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亘在东西方文化源头的是两条大河。
一条是起源于苏格拉底，继之于柏拉图，传承于亚里士多德，然后浩荡东去的蓝色河流。
另一条是发轫于孔子，继之于子思，传承于孟子，然后携百川、纳万流，雄浑入海的黄色河流。
它们同时泽被万世，浸润并哺育了各自的文明，且影响至今。令人惊奇的是，它们在孕育、发展和壮大的早期路上，从雪山融水，到涓涓细流，再到波澜壮阔，其发展竟然如此酷肖，而且每个阶段都有着彼此对应的坐标。
抱着用自己思想为万众接生的苏格拉底，同样坚持述而不作，他以深邃的智慧和绵密的思想开创了希腊哲学的纪元，给学生柏拉图以深刻影响。老师死后，柏拉图用《苏格拉底的申辩》、《克力同篇》等对话录形式，阐述了老师博大而精微的思想。作为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年轻时进入柏拉图学院学习，学成后在雅典建立吕克昂学校，继承并发扬乃师的学术思想，创办了著名的逍遥学派，并成为亚历山大的老师。这个三人学术接力阵营所营造的学术天空，整整影响了希腊及罗马时代，乃至今天的西方文化走向。
行一己仁道、力图为东周理想国的孔子，荟萃其全部学术思想的对话录《论语》，也是由其弟子及门人所撰。子思阐扬和发展了孔子的中庸思想，而且多采取引述孔子之言的方式申明自己的主张。到孟子这里，他与对应在另一学术传承链条上同等环节的亚里士多德，不但生活在同一时代，而且有着共同的游学、创办学院、为帝王师等等人生经历。最重要的是，他们都是左手托宗师衣钵，右手开一代之先，在将本门学术思想精深化、博大化的路途上，有着重要的继往开来的作用。
西方人眼里，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三圣贤，亚里士多德有着大开门户的至伟作用。
东方人眼中，孔子、孟子的学说早已为一个词组——“孔孟”所焊接，孟子本人则成为仅次于孔子的一代儒家宗师。在墨学、农学、黄老之学位居显学的战国时代，正是孟子凭借自己单枪匹马的努力，承继孔子道统，开创了儒家繁荣昌盛的全新局面。
亚里士多德，是西方的孟子。
孟子，是东方的亚里士多德。
一
真是吝啬，司马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里有关孟子的记述就区区一段文字，长度甚至还不及作为客人硬塞入本传的邹衍。
《史记》载：“孟轲，邹人也。受业子思之门人。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其实，这已足够。孟子的生平、遭际、思想、学术，在其间已大体呈现。
与孔子相比，孟子更像个没有头绪、毫无来历、从弥天大雾中突然跳到众人面前的人。
有关孟子的出生年月，向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他出生于公元前四世纪上半叶已为定论，其远祖为鲁国赫赫有名的孟孙氏。他的家族发展史，应验了孔子在《论语·季氏》中说过的一句话：“故夫三桓之子孙微矣。”
鲁之三桓之家后来果真从史书上渐渐消遁。因家道衰微，孟子祖上从鲁国迁居邹国，完全成为一个普通平民之家。
如此，来为苦孩子出身的孟子推溯家谱便很难。关于孟子的父母，正史上记载寥寥，语焉不详。《春秋演孔图》、《阙里志》等，说孟子父亲名激，字公宜，母亲姓仉，但学界认为这些均于史无据，纯属无稽之谈。
连同西汉韩婴《韩诗外传》所记载的“孟母断机杼”、“买东家豚肉”，以及刘向《列女传》中载录的“孟母三迁”等故事，史家也都认为是凭空臆造，属于后人为“亚圣”的增饰美白，不足为凭。
事实上，四十三岁之前的孟子的一切活动均为空白，不仅《孟子》一书中未曾提及，而且所有的文献都不见有任何文字记录，令人有“神龙见尾不见首”之叹。
有神龙在天，观其腾跃之雄姿、听其咆哮之滚雷就够了，为什么一定要煞有介事地重塑那个孵化了它的已然不存在的蛋壳呢？
既然找不到出处，那就不问出处。
于英雄，应作如是观。
二
邹与鲁是如此之近。
一阵清爽的北风，就能将鲁地学庠里琅琅的诵书声吹送到近在咫尺的邹国。流风所布，自然使得邹国受其熏陶，俨然为礼乐之邦。
《庄子·天下篇》说：“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
读其书，感其人，慕其德，年轻的孟子一定时时将崇敬而向往的目光投向北方，一遍遍去追思那个叫孔丘的巍然矗立的蔼然智者。
文化的感召力量永远是超越国界的，最终，他负笈北上，游学于鲁，求教于子思门人。
地理上的近缘性，学理上的承继性，决定了孟子一生的学术思想指向。他是这样给自己定位的：“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硃，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孟子·尽心下》）
