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庸的武侠世界里，身怀秘技的绝世高手，往往也有着绝世高寿。人越老得不可思议，他的武功就越高得深不可测。
其实，当过运动员的都知道，凡凭借体能、速度、力量、技术等进行的竞技项目，包括习武，都对年龄有着十分苛刻的要求。姚明刚刚三十一岁，篮球场却已认定他老迈年高，只能退役；体操女队员甫过十八岁，体操场却已认定她风烛残年。
自古英雄出少年。人老了，可以做做领队、教练或精神性的龙头大哥，但拼拼杀杀的活儿已不再适合他。
在智力世界里，就不是这样。不管写文章，做学问，还是搞研究，不但不受因年龄老迈而带来的四肢僵硬、体能退化等限制，反而，积淀知识，丰厚学养，积累经验，提升素养，都需要有漫长的时间来作保证，才可以使他博览群书，畅游学海，经长期孜矻求之，冥思苦想，然后厚积薄发，一举有成。
所以，写诗的杜甫说“晚节渐于诗律细”，历史学家顾颉刚甚至对他的学生们讲三十五岁前不要落笔著述，而只是埋头读书。
为了在作品中营造一份浪漫，铺排一种情趣，金庸才刻意打破常情，浪漫地赋予了武功与年龄的正比关系。
常规的世界不是这样。世上可以有天才少年肖邦，也可以有天才少年朗朗，但绝无天才少年王国维，天才少年陈寅恪。因为一个学术大师的出现，更需要漫长的时间来作保证。
在学术的天空中，几乎所有闪耀的星宿，无不是其本人经历了长久的跋涉与磨砺，做了漫长的时间准备，然后才于人生的壮年乃至暮年的某个时刻，炉启丹成，华光泻地，从此彪炳史册。哪怕他少年早慧，天赋异禀，依然必须有漫长的博学广闻道路要走，最终才能止橹停舟，于浩淼无际的学海上，屹立起一个学有所成的中年或老年人的身姿。
但在世界学术史上，一个人却非常例外。
他就是王弼。
年尚不及弱冠，他即负盛名，不到二十岁，他就以魏晋玄学领袖的姿态，与年长他三十余岁的何晏并驾齐驱，成为正始年间的清谈座主，而且为何晏等同时代学人钦佩非常。
《晋书·王衍传》载：“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庄》，立论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不存者也。阴阳恃以化生，万物恃以成形，贤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故无之为用，无爵而贵矣。’”
虽然同为魏晋玄学的开创人，何晏更多是以倡导和组织者的身份出现，而王弼则是以理论家的姿态，为玄学兴盛与发展做出了开创性贡献。
他缜密而博大的思想哲学体系，不仅为一个全新学术时代——魏晋玄学的全面开启，作了学理上的全面奠定，而且，对禅宗在中国的兴起，陶诗一脉的肇始流传，乃至对延宕至今的中国传统人文画等，都有着早期温床的意义。
死时，他年仅二十四岁。
一
精致的人生，一定是高度浓缩的一生。
只能用“匆匆”二字，来概括他的一生。仿佛怀揣着自己都不可感知的一份天命，受上苍遣派，匆匆而来，在人间稍作停留，只为那惊艳的昙花一现，在独自盛大而绚丽的绽放之后，使命完成，又匆匆而去。
留下的，是身后世界对他的无尽回望。
那里面内容复杂，有讶异与惊愕，也有钦服和叹息，还有的，应该是万世千载之人对他巍峨的学术身量的不可思议。
王弼，字辅嗣，公元二二六年出生，公元二四九年曹爽被杀后，受牵连卸职，同年因染疠疾而亡。他将生命的句点，与携手并肩的另一位玄学开创者何晏，牢固地打在了一处。
王弼出生于名门世家，典型的诗书继世，家学渊源。其六世祖王龚，汉顺帝时文名震天下，官至太尉，位列“三公”；其五世祖王畅，为汉灵帝时“八俊”之一，官至司空，也位列“三公”；其祖父王凯是荆州牧刘表的女婿，从祖父则是“建安七子”之首，大名鼎鼎的王粲。
