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片摇曳在魏晋山阳的竹林，是如此青翠茂密，幽然劲发，是如此修篁逸群，郁郁葱葱。
千百年来，它以凌云的高节，傲岸的身姿，还有清丽的啸声，一直作为一种人文意象，顽固地栽植于所有中国读书人的心中，成为人们心追神慕的一方灵魂栖居之所，一种高蹈人格的象征，一个放任不羁精神的图腾，一片遁世逃俗的洁净家园。
岸帻斜阳下，疏林开远山。新凉洒衣袂，爽气清容颜。优游卒岁、鸣弦弄琴、放任逍遥在这片竹林中的七位名士，更是以各自俊朗的风神，玄妙的高词，宏丽的文藻，澄爽的风鉴，独步当时，名冠终古。
而在竹林七贤之中，他并不显山露水，也不是特别的知名。他不像嵇康那么耀眼夺目，受人敬仰，也不像山涛那样别有歧义，受人诟病，他更像一个音乐组合中的贝司手，戴着墨镜，若有若无地隐在主唱身后，肢体不过分张扬，面庞也不聚集观众的目光，人们只是在提到这个集体时，还会想起有他的存在。
但他在学术史上的身量，却远远大于他在这片竹林中的身量。
他就是向秀。一位长期被学界忽视，用一顶狂士高帽遮住真实面孔的儒学宗师。
在正始玄学所崇尚的“贵无”思潮被推向极端，于一派“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呼啸声中，儒学渐至穷途末路，大有被道学取代之际，是他提出了“儒道合一”思想，强调自然与名教并不根本对立，在注《庄子》中调和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齐一儒道。
由是，在儒学于楚歌四起的岌岌可危之中，上承何晏、王弼，下启郭象、裴頠，他对儒学保存血脉，重振门庭，有一苇渡航之功。
一
谈到向秀，不能不先从他与之交游的身边那帮朋友谈起。
房玄龄的《晋书》将向秀与阮籍、嵇康、刘伶、阮咸列为一组，编于一传之中，实在是深有雅意。
在此传中，他上来就在嵇康传里，交代了这一群人：“（嵇康）盖其胸怀所寄，以高契难期，每思郢质。所与神交者惟陈留阮籍、河内山涛，豫其流者，河内向秀、沛国刘伶、籍兄子咸、琅琊王戎，遂为竹林之游，世所谓‘竹林七贤’也。”
如果房玄龄不视混迹于官场的山涛、王戎为异类，也将这二位一并迁来，那么七贤齐聚，歌以永年，该是一幅多么其乐融融的局面。
生时，共于白鹿山下一片竹林里盘桓优游，放歌啸傲；死后，仍能在一册史籍中同篇传记里促膝引觞，把酒清谈，那该多好？
单是想想，都能把人羡煞。
其实，只是他们在生年时那段短暂而酣畅肆意的交游时光，就已经让后世之人读其高风，思其高志，心为之旷，神为之怡了。
那是一群多么富有人格魅力，具有人本自主意识，不拘形迹，孤标粲粲的人。
——嵇康，一个弹琴吟诗，自足于怀，优游容与，游心太玄，始终将目光投向庄子飘扬的衣衫，在取法自然中追求自己玄远精神之境的淡泊男人。
《晋书》称：“有奇才，远迈不群。身长七尺八寸，美词气，有风仪，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饰，人以为龙章凤姿，天质自然。恬静寡欲，含垢匿瑕，宽简有大量。学不师受，博览无不该通，长好《老》、《庄》。”
《世说新语·；容止》说：“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
他以手挥五弦、目送飞鸿的清峻渊远价值取向，标定了自己不苟世俗、越名任性的人生。甚至，在坦然就难的生命最后时分，仍不改其志，顾视日影，索琴弹之，以一阕幽远的《广陵散》向世界诀别。
