
《三国志·魏志·；王肃传》引《魏略序》说：“从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怀苟且，纲纪既衰，儒道尤甚。”
一句“儒道尤甚”，道出了士林的诸般尴尬。
相对此前表现在东汉清流党人身上的诸多持正不屈、慷慨就死、为国赴难的磊落节操，此时在士人身上已然不见。长期的王权旁落，朝廷昏庸，邪佞当道，舆论钳制，文人遭锢，都使得汉王朝在士人心中渐渐失去威信。
大多数士人在经历了长久的犹豫彷徨与痛苦思索之后，渐渐淡漠了家国概念，放弃了原本坚守的儒家以身成仁原则，走向了顺应时势、明哲保身的价值之路。其间，他们艰涩的心路历程，也许只有老舍《茶馆》里常四爷那句著名的台词可以阐发：“我爱大清国，可大清国爱我吗？！”
这便是王朗被捕后，没有为汉王朝守节尽忠，而是选择屈身事敌，立即投降的原因。《三国志·魏志·王朗传》引《献帝春秋》记录下王朗投降后的哀声告饶：“朗惶恐不达，自称降虏。缘前迷谬，被诘惭惧。朗愚浅驽怯，畏危自惊。又无良介，不早自归，于破亡之中，然后委命下吏。身轻罪重，申脰就鞅，蹴足入绊，叱咤听声，东西惟命。”
也许因为这段发自肺腑的话让孙策恻隐之心顿起，也许是因为王朗在士林中久负盛名，小霸王不愿沾染害贤的恶名，于是“诘让而不害”。
自然，含着奶嘴无忧无虑的王肃，于是可以继续生存下去，跟随父亲在乱世里选择政治大树，纳凉祈福。
公元一九八年，建安三年，招揽贤俊的曹操征召王朗，拜为谏议大夫，参司空军事。过了三年流移穷困、朝不谋夕日子的王家父子，终于投入了一个结实的政治怀抱中。
王朗的变节投机所起的示范作用是强大的。比如同时期的豫章太守华歆，在孙策攻打豫章之时，他首先的反应也是效忠汉室，选择奋力反抗，但功曹刘壹劝他：“王景兴既汉朝所用，且尔时会稽人众盛强，犹见原恕，明府何虑？”华歆听罢，立即投诚。
那么，成长于颠沛流离末世，深受乃父影响的王肃，在成年之后慨然不顾王道，抛弃儒家情怀，投机于司马氏政治集团，就找到了孕育的温床。
二
可以说，王朗自投入曹魏集团之始，便仕途亨通，一路扶摇直上。
先是为谏议大夫，参司空军事，魏国初建时，又以军祭酒领魏郡太守，迁少府、奉常、大理。到公元二二〇年正月，曹操死后曹丕即王位，他再次迁升为御史大夫，封安陵亭侯。同年十月，曹丕称帝践祚后，又改为司空，进封乐平乡侯。
有这样的父亲做依靠，在四海荡覆、万国殄瘁的东汉末年，王肃自然有着绝大多数少年难以想象的幸福生活。这给他少年时期静坐书房，博读群经，提供了一个绝对安稳舒适的环境。
更何况其父王朗，本身就是一位“以通经，拜郎中”的饱学名儒，而且直接师从著名大儒杨赐。杨赐，不是别人，其爷爷杨震，父亲杨秉，皆为一时大儒。杨赐少传家学，笃志博闻，常退居隐约，教授门徒，不答州郡礼命。
幼承家学的王肃，在父亲的影响下，深刻掌握了属于今文经学的杨氏家学。同时，他自己又“善贾、马之学”，崇拜古文经学家贾逵、马融的学说，这又使他深得古文经学的营养，在学养上今古兼收，二学并采。
十八岁时，王肃又向宋忠学习扬雄的《太玄》。
宋忠，东汉末年大儒，曾受命与綦毋闿（字广明）共同编撰《五经章句》，为汉末魏晋时期律学的发展做出贡献，后来因替刘琮向曹操上降表，路过新野时死于关羽手中。
扬雄仿《周易》而作的《太玄》，结构上与《周易》有着本质的区别。
《太玄》和《周易》虽然都认为天道神秘崇高，但《太玄》认为天道并非不可认识与把握。
刘歆曾对扬雄说，《太玄》太深奥，百年后可能要被人盖酱菜缸了。王肃的出现，不仅反击了刘歆的揶揄，更印证了张衡之判，“汉四百岁，《玄》其兴矣！”