因王粲对王弼后天学养的形成，有着巨大而直接的影响，可以在此多述几笔。
王粲，才名高著，冠于一时。魏国建立之后，他为侍中，“博物多识，问无不对。时旧仪废弛，兴造制度，粲恒典之”。据说，在汉末丧乱中，玉珮损荡殆尽，当时只有王粲认识旧珮。战乱之后，人们制作玉珮，皆受法于王粲。今天的收藏家们，他们大多都能认识真正的玉珮，估计绝少知道王粲其人的。
《三国志》特别记录了尚为少年的王粲初遇大学问家蔡邕的一件雅事：“献帝西迁，粲徙长安，左中郎将蔡邕见而奇之。时邕才学显著，贵重朝廷，常车骑填巷，宾客盈座。闻粲在门，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状短小，一坐尽惊。邕曰：‘此王公孙也，有异才，吾不如也。吾家书籍文章，尽当与之。’”
一个卓有学名、为士林所宗的学者，见到一个个头矮小的娃娃，却“倒屣迎之”，而且慨然将自己的书籍悉数赠之，这种虚怀若谷，不是今天流行装大头蒜的学界中人能做到的。从中，也可见少年王粲已经是怎样的被人所重。
王粲、王凯的父亲王谦，曾经在大将军何进手下做长史。何进以王谦名公之胄，“欲与为婚，见其二子，使择焉”。王谦却很牛，两个儿子，一个都不许。
倒是刘表愉快地做上了王家的岳丈。王凯与王粲避乱荆州时，刘表首先看重了王家的门第，其次是看重了王粲之才，但王粲因“容状短小”的体貌被淘汰，刘家姑娘最终嫁给了“有风貌”的王凯。王凯生王业，王业生王弼，于是，王弼就成为刘表先生的曾外孙。
王粲的两个儿子后来坐罪被诛，绝嗣之后，王业过继到王粲名下，于是，王弼也就成为王粲的继孙。
那么，可以看到三条学术河流，滚滚前涌，最终都汇向王弼，并成就了他的波澜壮阔。
王家世代博学，家风延续，浩浩涌流，连同王粲的巨大文学声名和地位，共同作用影响了王粲。此为一；承载着蔡邕毕生之学、之思、之想，“尽当与之”，给王粲的那汗牛充栋的藏书，一路辗转，几经人手，最后悉数进入了王弼的书房。此为二；出现于魏晋早期，以刘表为中坚及后盾的重要学术派别——荆州学派的学术思想，也通过与之关系甚为密切的王凯、王业，顺畅进入王弼的学术系统。王粲当年就对此学派学风之盛，大为赞赏：“于是童幼猛进，武人革命，总角佩觿，委介免胄，比肩继踵，川逝泉涌，襄襄如也，兢兢如也。遂训六经，讲礼物。谐八音，协律吕，修纪历，理刑法；大路咸秩，百氏备矣。”荆州之学重视《易经》与《太玄》，王弼不会，也不可能不从中间汲取自己的思想营养。此为三。
如此三条浩大的学术河流汇聚于一人之身，如果此人恰恰又有着惊人的吸纳与吞吐能力，能够将之条分缕析，融会贯通，那么这个人就有可能浩瀚为碧波万顷的大洋。
二
很可喜，王弼就是这样的人。
可能是基于与何晏同样的原因，陈寿没有为王弼单独列传，只是在《三国志·魏书·钟会传》后将王弼一笔带过。还是不辞辛劳的裴松之先生，通过他的注，才让后人在何劭所写的《王弼传》里，对大师有了更多的打量。
“弼幼而察慧，年十余，好老氏，通辩能言。”幼喜老子，不让人奇怪；能言善辩，也不让人感觉多吃惊；令人惊奇的是，“时裴徽为吏部郎，弼未弱冠，往造焉。徽一见而异之，问弼曰：‘夫无者诚万物之所资也，然圣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无已者何？’弼曰：‘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不说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恒言无所不足。’”