——阮籍，一位容貌瑰杰，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的伟丈夫；一个醉卧邻妇垆，哭哀兵家女，只因步兵厨营人善酿，有贮酒三百斛，便求为步兵校尉的真性情之人；一个蔑视礼法，在座席严敬、拟于王者的司马昭酒宴上，独能箕踞啸歌，酣放自若，登广武山，观楚汉战场而叹“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的狂士。
《晋书》称：“或闭户视书，累月不出；或登临山水，经日忘归。博览群籍，尤好《庄》、《老》。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
《世说新语·；简傲》载：“王戎弱冠诣阮籍，时刘公荣在座，阮谓王曰：‘偶有二斗美酒，当与君共饮，彼公荣者无预焉。’二人交觞酬酢，公荣遂不得一杯，而言语谈戏，三人无异。或有问之者，阮答曰：‘胜公荣者，不可不与饮酒；不如公荣者，不可不与饮酒；唯公荣，可不与饮酒。’”
——山涛，一个内有器量，介然不群，性好《庄》、《老》，每隐身自晦，而又介然特立的温和长者。他以大隐隐于朝的身姿，为乱世之中的皎洁之士，树立了一根不污己秽身但又得以保全的标杆。别具慧眼，甄拔隐屈，搜访贤才，同时明于洞察，左右躲闪，在内敛与避让中求得与这个世界的斡旋。
《晋书》称其：“与嵇康、吕安善，后遇阮籍，便为竹林之交，著忘言之契。康后坐事，临诛，谓子绍曰：‘巨源在，汝不孤矣。’”
……
这是些怎样洒脱放达、冷峻玄远的性格鲜明之人！因了他们的存在，那个时代将以一种亘古的风流情致被牢记，那片竹林将一直郁郁葱葱在古典的原野。
一般而论，魏晋风度有三个时期：一是曹魏王朝的“正始玄风”，以何晏、王弼为代表，行尚通脱，贵无；二是魏晋易代时的“竹林玄风”，以嵇康、阮籍为代表，蔑视礼法，越名教而任自然；三是晋元康、永康时的“中朝玄风”，以裴頠、郭象为代表，崇有，主张名教即自然。
衣冠唐制度，人物晋风流。
而最风流之处，便是魏晋易代的“竹林时期”。看“竹林七贤”在一部《世说新语》中或行或卧，或饮或谈，或啸或哭，让读到它的人处处眼生春色，时时胸荡层云。
二
就像被称为药家至宝的牛黄，诞生缘由却是牛的胆囊发生了病变，并最终形成结石。光耀士林的“竹林七贤”的出现，同样是那个生存的世界发生病变的结果。
向秀，字子期，河内怀人，今河南武陟人，生于公元二二七年，卒于公元二七二年。
《晋书·；向秀列传》中说他：“清悟有远识，少为山涛所知，雅好《老》、《庄》之学。庄周著内外数十篇，历世才士虽有观者，莫适论其旨统也，秀乃为之隐解，发明奇趣，振起玄风，读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时也。”
在“竹林七贤”之中，山涛年龄最长，寿命也最长，阮籍大向秀十七岁，嵇康大向秀三岁。而那个害死嵇康和吕安的钟会，则比向秀大一岁，属于同年。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特征，一个年代的人有一个年代人的命运。
在“竹林七贤”的成长过程中，他们集体亲历了魏晋易权之际的政治风云突变，目睹了司马家族玩弄权术，大搞阴谋，屠戮异己，最终颠覆魏室的全过程。
正始年间，司马懿为麻痹曹爽装疯卖傻，司马师为蓄谋高平陵政变，阴养死士，司马昭弑杀高贵乡公曹髦……这阴险下作的一幕幕政治丑行尽收国人眼底，让人不齿。
