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历史时代的终结，往往以一个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死去为标志，于寂灭的汉朝，此人是曹操。
一个学术时代的开启，往往以一个开宗立说的文化之人出现为鸣镝，于悄然兴起的魏晋玄学，此人则是何晏。
巧合的是，何晏与曹操虽无血缘，却有着生长存养上的事实父子关系。一个有经天纬地之才，将旧政治王朝断送的父亲，培养出一个学贯古今、领跑新学术时代的儿子，这中间有着多少天作之合的意思呢？
《晋书·；王衍列传》记载：“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庄》，立论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不存者也。阴阳恃以化生，万物恃以成形，贤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故无之为用，无爵而贵矣。’”
这是在说，曹芳正始年间，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学人，以道学思想为理论架构，崇尚“贵无”，鼓吹以无为本，对儒学进行了援道入儒的大规模改造，在他们的影响与努力之下，很快形成一代学术思潮。
作为正始名士中的头面人物，何晏不仅以其巨大的个人声望影响士林，而且以倡导者和组织者的姿态，名副其实地成为正始玄学的清谈座主。
他开创了一个学术时代，甚或说影响了一代士风。
流风所布，蔚然效行。
一
一提起“清谈”，人们往往首先就联系上另外两个毫不相干的字眼——“误国”。
其实，国被误或不被误，与士林喜欢清谈与否，完全风马牛。相反，清谈作为知识分子的一种优雅生活姿态和潇洒处世形象，向来被人称颂。
杜甫说：“清谈见滋味，尔辈可忘年。”
刘禹锡说：“近来溽暑侵亭馆，应觉清谈胜绮罗。”
白居易诗云：“丽句轻珠玉，清谈胜管弦。”
苏轼更是直接追慕何晏正始年间的玄谈：“殷勤永嘉末，复闻正始音。清谈未足多，感时意殊深。”
清谈误国，语出《世说新语》。西晋灭亡之后，桓温带兵北伐。他登上平乘楼，远眺中原，不由感慨道：“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意思是说西晋灭亡，全是王衍这些清谈者的责任。
其实，桓温这话是从山涛那里抄袭而来的。幼时的王衍被善于相人的山涛看到，山巨源先生莫名其妙地说过这么一句：“何物老妪，生宁馨儿！然误天下苍生者，未必非此人也。”
一个天真未泯的孩子，当头就被人指认将来要担负亡天下的责任，在山涛实在有些无厘头。西晋的亡国，是司马家族一帮弱智皇帝与一帮如狼似虎的诸侯王兄弟胡作非为的结果，却硬要推到王衍头上，在桓温也实在有些霸道。
王衍，史称其“兼声名藉甚，倾动当世。妙善玄言，唯谈《老》、《庄》为事。每捉玉柄麈尾，与手同色”，而且俊秀有令望，希心玄远。王敦过江，常称之曰：“夷甫处众中，如珠玉在瓦石间。”顾恺之为他作画赞，亦称王衍“岩岩清峙，壁立千仞”。
在正始年间大倡清谈的何晏，正是王衍谈玄务虚的模仿榜样，为其心灵直接影响者。
但清谈之风的兴起，也远非自何晏开始，这种风气，其实由来已久，源远流长。
陈寅恪说：“清谈的兴起，大抵由于东汉末年党锢诸名士遭到政治暴力的摧残与压迫，一变其具体评议朝廷人物任用的当否，即所谓清议，而为抽象玄理的讨论，启自郭泰，成于阮籍。”
这种说法仍然显得语焉不详。
东汉末年，由于党锢之祸，外戚与宦官势力竞相残杀，群雄并起，传统的以经致仕选拔人才的方法被废弃，人才察举制度却又逐渐为世家大族所垄断。