这个场景与上文提到的另一个历史场景酷肖极了。
那次，是王弼从祖父、少年王粲去拜见左中郎将蔡邕，蔡先生也见而奇之。之间没有对话，直接就下夸赞：“此王公孙也，有异才，吾不如也。”更当场慨而慷之地表示要举行捐书活动：“吾家书籍文章，尽当与之。”
蔡邕的欣赏，当然有着此前对这个少年过多耳闻而产生的欣赏，但更多的却是出于对门阀士族的认可，还有就是一个长者对一个晚辈的赏识，他说“吾不如也”，其中戏谑与客气的成分都很大。
这次，是少年王弼造访吏部郎裴徽，被访者也见而异之，但裴先生没有居高临下，以长辈姿态夸赞王弼，而是将对方当作与自己等量级的学者，直接进入学术探讨层面，而且话题颇为尖锐。
你不是喜欢祖述老子，整天说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吗？那好，如果“无”确实是万物的根本，那为什么作为圣人的孔子，从不肯对“无”加以解释，倒是老子对“无”喋喋不休，解释个不停，这是为什么呢？
王弼的回答是：正因为“无”是根本，凡有皆始于“无”，所以只有圣人能体察“无”，“无”至大至广，不可诉诸语言，所以孔子不说。老子的层次低一些，他还属于“有”，所以一直说“无”，生怕说不周详。
问者以反问方式单刀直入，刿切要害。其言下之意是，你坚持老子理论，将“无”认为是根本，圣人却从来不言“无”，那么，你岂非在颠覆圣人？
答者平心静气，娓娓道来，既坚守“本无论”为根本，又举孔子于老子之上，使反问应声而平。这其中，不单单显出答者的睿智，语言上的机锋，更可看出他理论造诣的深厚，还可看出他创玄学理论的缜密与完善。
裴徽怎样吊着下巴，长时间惊愕在那里，自是不必赘笔描述。
看看正处风口浪尖，领导正始清谈新潮流，为“诸生宗之”的何晏先生的反应吧：“于时，何晏为吏部尚书，甚奇弼，叹之曰：‘仲尼称后生可畏，若斯人者，可与言天人之际乎！’”
这就不是一个大师在赞叹一个少年才俊了，而是一座山峰对另一座山峰的致意。
要知道，此时的何晏年长位尊，在太和清谈中已经声名卓著，领袖士林：“何晏为吏部尚书，有位望，时谈客盈座。”裴徽就衷心佩服地说：“数与平叔共说《老》、《庄》及《易》，常觉其辞妙于理，不能折之。又时人吸习，皆归服之焉。”而此时刚刚出道的王弼，却只是一个比何晏小三十多岁的弱冠少年！
世界音乐史上，十二岁的李斯特第一次在贝多芬面前演奏，即以其精湛演技让大师震惊，贝多芬在音乐会结束时说：“这孩子将以自己的音乐震撼世界。”并在其额头深深一吻。在李斯特漫长的一生中，对于他那些出色的弟子，李斯特也总用贝多芬的方式来奖励他们，他曾对冯·；萨尔说：“好好照料这一吻，它来自贝多芬。”
王弼青春早逝，历史不允许晚辈青年见到暮年时的他，像早年被何晏欣赏并力举那样，来对待更年轻的晚辈学者。
三
但王弼在何晏那里所接受的深情一吻，应该记得。
《世说新语·；文学》载：“王弼未弱冠，往见之。晏闻弼名，因条向者胜理，语弼曰：‘此理仆以为极，可得复难不？’弼便作难，一座人便以为屈。于是，弼自为客主数番，皆一座所不及。”
何晏不顾自己为清谈座主的尊名，将自己认为已经是至理的话题，提出来任王弼毫无顾忌地进行反驳。
这边厢是一个少年在秀口吐玉、无遮无拦地责难与反驳，那边厢是一位长者不以为忤、充满赞许地捻须聆听，动情处，还要给予少年精彩的辩驳以热烈的掌声。
这就是何晏作为大师的风度！
这也是王弼作为大师的能量。
《三国志·魏书·钟会传》说王弼：“其论道，附会文辞，不如何晏，自然有所拔得，多晏也。”这大概是实情。就是说在语言文辞上，弼不如晏，而在自然义理的发挥上，晏不如弼。