司马氏父子一方面高举儒学旗号，标榜名教，鼓吹孝道；一方面极尽卑鄙无耻之能事，肆意滥杀，先后以浮华谈虚，不由典谟，以及蔑视礼法，不尊名教为名，对曹魏宗亲及不屑与己同流合污的知识分子群体进行屠戮。
其间，何晏、邓飏、李胜、丁谧、毕轨首先被诛，继之王弼受牵连免职病卒，接着是夏侯玄、李丰等一大批咸有声名的正始名士纷纷人头落地，连累族群，乃至造成了“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的惨烈景象。
司马家族在夺取政权中所用手法之阴毒，连其晚辈后代听到后，都深感惊讶，羞愧不已。
《世说新语·；尤悔》载，东晋的王导、温峤一同去见晋明帝司马绍。明帝问温峤前世所以得天下之由，温峤未答。王导回答道：“温峤年少未谙，臣为陛下陈之。”王导于是具体详细地讲述了司马懿在创业之始，诛夷名族，宠树同己，以及司马昭时代，灭杀高贵乡公的事情。晋明帝听到后，覆面着床，充满羞愧地说：“若如公言，祚安得长！”
他说得真是太对了。从公元二六五年司马炎篡位称帝，到公元三一六年司马业被杀，西晋只历四帝，共计五十二年，还不及一个中等人的寿数。
面对血雨腥风，白色恐怖，那些暂时还活命于世的正直之士，他们会有一种身付刀俎、利刃在喉的朝不保夕的恐惧感，同时还有发自内心的对司马家族政治势力的深深厌恶感。
悲愤与抑郁交织，惊惶与绝望并存，看厌了司马家族利用儒教做幌子、阴阳两套的知识分子群体，于是开始鄙薄儒学，摈弃名教。他们中的大多数选择了逃避现实，走向自然，远离政治的人生之路。
须知，这和有明一代精英层“独抒性灵”的袁宏道一派完全迥异。在明人那里，那是一种优雅生活的余绪；在这里，则是政治高压下的无奈而困惑之举。
这种蔓延的人生取向，进而演化成了知识阶层的一种生存样态——放浪形骸，不拘礼节，崇尚玄虚，服药谈玄。
这个庞大人群的效法楷模，正是竹林里的向秀、嵇康、阮籍们。
三
尼采曾描写过一个疯子大白天打着灯笼，在街上寻找上帝。隐藏在此充满荒谬的行为艺术背后，是他要告诉世界的一个严肃命题：上帝只是个形而上的假设，不会存在，也无处可寻。
向秀也有用来表达自己面对世界态度的独特行为方式——打铁，或者浇园。
《晋书·；向秀列传》载：“康善锻，秀为之佐，相对欣然，旁若无人。又共吕安灌园于山阳。”
——于是，那把沉重的大锤抡起来了。
面庞黝黑，炉火熊熊，蹲踞的向子期紧夹火钳，扬臂举锤的嵇叔夜打铁叮当。两个文静的书生，此时是树下一对赤膊挥汗的铁匠。
打铁是为了“以自赡给”，贴补生活吗？
是，也不是。他们锻造的是铁器，同时也是在锻造内心。风箱吧嗒，火星迸溅，风箱鼓出的是无意用世的决心，铁锤下溅出的更是他们离世远遁的政治立场和人生态度，还有就是一种充满诗意的生存。
海子，那个将自己的生命丢在铁轨上的年轻孩子，曾在一首诗中这样说：“汉族的铁匠打出的铁柜中，装满不能呼喊的语言。”
既然不能呼喊，那就默然。所以，向秀与嵇康相对欣然，旁若无人。乃至此时已贵为高官的钟会慕名远道而来造访时，那把高傲的铁锤依然举落不停，打铁之人对客人丝毫不加理会。
彼此无言。难堪的长久沉默过后，在钟会离开时，嵇康才问：“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答者悻悻：“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于是，山阳的那片菜地里出现了躬身劳作的向秀身影，好朋友吕安就忙碌在他的旁边。