当时，藉散布在民间的名声、德望，选才用能之风盛行，由此导致了品评人物的清议之风盛行。鉴赏人物，于是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
一批以独到眼光品评与鉴赏人物而闻名于世的大家应运而生，而且在社会上影响巨大。凡为其点评，被评之人立刻显名。这中间，如月旦评主持人许劭，就声名卓著。
《后汉书·；许劭列传》载：“许劭，字子将，汝南平舆人也。少峻名节，好人伦，多所赏识。若樊子昭、和阳士者，并显名于世。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称许、郭。”
许劭的舆论影响力，有点像今天央视的《焦点访谈》。他要到郡里为功曹，那帮官员们竟然如同风闻中纪委监察局要来，“府中闻子将为吏，莫不改操饰行”。
就连不可一世的大军阀袁绍回汝南老家，都不无忌惮地在将入郡界时，先谢遣宾客，然后单车归家，因为，这里有许劭在，他担心被名嘴看到，然后将恶评搞出去，“吾舆服岂可使许子将见！”
一代豪杰曹操，甚至为得到许劭对自己片言只语的品评而想方设法：“曹操微时，常卑辞厚礼，求为己目。劭鄙其人而不肯对，操乃伺隙胁劭，劭不得已，曰：‘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操大悦而去。”
除了许劭，此外如依《易》设象以占吉凶，并准确预测关羽“不出二日，必当断头”的虞翻；撰写《人物志》，把人物分作三材、十二流品的刘劭；“有清识远心”，尚谈玄远的荀粲等，他们组成的清议方阵，从最初以考核人才名实为内容的名理学开始，一步步将清谈内容逐渐深入到探寻天地万物根本的范畴里。题材越来越宽泛，话语越来越玄奥。
如此，一扇摆脱传统儒家固守经典烦琐注解，重视“言外之意”的义理阐发的全新学术之门轰然大开。
门启处，出来的那个人就是何晏。
二
何晏，字平叔。大约出生在汉献帝兴平元年前后，其祖父为汉灵帝的国舅、大将军何进。
在公元一八九年与宦官集团的斗法之中，何进被宦官张让杀死，继之，董卓鸩杀何太后，煊赫一时的何家遭受了灭顶之灾。在这场血流漂杵的大屠戮中，何晏父亲何咸与母亲尹氏侥幸得以逃脱。
辗转流离的途中，何晏呱呱坠地，何咸撒手人寰。
兵荒马乱，白骨蔽野，艰难的逃生路上，一个孤苦无援的少妇，抱着一个嗷嗷待哺的孩子，犹如大海上的浮沤，任何一枚不起眼的浪花，都可能将这对母子转瞬吞噬。
幸亏，他们遇到了曹操。
曹操是个道德模范，很善于扶弱济困，具体表现就是，积极收留贫弱无依的孤儿寡母。
《魏略》记载：“太祖为司空时，纳晏母并收养晏，其时秦宜禄儿阿苏亦随母在公家，并见宠如公子。苏即朗也。苏性谨慎，而晏无所顾惮，服饰拟于太子，故文帝特憎之，每不呼其姓字，尝谓之为‘假子’。”
从中可见，公元一九六年曹操为司空时，不仅纳尹氏为夫人，收养何晏，同时还收留了被秦宜禄弃之的少妻，及其幼子秦朗。而且，曹操视何晏、秦朗如同己出，关爱备至，乃至引得曹丕见嫉。
还有一段史料也可佐证曹操的无私之爱。《三国志·；魏书·；明帝纪》中引《献帝传》说：“朗随母氏畜于公宫，太祖甚爱之，每坐席，谓宾客曰：‘世有人爱假子如孤者乎？’”
的确没有。
高尔基在公元一九一八年，曾因一位女诗人向他哭诉给孩子买不到奶粉，而不惜说这是自己的私生子，以此获得苏联红色政权供应部门的特批。但那是出于另一种高义，在古今大批拖油瓶的儿子眼中，曹操这位义父应该说独一无二！
在曹操膝下，何晏似乎不仅比秦朗得到了更多的教育与关爱，甚至与曹丕、曹植那帮亲生儿子相比，何晏也是独得头筹，更为曹操钟爱与赏识。
首先与这孩子长相乖巧、人见人爱、我见犹怜有关。刘义庆《世说新语·；容止》里就有记：“何平叔美姿仪，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与热汤饼。既敢，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转皎然。”