正是知道自己不如王弼，所以谦逊的何晏对王弼更加推崇。《世说新语·文学》载：“何晏注《老子》未毕，见王弼自说注《老子》旨，何意多所短，不复得作声，但应喏喏。遂不复注，因作《道德论》。”
对一个同行的真心欣赏与钦佩，常常会让本为专家的他感到怅惘。比如宋朝诗人陈渊，毕生喜欢陶渊明诗作，然而，俯仰所见皆陶诗曾吟情景，难于自作，于是发出了“我行田野间，举目辄相遇”的无奈之叹。
但这种无奈之叹，其实有时就是一种高迈人格导致的自谦，比如“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的李白，谁能说李白要道的景，一定不会比崔颢更壮阔呢？
不独如此，何晏还以吏部尚书的位置，对王弼多所举荐与扶持。“正始中，黄门侍郎累缺。晏既用贾充、裴秀、朱整，又议用弼。时丁谧与晏争衡，致高邑王黎于曹爽，爽用黎。于是以弼补台郎。”
在何晏的大力举荐与努力争取下，王弼总算走上了政宦之途，而且位置显要。但走上政坛的王弼，很快就显现了一个哲学家拙于应对俗世的尴尬：“初除，觐爽，请间，爽为屏左右，而弼与论道，移时无所他及，爽以此嗤之。”
流氓掌权的国度，一定是道德贬值的国度。文盲执政的年代，肯定是文化低贱的年代。朱元璋起兵之时，他注重的是马上取天下，所以当有儒生来向他讲儒道时，朱和尚竟然得意地取下对方的儒冠，尿了一帽子，以此表达自己对斯文的践踏。
被老粗曹爽嗤之的王弼，他该为这个政权难过，还是该为自己的哲学伤心？
其实都不必。他耍他的流氓，我搞我的学术，为何非要对立起来呢？“爽专朝政，党与共相进用，弼通俊不治名高。寻黎无几时病亡，爽用王沈代黎，弼遂不得在门下，晏为之叹恨。弼在台既浅，事功亦雅非所长，益不留意焉。”
喜读老庄、以无为本的大师，他不会将他的人生志向定位在一个黄门郎。老子这样说过，“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胸中蕴藏着无限的他，自然不会在事功上见长，更不会对此留意。
可行则行，可驻则驻，行留在我，了无滞碍，这才是属于王弼的真性情。何晏因王弼不能入黄门而叹恨，虽说出于关爱，反倒显得自家格局小了。
四
何晏对王弼推崇备至，扶掖有加，其实并不仅仅因为王弼年少才高，与自己思想一致，共倡“以无为本”，更重要的是王弼从理论上解决了何晏长期意欲确立的“自然”与“名教”之间的关系。
何晏认为：“天地以自然运，圣人以自然用。”但圣人为什么是因自然立教，以自然体用，就悬而未决。
直到王弼站出来，通过自己的理论著述，在《老子注》、《周易注》中明确提出：“天地任自然，无为无造，万物自相治理。”“圣人达自然之性，畅万物之情，故因而不为，顺而不施。除其所以迷，去其所以惑，故心不乱而物性自得之也。”
《易·；损》曰：“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元吉。”
王弼对此注云：“以柔居尊，而为损道。江海处下，百谷归之。履尊以损，则或益之矣……阴非先唱，柔非自任。尊以自居，损以守之。故人用其力，事竭其功，智者虑能，明者虑策，弗能违也，则众才之用尽矣。获益而得十朋之龟，足以尽天人之助也。”
《老子》说：“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王弼对之注云：“凡有皆始于无，故未形无名之时，则为万物之始；及其有形有名之时，则长之育之，亭之毒之，为其母也。言道以无形无名始成万物，以始以成而不知其所以，玄之又玄也。”
《易·；复》说：“复，其见天地之心乎！”