阳光灼灼，大地滚烫，挥锸改畦，导水灌园。他要用战国时农家许行的做派，自食其力，借此被肉食者所鄙的下贱行当，表明自己拒绝与统治者苟合的心志，向执政者袒露自己坚不合作的决心。
将挥汗如雨中的打铁与雅静悠然的读书，将裤腿沾满泥巴的灌园与焚香研磨中的搦管著述，这样充满审美地协调于一处，在力与美、动与静中，立体展示健康体魄与健康灵魂的读书人，在中国文人的行列中，向秀他们的身姿应该说实属罕见。
也许，这正是陆机诗中所说，“渴不饮盗泉水，热不息恶木阴。恶木岂无枝？志士多苦心”的一份苦心所在。在这出大力、流臭汗原属底层之人的生活劳作中，他恰恰彰显了自己不以俗务为怀的狷介形象。
试从静里闲倾耳，便觉冲然道气生。
相对于向秀，他身旁的朋友则走得更远，语言更逋峭，衣袂更飘扬，行为更夸张。
狂傲任诞又谨慎韬晦的阮籍，在司马昭掌握朝廷大权之后，官为散骑常侍、关内侯，但做官于他而言，无非是虚与委蛇、全身避害的权宜之计。所以，他的官不仅做得草率，而且十分疏浪。似乎总在以一副吊儿郎当的形象，执意要将自己游离出主流社会之外。
求为东平相，骑着毛驴上任，到任后，却马上叫人将官府的隔墙全部拆除；听到步兵校尉厨房里有美酒三百斛，又向司马昭提出去做步兵校尉，到了那里，依然不问政事，只与刘伶杯觥交错，相对滥饮。
“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他要用满腹浊酿麻痹自己，在痛苦中求得暂时的放松。他还要用这口浓烈的酒气，紧闭柴扉，拒绝一切。
司马昭想与阮籍联姻，让阮家的女儿成为司马家的媳妇，阮籍为此大醉了整整两个月。长达六十天的熏天酒气，终于使得司马昭“不得言而止”。
钟会多次前来，想与阮籍探讨时事，目的是想在对答之间，找出阮籍语言中可攻击的地方，“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但在阮籍的一次次酩酊大醉中，他不得其问，最终无处下嘴。
高洁绝俗、刚直不屈的嵇康，在《述志诗》中自道“冲静得自然，荣华安足为”，从而将自己的人生定位于一种自由而自然的唯美之路。他的理想人格建立在“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这两句响亮的人生宣言之上。所以，他批判虚情伪饰，追求任行适己，惊世骇俗地提出：“‘六经’以抑引为主，人性以从欲为欢，抑引则违其愿，从欲则得自然。然则自然之得，不由抑引之‘六经’，全性之本，不须犯情之礼律。”
正是这种真性沛胸，豪情满怀，宁愿与世有违，坚持独立操守的他，才会一而再地用绝交信的方式，向昔日的朋友送去自己的愤慨与决绝。
公元二六一年，好友山涛由吏部郎迁散骑侍郎，举荐他续任自己旧职。闻听此事，他慨然写下了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在信中，他倡明自己的人生观：“游山泽，观鱼鸟，心甚乐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废，安能舍其所乐，而从其所惧哉！”他认为自己的快乐，在于“但欲守陋巷，教养子孙，时时与亲旧叙离阔，陈说平生，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意毕矣，岂可见黄门而称贞哉？”
若让自己失去这份快乐，那么“若趣欲共登王途，期于相致，时为欢益，一旦迫之，必发狂疾。自非重仇，不至此也。既以解足下，并以为别”。