自己所处之世离孔子不远，自己所在之地也与孔子如此之近，那么孔子之后无人为继的大责自然就由自己来肩负，而且责无旁贷。“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这样对自己说。
他不仅将自己定位于“圣徒”的位置：“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孟子·滕文公下》）而且为自己定下了神圣使命：“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跛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孔子地下有知，当起身鼓掌。
三
在孟子心中，这个使命便是定纷止乱，于嘈杂一片中确定一种清朗之音。
孔子殁后，儒分为八。韩非在《韩非子·；显学》里说：“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当然，这只是韩非个人的学术观念，所以他不仅在八派中剔除子夏一脉，使后人费解，而且又将孔子及门下弟子与再传、三传弟子并列，更使学者不知所从。
儒学八派的划分并没有严格的学术界定意义，只是孔子去世之后至战国末年的儒学大概情况。但从这个梗概之中可以看出，权威坍塌，众口哓哓。
凡为一代宗师，必定在自己所从事的领域有着开宗立端的创始意义，有着极高的成就，他端坐在高处，身影也必耀古烁今。但，这也附带形成了宗师的不幸。他磅礴的体系，他巍峨的高度，他深浑的厚度，都使他的衣钵传承者难以悉数承接和传递。
空谷回音，这音色难免浑浊、失真、褊狭起来。
释迦牟尼于公元前四八六年在拘尸那迦城附近裟罗林中入灭，公元前三八七年佛教开始分裂为上座和大众两部。
基督升天之后，公元一〇五四年，基督教分化为希腊正教和罗马公教两宗，十五世纪出现第二次新旧教会大分裂，又从罗马公教中分裂出了信义宗（路德教派）、圣公宗（英国国教派）以及归正宗（加尔文教派）等，其后又从支派中再次分裂出各种小教派。
儒学也逃脱不了这种宿命。
原因不难理解。孔子在世时，他创立的儒学呈现出博大、开放的气象。孔子对弟子十分讲究因材施教。讲授中，尽管有着基本的共同原则和大体相仿的教学内容，但因弟子之间彼此个性与天赋的差异，他会在教学中有针对性地区别对待，罕譬而喻，予以启发。这样，就造成了弟子们学有所专的结果，客观上使孔门后学在学术上趋向分化。
到孟子之时，儒学的分化与式微，孔子学说不同程度地遭受歪曲，法、墨之家的异军突起，都让儒学发展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回应这种挑战的人正是孟子。
孟子的学说来自子思。子思为曾子高足，以昭明圣祖之德为己任。荀子在《非十二子》中说：“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弓为兹厚于后世。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
据此可知，思孟学派的学术主张是“法先王”，并据往旧思想资源造作五行说，在战国中晚期形成非常非常大的影响。
述仲尼之意的孟子，在与这些对立学派的反复驳难、互相攻诘中，重新找回儒学。针对法家的刑名之术，孟子倡言仁义，以王道对抗霸道；针对杨、墨兼爱、尚同之说，孟子强调人伦纲常的重要性；针对许行学派的自食其力、市贾不贰的主张，孟子坚持社会分工，强调“物之不齐”的必然性；针对告子的性无善恶说，孟子坚持人心本善，仁义礼智根于心。
正是他的睿智与善辩，凛然与高迈，折服了一个个强词夺理的对手，使得儒学得以重振。
韩愈在《孟子序说》中说：“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门弟子不能遍观而尽识也，故学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后离散，分处诸侯之国，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远而末益分。惟孟轲师子思，而子思之学出于曾子。自孔子没，独孟轲氏之传得其宗。故求观圣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
这就是孟子的作用。
四
筚路蓝缕，开启山林，化德布仁，扬义天下。一个人如果选择了这条路，那就注定了他一生之中，必将永远游走在路上。偶尔有鲜花欢迎，那也是暂时点缀，或纯属门面性的排场，他行走的背影，必将是凄凄惶惶。
在孔子如此，在孟子也是这样。
当孟子之世，“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功争强，胜者为右；兵革不休，诈伪并起”（刘向《战国策书录》）。弱肉强食，杀伐盈野，攻杀不断，其结果是统治者大力延揽人才，积极追求称霸图王之路。