关于王肃学《太玄》的经历，《后汉书·；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还有另一说法：“充所作《论衡》，中土未有传者，蔡邕入吴始得之，恒秘玩以为谈助。其后，王朗为会稽太守，又得其书，及还许下，时人称其才进。或曰：‘不见异人，当得异书。’问之，果以《论衡》之益，由是遂见传焉。”
到底是跟老师宋忠而学，还是跟父亲王朗而学，这个可以暂且不论，有一点确凿无疑，那就是接触到《太玄》的王肃，立刻为其精深思想所吸引，不仅认真研读《太玄》原著，而且，“更为之解”，对书中的鸿蒙难解之处重新给以自己的阐释。
对《太玄》的深研与倾心，决定了王肃一生的学术走向。
当年，张衡因迷醉于《太玄》而援道融儒，他所取的是扬雄学说之中的老子朴素主义自然观，因而最终使他反对迷信神怪，坚持自然科学立场来抨击谶纬，成为一个卓越的自然科学家。
王肃也因钦服于《太玄》，同样援道释儒，但他所取的却是扬雄学说之中的道家无为而治思想，因而最终使他走向以老庄理论伪托为孔子所说，成为一个谬托圣言、造假贩私的儒家标新立异者。
同样一块面包，被不同的胃消化后，会产生不同的吞食效果。
三
与前郑玄毕生不仕，将人生的全部岁月悉数交付给学习与探研，在披经读史、览子观集中沉淀并丰富自己不同，王肃因父亲的缘故，很早就步入了权力阶层。
公元二二〇年，曹丕逼迫汉献帝禅位。新朝之中，王朗贵为御史大夫。翌年，踩着父亲肩膀的二十六岁的王肃，便进入曹魏政权集团，担任散骑黄门侍郎。
在《三国志》中，王朗、华歆、钟繇三人被列于一传之中，这不仅仅因为三人同样才华炳焕，俱负雅望，更重要的是在衮衮诸公环立的魏阙，他们三位最为曹丕器重。
魏文帝曾评价三人：“乃一代之伟人，后世殆难继矣。”
有意思的是，钟繇之子钟毓，华歆之子华表，与王朗之子王肃一样，均当过散骑黄门侍郎一职，由此可见散骑黄门侍郎绝不可小觑。《三国志·；崔林传》引《魏名臣奏》就说：“今便已参散骑之选，方使少在吾门下知旨归，便大用之矣。天下之士，欲使皆先历散骑，然后出据州郡。”
先担任散骑黄门侍郎，然后就可出据州郡得到大用，这个政治跳板自然非其表面的五品职衔可以框定。
事实的确如此。公元二二六年曹丕死后，魏明帝曹叡嗣位，王肃迎来了自己仕途上的春天。
一路春风骀荡，一路山花烂漫。公元二二九年，王肃一跃而为散骑常侍，兼任秘书监，崇文观祭酒。
但在这貌似莺歌燕舞、拂绿穿花的春光之行中，却处处暗藏着阴险，布满了玄机，一步不慎，就有可能跌入万丈深渊。
因为，从曹爽、司马懿二人同时成为曹芳的顾命大臣开始，一场以曹爽为代表的曹魏集团与司马家族之间的角逐已经暗自拉开。或者可以说，此时，老谋深算的司马氏父子已经做好了鸠占鹊巢的种种准备，包括他装疯卖傻，包括他隐忍病退。
王肃不会不清楚其间潜伏的种种险恶。但他没有退缩，而是在认真权衡局势之后，颇有远见地自我选择站队——不顾曹氏家族对王家夫子的知遇之恩，勇敢投身到潜力股司马集团之中。
身处“天下分崩，人怀苟且，纲纪既衰，儒道尤甚”的大环境，又深受乃父政治投机影响的王肃，在公元二三一年，将女儿王元姬嫁给了司马昭。
这种政治联姻，如同系着两只蚂蚱的一根线绳，使得王肃必须心系司马集团，否则就可能带来杀身乃至灭门之祸。
事实上，从曹芳公元二三九年即位后，王肃已经作为司马集团中的重要一员，受到曹魏集团的清算。