然而，正是这篇充满书生意气的信件，让司马昭观之大怒，祸心骤起，并最终向嵇康举起了屠刀。
司马昭此时正在积极制造舆论，将自己打扮成周公，举着名教的幌子来为篡权夺位做准备。嵇康不但明确表示不与之合作，而且还非汤武、薄周孔，这就是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所分析的：“汤武是以武定天下的，周公是辅成王的；孔子是祖述尧舜的，而尧舜是禅让天下的。嵇康都说不好，那么，教司马懿篡位的时候怎么办才是好呢？没有办法。在这一点上，嵇康于司马氏的办事上有了直接的影响，因此就非死不可了。”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嵇康与何晏一样均为曹家的女婿，司马昭岂能容他活下去？这棵“岩岩若孤松之独立”的松树，司马昭早已将之视为必须扔进火炉的一把劈柴。
机会终于来了。这就是嵇康写下的另一封著名书信：《与吕长悌绝交书》。
吕长悌即吕巽，他和弟弟吕安都是嵇康和向秀的朋友。吕巽垂涎弟媳已久，一次趁家中无人时，将其奸污，吕安知道后，大为恼火。亏得嵇康在其中调解，兄弟二人之间的抵牾才得以平息。事后，吕巽却反诬吕安不孝不悌，虐待母亲，诽谤兄长。吕安因此系狱，嵇康听到之后，愤慨异常，为此愤而提笔，与吕巽绝交，并挺身而出，出庭作证。结果，他被牵连下狱。
钟会适时向司马昭进谗：“康、安等言论放荡，非毁典谟。帝王者所不宜容，宜因衅除之，以淳风俗。”貌似是钟会的一句谗言害了嵇康、吕安的命，但谁能说钟会不是秉承司马昭之意，像马融飞章诬李固一样，出于无奈呢？
其实，不管有无钟会的诬陷，嵇康都是死定了的。从这点看，吕安其实是受了嵇康的牵连。
公元二六三年，一曲绝世的《广陵散》弹毕，嵇康与吕安被斩于洛阳东市。
四
那个与自己一同打铁于深山的俊逸男子嵇康，没了。
那位与自己一并灌园于山阳的奇崛男子吕安，没了。
好友见戮，正直遭戕，那是痛彻在心底的怎样一份巨大而难言的悲怆？但周围獠牙环伺，背后屠刀高悬，又使得向秀有愤而不敢言，有怒而不能发，有泪不能恣肆流，只能向隅独泣，在夜晚无人时拥被哽咽。
作为生命中最亲密的挚友，向秀太清楚嵇康因何而死。
发生在洛阳东市的夕阳泣血一幕，对他以及阮籍，都是一记重重的丧钟之鸣，里面回荡着来自司马昭面向“竹林七贤”，也面向所有士人的威胁与恐吓——
看到了吗？不与我司马氏合作，这就是下场！
此时，再来读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所写下的那句：“不识物情，暗于机宜；无万石之慎，而有好尽之累；久与事接，疵衅日兴，虽欲无患，其可得乎？”就有了切中肺腑的惊惕警示之感。
所以，识了物情、明了机宜的向秀，不再坚持他的“方而不割、廉而不刿”，而是“举郡计”，低头走进了洛阳，走到了那个掌握着生杀大权的凶神恶煞的司马昭面前。
此时的司马昭又是何等得意！看着先前的对手，此时乖乖就范于自己庭下，那咧起的嘴角，眯起的细眼里，内容无限。
《晋书·；向秀列传》中记录了这个场面：文帝问曰：“闻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秀曰：“以为巢许狷介之士，未达尧心，岂足多慕。”帝甚悦。
这是一副典型的阴谋得逞、小人得志后的恶心嘴脸。脸上带着微笑，话里藏着揶揄：不是听说你有伯夷、叔齐那样采薇首阳、誓不为官的志向吗？怎么现在却来到了这儿啊？