更重要的是，何晏天资聪慧，勤奋好学，加之成长于魏宫，有着良好的生活学习条件，而且自幼盘桓于大文豪曹操身边，耳濡目染，所受曹操影响极深。
《何晏别传》载：“何晏小时养魏宫，七八岁便慧心大悟，众无愚智莫不贵异之。魏武帝读兵书，有所未解，试以问晏。晏分散所疑，无不冰释。”《三国志·；魏志·；文帝纪》注引《典论·；自叙》说，曹操“雅好诗书文籍，虽在军旅，手不释卷”，能让曹操有所未解，这问题本身就深奥异常，但何晏却能为之条分缕析，解疑释惑，小子端的了得！
《世说新语》还载有他另一件轶事：“何晏七岁，明慧若神，魏武奇爱之，以晏在宫内，因欲以为子。晏乃画地令方，自处其中。人问其故，答曰：‘何氏之庐也。’魏武知之，即遣还外。”曹操想收其为子，七岁的何晏却在地上画个方块，站在其中，说这是何氏之庐。
是一个孩子的自尊心与自傲心使然吗？
不是。答案在《何晏别传》里的另一段记载中：“晏小时，武帝雅奇之，欲以为子。每挟将游观，命与诸子长幼相次。晏微觉，于是，坐则专席，止则独立。或问其故，答曰：‘礼，异族不相贯坐位。’”
《礼记·；曲礼》中说：“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由此可以明白，何晏幼年之时，即深谙礼制，从小以儒家之礼行事，联系其成年之后注《论语》，以及上奏魏明帝“所习正则其身正，其身正则不令而行”，都与《魏略》中所记“晏无所顾惮，服饰拟于太子”存在着严重的相抵之处。
爱一个人常常不需要理由。
始终以外姓人自居，自别于曹氏一族的何晏，因其“明慧若神”，却深得曹操喜爱。及至何晏成人，曹操甚至将自己的女儿金乡公主嫁与他。
其后，在正始之初，曹爽执政时，何晏被擢为散骑侍郎，迁侍中、吏部尚书。据《晋书·；王戎列传》载，何晏口善清谈，下笔萧逸，为人出尘，因而，在他为吏部尚书期间，谈客盈座，天下之士多宗尚之。
就是这么一位为世人所宗的学界领袖，短短十年后，在公元二四九年司马懿发动的高平陵政变中，却被残忍诛杀。
三
何晏领衔下蔚然风行的“正始之音”，说白了就是四个字：援道入儒。
在儒家的基本概念与原初框架下，援引道家的“贵无论”思想，来重新解构儒家经典，使伴随西汉王统不再而儒道沦落的儒家精神，在道学四起的现实社会中得以重新彰显。
此前，王肃曾鉴于儒家文化的深刻危机，在思想体系重建方面做出了自己的无意努力，但他因假托圣口，伪造原典，像不良商家那样偷偷掺假的手段，却过于恶劣，不仅没起到他意欲达到的目的，反而使得“王学兴而经学亡”。
何晏没有这样做。
他引进《老》、《庄》，用“以无为本”思想去诠释儒学，并非是另立新说，而是仍体尊孔子，借道助儒，对儒学进行玄学化的改造。
他强调，无不但是化生万物的根本，同时也是认识世界和待人接物的根本。“有之为有，恃无以生，事而为事，由无以成。夫道之而无语，名之而无名，视之而无形，听之而无声，则道之全焉。故能昭音响而出气物，包形神而章光影。玄以之黑，素以之白，矩以之方，规以之圆。圆方得形，而此无形，白黑得名，而此无名也。”
“夫道者，惟无所有者也。自天地以来，皆有所有矣。然犹谓之道者，以其能复用无所有也。故虽处有名之域，而没其无名之象，由以在阳之远体，而忘其自有阴之远类也。”
正如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中所说，何晏如王弼一样是“乘其敝而攻之，遂能排击汉儒，自标新学”。但客观上，何晏倡导以道家的虚无为本，以儒家的仁义礼乐为末，主张圣人体无，将无为看作儒家最高的理想人格，很容易导致重道轻儒，乃至取道废儒的可怕结局。
更何况，在正始年间，何晏是以朝廷大佬兼民间学宗的双重身份，活跃于历史舞台，而且谈客盈坐，天下谈士多宗尚之。
如此，他受到卫道的儒学家攻击，自然就在情理之中。