这其实已经说明，大一统且具有高度凝聚力、向心力的周王朝已经式微，诸侯所面临的问题不再是如何遵循君臣之义，推行王道，实行仁政，而是在激烈的彼此生死存亡的争斗之中，如何保护自我，图存发展。
那么，基本上可以得出结论：孟子的王道思想即使再美轮美奂，但对人人自危的各国诸侯来说，他们最多只会面带微笑地赞赏，或出于礼貌给以尊重，却绝对不会有任何一人采纳推行。
这不是孟子一个人的悲哀，而是一个时代的无奈。
但对学人来说，那又是怎样一个享有独立意识、可以自由思想的伟大时代！
中华文化史上那么多哲学巨人集体出现在此时，用各自理论相互责难、驳诘，出现“百家争鸣”的文化盛景，这本身就值得人永远感怀。
社会动荡不安，诸侯之间磨刀霍霍，这自然使得君王们为称霸图强而竞相招贤纳士，俯身智慧，礼遇文化，尊重士人，这种政治生态无疑给学人带来了宽松的学术氛围。
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学人纷纷著书立说，议论时事，阐述哲理，各成一家之言，但是他们并非政治附庸，也绝不依附于特定的权势集团，而是抱着强烈的“用我则留，不用我则去”的自主意识自由发言。这自然造就了知识分子群体独立的人格，也纷繁了频繁游走于各国士人阶层的自由傲岸的身影。
稷下学宫，就是当时屹立在中华大地的最重要的学术重镇。
齐威王为富国强兵，霸诸侯，王天下，建立稷下学宫，广招天下文学游说之士，如司马迁所说：“自邹衍与齐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邹奭之徒，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岂可胜道哉……皆命曰列大夫，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宠之。览天下诸侯宾客，言齐能致天下贤士也。”稷下学宫的学人们享有极高的礼遇，生活待遇优渥，最重要的是可以不任职而论国事，不参政却可问政，这就保证了学术相对于官场的自我独立。
百花齐放，海阔天空！
稷下学宫的全盛时期，曾容纳了当时诸子百家中的几乎各个学派，其中主要的有道、儒、法、名、兵、农、阴阳、轻重诸家。因而，这里自然成为当时中国等级最高的文化交流场所，为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重要渊薮。
正是这种文化的感召，与儒家生命本体中“经世致用”的强烈社会责任感促使，公元前三四七年，在邹国授徒多年、已届不惑的孟子走出了家门，朝着东方那个人文炳焕的著名学宫缓步而去。
自此，他走上了赵岐《孟子题辞》中所说的“遂以儒道游于诸侯”之路。
这是条风霜弥漫、雨雪交加的路。
五
从公元前三四七年到公元前三二三年，除了中间三年归邹葬母守丧外，二十四年的漫长生涯里，孟子就一直待在齐国稷下学宫。
无疑，齐威王是孟子的第一个来自统治阶层的聆听者。
齐威王饶有兴趣地问，春秋五霸应该是仁君吧？孟子的回答有些扫兴：五霸何能称圣君？不过假仁义以谋利而已。然久借不还，焉知其不弄假成真，据为己有呢？故五霸亦有仁义之举，亦行仁义之政，但不同于尧舜，非圣君也。
他进一步指出：“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焉。”
“规矩，方圆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尧之所以治民治民，贼其民者也。”
“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今恶死亡而乐不仁，是犹恶醉而强酒。”
“居下位而不获于上，民不可得而治也。获于上有道，不信于友，弗获于上矣。信于友有道，事亲弗悦，弗信于友矣。悦亲有道，反身不诚，不悦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未之不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
他说得很多。
仔细听听，他的道理还是孔子的老道理，但看待问题的角度已经迥然不同。孔子讲仁，培养的是高踞于一般民众之上的君子人格，带着浓郁的贵族色彩。孟子讲仁，注重的是民众利益，轻视君权，具有明显的平民色泽。
民本思想，是孟子一切思想与主张的出发点。
他提出王者御民，是出于其“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即王政。一切政治经济制度皆为民设，君亦为民设，君王的存在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得乎丘民”。