向秀此时有多尴尬？不知道，但当他虽说巧妙，其实相当泄气地回答“岂足多慕”时，他的脸会一直红到脚底板的。
因为，他不是主动欣然前来，而是在一把架到脖颈的刀的逼迫下，走到这里的，其间的种种自我思想纠葛，百般自我否定与被否定，千番生与死的考量，非常人所能想象。
不独向秀，嵇康的人头落地，也让阮籍为之警醒，不得不收敛起自己的狂放。
阮籍因在曹爽时代辞官归乡，所以在司马家族登上权力宝座之后备受信任，他的蔑视礼法言行，也总能得到司马昭的谅解与认可，甚至还被其格外庇护。
比如阮籍母丧之时，他在司马昭面前饮酒吃肉，何曾就提出过严正指责，司马师却为阮籍开脱：“嗣宗毁顿如此，君不能共忧之，何谓？且有疾而饮酒食肉，固丧礼也！”
还比如在司马昭的酒宴之上，大家都正襟危坐，毕恭毕敬，“唯阮籍在座，箕踞啸歌，酣放自若”。
这就是《晋书》所说的，阮籍被“礼法之士疾之若仇，而帝每保护之”。显然，阮籍与司马昭之间已经达成了心理上的一种默契，心照不宣，又彼此会心，所以，阮籍才敢傲然无礼，放任自适。甚至，在司马昭为儿子提亲时，都敢一醉两个月，以此来表达自己的拒绝。
但嵇康之死，却让他顿时清醒。公元二六四年，景元五年，司马昭为篡权作最后一步努力，让朝廷为他加九锡之礼。这之前，他派郑冲找到阮籍，要用这位大名士的名号，来为司马昭写《劝进文》，代表万民劝司马昭接受帝位禅让，不要客气。
劝一个早就狼子野心的人承天应命，登上帝位，阮籍自然清楚这意味着什么。起初，他故技重演，想再次借酒加以拒绝，而且从自家醉到袁孝尼家，但郑冲不依不饶，一路紧追，坚持要他写。在自知不能拒绝，已无退路后，他还是写下了《劝进文》。因为《劝进文》，他光洁的人生有了巨大的污点。
其实，即便是与司马家族有着姑表亲戚关系，且深受司马氏重用与信赖的山涛，不也是如履薄冰，时刻惮于司马氏的阴毒，为全身远害，一而再、再而三地上书，请求卸职归家？
这样一看，向秀对于司马氏的态度，就有了被宽容与被理解的意思。
行走在深谷，与虎狼朝夕为伴，自己又不想成为虎狼饥饿时的一块饼干，那就只能如向秀这样。
站着说话的人，要替腰疼的发言者设身处地地想想。
五
低头走入司马昭麾下的向秀，后来担任散骑侍郎、黄门侍郎、散骑常侍。官位貌似不低，但在朝不任职，“容迹而已”。
尽管跑的是个闲差，但有这个护身符遮罩，的确安全多了。
于是，他终于可以甩甩腕子，清清嗓子，走到人前，来为亡友追思了。
这就是向秀的《思旧赋》。他在其中写道：
余与嵇康、吕安居止接近，其人并有不羁之才，嵇意远而疏，吕心旷而放，其后并以事见法。嵇博综伎艺，于丝竹特妙，临当就命，顾视日影，索琴而弹之。逝将西迈，经其旧庐。于时日薄虞泉，寒冰凄然。邻人有吹笛者，发声寥亮。追想曩昔游宴之好，感音而叹，故作赋曰：
将命适于远京兮，遂旋反以北徂。济黄河以泛舟兮，经山阳之旧居。瞻旷野之萧条兮，息余驾乎城隅。践二子之遗迹兮，历穷巷之空庐。叹《黍离》之愍周兮，悲《麦秀》于殷墟。惟追昔以怀今兮，心徘徊以踌躇。栋宇在而弗毁兮，形神逝其焉如。昔李斯之受罪兮，叹黄犬而长吟。悼嵇生之永辞兮，顾日影而弹琴。托运遇于领会兮，寄余命于寸阴。听鸣笛之慷慨兮，妙声绝而复寻。伫驾言其将迈兮，故援翰以写心。
这是一篇指向繁复、充满寓意的悼词。
既悼亡友，兼伤己怀。
日薄虞泉，寒冰凄然，是写赋时的境状，更是对作者自己生存时代的悲凉写照。《黍离》愍周，《麦秀》悲殷，言下之意是，嵇康那一曲《广陵散》，又在为哪个朝代奏响挽歌？
追昔怀往，念亡友刚正不阿，顾己屈志保全行状，心中怎能不忐忑徘徊，踌躇彷徨？