公元二四〇年，曹爽先发制人，于朝廷之中排挤司马氏。伴随着司马懿去官，王肃则被外放为广平太守，之后被征还，为议郎。此时，大将军曹爽专权，任用何晏、邓飏等人。王肃与太尉蒋济、司农桓范论及时政，王肃正色曰：“此辈即弘恭、石显之属，复称说邪！”曹爽闻之，为此当面斥责何晏等说：“当共慎之！公卿已比诸君前世恶人矣。”可见，王肃虽然此时处于曹氏集团对立面，但依然被曹爽重视之程度。
当然，从中也更可见曹爽的无谋、少识与糊涂程度。面对这样一位猪一样的对手，司马懿东山再起，趁曹爽出城，发动政变，一举剿灭对方，就成了一种历史的必然。
历史是这样走的。
公元二四九年，司马懿掌权。史书中没有王肃在高平陵政变中的记述，但他一定做出了自己应尽的贡献，所以，王肃很快被司马懿擢升为太常，次年荣升光禄勋。
公元二五四年，司马师废曹芳，改立傀儡曹髦为帝。在这个重大政治事件中，王肃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持节兼太常，奉法驾，迎高贵乡公于元城”。可见其在司马集团中所占位置之重。
公元二五五年，司马师死，司马昭继任为大将军，他将以最后胜家的姿态来接管曹家江山，并收拾三足鼎立的天下，归于一晋。
此时，作为天下一哥的老丈人，王肃心中应该一定感慨万千。
四
如果说王朗委身事吴，大节有亏，但他在最初还有“自以身为汉吏，宜保城邑，遂举兵与策战”的起而迎敌、报效汉室的姿态，最后是在孙策强大武力的镇压下，为求全而失节。
王肃就不同了，从曹操到曹丕、曹叡，曹氏政权始终对王家父子厚爱有加，尤其是曹叡，对王肃格外重用。明帝太和年间，他更是担任散骑常侍，参与内廷机要，并兼领秘书监、崇文观祭酒，为曹魏政权之中负责文化意识形态方面的重要人物。
但后来，王肃却果断站立于推翻曹魏政权的司马阵营中，并为之推波助澜，摇旗呐喊。从这点看，王肃的人品实在比乃父更等而下之。
投身于司马集团之名士多为丧失道义、见利忘义之辈，向来被人诟病。房玄龄著《晋书》时，就痛斥贾充“无公方之操，不能正身率下，专以谄媚取容”，荀恺则是“无质直之操，唯阿意苟合于荀勖、贾充之间”。王夫之在《读通鉴论》里，对投身司马集团的士人挨个点名，逐一批评，对之不屑之极：“贾充、任恺、冯勖、荀忱、何曾、石苞、王恺、石崇、潘岳之流，皆寡廉鲜耻贪冒骄奢之鄙夫。”
很奇怪，怒气冲冲的他们，都没直接骂王肃。
陈寿评价王肃：“王肃亮直多闻，能析薪哉！”大名士刘寔说王肃：“方于事上而好下佞己，此一反也。性嗜荣贵而不求苟合，此二反也。吝惜财物而治身不秽，此三反也。”也均没有对王肃的人品给予鞭挞。也许，是王肃死于公元二五六年，而此时的司马师还没有篡魏，他虽为晋党，未为晋臣的缘由吧。
但我想，更深层的原因或许在于王肃当时在知识界的巨大贡献与崇高声望。
多年烽火蔽日，战乱频仍，造成了经学式微，典籍散落，学术大范围荒芜。《三国志·；魏志·；明帝纪》中魏明帝就说：“兵乱以来，经学废绝，后生进趣，不由典谟，岂训导未洽，将进用者不以德显乎？”统治者从自己的立场上已经为儒学失继表示了深切的担忧，以为往圣继绝学、替万世开太平为己任的儒家经师们，其焦灼不安心态更可想见。
王肃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站了出来。
可能与自己主管意识形态的本体角色有关，他认为要治理国家，就不能离开儒学经典作为支撑力量。所以，面对日渐衰微的经学，他一方面兼容众家，一方面力排成说，先后为《尚书》、《诗经》、《论语》、三《礼》、《左传》等经典作注。