他关于仁政思想的每一条主张，无不述之合情，言之成理，但却终未改变齐威王。这个抄袭楚庄王“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故事的齐国君主，昼思夜慕的不是如何施行仁政，而是怎样才能迅速崛起，称霸诸侯。
那么，尴尬只能留给这位担任稷下客卿的孟子。
此时，再去打量稷下学宫的创建与兴衰历史，便会有更为深刻的认识。
稷下学宫基本上与田齐政权共始终，伴随田齐政权的强弱而兴衰。稷下学宫的兴办，直接原因是政治需要，包括为王国设计蓝图、拟定典章、出谋划策。
当这一切实际需求得不到时，学人的学术主张不能和王国的政治方向合拍，那么，学人便成了政治摆设，徒具装饰作用。
公元前三二三年，孟子终于知道齐威王不能用己道，施仁政，此时听说宋国将行王政，于是，谢绝了齐威王赠送的百镒黄金，离开临淄，怀揣新的理想，开始了他的宋国之旅。
前方等待他的，又将会是什么呢？
六
一切像极了一百多年前的那支游学队伍。
同样抱着一颗吾道必行的火热之心，同样怀着匡世救民的大愿，跋山涉水，栉风沐雨，一直奔波在路上，永无安身栖居的终点。
那时，是孔子带着颜渊、子路们跋涉在行仁布德的崎岖路上。这次，是孟子带着万章、彭更们游走在推行王政的坎坷路上。
只是，打头儿的老师年龄更老，对世界打量的目光更峻厉，面对诸侯的态度更强硬。
“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这是孟子面向学生高举的出行纲领，也是他的政治宣言。
由于卓著的学术影响力和个人感召力，所到之处，迎接他的几乎都是笑容、款待和重金馈赠，同时，他面对的也似乎永远是一面或委婉拒绝或冰冷高矗的墙。
在宋国，甚至和宋王偃面都还没见，只与宋大夫戴盈之的一场会谈，就已宣告了孟子仁政思想在宋国不得行的命运。
接下来是邹穆公请孟子回到故国，那就回去吧。
邹鲁战争中邹国官吏战死多人，但民众视而不见，见死不救，这让邹穆公很是恼火，他对孟子说：“诛之，则不可胜诛。”此时，孟子又不合时宜地批评道：大王仓廪中堆满了五谷，府库中盛满了珠宝，百姓却上不能养父母，下不能蓄妻子。每当荒年饥岁，老弱者弃尸于沟壑，青壮年抛妻别子，背井离乡，逃荒谋生，而达官贵人们却花天酒地，挥金如土。他们为何不向大王报告灾情与民之饥困，以便开仓赈民，救民出水火呢？此就是强君害民。百姓饱受官吏之苦，如今有了报复之机，岂能够舍身相救？
邹国当然不需要这样的批评者，孟子也更不愿留在这样的国度。
于是他折身奔鲁。
鲁平公对孟子心怀思盼，听到孟子来鲁，欲前往拜访，此时小人臧仓进献谗言，于是鲁平公不见孟子。
公元前三二二年，孟子带领弟子来到滕国。出于心中久有的敬重，滕文公将孟子师徒“馆于上宫”，但也仅是与孟子口头上侃侃而谈仁政而已，并没有要推行的意思。
这里依然不是王政思想根植的土壤。公元前三二〇年，孟子离滕到魏。
刚一见面，梁惠王张口就是：“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愈老愈硬的孟子毫不客气，厉声指责他：“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梁惠王上》）
与梁惠王多次谈论中，孟子为魏国开出“仁者无敌”的治国良方，但翌年，梁惠王即死去，代之的是他更不成器的儿子梁襄王。
只见了梁襄王一面，孟子出来后就轻蔑地说：“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于是决计离魏而去。
绕树三匝，无枝可依。
天下之大，究竟何处是我家？
七
从齐国出走四年后，他再次听到来自齐国的召唤。
归来吧，归来哟，浪迹天涯的大师……呼唤声声，声声入耳。
就像一个一气之下愤而离婚的女子，当她独守闺怨，以弃妇身份与更多不堪的垃圾男人见过，并冷静思考之后，会渐渐想起起初的那个男人的种种好来，于是就有了复婚的念头。
这当然是个拙劣的比喻。公元前三一九年，齐宣王即位，执政后他办的第一件事便是振兴弛废已久的稷下学宫，礼聘天下学士。一时间，八方辐辏，应者云集，从各国而来的学者千数百人，盛极一时。
孟子拖着疲惫的身躯，再次回到阔别已久的临淄。这次，齐宣王给予了孟子前所未有的礼遇，任命他为无职事也无言责的卿大夫。
齐宣王向孟子询问齐桓公、晋文公如何称霸之事，孟子却避而不谈，扭转话题，大谈他的仁政主张，提出了“制民之产”、“恒产恒心”、“不征不税”等为政策略，强调“保民而王”、“乐民之乐，忧民之优”。
在孟子心中，只有仁政是普天之道，而王霸之说、刑名之论、取胜之术、利益之论等等都是违背王政的邪说。“今之事君者皆曰：‘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为君约与国，战必克。’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为之强战，是辅桀也。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与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孟子·；告子下》）