王弼对之注曰：“复者，反本之谓也，天地以本为心者也。凡动息则静，静非对动者也；语息则默，默非对语者也。然则天地虽大，富有万物，雷动风行，运化万变，寂然至无，是其本矣。故动息地中，乃天地之心见也。若其以有为心，则异类未获具存矣。”道为无，唯其为无，非事物，故能无不通无不有，有所有，即成事物，事物是此只是此，是彼只能是彼，不能互为异类，所以，“若其以有为心，则异类未获具存矣”。
对于儒家所重之礼，王弼认为“夫喜、惧、哀、乐，民之自然，应感而动，则发乎声歌。所以陈词采谣，以知民志风，既见其风，则损益基焉，故因俗立制，以达其礼也”（王弼《论语释疑》）。
立足于哲学本位，王弼将老子“有生于无”的宇宙生成论，完美嫁接到包括何晏在内的正始清谈者向来高倡“以无为本”的本体论，给贵无论玄学确立了哲学根基。
但同时，他并不完全同意何晏之说。何晏认为圣人无喜怒哀乐，和庄子所持的“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意见相同。王弼却认为，这不对，“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体冲和以通无；五情同，故不能无哀乐以应物”，以圣人无累，便说圣人不复应物，那么就“失之多矣”了。
在这里，他将圣人从架空的高高云端接回地面，认为圣人也是人，有着人都有的普遍情感，所以颜回死后，孔子痛呼“天丧予”，但圣人高于常人的地方是，不拘泥于情感，不为其左右，所谓“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
这个观点一经亮明，立刻成为魏晋乃至宋明文人学士自觉追求的理想人格，纷纷心慕神追。比如，阮籍母丧期间，啖酒吃肉而行神哀散，比如张翰在洛阳见秋风之起，因思吴中菰菜、鲈鱼，慨然说“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
王弼创立的完整玄学理论体系，不仅完成了由汉代经学向魏晋玄学的划时代转折，更从理论层面为何晏的“本无论”进行了系统论证与确立。由他，明确了儒家纲常名教原来本于自然，人们应该“崇本举末”、“守母存子”，根据自然无为的规则来制定名分，设置名教，而不可以舍本逐末。
如同法拉第发现了运动中的磁铁可以产生电，但直到麦克斯韦发明了电磁理论，给予其理论上的解释与支持之后，法拉第才满意地闭上眼睛。何晏对王弼的欣赏与尊崇，即源自这里。
王弼用其天才哲学家的思维，阐精道广，形成了博大精深的玄学理论体系，深深影响了他同时代的学者。比如刘陶，“淮南人刘陶善论纵横，为当时所推。每与弼语，常屈弼”。比如钟会，“弼与钟会善，会论议以校练为家，然每服弼之高致”。还比如太原王济，“济好谈，病《老》、《庄》，常云：‘见弼《易》注，所悟者多。’”
还有更让人称奇的。《晋书·；陆云传》称陆云本不懂玄学，与王弼一次极偶然的夜谈之后，自此“谈《老》殊进”：“初，云尝行，逗宿故人家，夜暗迷路，莫知所从。忽望草中有火光，于是趣之。至一家，便寄宿，见一年少，美风姿，共谈《老子》，辞致深远。向晓辞去，行十许里，至故人家，云此数十里中无人居，云意始悟。却寻昨宿处，乃王弼冢。云本无玄学，自此谈《老》殊进。”
王弼开创的玄学一脉，在其身后更是大放异彩。到南朝宋时，国学颓废，未暇修复，宋明帝置总明观，在其中开设儒、玄、文、史四科，将玄学、文学、史学第一次纳入了国家教育的课程之中。此时，所谓的玄学，就是经王弼所注的《老子》、《庄子》、《周易》集体统称的“三玄”。
五
应当清楚的是，无论王弼还是何晏，他们援道入儒，主“无”为本，并不是要崇老抑孔，举道灭儒。