《三国志·魏书·王肃传》说：“初，肃善贾、马之学，而不好郑氏。采会同异，为《尚书》、《诗》、《论语》、《三礼》、《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传》，皆列于学官，其所论驳朝廷典制、郊祀、宗庙、丧纪、轻重，凡百余篇。时乐安孙叔然，受学郑玄之门，人称东州大儒。征为秘书监，不就。肃集《圣证论》以讥其短玄，叔然驳而释之，及作《周易》、《春秋例》、《毛诗》、《礼记》、《春秋三传》、《国语》、《尔雅》诸注，又注书十余篇。”
而从《玉函山房辑佚书》中所辑的他的十五种二十一卷著作来看，王肃可谓著述浩繁，是继郑玄之后又一位遍注群经的大家。
最重要的是，王肃所注众经全部被列入官学。学界浅薄者流向来以为，这是由于王肃沾了女婿的光，是位高权重、不可一世的司马昭作用使然。
其实，恰恰相反，是王肃的学说迎合并满足了司马集团的现实政治斗争需要。这就像冯友兰的哲学史自延安时期就独霸大陆学界天空，让跑到台湾的傅斯年等学人对之大摇其头。
学术明星有时和娱乐明星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谁最为耀眼，谁最快蹿红，靠的不是闪光灯下的本人实力，而是他背后的拥趸究竟是谁。
五
王肃学说的全部使命似乎只有一个，那就是反驳郑玄。
他在《孔子家语序》中说：“郑玄学行五十载矣。自肃成童，始志于学，而学郑氏学矣。然寻文责实，考其上下，义理不安、违错者多，是以夺而易之。然世未明真款情，而谓其苟驳前师以见异于人。乃慨然而叹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圣人之门方壅不通，孔氏之路枳棘充焉，岂不得开而辟之哉？若无山之者，亦非予之罪也！是以撰经礼，申明其义；及胡论制度，皆据所见而言。”
圣人之门方壅不通，孔氏之路枳棘充焉，为疏通壅塞，清理枳棘，所以我来了。
郑玄打破今古文经界限，遍注群经的同时，因兼取众本，确实存在错乱今文经典家法与师法，而且时有抵牾之处，存在曲解圣意之嫌。王肃捋袖而出，重塑经典的方法，仍是前辈儒之大者们常用的手法，即搬出原典，从源头上厘清前辈所说之误。
但问题是，王肃过于热衷反驳郑玄，甚至到了为反驳而反驳的地步。
比如《礼记·檀弓上》中说：“孔子少孤，不知其（孔子之父）墓。”郑玄对此注解为：“孔子之父郰叔梁纥与颜氏之女征在野合而生孔子，征在耻焉，不告。”这本是句无关痛痒的平常陈述之句，王肃却硬是说“无此事，注记者谬”。他认为：“圣人而不知其父死之与生，生不求养，死不奉祭，斯不然矣。”这就将一件简单的生活琐事上升到了道德层面进行讨论。
还比如《礼记·祭义》中有“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称讳如见亲，祀之忠也。如见亲之所爱，如欲色然，其文王与？”郑玄注解为：“思死者如不欲生，言思亲之深也。如欲色者，以时人于色厚假以喻之。”王肃对此气愤地指责说：“如欲见父母之颜色，郑何得比父母于女色？”这就有点泛道德化的上纲上线味道了。
郑玄之学汇今古文经于一体，杂取各家之长，时常会用今文观点解释古文，或以古文观点注解今文，不免使得本就彼此存在观点差异的今古文经典，在其注下，前后多有矛盾，时时存在抵牾。
王肃反驳郑玄，正该拿起当年郑玄反驳何休所用的利器，如何休所说的“入吾室，操吾戈，以伐吾”，以今文观点攻郑氏今文注解之误，以古文观点击郑氏古文阐释之偏，使得丝线分离，各归其正才对。