秦用商鞅进行变法，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用孙膑、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苏秦、张仪纵横天下，天下无不以攻伐为贤，而孟子反对上述这些人的思想观点、政治措施和军事行动。在孟子的心目中，他们根本不是什么英雄豪杰和大丈夫，而是十恶不赦的罪人。这些人越显赫，越荣耀，越需要自己挺身而出，与之抗衡，拯救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天下万民。他坚信，哪怕只有一个圣君明王能接受他的“仁政”思想，整个天下便可运于掌握之中，人民便会安居乐业。
但齐宣王还是没有采纳孟子的主张，这使孟子再次产生离开的念头。虽然齐宣王带着极大的尊敬挽留这位文化老人，并开出条件：“我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使诸大夫国人皆有所矜式。”
但孟子对此轻蔑一笑。他不需要这个，他需要的是实现自己理想抱负的王道乐土。
破镜难以重圆，有裂痕的婚姻靠乳胶粘不住。
他再次启程。公元前三一二年，他落落寡欢地离开了齐国，决定回到故乡，狐死首丘。离开齐国边邑昼城后，他仰天悲叹：“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
在外飘零了三十五个春秋的孟子，回到了故乡。如同晚年归鲁的孔子，此时的孟子已经清楚知道，自己的政治主张不会被任何诸侯采用，于是蛰伏书斋，不复出游。“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孟子·尽心上》）这个“以身殉道”，对垂暮之年的孟子而言，就是边进行学术整理工作，为往圣继绝学，述孔子之意，边开馆授徒，阐述其思想学说。
在这里，他找到了人生最后的一份快乐。
“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孟子·；尽心上》）此时，耄耋之年的他已绝无可能再有父母俱存的快乐，但仰不愧天，俯不怍人，他已经做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也已经实现，他该掀须一笑了。
带着他“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的独有快乐，这个智慧的老人于公元前三〇五年与世长辞。
八
孟子的学说体系建立在性善之上，他认为善是人的基本自觉。
这种自觉表现在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及是非之心四端。道德价值的自觉与生俱来，即人心本善。人之所以不善，是受私欲蒙蔽。因此，人应放弃私利，建立良好的个人道德观。
由此，人必须靠自我修养及发挥善性的功夫，以全力扩充存于自家内心的善端，通过“尽性”，培养浩然之气，使人成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
孟子主张须先有仁心，然后方有仁政。而仁政的具体表现，就是实行王道，为民制产，反对霸力。
他认为现实世界是道德的世界，道德根源背后的标准是天，天命在于民心而不在于君主。“诸侯危社稷，则变置”，若君主无道，人民便可推翻他。
从中可以看出，分别凸现在孟子学术思想体系和人格精神禀赋之中的两个字眼：一是贵民，一是傲岸。
这两项特质，几乎在他一生的行为与言语中俯拾即是。
他努力要成就一种具有狂者胸次的大丈夫人格，以天下为己任，肩负道义，坚定不移。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这是他一句惊世骇俗的政治宣言。
与齐宣王讨论“汤放桀，武王伐纣”时，齐宣王问：“臣弑其君，可乎？”孟子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地慷慨回答：“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把不仁不义、残害百姓的商王纣称为一夫，称周武王推翻商纣王，并非犯上作乱的弑君行为，而是为民除害。
齐宣王问卿时，孟子更是石破天惊地说贵戚之卿是：“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齐宣王闻之，立刻“勃然变乎色”。
在齐是否伐燕问题上，生气的孟子甚至在得知齐宣王准备召见自己时，故意称病不朝。第二天出门吊东郭氏时，齐王派人来问病，孟仲子派人半路上阻拦孟子，劝他去见见齐王。傲岸的孟子不但不去，干脆不回家，躲到景丑家留宿。景丑也指责他，君臣之间应该主敬，我怎么只见齐王敬你，不见你敬齐王呢？