恰恰相反，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用道家的“本无论”，来解决日益危机化的儒学本身，期望儒学在道学的襄助下重新振兴。
这缘于儒学面临的严峻挑战，出于现实的迫切需要。
东汉末年，随着大一统汉王朝中央政权的倾圮、坍塌，儒学虽然作为显学仍握有意识形态的主流话语权，但其影响力却早已大打折扣。
一方面，出于现实政治需要，曹操、孔明纷纷推行名法之术，用人选才上讲究“循名责实”，从而，使得“今之学者，师商、韩而上法术，竞以儒家为迂阔，不周世用”。
另一方面，伴随着政治空气的污浊，生存世道的艰难，加之兵燹四起，白骨遍野，士人通经致仕道路阻断，囹圄刀俎之祸随时发生，使得乱世中的人们感到命运无常，生死难料。这也促使知识阶层重新审视生命的意义与价值所在。
由之，人的自我意识空前觉醒，人的个性得到充分张扬。厌烦生存的世界，寻求精神超拔的人们，开始崇尚玄虚，心追无境、行尚通脱的道家思想乘虚而入，渐为知识群体广泛接纳，并广为流布。
《老子》在这个时期受到空前的欢迎就是明证。据杨树达《汉代老学者考》说，此时，不仅信仰老子者日多，而且研究者日众。东汉末研究《老子》的有名可考之人就多达五六十位。
道学的兴盛，儒学的式微，都是不可回避的严峻现实。那么，仅在儒学内部作自我调整显然已经不能解决面临的问题，只有援道入儒，从道家思想中寻找治世之道，凭借道家的形而上分析来改造并拯救儒学。
在这个过程中，荀悦、仲长统公开提出“叛教五经，灭弃风雅”，有了明显的崇道倾向；虞翻在研究《周易》时凭借了道家思想资源；刘劭也曾用《人物志》为代表的糅合儒道，作了援道入儒的早期初步努力；王肃甚至不惜以伪造经典的做法将道学硬性植入儒学；荀粲也积极以道融儒，在学术上注重“言外之意”的发挥……
众口哓哓，话短道长，但始终没有形成一个坚实的学术体系。只有到了王弼这里，儒学的玄学化才以成熟的理论体系呈现在世人面前。
一个时代的思想风潮遂告确立。
还需重复王弼的那句话：“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不说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恒言无所不足。”
从中可以看出，王弼虽然主张老子本“无”，将道学理论嫁接于儒学内部，但他仍是宗主孔子，将孔子视在老子之上，仍享唯我独尊的地位。正如《世说新语·；文学篇》注引《文章叙录》所说，王弼、何晏的理论立场是“自儒者论，以老子非圣人，绝礼弃学。要说‘与圣人同’，著论行于世也”。
何晏的《论语集解》与王弼的《周易注》，自唐以后被定为儒家经典的标准注解，并在清朝时被载入《十三经注疏》，也可见其援道入儒的目的完全是为标正儒学。
所以，来自范宁的批评就显得不明就里了。
《晋书·范宁列传》中记录着他的尖锐批评：“时以浮虚相扇，儒雅日替，宁以为其源始于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于桀、纣。乃著论曰：‘……王、何蔑弃典文，不遵礼度，游辞浮说，波荡后生，饰华言以翳实，骋繁文以惑世。缙绅之徒，翻然改辙，洙泗之风，缅焉将坠。遂令仁义幽沦，儒雅蒙尘，礼坏乐崩，中原倾覆。古之所谓言伪而辩、行僻而坚者，其斯人之徒软！’”
培根第一次登上澳大利亚土地，见到遍地自备襁褓蹦跳的袋鼠时，他瞪大了吃惊的眼球，连声说：“天呢，这不可能！”
事实就在那里，你质疑只能说明你认识有欠缺，有什么不可能呢？
六
王弼的最大贡献，在我看来，却并不在注《老子》、倡玄学，而在于对《周易》的划时代性注解。王弼注《易》所开创的抛却简单的象数，重视内在义理的发挥，对此后的中国文化界走向影响巨大。