李斯受罪，因无枉之灾；二友丧命，缘此类推。向秀虽然此时仍苟活于世，既托幸于命运眷顾，又在于不可言说的一份内心“领会”，但又怎能不为自己这种识时务、顺时命的“领会”羞愧难当？
“妙声绝而复寻”的慷慨鸣笛，正是当年优游竹林时，朋友嵇康脱凡出尘的寥亮发声，话犹在耳，人无从觅。
感音而叹，叹的是友人那超迈的高致；援翰写心，写的是自我时时自惭的愧心。
六
虽然共同于竹林，有着相同的个体生命觉醒，共同呼唤着一种充盈的精神质地。“竹林七贤”志气宏放，傲然独得，吟咏肆志，寄言广意，这是他们的共同之处，但在哲学思考的基点上，向秀与嵇康、阮籍、刘伶却并不一致。
嵇康将王弼、何晏的“贵无论”思想推至极端，认为一切皆无。为了追求自由无拘的人生，人就要弃绝名教，拥抱自然。所以，他在诗中一遍遍申述：“琴诗自乐，远游可珍。含道独往，弃智遗身。寂乎无累，何求于人？长寄灵岳，怡志养神。”
司马氏假借名教，以孝为旗，却行的是屠戮异己之实。所以，被虚伪起来的名教自然成为嵇康们攻击的目标。嵇康在《难自然好学论》中对之大加抨击：“‘六经’以抑引为主，人性以从欲为欢。抑引则违其愿，从欲则得自然。然则自然之得，不由抑引之‘六经’；全性之本，不须犯情之礼律。因知仁义务于礼伪，非养真之要求；廉让生于争夺，非自然之所出也。”
阮籍在《达庄论》中对嵇康也做出过类似的呼应：“天地生于自然，万物生于天地。自然者无外，故天地名焉。天地者有内，故万物生焉。”人呢，“人生天地之中，体自然之形”，那么就应该“恬于生而静于死，生恬则情不惑，死静则神不离，故能与阴阳化而不易，从天地变而不移”。
然而，在现实社会中，人们被礼法之士所绳，不能求真全性，根本原因就是挂着仁义幌子的名教，这个“天下残贼、乱危、死亡之术”在禁锢人的思想。所以，嵇康认为，欲体自然，全性养真，就要“游心于寂寞，以无为为贵”（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阮籍则说得更狠、更彻底，他要人们“以明堂为丙舍，以讽诵为鬼语，以‘六经’为芜秽，以仁义为臭腐”（阮籍《大人先生传》）。
如此，不仅将道家的“自然无为”与儒家的“纲常名教”彻底对立起来，而且还让儒学面临即将被颠覆、摈弃的空前灾难。
同时，也造成了一代崇尚言虚不实、追求怪异做派的世风。《世说新语·德行》刘孝标注引五隐《晋书》载：“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头散发，裸袒箕踞。其后贵游子弟阮瞻、王澄、谢鲲、胡毋辅之之徒，皆祖述于籍，谓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帻，脱衣服，露丑恶，同禽兽，甚者名之为通，次者名之为达也。”
为此，《晋书·范宁列传》中对此提出严厉的批评：“时以浮虚相扇，儒雅日替，宁以为其源始于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于桀、纣。”
所以，范宁著文指出：“王、何蔑弃典文，不遵礼度，游辞浮说，波荡后生，饰华言以翳实，骋繁文以惑世。缙绅之徒，翻然改辙，洙泗之风，缅焉将坠。遂令仁义幽沦，儒雅蒙尘，礼坏乐崩，中原倾覆。古之所谓言伪而辩、行僻而坚者，其斯人之徒欤！”
清朝的钱大昕却认为范宁指责王弼、何晏并不正确，“游辞浮说，波荡后生”的是阮籍、嵇康，而非王弼、何晏。他说：“方典午之世，士大夫以清谈为经济，以放达为盛德，竞事虚浮，不修方幅，在家则丧纪废，在朝则公务废，而宁为此强以箴砭当世，其意非不甚善，然以咎嵇、阮可，以是罪王、何不可。”