孟子的回答是，齐国没有一个人向齐王讲仁义，不是因为仁义不好，是他们认为不值得与齐王谈，这是对齐王最大的不敬。我却进献尧舜之道，所以在齐国没有人能像我这样尊敬齐王了。
但是，齐王有富贵，我有仁；齐王有爵位，我有义。天下最尊贵的东西有三种：一是爵位，二是年齿，三是德行。齐王怎么可以因为他有爵位和富贵，就轻慢有年齿和德行的我呢？于是他提出：“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而自己，就是不应召的人。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还有，他骂梁惠王：“不仁哉，梁惠王也！”骂梁襄王：“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甚至炮轰一切，指责春秋五霸及当今诸侯、大夫：“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诸侯之罪人也。”
当学生景春认为，公孙衍、张仪这样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息的人应该是大丈夫，孟子厉声反驳说：“是焉得为大丈夫乎？子未学礼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他甚至当面向齐宣王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这是杀伤力多么大的一句话！
隔了足足有一千七百年之久，到明朝洪武五年，朱元璋闲览《孟子》时，在《离娄》中读到了它，朱皇帝立刻怒不可遏，恶狠狠地说：“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耶！”当天就下令将孟子逐出文庙，不得配享孔子。
公元一三九四年，朱元璋又命翰林学士刘三吾对《孟子》进行删节，将孟子重民轻君的大不敬之处删掉八十五条，编就了一本删节版的《孟子节文》。
蔑视君权，傲视王侯，当然是孟子“贵民轻君”的思想使然，但更重要的却是他胸中真力弥漫的浩然之气在发力。
“万物皆备于我”，“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这自然形成一种浩荡深浑、至大至刚、独与天地自在精神相往来的人格。
他的生命本体中就植入了所向无敌的绵绵力道。
即便是在离齐归乡的路上，他仍无视自己年已八秩的寿考，没有去想这已是自己向世界告别的时分。他极为自负也极为自傲地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
他用豪情满怀、充盈天地的人格魅力，感染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志士仁人。
九。
一路宣扬王道，一路应驳辩难，口干舌燥的孟子，似乎自己都认为说话太多，有些喋喋不休。
他自我申辩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不得已，就是因为“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
但不得不说，他是一个一流的辩论家，思采、文采、辞采、口才均属超凡绝伦。
秉承述而不作的古风，为推行王道仁政，建构儒学道统，一方面用他擅长的近比远譬向诸侯大夫或娓娓道来，或厉声呵责；一方面用他绵密的思维、善辩的口舌，向杨、墨、农家等学说进行批判，回应各种非儒学派的质疑和责难，廓清儒学发展的障碍。
他在儒学发展史上所起的承前启后作用，至大至伟。
韩愈说：“扬子云曰：‘古者杨、墨塞路，孟子辞而辟之，廓如也。’夫杨、墨行，正道废。孟子虽贤圣，不得位。空言无施，虽切何补。然赖其言，而今之学者尚知宗孔氏，崇仁义，贵王贱霸而已。其大经大法，皆亡灭而不救，坏烂而不收。所谓存十一于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无孟氏，则皆服左衽而言侏离矣。故愈尝推尊孟氏，以为功不在禹下者，为此也。”
程颐说：“孟子有功于圣门，不可胜言。”
自韩愈的道统论给孟子点定确切的坐标之后，孟子应有的学术形象和学术地位才得以渐渐理清。
宋神宗熙宁四年，《孟子》一书开始被列入科举考试科目之中。
元丰七年，孟子走进孔庙，配享孔子，宋儒开始把《孟子》从子书升格为经书。
继之，是学界中一场长达百年的贬孟与尊孟争论。司马光就曾著《疑孟》，认为孟子“鬻先王之道以售其身”，不是贤人，是忍人。
直到南宋时，朱熹写就《读余隐之尊孟辩》，拨云见日，一切非难孟子的哓哓之论才告停息。朱熹后来将《孟子》编录《四书》之中，从此，孟子站在了孔子身后，《孟子》则走上了所有读书人的案头。
一个东方的亚里士多德，就此定格。