东晋的范宁就对何晏大加挞伐，认为何晏有败坏纲常、仁义沦丧、摈弃儒教之危：“蔑弃典文，不遵礼度，游辞浮说，波荡后生，饰华言以翳实，骋繁文以惑世。缙绅之徒，翻然改辙，洙泗之风，缅焉将坠。遂令仁义幽沦，儒雅蒙尘，礼坏乐崩，中原倾覆。古之所谓言伪而辩、行僻而坚者，其斯人之徒软！”
其实，范先生头巾气重了。何晏虽然以无为本，援道入儒，但他并非以道否儒，以道灭儒，而是以道救儒，借道助儒。
因为何晏本人并非如范宁所说的那样，“蔑弃典文，不遵礼度”。
原因之一，来自《昭明文选》卷十一所收录的何晏所写的《景福殿赋》。
李善为此赋作注说：“《典略》曰：何晏，字平叔，南阳人也。尚金乡公主，有奇才，颇有材能，美容貌。魏明帝将东巡，恐夏热，故许昌作殿，名曰景福。既成，命人赋之，平叔遂有此作。”
何晏在此赋里，极尽赋体特有的于颂扬之中尽讽谏劝诫的特点，于赋尾写道：“然而圣上犹孜孜靡忒，求天下之所以自悟。招忠正之士，开公直之路，想周公之昔戒，慕咎繇之典谟。除无用之官，省生事之故。绝流遁之繁礼，反民情于太素。”由此赋可以看出，他不仅不“蔑弃典文，不遵礼度”，而且积极劝告明帝遵礼循度。
原因之二，是何晏为尚书时，曾上书魏明帝，谏喻明帝持己以正，远离佞人。
因此，清人钱大昕在《何晏论》中就为何晏鸣过不平：“昔范宁之论王辅嗣、何叔平也，以为二人之罪深于桀、纣，《晋书》既载其文，又以‘崇儒抑俗’称之。呜呼！宁之论过矣，史家称之，抑又过矣。”
钱大昕认为：“方典午之世，士大夫以清谈为经济，以放达为盛德，竞事虚浮，不修方幅，在家则丧纪废，在朝则公务废，而宁为此强以箴砭当世，其意非不甚善，然以咎嵇、阮可，以是罪王、何不可。”
他的理论根据是，史书中有载，何平叔为尚书时曾上奏明帝：“善为国者，必先治其身；治其身者，慎其所习，所习正则其身正，其身正则不令而行；所可不正则身不正，其身不正则虽令不从。是故为人君者，所与游必择正人，所观览必察正象，放郑声而弗听，远佞人而弗近……可自今以后，御幸式乾殿及游豫后园，皆大臣侍从，因从容戏宴，兼省文书，询谋政事，讲论经义，为后世法。”这样的一个教主上谨慎言行、端正思想的人，怎么会“蔑弃典文，不遵礼度”呢？
所以，他反问：“尝读其疏，以为有大儒之风，使魏主能用斯言，可以长守位而无迁废之祸，此岂徒尚清谈者能知之而能言之者乎？”
问得很给力。
四
顺着钱大昕的问号接着问下去，立刻使人如入迷宫，疑窦丛生。
——房玄龄等唐人集体编著的《晋书》为什么没有何晏的传记？
——陈寿怎么在《三国志》中同样绕道而走，没有为何晏作传？只是将他附在《三国志·诸夏侯曹传》的曹爽之后，寥寥数语，一笔带过：“晏，何进孙也。母尹氏，为太祖夫人。晏长于宫省，又尚公主，少以才秀知名，好《老》、《庄》言，作《道德论》及诸文赋著述凡数十篇。”
对何晏的整体性描述，除了曹爽本传中所提，就是裴松之为《三国志·诸夏侯曹传》所作的注中，全文如下：
《魏略》曰：太祖为司空时，纳晏母并收养晏，其时秦宜禄儿阿苏亦随母在公家，并见宠如公子。苏即朗也。苏性谨慎，而晏无所顾惮，服饰拟于太子，故文帝特憎之，每不呼其姓字，尝谓之为“假子”。晏尚主，又好色，故黄初时无所事任。及明帝立，颇为冗官。至正始初，曲合于曹爽，亦以才能，故爽用为散骑侍郎，迁侍中尚书。晏前以尚主，得赐爵为列侯，又其母在内，晏性自喜，动静粉白不去手，行步顾影。晏为尚书，主选举，其宿与之有旧者，多被拔擢。
《魏末传》曰：晏妇金乡公主，即晏同母妹。公主贤，谓其母沛王太妃曰：“晏为恶日甚，将何保身？”母笑曰：“汝得无妒晏邪！”俄而晏死。有一男，年五六岁，宣王遣人录之。晏母归藏其子王宫中，向使者搏颊，乞白活之，使者具以白宣王。宣王亦闻晏妇有先见之言，心常嘉之；且为沛王故，特原不杀。