但王肃却走错了路子，正如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说：“肃尝习今文，而又治贾、马古文学。故其驳郑，或以今文说驳郑之古文，或以古文说驳郑之今文，不知汉学重在颛门，郑君杂糅今古，近人议其败坏家法，肃欲攻郑，正宜分别家法，各还其旧，而辨郑之非，则汉学复明，郑学自废矣。乃肃不惟不知分别，反效郑君而尤甚焉。”
这很尴尬，王肃反驳郑玄，却使得郑玄之学更为大倡。
那么，圣人之门，只能更加“方壅不通”，孔氏之路，也只有更为“枳棘充焉”。
但不能据此完全否定王肃的学术价值。清代的马国翰在所辑《论语王氏义说》序文中公允地说：“肃好攻驳康成，往往强词求胜，前儒多非之。然其说如管仲不死纠难，以为君臣之义，未正成实有特识。乃知古人拔帜自树一垒以与往哲决敌者，夫岂漫无挟持哉？”
六
一个学者的脚步能走多远，不光与天分、才干、学养有关，学术路数有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皮锡瑞在其《圣证论补评·；自序》中说，王肃攻击郑玄，“必假圣训乃足以夺其席”。抬出孔子，请出子思，甚至搬来孟子、荀子为自己助阵，这当然没什么不好。问题是，王肃为此不惜使出伪造儒家经典的方式，借孔子之口说自己之话，拉大旗作虎皮，这就比较可笑了。
这很像余秋雨在《十万进士》中所讲的那个笑话：
一个胸无点墨的考生，在答卷时为显得自己懂得典故多，学问深，将自己前来考试路上，看到的一个村口有两棵槐树，中间有口井，生生杜撰出“自两槐夹井以来”这么一句，阅卷的考官，看到此处，也陡然一惊，以为是自己不知道的典故，便给予好评，将之取为解元。
王肃没有这么幸运。因为现实总比民间传说靠谱。
可以理解王肃这么做的良苦用心。
东汉末年，三国纷争，群雄逐鹿，随着汉中央政权的名存实亡，曾经占据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学也渐渐淡出，不再让人对之信奉。
公元二二〇年曹丕上台后推行的九品官人之法，又彻底堵上了读书人凭借经学入仕的道路。加之兵燹四起，祸害接连，人人自危，朝不保夕，严酷的生存环境使得士人于绝望之中开始厌世，道家思潮顺势而入，很快风靡，大有取代儒学之势。杨树达在《汉代老学者考》中统计，当时研究《老子》见诸史集的有名有姓之人就多达五六十家。
儒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深刻危机。
正是基于这种危机感，王肃意欲重振儒家昔日雄风。
他清楚知道，无视现实，无视道家学说的兴起，只在儒学框架之中寻求儒学的摆脱困境之路，已不可能。只能顺应形势，援道入儒，改造儒学。
荀子、扬雄、王充都曾这样做过，而且均起到了振衰起弊的效果。王肃也想这样。
但前者宗师们，是将老子的有益于儒学的朴素主义自然观请入儒家思想体系之中，丰富并完善儒学。如扬雄就说过，“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及捶提仁义，绝灭礼学，吾无取焉耳”（《法言·；问道》）。王肃所取的恰恰相反，是老子与儒家积极进取精神相悖的无为观。
油水不融。
如果硬要将油化入水中，那么只能加入乳化剂。王肃所用的乳化手段是——篡改经典。
于是，他煞费苦心地编纂了《孔子家语》、《孔丛子》，用纪实的笔法，让躺倒的孔子、子思们重新站起来，说王肃想说的话。
为了将道家思想名正言顺地拉入儒家学说体系，他先要将老子立为孔子之师，借此为儒道合流寻找依据，进而用道家无为学说来改造儒家的天道观。