对《周易》的传统经典注解，向来有“意”、“象”、“言”之说。所谓“言”是指卦象的卦辞和爻辞的解释；“象”是指卦象；“意”是卦象所表达的思想，即义理。
在汉代学术发展史中，研究《易》最有影响的流派，当数孟氏和京房。他们共同的显著特点是，把《易》中的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这些符号，与阴阳五行学相结合，一一付以象数，然后进行复杂多变的排列组合，用象数以占验，预说灾变。由此，解《易》注重象数，即把八卦分别视为天、地、雷、风、水、火、山、泽等象，根据具体卦象，来阐明其间的哲理。《周易》之学渐渐成为一种神秘术数之学，这就是《易传》中所说的“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
在王弼之前，荀粲曾对此提出过疑问：“今称立象以尽意，此非通于意外者也；系辞焉以尽言，此非言乎系表者也。斯则象外之意，系表之言，固蕴而不出矣。”（《三国志·；魏书·；荀彧传》裴松之注引何劭《荀粲传》）这就是在说，象只是肤浅的表层，它不可能完全表达圣人之意，圣人之旨也不是具体的象可以言明的。
发现问题的荀粲，没有接着走下去，他勒马驻足，远观身后，以待来人。
于是，年轻的王弼来了。
王弼鲜明道破：“义苟在健，何必马乎？类苟在顺，何必牛乎？爻苟合顷，何必坤乃为牛？义苟应健，何必乾乃为马？”他对象数之学的牵强附会进行了尖锐批评。
他进而指出：“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因而，在“言”与“象”之间还有“意”的存在，三者的逻辑关系应该为，“意”生“象”，“象”生“言”，言与象皆为意的工具。那么，如果理解了“意”，就不必再执著表层的“言”与“象”，只有忘言、象，尔后才能得真意。
“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犹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也……是故，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象生于意而存象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象也；言生于象而存言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言也。”
因此，王弼认为，只有不执著于“言”，才能得“象”，只有不执著于“象”，才能得“意”。据此，王弼尽扫此前象数之学的方法，而从言与意的思辨理性上重新注释《易经》。他对易经上下篇全部作注，共计六卷，至于《系辞》、《说卦》、《序卦》、《杂卦》，均不下注，以突出“传”之义理，阐发“经”义。
东晋时，韩康伯将王弼故意不加注解的其他部分继续注完，实在有些画蛇添足了。
王弼注《易》，抛弃象数，弃言就意，不仅对易学是一次前所未有的革命，而且直接影响了中国绘画史、中国书法史的走向，甚至对禅宗在中国的兴起都有着思想奠基的至伟之功。陶渊明诗云：“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就是对王弼的遥远致意。
东晋的史学家孙盛曾对王弼注《易》提出相反意见，他认为：“《易》之为书，穷神知化，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与于此？世之注解，殆皆妄也。况弼以傅会之辩而欲笼统玄旨者乎？故其叙浮义则丽辞溢目，造阴阳则妙颐无闻，至于六爻变化，群象所效，日时岁月，五气相推，弼皆摈落，多所不关。虽有可观者焉，恐将泥夫大道。”