《魏氏春秋》曰：初，夏侯玄、何晏等名盛于时，司马景王亦预焉。晏尝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是也；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司马子元是也；唯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闻其语，未见其人。”盖欲以神况诸己也。初，宣王使晏与治爽等狱。晏穷治党与，冀以获宥。宣王曰：“凡有八族。”晏疏丁、邓等七姓。宣王曰：“未也。”晏穷急，乃曰：“岂谓晏乎！”宣王曰：“是也。”乃收晏。
后世之人对何晏的了解与认识，几乎全部来自这段文字。
先说一下裴松之的《三国志》注。
公元四二九年，南朝宋文帝因陈寿《三国志》过于简约，命裴松之旁采博拾，为之作注。
于是裴松之“奉旨寻详，务在周悉，上搜旧闻，傍摭遗逸”，他自道“其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结果，不仅注文比正文多出三倍，而且不加选择地“罔不毕取”。这样做的后果是，详则详矣，然而也使得珠目混杂，真伪一处。学人王通、刘知几都曾讥其繁芜，叶适至甚至认为，裴氏“注之所载，皆寿书之弃余”。
裴注《三国志》所引之书有近二百种之多，这中间主要引用的是两部史料：《魏书》与《魏略》。
而《魏书》被公认为一部伪史。
因为它的主要作者王沈形迹可疑。唐人刘知几在《史通·；古今正史》中有此记述：“黄初、太和中，始命尚书卫觊、缪袭草创纪传，累载不成。又命侍中韦诞、应璩、秘书监王沈、大将军从事中郎阮籍、司徒右长史孙该、司隶校尉傅玄等，复共撰定。其后王沈独就其业，勒成《魏书》四十四卷。其书多为时讳，殊非实录。”
王沈何许人也？就是高贵乡公曹髦因不愿再做司马昭的傀儡，愤而决定对司马昭发动袭击，秘密将此计划告之的侍中王沈。王沈听后，立刻向司马昭告密，因此，在曹髦被杀之后，王沈受到司马昭重用，官运亨通，被封为安平侯，食邑二千户。“沈既不忠于主，甚为众论所非。”其所作《魏书》，也因一心袒护司马氏而被公认为一部虚妄之作。
关于《魏略》这部书，《史通·；古今正史》说，这是部比较可靠的信史，为魏时鱼豢私撰，但《魏略》“事止明帝”，只写到魏明帝为止。再回到裴松之的这段注中，却写到了公元二四九年的高平陵政变，可见，他注所引之书显然不是《魏略》，此处所引当是《魏书》。
学界普遍认为，《三国志》的版本和流传经过极为复杂，既有文字脱漏问题，也有注文混入正文的现象。那么，可以断定，不是裴氏当年笔下疏忽误将“魏书”写成“魏略”，便是注本在传抄途中，被张冠李戴、以讹传讹了。
五
这段向来被认为是一代大师何晏生平行状整体记述的文字是否可靠呢？
答案是：非常不可靠。
里面充满了歪曲、污蔑、诽谤，让我们逐段来加以分析。
其实，就连只顾埋头搜集资料往上堆积，对之不加分辨的敦厚之人裴松之，都感觉其中存在着不可思议之处。所以，他在注后格外加了自己的一段按语：
臣松之案：《魏末传》云晏娶其同母妹为妻，此搢绅所不忍言，虽楚王之妻媦，不是甚也已。设令此言出于旧史，犹将莫之或信，况底下之书乎！案诸王公传，沛王出自杜夫人所生。晏母姓尹，公主若与沛王同生，焉得言与晏同母？
翻开《三国志·；魏书·；武文世王公传》，可以一目了然：“武皇帝二十五男：卞皇后生文皇帝……杜夫人生沛穆王林、中山恭王衮……尹夫人生范阳闵王矩。”那么，将沛王太妃所生的金乡公主故意说成尹夫人所生的何晏的同母妹妹，便有了捏造乱伦之罪的蓄谋。
前文说过，何晏幼而依礼，不但在魏宫之内自画“何氏之庐”，而且出游时也不愿与曹操诸子“长幼相次”，注中所言“晏无所顾惮，服饰拟于太子”便成为无稽之谈。
注中又言：“晏尚主，又好色，故黄初时无所事任。及明帝立，颇为冗官。”何晏娶金乡公主不假，但何晏好色则闻所未闻，即便是在随意置笔，于史实并不考究的《世说新语》里也没有类似的片言只语。