孔子曾访问过老子，两位文化巨人有过跨世纪的会晤，史书中有此一笔。
王肃将之大力渲染。在《孔子家语·；观周》中，他颇为形象生动地编造了孔子受教于老子前前后后的具体场面，而且还身临其境，让孔子讲了很多对老子佩服、赞叹的话：
“孔子谓南宫敬叔曰：‘吾闻老聃博古知今，通礼乐之原，明道德之归，则吾师也，今将往矣。’”
“于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圣，与周之所以王也。’”
“及去周，老子送之，曰：‘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者送人以言。吾虽不能富贵，而窃仁者之号，请送子以言乎！凡当今之士，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讥议人者也。博辩闳达而危其身者，好发人之恶者也。无以有己为人子者，无以恶己为人臣者。’孔子曰：‘敬奉教。’自周反鲁，道弥尊矣，远方弟子之进，盖三千焉。”
确立了道家为儒家师之后，王肃接下来用道家无为学说来改造儒家的天道观。
在《孔子家语·；大昏解》中，他让孔子亲口说：“如日月东西相从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闭而能久，是天道也；无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之，是天道也。”
经过孔子之口说出，从而老子的天道便混入儒家的天道，“无为”观名正言顺了起来。
于是，这种思想便进入了他的治理国家理念之中。
“故能有天下者，必无以天下为者也；能有名誉者，必无以名誉者也。达此，则其利心外矣。”（《孔丛子·抗志》）告诉皇帝如果能去掉利欲之心，名誉之念，那么就会利心于外。
在《孔丛子·杂训》中，他又借子思之口说：“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告诉君王，利欲原属人的正当需求，“人之可使，以有欲也。故欲多者，其所得用亦多；欲少者，其所得用亦少矣”。无为而治的君王应该尽量顺应人们的欲望。
继之，他用老子的思想来重新解释孔子的“礼”，而且让孔子自己说出：
“志之所至，诗亦至焉；诗之所至，礼亦至焉；礼之所至，乐亦至焉；乐之所至，哀亦至焉。诗礼相成，哀乐相生，是以正。明目而视之，不可得而见；倾耳而听之，不可得而闻。志气塞于天地，行之充于四海，此之谓五至矣。”“无声之乐，无体之礼，无服之丧；此之谓三无。”“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
从而，老子的天道观鸠占鹊巢，成了孔子的道德观。
七。
身处儒学被围困之时，出于对儒家经学沉沦的考虑，王肃以高度的个人文化自觉，希望通过一己之力，挽救颓势，以道援儒，通过改造儒学，使得儒家学说重居显要学术地位。
这无疑是积极的。
但他不惜伪造经典，生硬借搬道家学说，更假借圣人之口予以理论上的支撑，却对儒学带来了莫大的伤害。道家无为思想的注入，不但无助于儒学的振兴，而且对玄风顿起的东汉末年学界起到了扬帆添力的作用。不仅没有使儒家经学再现昔日荣光，反而于不自觉间成为两汉经学的送终人。
由此，他也走向了自己最初意欲抵达的相反方向，而且越走越远。
有心栽花花不开，无意插柳柳成荫。