向秀很早也看出了类似的问题。
嵇康撰写《养生论》，提出养生的目的就是追求长寿，论证了“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养身之法，向秀针对此写了一篇《难养生论》提出相反意见，《晋书》称向秀“与康论养生，辞难往复”，原因是“盖欲发康高致”。
其实，从向秀早期的《庄子注》中，就可看到，他与嵇康辩驳，不是一句简单的“盖欲发康高致”所能解释的。
《晋书·；向秀列传》记载：“庄周著内外数十篇，历世才士虽有观者，莫适论其旨统也，秀乃为之隐解，发明奇趣，振起玄风，读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时也。”“始，秀欲注，嵇康曰：‘此书讵复须注，正是妨人作乐耳！’及成，示康曰：‘殊复胜不？’”
可见向秀《庄子注》之妙。
向秀的注本，“为之隐解，发明奇趣，振起玄风”，《世说新语·；文学》刘孝标注引《竹林七贤论》写道：“秀为此义，读之者无不超然，若已出尘埃而窥绝具，始了视听之表，有神德玄哲，能遗天下外万物，虽复使动竞之人顾观所徇，皆怅然自有振拔之情矣。”这个“神德玄哲”具体而言就是他明确提出的“儒道为一”思想。
这就是谢灵运在《辩宗论》中所提及的“昔向子期以儒道为一”。向秀反对“贵无论”的以无为本、有生于无的思想。他在《庄子注》中指出：“吾之生也，非吾之所生，则生自生耳。生生者岂有物哉？故不生也。吾之化也，非物之所化，则化自化耳，化化者岂有物哉？无物也，故不化焉。若使生物者亦生，化物者亦化，则与物俱化，亦奚异于物？明夫不生不化者，然后能为生化之本也。”
确立了“有”并非生于“无”，那么就可以论证儒家名教存在的合理性，进而调和名教与自然的关系。
郭象是秉承向秀思想“述而广之”的，《世说新语》甚至认为郭象的《庄子注》是抄袭向秀的。“初，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于旧注外为解义，妙析奇致，大畅玄风．唯《秋水》、《至乐》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义遂零落，然犹有别本。郭象者，为人薄行，有俊才，见秀义不传于世，遂窃以为己注。乃自注《秋水》、《至乐》二篇，又易《马蹄》一篇，其余众篇，或定点文句而已。后秀义别本出，故今有向、郭二《庄》，其义一也。”
来看看郭象是如何认为的。郭象在《逍遥游》篇中注说：“夫大鹏之上九万，尺鷃之起榆枋，小大虽差，各任其性，苟当其分，逍遥一也。然物之芸芸同资有待，得其所待，然后逍遥耳。唯圣人与物冥而循大变，为能无待而常通，岂独自通而已。又从有待者不失其所待，不失则同于大通矣。”
他认为要得到道家的至上境界，逍遥自在，并不能无视儒家伦理，更无须弃世离俗，而必须在世俗中满足自己的性分，在精神之境才能做到“玄同彼我”、“与物冥合”。
可见，在日益走向荒诞怪离的竹林玄学大盛时期，正是有向秀的独树一帜，才有了自然与名教并不对立这一思潮，从而为儒学不至走向穷途末路，留下了可贵的一线生机。
沿着这条儒道融汇的河流，魏晋玄学终于结束了自己盛大的烛光晚宴，前方的南北朝儒学已隐隐可见青峰侧立，那将是又一道崭新的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