“及明帝立，颇为冗官”，这句话与曹爽本传中那句“南阳何晏、邓飏、李胜、沛国丁谧、东平毕轨咸有声名，进趣于时，明帝以其浮华，皆抑黜之；及爽秉政，乃复进叙，任为腹心”都在意图指明，魏明帝时何晏因清谈被抑黜，处于冗官之闲位。
《三国志·魏志·明帝纪》中确实有载：太和四年，明帝以“兵乱以来，经学废绝，后生进趣，不由典谟”，对浮华不务道本下诏禁止，也确实有人因此遭到免官。
在《三国志·诸葛诞传》、《世说新语》中，也都提到了此时同声欢气、共相题表的“四聪”、“八达”、“三豫”不务道本之人如夏侯玄、诸葛诞，邓飏等，但没有一处提到过何晏。被士林宗之、影响极大的何晏如果厕身其中，不但不会被隐去，还要排在前面才对。
同时，据《三国志·魏志·明帝纪》载，魏兴建许昌宫，起景福殿，魏明帝行幸许昌，均在在明帝太和六年。而何晏所作的《景福殿赋》就写于此时，且是受命而作，“故许昌作殿，名曰景福。既成，命人赋之，平叔遂有此作”。可见，何晏此时不但没有被抑黜，“颇为冗官”，侍立在明帝左右，而且位置颇为显要。否则写赋唱颂歌的大任，不会让何晏去做。
“晏性自喜，动静粉白不去手，行步顾影”则更是一句扯淡话。宋人彭渊材咏海棠：“雨过湿泉浴妃子，露浓汤饼试何郎。”后句说的就是何晏皮肤白皙完全出自天生，而非敷粉。
《世说新语·容止》有记：“何平叔美姿仪，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与热汤饼。既敢，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转皎然。”故意将何晏描摹成一顾影自怜、粉白不离手的娘娘腔，其卑鄙用意就十分明显了。
曹爽本传中，说何晏与邓飏、李胜、沛国丁谧、东平毕轨等人一道，“及爽秉政，乃复进叙，任为腹心”。注中也说，“至正始初，曲合于曹爽，亦以才能，故爽用为散骑侍郎，迁侍中尚书”，都将何晏认为是曲意阿附曹爽的心腹。
《三国志·魏志·曹爽传》注引《魏略》却说：“曹爽宿与（丁谧）相亲”，“（毕轨）素与曹爽善，每言于爽，多见从之”，“（李胜）与曹爽善”，这中间又都没有提到何晏。显然，在曹爽执政之前，其亲信是丁谧、毕轨、李胜三人。魏明帝之时，曹爽身边并没有何晏出现，此前此后更不见有何晏丁点儿的“曲合”行为。
倒是《昭明文选》中所收应璩《百一诗》下的李善注引值得侧目：“璩字休琏，博学能属文，明帝时历官散骑侍郎。曹爽多违法度，璩为诗以讽焉。”
针对应璩大胆诗刺大将军曹爽，《楚国先贤传》中说：“汝南应休琏作《百一诗》，讥切时事，遍以示当事者，咸皆怪愕，或以为当焚弃之，何晏独无怪也。”大家普遍的反映是惊愕，继而劝他烧掉了事，而何晏却“独无怪也”。这说明，何晏不仅没有曲阿曹爽，反而证明他对曹爽的“多违法度”行径，是持批评态度的。
不光应璩、何晏，就连曹爽亲弟弟曹羲也对乃兄的跋扈行为深恶痛绝。《三国志·魏书·曹爽传》说：“羲深以为大忧，数谏止之。又著书三篇，陈骄淫盈溢之致祸败，辞旨甚切，不敢斥爽，托戒诸弟以示爽。爽知其为己发也，甚不悦。羲或时以谏喻不纳，涕泣而起。”曹羲是何晏的挚友，相接甚洽，所见略同。
注中又造谣说：“晏为尚书，主选举，其宿与之有旧者，多被拔擢。”曹爽本传中引《魏略》却说：“飏为人好货，前在内职，许臧艾授以显官，艾以父妾与飏，故京师为之语曰：‘以官易妇邓玄茂。’每所荐达，多如此比。故何晏选举不得人，颇由飏之不公忠，遂同其罪，盖由交友非其才。”可见，即使何晏所选非人，但毛病出在邓飏身上，与何晏一点关系都没有，哪里选拔了与之有旧的人？
曹爽秉政之后，何晏为吏部尚书，主管选才任人。听听傅咸是如何评价何晏在任上政绩的。《晋书·；傅咸传》中说：“正始中，任何晏以选举，内外之众职各得其才，粲然之美，于斯可观。”