他在无为而治思想下派生的“故能有天下者，必无以天下为者也；能有名誉者，必无以名誉者也。达此，则其利心外矣”、“人之可使，以有欲也。故欲多者，其所得用亦多；欲少者，其所得用亦少矣”等论断，因深深符合了正暗自积攒力量，向曹魏王权虎视眈眈，寻找机会图谋不轨的司马集团的现实政治需要，使得王肃所注群经深受司马氏欢迎，并被立为官学，在当时意识形态领域有着巨大的影响。
公元二五六年，魏甘露元年，司马昭此时已全面操控曹魏军政大权，高贵乡公曹髦徒有天子虚名。
十六岁的曹髦有着极好的学问，他到太学与诸儒探讨经义，当谈到《尚书·；尧典》时，帝问曰：“郑玄曰：‘稽古同天，言尧同于天也。’王肃云：‘尧顺考古道而行之。’二义不同，何者为是？”博士庾峻对曰：“先儒所执，各有乖异，臣不足以定之。然洪范称‘三人占，从二人之言’。贾、马及肃皆以为‘顺考古道’。以洪范言之，肃义为长。”帝曰：“仲尼言‘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尧之大美，在乎则天，顺考古道，非其至也。今发篇开义以明圣德，而舍其大，更称其细，岂作者之意邪？”峻对曰：“臣奉遵师说，未喻大义，至于折中，裁之圣思。”
主张郑玄之学的曹髦，认为尧是效法天，不应该是王肃所说的尧顺考古道而行之，但博士庾峻却坚持说“肃义为长”。当曹髦又用孔子“唯天为大，唯尧则之”来反驳时，张口结舌的庾峻虽知理屈，但仍然“奉遵师说”。
从中不难看出王肃学说的影响力在当时是何等之大。当然，更可以通过对经典的不同解释，看到帝王与儒生之间在意识形态上存在的巨大差异。这种差异就是帝王仍然在强调“天命”，天命不可违，要大家顺天之意；而儒生却接受了王肃的思想，“顺考古道而行之”，要效法前世的样子。
这中间隐藏的潜台词是：前世的汉献帝将汉家王权禅让给了曹丕，那么主张效法前世的王肃，其实已经为司马家族从曹魏集团手中接受政权，在理论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果然，司马家族通过三代四个人的不懈努力，于公元二六五年，司马炎效法当初的曹丕，一番假得不能再假的推让之后，志得意满地受禅，改国号为晋。
王学受到重视，并被立为官学，从本质上说，不是儒学的胜利，而是司马氏看到恰合己用，可以为自己将来篡位扫清人们观念障碍的工具。
在敦煌莫高窟的第九十六窟，至今有一尊高达三十五米的弥勒佛像，慈海永航，法相庄严。塑像背后，却隐藏着一个历史故事：
自唐高宗以后，武则天实际上已掌握朝廷大权，并于公元六八三年临朝称制，中宗以后的几个君主全为傀儡，但她迫切希望自己登上女皇宝座，只是苦于传统的男尊女卑思想的阻挠。
薛怀义投其所好，及时献上《大云经》，经里记载女主统治国家，最后成佛。于是，一部《大云经》打破了封建正统观念和世俗男尊女卑思想，为她取得帝位的合法性制造了必备的舆论。公元六九〇年武则天称帝，上台后即敕令两京（长安、洛阳）、各州兴建大云寺，专塑弥勒，并总遣千名僧人到各地讲解《大云经》。
公元二五六年，王肃病逝。
死后，他被司马昭授意下的朝廷追赠荣誉称号：卫将军，谥景侯。个中原因，大概正如武则天塑弥勒一样是出于卖力之后的赏赐。
一方面是儒学的捍卫者，另一方面是儒学的掘墓人，他以双重扮相，在儒学发展史中留下了自己硕大而变形的身影。
也许，就像他以儒宗自认，却偏偏生下了个不学无术，只知与石崇斗富炫奢的儿子王恺一样，都是一万个想不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