撰史，孙先生是良史，能在桓温杀身灭族的威胁中，依然如实写下桓温第三次北伐前燕时的枋头败绩。但在学术研究上，孙盛可能就不但眼拙，而且乏力得多了。
被誉为“什门四哲”之一的竺道生，早年因独倡“佛无净土”、“善不受报”的骇世之论，在佛学界引发轩然大波，并被僧众逐出建康。后来，随着他全本《涅槃经》译出，证明他的观点实乃悬契佛旨，人们这才知道，原来错的是自己。
汤用彤就曾拿他与王弼作比：“（竺道）生公在佛学上之地位，盖与王辅嗣在玄学上之地位，颇有相似。”
七
一位天才哲学家，他可以在思想的牧场上飞马驰骋，游走八荒。
一代学术宗师，他可以在学术的天空里，思接万载，出今入古。
但他在世俗世界里却拙于应付，甚至还缺乏基本的应对能力。原因是，他的学术思维系统过于发达、深奥，而生活思维系统又过于简单、直率。王弼正是如此，“为人浅而不识物情”，笨拙难堪，动辄得咎，活脱像落入沙漠中的呆鹅。
在何晏大力推荐下，王弼“补台郎。初除，觐爽，请间，爽为屏左右，而弼与论道，移时无所他及，爽以此嗤之”。可爱的王弼，竟然在密室里向无知的曹爽一直大谈玄道。对牛弹琴，牛若有知，会笑出两管鼻涕的。曹爽肯定有知，所以他“以此嗤之”。估计王弼出门后，丘八曹大将军还会捂着笑疼的胸口说：这个青瓜！
“弼天才卓出，当其所得，莫能夺也。”而且爱好广泛，和马融、桓谭、蔡邕一样，“性和理，乐游宴，解音律，善投壶”。同时毛病也很突出，“颇以所长笑人，故时为士君子所疾”。
才高本来就容易见嫉，又加上自己如此率性，不加设防，逞口舌之快，那只有时时将自己当作靶子，供人飞镖乱射；处处将自己当作手帕，让人老痰相向。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因为，你也成了别人眼中的一道风景。这是诗人卞之琳充满审美情趣的美好联想。而生活永远不是诗，它充满阴冷的嫉妒。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却破坏了别人的梦。
少年英才，学界领袖，声名远播，影响巨大。这些都会让同行产生深深的恨。
但王弼不管，或者他根本就没去想这些。由于天性“通俊不治名高”，再加上“事功亦雅非所长”，台郎王弼更像个不思进取的落后青年，自己对所居官职“益不留意焉”。
他所崇尚的老庄之道，也不可能让他留意官场，心向高台。就这样，他走进了公元二四九年。
这年，司马家族编导的高平陵政变获得圆满成功，标志是曹爽身首异处，何晏被灭三族。受何晏牵连，王弼免职归家。
亦师亦友的何晏遭受灭门之祸时，王弼无疑比别人更伤心，更痛苦，也更知道其中隐藏的原委，他该怀着怎样悲愤的心情来看眼前的时局？
老友罹难，独己伤怀，那是“之子归穷泉，重壤永幽隔。私怀谁克从，淹留亦何益”的思念重重。唇亡齿寒，心忧己境，难免“寝息何时忘，沉忧日盈积，庶几有时衰，庄缶犹可击”。
这年秋天，在抑郁悲愤、惆怅惊恐之中，王弼直追何晏而去，史称“遇疠疾亡”，时年二十四岁。
有意思的是，何晏死后，司马师大甩鳄鱼眼泪，连说“天丧予”；王弼死后，司马昭登台续演这类把戏，“嗟叹者累日”。如若不是被疠疾干掉，司马家族会否像对待何晏一样，磨刀霍霍向王弼？
既定历史中没有如果，但在历史现场一切皆有可能。
年轻的王弼死了，像一颗耀眼的流星，用瞬间的璀璨划过属于他的夜空。正是这颗流星，开启了魏晋玄学大放异彩的黎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