要知道，傅咸是傅玄的儿子，傅玄与从兄傅嘏都是司马氏的铁杆拥护者，向来与何晏不睦。来自反方阵营的称赞，最显中肯。傅咸对何晏的称赞，应该没有虚饰增美，而是出于公论。
何晏举人，从来不分派别，因为他本人就没有派别。据《三国志·；魏书·；钟会传》中注引何劭的《王弼传》说：“正始中，黄门侍郎累缺，晏既用贾充、裴秀、朱整，又议用弼。”何晏这里所举的贾充、裴秀二人，此时都是司马集团的核心力量，贾充后来在刺杀高贵乡公曹髦、逼魏元帝曹奂退位等重大政治关头，为司马氏立下了卓越的功勋，在西晋享荣之极。
如此，能说何晏曲附曹爽，为曹爽的腹心吗？
曹爽本传中又说：“晏等与廷尉卢毓素有不平，因毓吏微过，深文致毓法，使主者先收毓印绶，然后奏闻。其作威如此。”这又是明目张胆的污蔑。
事实真相又是什么呢？
《三国志·卢毓传》中写得明明白白：“齐王即位，赐爵关内侯。时曹爽秉权，将树其党，徙毓仆射，以侍中何晏代毓。顷之，出毓为廷尉，司隶毕轨又枉奏免官，众论多讼之，乃以毓为光禄勋。”可以看出，先前将卢毓降职的是曹爽，后来枉奏的是毕轨，这中间根本没有何晏的任何事情。
够了。
无视事实的颠倒黑白，无中生有的造谣诬蔑，漏洞百出的罗罪织恶，卑鄙下作的谩骂嘲弄，就这样仅仅裹挟着无辜的何晏。
宋人艾性夫有感于“乌台诗案”，曾悲愤题下《书东坡诗案》七律：“风刺成章昔有之，奸人捃拾欲何为。先生定以名招祸，自古何曾狱勘诗。下石几令无地死，诬金独幸有天知。明朝谪向黄州去，又是东坡觅句时。”
何晏是不可能站起来为自己申辩的了，但“诬金独幸有天知”，有史明证，天理昭昭。
令人始终不解的是，爱了便爱了，杀了便杀了，阴毒的司马氏为什么还要在何晏身后，于史书中如此这样向大师泼污水呢？
六
一切得从何晏为何被杀谈起。
表面现象是，何晏为曹操养子，且为曹氏女婿，司马懿要诛灭曹氏集团，瓜抄蔓连下，何晏自然难以幸免。
但这解释不了何晏死后为何被大肆诬蔑与陷害。因为相对于曹爽，其亲弟弟曹羲比何晏有着更为亲近的血缘关系，邓飏、李胜、丁谧、毕轨者流，也有着更为鲜明的政治拥戴立场，但他们虽然在高平陵政变中被诛灭三族，却没有像何晏这样死后的被歪曲遭遇。而且，夏侯玄也为曹氏姻亲，却并没在此变故中丧命。
事实上，曹氏喜刑法，何晏则好儒术，在好儒重礼的司马懿眼中，恪守儒道、博通儒籍的何晏，不但被其相当认可，甚至还有着格外的敬重之意。
比如何晏的《论语集解》，虽署名是何晏，却是集体编纂，创作队伍十分有趣。《晋书·郑冲列传》说：“初，冲与孙邕、曹羲、荀颉、何晏共集《论语》诸家训注之善者，记其姓名，因从其义，有不安者辄改易之，名曰《论语集解》。成，奏之魏朝，于今传焉。”这就是后来被列入《十三经注疏》中的何晏《论语集解》。在这个创作阵营中，郑冲和荀颉就属于司马集团。说明在儒家伦理问题的认识上，何晏与司马懿共同而一致。
此外，司马懿还选择何晏注述《孝经》，王肃《孝经传》开篇即有司马宣王之奏，说“奉诏令诸儒注述《孝经》”。可见，何晏参与注《孝经》完全出于司马懿的提议。如果不是出于学问与人格上的认可，司马懿断然不会如此做。
那司马懿为何在最后要断然杀掉他向来所敬重，并自外于曹氏集团的何晏呢？
如果不是司马懿，那凶手又是谁？
问题就在这里。
先请看《晋书·；景帝纪》中高平陵政变前的一段记载：“宣帝（司马懿）之将诛曹爽，深谋秘策，独与帝（司马师）潜画，文帝（司马昭）弗之知也。将发，夕乃告之。既而使人觇之，帝寝如常，而文帝不能安席。晨会兵司马门，镇静内外，置阵甚整。宣帝曰：‘此子竟可也。’初，帝阴养死士三千，散在人间，至是一朝而集，众莫知所出也。事平，以功封长平乡侯。”
为封锁消息，司马懿甚至连司马昭都不让知道政变之事，独与司马师密谋筹划。史称司马师“沈毅多大略”，到什么地步呢？“初，帝目有瘤疾，使医割之。鸯之来攻也，惊而目出。惧六军之恐，蒙之以被，痛甚，啮被败而左右莫知焉。”政变之前，司马师私养死士，“散在人间，至是一朝而集，众莫知所出”，政变前夕，更是稳操胜券，“帝寝如常”。
高平陵政变貌似是司马懿在摇旗指挥，实则是司马师在暗中操作。每一个步骤，都在他详尽的事先策划之下。
这中间就包括杀掉何晏。
阴险之人如同一池深不可测的水，会淹死人的。还记得何晏说过的那句颇为狂放的话吗？
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是也；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司马子元是也；唯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闻其语，未见其人。
在这句话中，何晏将司马师说成“能成天下之务”的唯几也者，把自己比作“未见其人”的唯神也者。在何晏眼里，司马师仅能洞察隐微，以成天下之务，听在心高气傲的司马师耳中会有什么结果？
这就是在拂虎须、披逆鳞了。
在一个极为阴毒峻厉，同时又极为自傲自尊的人那里，这无疑是天大的冒犯，罪不可赦。
隋炀帝杨广曾写了一首颇为自赏的《东宫春》，里面有“洛阳城边朝日晖，天渊池前春燕归”，自认为是绝妙之句。同时代诗人薛道衡也有首关于春燕的诗作《昔昔盐》，里面有句“空梁落燕泥”，被时人认为是千古名句。就为此，恼羞成怒的杨广将对方赐死。薛道衡死后，杨广边翻看《昔昔盐》，边不无讥讽地说：薛道衡啊，薛道衡，如今你还能吟“空梁落燕泥”否？
因才遭嫉，进而见杀，代不绝人。遇到司马师，那只能是嘴大失口的何晏的大不幸。
其实，何晏的心中也早就有了不祥预感。
《世说新语·；规箴》载：“何晏、邓飏令管辂作卦，云：‘不知位至三公不？’卦成，辂称引古义，深以戒之。飏曰：‘此老生之常谈。’晏曰：‘知几其神乎！古人以为难。交疏吐诚，今人以为难。今君一面，尽二难之道，可谓明德惟馨。”
对此，刘孝标注引《名士传》解释道：“是时，曹爽辅政，识者虑有危机。晏有重名，与魏姻戚，内虽怀忧，而无复返也。”他同时说，何晏“盖因辂言，惧而赋诗”。因算卦而害怕的何晏为此写下了一首《言志诗》：
鸿鹄比翼游，群飞戏太清；常恐夭网罗，忧祸一旦并。
岂若集五湖，顺流唼浮萍；逍遥放志意，何为怵惕惊？
触摸诗中的心境，可以看到诗人惊惧的目光，司马氏所张的罗网已经罩下，诗人旦夕怵惕，而那把屠刀，也正贯着隐隐风声向他颈项挥来。
高平陵政变中未被杀头的夏侯玄，在司马懿死后说了一段话，也大可看出司马师的用心。《三国志·；夏侯玄传》注引《魏氏春秋》说：“太傅（司马懿）薨，许允谓玄曰：‘无复忧矣。’玄叹曰：‘士宗，卿何不见事乎！此人（司马懿）犹能以通家年少遇我，子元（司马师）、子上（司马昭）不吾容也！”
夏侯玄知道司马师、司马昭比其父更阴狠，所以他说，尚可以与司马懿款接，但绝不可能见容于司马师的。
那么，何晏的被杀原因便昭然若揭了。
忠于史实的陈寿与房玄龄们，在其各自所撰《三国志》和《晋书》时，显然发现了《魏书》之中关于何晏的过多违实荒谬之处，因而在各自的笔下，都没有为何晏作传。但陈寿还是未加仔细分析地少量引用了《魏书》中有关何晏的所记，所以造成他的《三国志》中有关何晏的史实前后相悖，舛误矛盾频出。
但也正因此，才有了今天可以还原大师的可能。
欧阳修诗云：“惟彼不可朽，名声文行然。谗诬不须辨，亦止百年间。”这是文人无奈中的宽心话。背负在何晏身上的黑锅已然一千八百年了，但直到今天依然没有被卸去。
众口铄金，冤深似海，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大师，可会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娜达莎一样幽怨地发问：
——难道，这个世界真的就永远没有光明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